图为新昌大佛寺。 马骏 摄

　　凡尘之中，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的新昌大佛，穿过时空的迷蒙烟雨，在晨钟暮鼓声中遗世独立了一千余年。大佛鸿姿巨相，宝像庄严，慈眉善目，吸引着万千信众不远千里，披尘而来。

　　如今，大佛依旧延承古时盛名，在流水山涧之中佛音绕梁。作为六朝时期十八高僧、十八高士的聚集地，新昌早已被佛教界公认为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发祥地。近年来，依托佛教文化的影响力，新昌积极推进新一轮佛教中国化建设，走出一条有新昌特色的自我发展之路。

　　佛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

　　佛教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与儒家思想相融合，加上渐次渗透的道家思想，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东晋时期，佛教较为流行。彼时的新昌则是东晋学术中心——支遁、竺道潜等大批高僧接踵而至，在剡东（新昌）建寺，同时吸引王羲之、孙绰等大批高士来此隐居。

　　“格义和般若学的产生，是佛教中国化初期的重要标识。”新昌白云书院院长徐跃龙如是说道。他解释道，所谓“格义”，就是引用中国固有的思想和概念来比附解释佛教义理，以使人们更易理解并接受佛教。

　　无独有偶，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执行所长、专职教授张风雷也提出：“若无格义方法之运用，佛教这种外来的宗教思想文化，是否能够在本土固有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国社会生存并发展起来，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恐怕还是一个大大的疑问。”

　　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通过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寻找佛教与传统文化在义理上的一致性实现了民众对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的认可。

　　以新昌（剡东）为例，十八高僧、十八名士聚集于此，关于佛教般若学的创立在此荟萃，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佛教文化，以儒道的理论来比附佛教义理的方法助人理解佛教义理，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开启了佛教中国化之门。

　　佛教中国化的“新昌路径”

　　众所周知，新昌与佛教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

　　新昌地处浙东，秦时属会稽郡，古称剡东。魏晋时期，成为中原士族，躲避战乱，隐逸遁世的绝佳之地。竺道潜、支遁等十八高僧和王羲之等十八名士胜会于此，更使天姥沃州名闻遐迩。

　　图为新昌大佛寺。 马骏 摄

　　“新昌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发祥地。”新昌大佛寺佛教文化研究会成员释正涵如是说道。他解释道，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比较多元，前期经典的翻译也比较零散，且不成完整体系，“到汉末，以小乘佛经为主，其中以安世高翻译的《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修行道地经》等为代表，但因为义理、文字、语言生涩难懂，所以没有广泛地流通与传播。”

　　所谓佛教中国化，就是将外来的佛教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走切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历史上，新昌高僧如云，创宗开刹，著书立说，留下不少足迹，佛教大乘般若学‘六家七宗’中有‘六家六宗’的创始人同一时期活动于新昌。”释正涵表示，雪泥鸿迹，数不胜数。

　　从历史追溯至今，新昌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发祥地，早已成为佛学界的共识。

　　厚植佛教文化“走出去”沃土

　　不过，纵使新昌的佛教文化这坛“酒”酿得再香醇，酒好也怕巷子深。新昌县民宗局局长叶钟认为，在打造新昌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发祥地的过程中，不断挖掘新昌佛教文化内涵固然重要，但“吆喝”也得喊得响。

　　近年来，新昌县依托深厚佛教文化底蕴，有效融合佛教文化资源，以文化为媒介，以活动为载体，以中国化为方向，每年一个主题，举办系列活动。

　　图为新昌大佛寺。 马骏 摄

　　以中国（新昌）大佛文化节为例，2015年，新昌县与浙江省佛教协会、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联合主办了该活动，活动设佛教文化书画展、中日佛学会议、智者大师纪念堂落成典礼、学术座谈及祈福圣典晚会等五个活动。

　　事实上，新昌定位并不局限于一隅。叶钟表示，借助于佛教文化这一流通于全球的世界名片，新昌也开展国际化的交流互动，将浓郁“酒香”引至深巷外。

　　图为新昌大佛寺。 马骏 摄

　　12月16日至17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2018中国·新昌—佛教中国化重要发祥地研讨会将在新昌举行。

　　“通过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播新昌地方文化，彰显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确立新昌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重要发祥地地位，探索实践新时期下中国佛教的传承发展之路。”叶钟强调，此次研讨会将为未来宗教中国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来源：中新社浙江分社

　　记者：林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