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长久以来,七月一直被认为台湾人认为是鬼月,是不吉祥的月份,料想是从道教中元普渡开鬼门关的思想演变而来,加上明朝时期官方的推波助澜。使得农历七月成了一个「诸事不宜」的月份,不可出门、不可开刀、不可结婚、不可购屋、不可搬家等等;民间的七月,仿佛「鬼影幢幢」,加上普渡大拜拜的需求,变成大肆屠杀牲畜的可怕月份。事实上农历七月十五日是佛教的「盂兰盆节」,是「佛欢喜日」,而七月在佛教里就像是中国的新年一样,是欢喜、庄严又神圣的。

 

「盂兰盆节」的缘起

 

印度四月到七月是雨季,使得毒蛇虫蚁的窝穴常常因为被大雨淹没,而让毒蛇出没频繁,释迦牟尼佛为避免出家人在此期间托钵时,被毒蛇虫蚁误伤(或是误伤了毒蛇虫蚁),或遭大水冲毁钵具衣物,故制四月十五至七月十五为「结夏安居」,也就是利用这三个月让出家人专心的闭关修行。释迦牟尼佛因七月十五日解夏出关当天,会有许多弟子在修行上有进步,甚至有许多弟子证得圣果,超出轮回,故而欢喜,故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佛欢喜日」。[1]

结夏安居
农历四月十五起后的三个月是佛教结夏安居的日子

「盂兰盆节」就是在这个时空背景所出现的节日。「盂兰盆」(梵语:Ullambana)来自佛经「目连救母」的故事,其音译自梵语,原意为 「救倒悬」,即解救在地狱里受苦的鬼魂。当年佛陀弟子中一位叫目犍连的比丘,他神通广大具足六大神通,一日以天眼通,观到自己今生的母亲,在饿鬼道中,腹大如瓮,咽喉似针孔,任何食物滴水不得入口,目犍连尊者,不忍见其母受苦,即用自己神通力救助母亲,但食物一入口即化为火炭,目犍连尊者痛苦悲泣,乃求助于佛陀,佛陀慈悲地告之其母不信因果,谤佛骂僧,不敬三宝而遭此的果报,只靠他一人的力量无济于事,唯有仰仗十方僧众的威德神力方能救度。[2]方法就是在农历七月十五日的「佛欢喜日」以百味饮食、医药、坐(卧)具放在盆子中,供养这些僧众,而供僧的功德不但已故父母,六亲眷属能出三恶道之苦,若父母在世,亦衣食丰足,福寿康宁,万事吉祥,[3]这就是真正孝顺。而此供僧的盆即叫「盂兰盆」,此日亦算是上报亲恩之日,这个日子便被称之为「盂兰盆节」。佛教传入中国后,便遵循佛制以农历七月十五日盂兰盆节。据《佛祖统纪》记载,梁武帝始设坛举行盂兰盆法会。[4]


目连尊者送饭给母亲,怎奈食至口内确化成了火炭

传统的中国七月

 

上述的故事纪载在《佛说盂兰盆经》里,而这部经典在西晋时被翻译传入了中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传统中国的农历七月活动,首先在先秦时期,农历七月是属于天子祭祀的月份,在清朝孙希旦所撰之《礼记集解》中记载:「是月(七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修宫室,坏墙垣,补城郭。」[5]这段文字说明了,秦汉之前农历七月百姓农忙结束后,会在七月秋收后的第一个十五,以刚收成的新谷祭祀祖先,感念祖先的恩德。并趁此时修筑堤坝城墙等设备。而七月是民间丰收欢庆的月份,故特别吉祥,并没有所谓「鬼月」的活动。

到了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由盂兰盆会成为官方的重要活动。在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第一次出现了七月十五节日的记载,其中提到:「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6] 而道教中上元、中元、下元分别为天官大帝、地官大帝与水官大帝的生日,故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和十月十五三个月圆之日是三官信仰的重要节日。在三官的信仰中「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而地官即是中元大帝,他会在七月十五日这天普度众亡魂,为人间赦罪。唐朝时,民间继承了此一民俗传统,开始渐形成了礼拜诸佛、祭祀祖先的民间活动,并且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

       宋代时期,从文献记载中如《岁时广记》《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等,可以发现本土的道教活动「中元节」逐渐取代了「盂兰盆节」。虽说如此,仍可从从宋朝苏东坡《前赤壁赋》中得知,苏东坡与朋友泛舟与赤壁之下,亦不见鬼月禁忌。直至清朝,脍炙人口的小说《红楼梦》中,还出现了在七月份大张旗鼓、广宴宾客地为祖母祝寿的记载,[7] 可知,清朝初年中国并无鬼月禁忌的相关习俗。

 

鬼月的由来

鬼月的真正由来,是源自五胡乱华与历代战乱人们逃离家乡,无法在故乡祭祀先祖,便在门口设供遥祭,同时也祭祀在此地别人的祖先,期望在故乡的祖先也能受他人祭祀,后来甚至演变为闽南人「拜门口公」、「好兄弟」的习俗。再者,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年幼时曾于佛门出家,后来靠著以宗教为名的红巾军夺得江山,使他知道 掌控宗教是维持江山稳定的最要利器之一。为了稳定政权,他在登基后颁布了《明太祖正神名号诏》,以《礼记》中的「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其礼既同,其分当正。」来传达其基本的治国理念,[8]把宗教变成维持政权稳定的利器。因为他知道,一旦没了宗教信仰的约束,人民就很容易受煽动而起兵造反。于是他利用地狱的信仰,来塑造天子的权威。首先宣扬酆都为阴间京城,其中阎罗天子便是天子的化身。而阎罗天子便是阴曹地府的统治者,阎罗天子所居之处,便是鬼城的最高行政机关。[9]绘声绘影地将阴曹地府与人间做了连结,拉近了人间与地府的距离,借此告诉他的子民:「活著时天子虽然不一定能时时刻刻的监视人民的一举一动,但死后必然会经过地府的审判,届时一切对天子的不忠,将会毫无保留的在地府呈现出来。」并用官方的力量,在四川酆都(现今四川丰都县)建立人间鬼城,借由酆都鬼城一说来管控人民。

    后来经由明朝小说的夸张渲染,[10]与有心人士的推波助澜。[11]于是鬼城的信仰得到了官方、佛教、道教与读书人等的宣扬,而深植人心,七月也渐渐形成了不祥之「鬼月」。此一「鬼月」的习俗,在清朝入主中原,明朝灭亡之后便从华人世界中销声匿迹了,只剩下早期明朝时期的东南亚移民,与跟随郑成功来台的明朝遗民延续了明朝的「鬼月」思想,至今仍深深地影响著的南洋一带与台湾社会。

 

结语

 

由上文可知,农历七月无论在中国民间或是佛教思想传入之后,都是清净庄严、欢喜庆丰收的月分,就如同原住民朋友的「丰年祭」一般值得欢欣鼓舞。到了明朝之后,却变成了「鬼影幢幢」,诸事不宜的灾厄之月;使得原本的供养清净僧众、报答亲恩的神圣仪式,变成大开杀戒、宴请鬼神习俗,不但违背佛陀的慈悲教化,也辜负目犍连尊者劝化世人行孝的原意!

 

[1] 佛光教科书「结夏安居」之词条解释,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schbook.aspx,检索日期:2016/8/13

[2] 西晋竺法护译,《佛说盂兰盆经》:「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大目犍连始得六通,欲度父母,报乳哺之恩。即以道眼观视世间,见其亡母生饿鬼中,不见饮食,皮骨连立。目连悲哀,即以钵盛饭,往饷其母,母得钵饭,即以左手障钵,右手搏食,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连大叫,悲号涕泣,驰还白佛,具陈如此。」

[3] 西晋竺法护译,《佛说盂兰盆经》:「佛告目连:『十方众生,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时,当为七世父母及现在父母厄难中者,具饭、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锭烛、床敷卧具、尽世甘美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众僧。当此之日,一切圣众,或在山间禅定、或得四道果、或在树下经行、或六通自在教化声闻缘觉、或十地菩萨大人,权现比丘,在大众中,皆同一心,受钵和罗饭,具清净戒,圣众之道,其德汪洋。其有供养此等自恣僧者,现世父母、六亲眷属,得出三涂之苦应时解脱,衣食自然;若父母现在者,福乐百年;若七世父母生天,自在化生,入天华光。』」

[4] 《佛祖统纪》卷三十七载:「大同四年,帝幸同泰寺设盂兰盆斋。」

[5] ()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十七《月令第六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467

[6]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46

[7] 侯桂新(编撰)(2007)。红楼梦。台中市:好读出版。第四册 176-177页。

[8] 滨岛敦俊(1995)。朱元璋政权城隍改制考。史学集刊。第4期。7-15页。

[9] 赖祥蔚(1999)。朱元璋对宗教的基本态度与政治运用。宗教哲学。第五卷第四期。73-83页。

[10] 明朝吴承恩所写的《西游记》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太宗地府还魂〉:「铜蛇铁狗任争餐,永堕奈河无出路。诗曰:时闻鬼哭与神号,血水浑波万丈高。无数牛头并马面,狰狞把守奈河桥。」

[11] 例如:篡改李白诗「下笑世上士,沉魂北酆都」,原句见《全唐诗•卷 169‧访道安陵遇盖还为余造真箓临别留赠》,其实是「下笑世上士, 沉魂北罗酆」,可见后人有意篡改了李白原诗,借李白之名来提高「鬼城」 的历史地位和它的「可信度」。

 

                         (转载请刊登作者与出处---作者  果强)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