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道家的出现

可能很多人对黄老道家有点陌生，但在魏晋之前，它才是道家正统思想，它和其它诸子一样，也以治国安邦为己任，并首先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概念，把学术和现实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使先秦学术摆脱了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窠臼，开始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并在治国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在春秋战国乃至后来的两汉时期，黄老派不但是道家学派中的正统，而且在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在战国晚期甚至形成了「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当时，不但出现了慎到、田骈、接子、环渊、彭蒙、宋磝、尹文、太史儋等许多著名的黄老学者，而且还有《管子》、《鹗冠子》、《吕氏春秋》、《文子》、《黄帝帛书》、《杂黄帝》等一系列讨论治国理论的辉煌巨著问世，根据汉代学者刘向在《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到了汉朝时期，道家共有「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虽然比儒家「五十家」少了17家，但又比儒家的「八百三十六篇」多了127篇，而且《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道家书籍，多是依托上古圣君名相，讨论治国安邦之道的黄老道家，比儒家入世更深，只是后来，汉武帝「独尊儒家」，入世的黄老派才逐渐衰败，人才大量流失，著作大多亡佚（《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道家书籍留存至今的不到15%），到魏晋玄学兴起，老庄派取代黄老派成为道家正统，

既然黄老道家历史上如此辉煌，那么它的思想主张是什么呢？总起来看，主要有杂采、因循、法治、用众几个方面。

首先看杂采和用众。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

黄老道家就是杂家，其治国的重要理念就是「杂釆」，即以道为主，「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兼容并包，择善而从。

那么，道家又是怎么跟杂家联系起来的呢？这其实与道家无为理念有关，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吕氏春秋·用众》则明确说：「无为，所以用众为也，无智，所以用众智也，无能，所以用众能也。」为了通俗地说明这个问题，《吕氏春秋》还说：世上没有纯白的狐狸，却有纯白的狐裘，原因很简单，用了众白而已。所以治国也要靠众智众能，杂采百家。黄老道家另一个代表人物一一慎到，则把杂采与道家齐物的概念联系起来，他认为，万物都有它们肯定的一面，也有它们否定的一面，有所挑选必然不会周全，有所教化必然会出现盲点，所以应该像大道那样，平等看待各种事物和学说，也就是说，黄老道家治国，既反对法家禁绝百家，也反对儒家攻乎异端，而是力图超出门户之见，取长补短、「集腋成袭」、兼容并包。所以《管子》、《吕氏春秋》、《文子》、《淮南子》等很多道家著作都被后人列入杂家的行列，不过黄老道家的「杂采」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始终以道家思想为主干的，正如胡适所说：「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

再看黄老道家治国的核心策略和手段——「因循」，虽然各个黄老道家的说法不尽相同，但他们普遍都认为万物和万民都是自为的，因循就是不违背万物和万民的本性，随著万物和万民的自为「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靠万物和万民的自化无为而无不为；联想到王弼「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的说法，应该说，因循不过是道法自然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因循守旧，而在黄老道家的治国实践中，因循表现为因俗简礼，尊重人性，因时而动，因物变化。而这一治国原则，在姜太公那里，表现为"因其俗简其礼"，在明代李贽那里是「因乎人者」，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的至人之治。在民国杨增新那里，则是顺其自然因其民俗，无为而治，在西藏外蒙都脱离中国的乱局中，成功地将新疆留在了中国

至于黄老道家的「法、术、势」等治国策略和手段，虽然后来成为了君主专制的手段，但它们本身是中性的，君主可用，民众也一样可用，尤其是今天，法术势已经不是君主的专利，而是民众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必备工具。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早在战国初期，由于现实政治的需要，黄老道家就确立了「道生法」的原则，不但说明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来源，而且为道家思想治理国家铺平了道路，比如《黄老帛书》中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法立而弗敢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后来，慎到等人继续在这一领域耕耘，以致于后世的学者以道法家来称呼他们；战国后期，鹗冠子等人又对立法问题进行探索，使这一问题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而黄老道家的这些观点，又都被当时的法家所吸收和借鉴，成为秦国崛起和统一全国的指导思想。但是，法家强调依法治国，仅仅是把法律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而「道生法」的理念，则被他们架空和悬置起来，以致于恶法横行，民怨沸腾，最终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西汉王朝建立后，统治者认真吸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重新启用黄老道家治国。他们一面全盘接受前朝的法律制度，并任用循吏来严格执行这些制度，坚持了依法治国的原则；另一面又回到了「道生法」的立场，不断用道的原则修正前朝的法律，宽刑简政、休养生息，终于造就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盛世——文景之治。后来，黄老道家巨著——《淮南子》在总结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说：「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法籍礼仪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而这就直接触及到了现代政治的灵魂——宪政。

我们还可进一步看看黄老道家对法治的论述，比起法家的理论和现代中国的法治理论，不知先进多少倍：

1、道生法。2、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3、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3、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程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4、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

5、治国无其法则乱，宗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

6、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7、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剬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8、有法而不用，与无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

黄老道家和法家都讲究「法术势」，都是「人君南面之术」。但是，黄老道家和法家有四大区别：

1、黄老道家主张道生法，君主也要依法行事（自引以绳）法家主张法自君出，君主不受法律约束2黄老道家主张因循人性，按人的天性治国，即因俗简礼；法家主张利用人性的弱点控制民众。3黄老主张宽刑简政，法家主张严刑峻法4黄老道家主张齐同万物兼容百家，法家主张禁绝百家。

黄老道家的先进性不但体现在理论上，还体现在实践上。战国时期，魏国儒法并举，最早开始变法，后被以黄老道家治国的齐国打残。秦国商鞅变法后，以法家治国，后世评价甚高，但当时桑丘之战，齐国大胜秦国，黄老压倒法家。只是后来齐闵王作死，对内背离了黄老路线，稷下学宫黄老学者大量流失，对外则四面出击，屡次背盟，五国伐秦遂成五国伐齐，济西一战，齐国直接被打废。而秦国后来能战胜六国独霸天下，也不是法家一家的功劳，这里黄老道家也起了关键作用。且不提法家对黄老道家的借鉴和抄袭，单说吕不韦刚刚执政时的秦国，当时，经历了长平之战，加之法家长期严刑峻法，秦国国力疲惫，下层民心不稳，上层勾心斗角，而其它六国则在赵国的悲剧面前，逐渐联合起来，对秦国形成了极大威胁。吕不韦执政后，实践上采用因顺民性、休养生息、宽刑简政的黄老术，并开放了商鞅变法以来取缔的商业，使秦国重新恢复了生机，获得了继续统一中国的能量。理论上，吕不韦组织人员，以道家思想为指导，杂揉其它各派思想，写出了黄老巨著《吕氏春秋》，为统一后的天下提供了治国蓝图，可惜秦始皇因为权力斗争和政见不合，抛弃了黄老拥抱了法家，不然也就没文景之治什么事了。

即使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后，黄老道家的治国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大多数时候，统治者像汉宣帝说的那样，是「霸王道杂用之」。即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因为统治者的无为而治仅限于经济和文化），像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这样的君主，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改革开放初期，香港金庸先生就对邓小平说：「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是盼望国家领导人『清静无为』。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无为』，要『有为』。但领导人心境清静一些、工作清静一些，还是好的。」邓小平当时也认同这种看法，说：「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要全国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社会发展有好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也基本上暗合了黄老道家的执政理念，并造就了此后几十年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文化也有了初步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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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1日，杜鲁门所在的布莱尔大厦遭到来自波多黎各独立党成员科拉佐和托雷佐拉的袭击，警察和刺客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最终刺客一死一伤，警卫一死多伤，杜鲁门安然无恙。

至少有两桩事情可以证明杜鲁门是一个幸运的人：由于罗斯福总统在任期间突然病故，他幸运地由副总统直接登上了总统宝座；身为总统，连遭多次暗杀却都毫发未伤。作为世界上唯一使用过原子武器国家的领导人，杜鲁门经历与制造了许多世界大事，并被学者们视为最出色的美国总统之一。

政治领袖遭到暗杀袭击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美国第33任总统杜鲁门也没能例外。在他的任期内，他经历了两次暗杀事件，不过最终都有惊无险，躲过了死神的召唤。

第一次暗杀未遂事件发生在1947年夏，杀手的手段并不高明。那天，白宫收到了若干个8寸宽、6寸长的奶黄色封皮信件，收件人是总统和白宫班子的几个成员。其中一个较小的信封上写有「密件亲启」的字样。白宫邮件室对这类信件有一定的警惕性，于是将它们交给了特工处。特工处的拆弹专家仔细研究这些信件，发现在信封的第二层封皮里装著炸药，以及在开启信封时会使炸药引爆的一个光电池和一根雷管。拆弹专家很快拆除了引爆装置，避免了一场谋杀案的发生。后据调查，此案系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恐怖主义团体「斯特恩」帮所为。

对在杜鲁门身边工作的特工来说，杜鲁门对自己的安全实在太缺乏保护意识了。他总是随性而为，丝毫不把有可能的威胁放在眼里。杜鲁门总统安全意识的淡薄让白宫勤务局颇为头疼，为此不得不对他的安全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杜鲁门对此却感到很不习惯，觉得特工人员对他盯得太紧了，不过这种态度在1950年11月1日以后终于改变了。

那一天，杜鲁门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杀事件。1950年对杜鲁门来说是一个灾难年

那年的6月20日半岛战争爆发后，杜鲁门下令美国军队参战，而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出兵半岛。中国军队的参战让杜鲁门感到十分忧虑，他开始担心中美交锋的后果。

而同一时间，在美国的后院，加勒比海上的波多黎各也发生了骚乱。波多黎各独立党为了反对美国的殖民统治，同美国支持的波多黎各政府军作战，试图武装夺取这个国家的亲美政权，将美国殖民者赶出波多黎各。但仅有1500人的队伍很快被政府军镇压了下去。几十年来，美国对波多黎各这个加勒比海的小岛一直进行著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在美国国内有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波多黎各在什么地方。于是，波多黎各独立党成员奥斯卡·科拉佐和格雷尔·托雷索拉决定去华盛顿进行一些宣传或者示威游行，以引起美国人民的注意。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美国人才会知道波多黎各现在没有政府，没有波多黎各人民自己的政府，而他们需要它。

两人经过反复讨论，认为能引起公众最大限度注意的办法就是袭击总统。经过一番化妆后，两人离开波多黎各，踏上了去华盛顿的火车，准备暗杀杜鲁门总统

11月1日上午，科拉佐和托雷索拉来到白宫附近，发现杜鲁门总统并没有住在白宫。经过四处打听，他们得知由于白宫正在修缮，总统一家搬进了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大厦里。布莱尔大厦是美国第一任军医局长詹姆斯·洛弗尔博士于1824年建造的，后来卖给了弗朗西斯·普雷斯顿·布莱尔。布莱尔家族曾经在这里款待过住在街对面的多任总统。1942年，布莱尔一家为了使这座房子成为家族历史的里程碑，将其卖给了美国国务院。布莱尔大厦陈设十分讲究，居住条件非常舒适。但它也有先天的不足之处，大厦正对著街道，从安保角度而言是十分不利的，因为极端分子完全可以突然闯进楼来，让防卫人员措手不及。

为此，杜鲁门全家搬到这里后，白宫特工处为总统安全设置了三层包围圈。第一层也就是外层，布置在大厦外围，在正面东、西两端和正门的台阶处设置固定岗亭，主要由白宫警察大队负责；第二层设置在大厦里面，包括所有楼道；最里面的包围圈则设置在了总统房间的门口。如此周密的保卫圈让在大厦外寻找下手机会的科拉佐和托雷索拉感到事情有点棘手，但这并不能打消他们行刺的决心，两人最终还是决定在下午的时候硬闯布莱尔大厦。下午1点，杜鲁门总统忙完白宫事情后返回布莱尔大厦，和夫人、丈母娘共进午餐之后，他回到房间里进行短暂的午休。正当杜鲁门在大楼里酣睡的时候，科拉佐和托雷索拉已经在布莱尔大厦外开始了刺杀他的行动。

他们先是观察了周围的地形，然后到十五街和宾夕法尼亚大街的转角处作了简单的商量，决定采取东西夹击的方式，接近大厦正门。分工后，托雷索拉横穿宾夕法尼亚大街来到布莱尔大厦的对面，慢步向西走去，渐渐接近了位于大厦西侧的警卫岗亭。托雷索拉要到达布莱尔大厦入口处前，那个岗亭是必须要经过的地方，此时在西侧岗亭值班的是警员科费尔特。当托雷索拉向西走去时，科拉佐独自留在布莱尔大厦的东侧，开始向大厦慢慢靠近。他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用眼睛盯著他在远处的同伴。他不得不放慢脚步，因为此时他的同伴还没有走到预定位置。他们要从东西两侧发起攻击，这就需要他们在时间配合上做到天衣无缝。

科拉佐渐渐接近了布莱尔大厦东侧的岗亭。此时，岗亭里值班警员戴维逊正在和另一位警察博林聊天。也许是博林所在位置挡住了戴维逊的观察视线，科拉佐混在从这里路过的几个行人中间，轻而易举地从岗亭边溜了过去，来到了布莱尔大厦正门的台阶前。守卫正门的是警员伯泽尔，他正背朝著科拉佐，因此他没有看见科拉佐掏出腰中的手枪。就在伯泽尔转头的一瞬间，科拉佐的枪响了，子弹打在了伯泽尔的左膝上。随即，伯泽尔一手按著受伤的膝盖向大街上奔去，一手持枪向科拉佐还击

与此同时，东边岗亭里的戴维逊和博林听到枪响，立即向正在往台阶上跑的科拉佐开枪。科拉佐很快打完了枪内的子弹，在四周枪弹的呼啸声中，他竟然镇定地坐在了台阶上，开始往枪里装子弹。楼前的铁栏杆和石制台阶妨碍了警卫人员的瞄准，呼啸而至的子弹都打在了栏杆和台阶上，科拉佐只被从铁栏杆和台阶上反弹过来的子弹擦伤了鼻子和耳朵。科拉佐装好子弹后又站起来向警卫开火，这次他运气不好，被一发子弹击中了胸口，摇晃著跌倒在台阶上。就在科拉佐发起进攻的同时，托雷索拉也开始了行动。他握紧手枪，对西侧岗亭里的科费尔特扣动了扳机。他连发3枪，枪枪命中，科费尔特身受重伤，倒在了地上。眼见第一个目标倒下了，托雷索拉又把枪口对准了正向大厦西边地下室走去的警员唐斯。托雷索拉枪法十分精准，他向唐斯开了3枪，也是枪枪命中，唐斯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倒在了血泊中。然后，托雷索拉试图去援救被围攻的科拉佐，他跑向布莱尔大厦前的草坪，向已经中弹、正在瞄准科拉佐的伯泽尔开了一枪，命中了他的右膝。伯泽尔双腿中弹，无力地倒在地上。

枪战很快进入白热化阶段——这场可怕枪战中最后的、也是最激动人心的场面。打完子弹的托雷索拉停下来往枪里装子弹，这时，身中3枪躺在西侧岗亭地板上的科费尔特，在临近死亡的时刻，拖著身子爬出岗亭，用尽最后力气举枪瞄准了托雷索拉。子弹击中了托雷索拉的头部，托雷索拉重重跌倒在地上。

这场试图谋杀杜鲁门的枪战前后共持续了3分钟。枪战平息后，人们开始向布莱尔大厦围拢过来，只见大厦前的人行道上到处躺著流血的人。两名刺客中，托雷索拉已经被击毙，科拉佐则身受重伤。白宫警察科费尔特已经殉职，伯泽尔和唐泽身受重伤。

这场短兵相接的惊险战斗结束后，华盛顿开始谣传总统已经遇刺身亡的消息。下午2点50分，杜鲁门从布莱尔大厦后门上车，准时出现在了阿灵顿公墓举行的迪尔元帅雕像落成仪式上。他的出现让一切谣传不攻自破，在仪式上，他显得十分镇静，表示身为总统，必然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话虽如此，可杜鲁门还是受到了不少惊吓。

经过这次事件，杜鲁门一改以往固执的态度，十分配合特工处对自己安全的安排。从布莱尔大厦到白宫办公室那段路，他不再徒步过去，也不在华盛顿大街上散步锻炼。此后，他的汽车总是在布莱尔大厦的后门等著他，然后绕道把他送到白宫的西南门。刺杀事件发生后，白宫西街的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合用的办公楼之间的那条街，永远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行，普通人休想在布莱尔大厦前面的人行道上闲逛。这是杜鲁门经历的最为惊险的一次暗杀。暗杀虽然没有成功，但枪战的惨烈程度是暗杀史上极为少见的。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的结果，也让杜鲁门很长时间内都心有余悸

除了对外的反共之外，杜鲁门政府在国内还针对共产党展开了歇斯底里的打击活动。与苏联盟友关系破裂之后，美国共产党及其所属的工会首先成为杜鲁门政府打击的对象，共产党人和一些工会活动遭到排挤和诽谤，一种猜疑、恐惧和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政治舞台上。那时，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称共产党人已经渗透到美国的各个角落，国家面临著实现「共产党人可怕阴谋」的威胁，共产党人在竭力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共产党人所办的《工人日报》对胡佛的言论做出了回击，称胡佛追随纳粹党人的榜样来反对共产党，他企图把一切支持进步思想的人、一切和平与民主人士都扣上「共产党代理人」的帽子。而国会却对胡佛给予了表扬，宣称美国近两年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根除共产主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只有采取揭发、解释和追查的手段。而追查恰恰就是联邦调查局的职能。此后，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家被传到国会进行讯问，联邦调查局对这些人都设立了个人档案，其中不乏用恐吓和欺骗手段制造出来的「黑材料」。

1947年3月21日，杜鲁门又颁布了审查国家公职人员「忠诚」的第9835号行政令，旨在对250万以上的国家公职人员进行专门的政治可靠性审查，以把共产党人和工会积极分子从中清洗出去。为此，国会专门拨款1800万美元。根据联邦调查局掌握的「证据」，到1947年底，已投经有数百个社会民主团体被列入「黑名单」。国会和联邦调查局如此大规模的打击、清洗活动，使美国共产党人数两年内从7万人减少到了4万人。

杜鲁门政府对外实施的一系列反共行动使他在国内变得不受欢迎，在国内进行的打击共产党的行动，使很多无辜的人遭到迫害，增加了国内人民的不满。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杜鲁门在1952年的支持率仅为22%，是有史以来在任美国总统所得到的最低支持率

杜鲁门作为一个受命于危难的总统，他的总统生涯开始得是那样的突然。

起初，他只能在罗斯福「新政」上大做文章，在站稳脚跟之后，他在施政纲领上也提出了不少建议，包括提倡实施全民医疗保险，以及一系列激进的保障民权的立法措施。这些都是他当总统时期实施的「良政」。

杜鲁门还是美国重建时期以来，第一个重新关注民权的总统。1946年，美国本土发生了数宗使用残暴私刑的案件，其中两名黑人男子和两名黑人妇女在乔治亚州的沃尔顿县附近被杀害；另外还有一名刚从二战战场退役的非洲裔美军士兵遭到虐待。这些滥用私刑的案件引起了全社会对民权的关注，并促使杜鲁门在1947年发表了《保障这些权利》的报告。该报告对改革民权提出了10点议程，包括将私刑列入联邦罪行。

尽管这些改革政策遭到了南部民主党员的强烈反对，以至于在1948年选举的时候，民主党并不打算选杜鲁门为总统候选人。但固执的杜鲁门执意参加竞选，称自己一定能打败共和党强有力的竞争者托马斯·杜威将军。据民意测验显示，当时杜威的支持率要远远高于杜鲁门。杜鲁门凭借必胜的信心和巧妙的选举策略，对竞选对手展开了一轮轮猛烈的攻势。他带著妻子和女儿乘火车在全国旅行，做各种竞选演说，滔滔不绝地讲公平施政，毫不留情地谴责共和党的无所事事。他大肆抨击共和党提出的《塔夫脱—哈特莱法》，因此得到了一些工人的拥护，也深得农民和黑人的支持。选举结果，杜鲁门几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取得了总统连任。

但是他的「良政」并不能抵消朝鲜战争给美国人民带来的愤怒和痛苦，他所实施的一些政策早就已经引起了国内民众和全世界民主组织的强烈抗议。对于民众的不满，杜鲁门心知肚明，在第二个任期开始后没几天，杜鲁门就表示自己不打算在1952年再次参加竞选了。他觉得8年的总统生涯已经够了，为此他决定不再接受下一届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但计划不如变化快，随著后来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杜鲁门的想法也出现了变化

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22号修正案》，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届，但杜鲁门总统却不在此限。因此杜鲁门在是否竞选连任问题上出现了犹豫。

1951年夏，杜鲁门邀请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加入民主党，出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自己当他的副总统，但此建议遭到了拒绝。到了新罕布希尔州初选的时候，由于杜鲁门没有对任何民主党候选人明确支持，自己也没有宣布放弃竞选，结果杜鲁门的名字就出现在了竞选名单上。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纷争以及在任期内实施的一系列内外政策引起了美国民众的不满，杜鲁门的威望越来越低，在新罕布希尔州的预选中，他被党内的埃斯蒂斯·基福弗击败。因此，杜鲁门宣布退出1952年总统选举。由于人民对执政的杜鲁门所属的民主党不满，便把希望寄托在了共和党身上。原来不属于任何党派的艾森豪威尔经过幕后几番秘密磋商之后参加了共和党，并被提名总统候选人。

共和党利用美国民众崇拜「英雄」的心理，大力宣传艾森豪威尔在二战中的丰功伟绩。杜鲁门支持的史蒂文森派一再批评艾森豪威尔没有政治经验，对国际形势缺乏深远的理解，不具备作为总统的智慧和能力。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仍然取得了大选胜利，结束了民主党执政20年的局面。艾森豪威尔的当选，意味著杜鲁门的白宫岁月的结束。

1953年1月20日，杜鲁门收拾行囊，带著家人离开白宫，踏上了返回故乡的列车。

回到故乡独立城的杜鲁门依然很活跃，他四处游历，发表演说，参加民主党的活动；对美国推行的内政外交政策仍十分关心，经常就国际、国内发生的大事发表看法；每逢大选和中期选举，常常为民主党助选。闲暇之余，杜鲁门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并效仿他的前任总统罗斯福，在1957年出资成立了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图书馆里收藏了杜鲁门的生平文献和任总统时的历史资料。1964年，杜鲁门在浴室跌倒，撞伤了额头，折断了两根肋骨。从此，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1972年12月5日，杜鲁门因肺炎引发肺气肿，被送往堪萨斯城研究医院治疗中心治疗，最终于12月26日因器官衰竭而逝世，享年88岁。相比前任总统，杜鲁门的支持率并不高，但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关键时刻扭转乾坤、克服了无数苦难的杰出能力，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在杜鲁门任内发生了不少世界大事，如盟军战胜纳粹德国、下令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结束、联合国的成立、以重建欧洲为旨的「马歇尔计划」的落实、冷战的开始、北约的成立以及半岛战争的爆发等，因此，尽管他背负了不少骂名，但仍有很多学者视他为最出色的美国总统之一

毛主席在刘湛和殷景仁故事里批注「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很明显制造「厉阶」的祸首就是刘湛。

刘湛和殷景仁是一对好友，二人出身相当、资历相当，都曾在先帝麾下效力，又都是新朝初期颇受重用的臣子。

可惜刘湛为人傲狠要强，喜欢「吃独食」揽权柄，得罪了新皇身边嫡系，被挤兑到地方，连任几位皇子的长史，到基层锻炼去了。

而殷景仁留在京中，经数年光阴扶摇而上，一路做到了宰相的高位，深受文帝信任。

人的际遇多由性格使然，性格不变，无论置身何处，遭遇总是相同。

在地方任上，刘湛事事独断，不与同事分权，不许上司插手，甚至连皇子离开驻地半日也须跟他请示，否则就给京里打小报告，皇子在帐中偷温一壶酒暖肚也不可得，于是强烈要求更换长史。

刘湛比皇子更委屈，说好的下基层锻炼，别人早轮岗回京了，凭什么自己还在地方转悠，光阴不饶人啊！

屋漏偏逢天寒，那年刘湛二儿子病死，朝廷制度长史不能擅离值守，刘湛无法扶灵柩回京，情状窘迫。

伸出援助之手的是老友殷景仁，已是宰相的景仁适时向宋文帝提起，以近年朝廷重臣凋零为由，申请将刘湛调入京里任职。

郁郁不得志多年的刘湛，终于一朝翻身，进了中央。

此时京中掌权者是文帝四弟刘义康。

文帝多病，身体不好,于是把朝廷政务，如刺史以下人事任免，刑狱判定等权力放给刘义康处理，自己安心静养。

天子权柄无非是人事和奖惩，两项都给义康，足可见皇帝对他的爱重。

刘义康也不负信任，在殷景仁的卖力辅佐下，朝局安稳，政事和美，刘义康被朝野尊称为相王。

自刘湛回京，皇帝不断赐金嘉奖，一年连跳三级，赏裕优容，信任备至。

刘湛精通典故和治国判例，谈话时分条缕析，令人听而忘疲。

文帝每次留他在宫中聊天，每讲到乌坠西山才放他出来。

能重回中枢，刘湛内心感激景仁，与景仁和平相处一段时间。

就这样，在皇帝优待下，老友的扶持下，刘湛最后严重心理失衡了。

对，你没看错，不是感激涕零，是心理失衡。

在前朝太祖时期，刘湛和景仁是年少才俊，都被期许以宰辅之位。

离京之前，刘湛位次列于景仁前。

这一去数年，景仁已是皇帝最得用的臣子，一国宰相。

而刘湛刚从地方上来，自是无法相比，深自愤抑。

刘湛自恃能力在景仁之上，认为当宰相有什么难的，就像担任汉朝一个县的功曹那么容易。

刘湛不像景仁那样可以随侍在皇帝身边，于是怀疑景仁会在皇帝那里说他坏话，陷入无端猜忌，慢慢心生怨毒。

至于当年的引荐提拔之恩，雪中送炭之德早被抛入九霄云外去了。

这就是所谓的大恩如仇吧！

恰巧相王入京执政，刘湛数年前曾是相王的上佐，当时相王年幼，与刘湛也无大的冲突，有这层渊源在里面，再加上刘湛「遂以旧情委心自结」，刻意迎奉，很快得到了相王信任。

刘湛怂恿相王向文帝告殷景仁的刁状，想借助相王的权势搬倒景仁。

文帝虽然多病，但并不糊涂。

他从未听信相王谗言，反而对景仁多加呵护宽慰。

刘湛在馋陷不成，心生毒计。

他找人扮强盗，想在路上杀死景仁。

皇帝不知何处听到风声，将景仁挪到西掖门的前朝公主府邸居住，那里有禁军环伺，强徒们不敢下手。

此时矛盾已经浮出水面，丑恶真相显现。

景仁痛心的对亲旧感慨：

「引之令入，入遍噬人」，

刚引荐上来，转头就咬人。

史称相王刘义康「素无学术，不识大体」，

不读书，不识君臣礼数。

认为皇帝是自家兄弟，不用在意繁文缛节，任性而行。

文帝喜欢吃橘子，一次宴饮，他随手拿起桌上的贡橘感慨，

「今年进贡的橘子个小味酸，大不如往年」，

相王哈哈一笑，让人去取来自己东府的几筐贡橘，

取来后，皇帝当时就黑了脸，东府贡橘个大味美，远胜宫里。

相王势倾八方，总理机要，四方贡品上等的先送去相王府，「次者供御」，次一等的才供文帝享用。

相王身边聚集了一帮想巴结他来谋取富贵的官员，组成相王党，领头的就是刘湛。

皇帝时常卧病深宫，相王党气焰嚣张。，

作为皇帝心腹的殷景仁逐渐被派斥孤立。

刘湛及党徒们在建康城里放话说，谁敢与景仁交好，就是与他们为敌。

有一个下属的父亲私自找景仁讨官，下属带著全家连夜跪到刘湛府门前，说父亲不懂事，特带全家人来赔罪云云。

过去景仁家巷子里车马辏辐，求情办事的人摩肩接踵。

而今门前冷落、车马稀疏，只剩穿堂冷风。

整个门下省现在无人敢搭理殷景仁。

景仁百般无奈之下，提出「病休」，

这一「病」就是五年。

赶走了殷景仁后，刘湛等人又把主意打到了皇位上。

只有把相王扶上位，才能谋取更大的富贵。

几日前宋文帝心疾复发，差点向佛祖报道。

病重时，文帝授意相王撰写遗诏，相王哭的肝肠寸断，几欲断气。

文帝病势渐缓，得到了尚书仪曹（掌图书事）密报。

说刘湛这几日让人来取晋成帝传位弟弟康帝的先例，不知是何用意？

文帝病重时，刘湛在门下省放话：「国赖长君，太子年幼，怎堪大任。」相王在旁不发一语。

文帝朝堂询问刘湛政务，刘湛以不须殿下劳心为由，敷衍了事，甚至数次当面顶撞。

刘湛在作死的路上渐行渐远。

过去刘湛的马夫把他放到云龙门就散去，因为不到天黑皇帝不会放刘湛出来，如今皇帝巴不得刘湛赶紧走。

相王党乱政行迹很明显，他们眼里只有相王一个主子。

为表「忠心」，相王党里的王球甚至哭闹著推去了太子詹事的任命。

他们打击异己，提拔重用谄媚附和者。

老将军檀道济外任刺史，守卫国土，是北魏人唯一害怕的战神，南朝的国之藩篱。

相王党担心皇帝病死，压制不住檀道济，于是将他诏回京师处死。

檀道济无辜被害，死前怒喊：「你们是自毁长城」，他死后南朝再无力组织北伐，敌国北魏听说后举国欢庆。

桩桩件件可以看出，刘湛并无宰辅之才，实为祸国乱政的小人。

就在相王一党朋比为奸，横行无忌之时，

刘湛嫡母去世了。

按祖制，他必须回乡丁忧，但刘湛走的很犹豫。

去年秋天后，文帝再未踏足过相王府第，兄弟间的再无宴饮欢聚，形迹疏离很明显了，京师政治气氛张。

此时离开政治斗争第一线，他惶恐不安，跟身边人预言要坏事。

某日清晨，在家「卧病」5年之久的景仁，突然安排家人擦拭朝服衣冠，家人都很惊讶。

当天，京里禁军出动，以雷霆之势，迅速逮捕了刘湛及铁杆党羽。

事出突然，相王党毫无防备，因而大乱，党徒们四处奔走。

那个拒绝辅佐太子的王球，鞋都没来得及穿，光脚跑到叔叔家求救。

相王被招进门下省隔阂禁闭。

事出突然，所有人都始料未及，但却是殷景仁与皇帝联手谋划的好戏。

过去五年里，一个神秘小吏常常出入于景仁府邸，有时一天数十次。

因行迹隐秘，世人未曾发觉。

小吏为文帝和景仁传递消息，文帝大小事仍旧咨询景仁意见。

他们谋划多时，隐忍不发，正是静待时机，可以斩草除根。

与白天街巷乱兵扬尘、鸡飞狗跳相比，夜晚的宫城格外静谧。

秋月映空，蟋蟀嘶鸣，一顶竹编小轿把殷景仁从西掖门抬进了华林园。

五年未见的君臣执手哽咽，

终于盼到这一天了，邪恶即将抹去，正义可以昭彰。

皇帝把处理相王党的任务交给了景仁，景仁以乱政之罪将刘湛等人全部处死，

此时距刘湛入京不过短短七年。德不配位，向来自寻死路。

相王被皇帝发配到江州。

临行前皇帝派使者为弟弟送行，

相王问使者：「有生之年还能重归京城吗？」

使者嘲笑这个曾不可一世的相王。「只恨你平时不多读几本书」。

几年后相王在流放地看到了《汉书》里汉文帝和弟弟刘长的故事，掩卷长叹：

「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为宜也」。

几年后，北魏侵宋，宋文帝担心相王被魏利用，遂派人用被子把他蒙杀在住所。

毛主席在刘湛和殷景仁故事里批注「谁生厉阶，至今为梗」，这句话出自《诗经.大雅桑柔》，

意思是「谁制造了祸端，演变成为灾祸」。

我认为祸首是刘湛。

他自恃有才，以怨报德，忘恩负义，以一己之私搅乱朝局，终有此下场。

可让笔者诧异的是殷景仁的结局。

《南史殷景仁传》有个吊诡的描述，在刘湛死后两个月，殷景仁也死了。

死前他看著宰相府大门，突然问堵住大门的那棵树去哪了？府前空空，从未有树。他还问下属，今年京里结婚的男的多还是女的多？

皇帝赐他官位，他满口胡言乱语，无法受领，很快死去了，时人都说是刘湛鬼魂作祟。

作者为何这样写？

历史真相如何？只能在后人的梦里还原了。

1949年长江边上，一声炮响，震惊全世界，当时解放军即将开始渡江战役，在渡江战役主要登陆地区出现的敌对方军舰将对渡江作战构成严重威胁，渡江战役前，解放军即命令配属的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的各炮兵团指定部分炮兵部队,用以执行封锁长江的任务，并下令如果发现外国军舰先警告，如不听警告航行可开火射击。

1949年随著国共内战战场形势的发展，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在南京停泊一艘军舰，准备在局势混乱时为驻南京的英国使馆人员以及侨民提供援助。

尽管知晓国共谈判的最后期限是4月20日，并且也是解放军公告中外国军舰撤离长江的最后期限，英国远东舰队仍然决定派遣紫石英号护卫舰上驶南京，替换此前在南京驻泊的伴侣号驱逐舰。

英国远东舰队之所以在这样一个紧张的局势下无视警告派军舰进入两军重兵对垒的长江水域，是因为认为解放军不敢向英国军舰开炮。

也难怪，至1840年鸦片战争后，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就占去了中国的内河、湖海的随意航行的权利，他们习惯于在中国的内河、湖海上横冲直撞、横行霸道，而不受任何约束

1858年，清朝和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将长江沿岸的镇江、南京、九江、汉口设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船只在长江自由航行，同意外国人进入内地。1876年，清朝和英国签订《烟台条约》，又将宜昌、芜湖开放为通商口岸。1890年，清朝和英国签订《重庆条约》，将长江上游的重庆增开为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在长江雇佣中国船只，正式在内河通商。

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的政府和军队敢在他们面前说一个不字，无论是满清政府，还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否则会无情的遭受一顿炮火打击。

1926年英舰炮轰四川万县;夺走了近千名无辜百姓的生命

1927年英美军舰联合炮轰南京;

1928年日军在济南悍然袭击北伐军，不顾国际法残酷杀害国民政府外交官蔡公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蒋介石含痛忍辱绕道北上。

英国人自恃自己船坚炮利一百多年历史了，他们傲慢地以为人民解放军和满清王朝、民国军队一样，是可以看轻、不屑的!然而，这次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任何妥协!

部署在这里的我军特种兵纵队炮兵第3团，发炮向英国紫石英号警告，英国军舰不听，随即我军两个炮兵连的六门火炮一起开火。

在历时数分钟炮战中，紫石英号舰桥被直接命中，正、副舰长身负重伤，前主炮被击毁，舰体被洞穿，船舵被卡死失去方向控制，紫石英号转向南岸，随后驶入一处浅滩搁浅。

英舰紫石英号随即挂起了白旗，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英帝国第一次向中国军队挂起了投降的白旗!

此次炮战，紫石英号17人阵亡，20人重伤，由于解放军炮兵的榴弹炮缺乏穿甲弹，紫石英号虽多处中弹，但没有致命损伤。

这是后来的电影

解放军面对英舰挑衅毫不退让，就连在长江南岸作壁上观的国民党士兵，都禁不住为解放军叫好。此时，英国政府意识到无法安全带走受伤的「紫石英」号，外国军舰在中国内河耀武扬威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炮舰外交」彻底终结的一天到了。

炮击英舰「紫石英」号，是解放军首次武力对抗西方列强，显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强大决心。该事件经欧美媒体报道后，海内外华人华侨有感于解放军敢于教训在中国内河炫耀武力的外国军舰，西方列强在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炮舰政策」将被彻底画上句号。

解放军给予「紫石英」号迎头痛击，中国的内河不容外国军舰肆无忌惮的闯入。曾经不可一世的皇家海军也碰上了硬钉子，长江上飘扬了100多年的米字旗也不得不黯然落下。西方列强从《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获得的特权，从此被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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