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谁书写的，如果是胜利者书写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历史？ 购买该盐选专栏查看完整 37 篇内容
行界定，如果不把历史的范围限定为正史，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有可能去书写历史，甚至就像 @螺旋真理 所说，包括民族、传统等概念本身就是建构出来的产物，因此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就变成了历史是被建构的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历史」与「建构」的关系？在最根本的层面，就是题主问的历史学目的问题。
在具体展开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有趣的例子，大概在十年之前，伴随著袁腾飞火爆网路，一个新词出现了：「青年历史发明家」，当历史和发明连用时，这个词很明显的表现了对这一类人的嘲讽，然而在今年年初，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样两本书：《发明民族主义》《发明欧洲》，在这里「发明」并不带有讽刺或否定的意义，而是将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探寻、分析了民族一词在法国的形成、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发明」一词的否定意味被消解了。
当然，历史发明家和发明民族主义显然并不是一类事情，所以我们再来接著看一个例子，《发明民族主义》的英文原文是《inventing nationalism》，如果按照直译的话应该是制造民族主义，而这个翻译会让我们很容易的联想到这样两本著作，《制造路易十四》《制造汉武帝》，这两本书从书名结构上完全相同，就连连接的对象都有几分相似之处，但是如果对这两本书有所了解，就会发现他们的具体内容完全不同，辛德勇的《制造汉武帝》一书是对田余庆先生《轮轮台诏》的商榷，他对《资治通鉴》在秦汉史研究的意义进行了批判，进而认为《资治通鉴》中的汉武帝形象是被司马光建构的，甚至可以进一步认为「转向的汉武帝」这一形象也是被田余庆先生建构的，其目的在于否定《轮轮台诏》的主张，但是《制造路易十四》的趣旨则完全不同，他著眼于考察路易十四公共形象的制造、传播与接受过程，从而揭示出旧制度下绝对主义的王室是怎样深入人心的，二者的行文展开之所以不同，本质在于对「历史书写」和「历史建构」的理解不同，更进一步说就是历史学目的的理解不同。
如果认为历史学的目的就是尽可能还原历史事实，那么《资治通鉴》中的汉武帝形象掺杂了太多书写者的个人看法，因此这部分历史书写也就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如果转换视角，将「历史书写」或「历史建构」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那么就会发现，司马光对汉武帝的塑造实际是研究宋代政治背景的重要材料，因此这种被「建构」的历史书写，同样是有价值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并不想批评辛德勇或《制造汉武帝》，而是在我看来，如果确实存在「司马光建构汉武帝形象」这一过程，那么他更应当成为宋代政治史的研究材料，而非秦汉史。
以政治史为例，如果从历史学目的的角度出发，政治史的研究发生过两次转向，对古代社会而言，政治史实际是一种政治事件史，他的研究内容是王朝兴衰等重大历史事件和帝王将相的生平经历，研究对象是政治文书和官方档案，而他的功能则是为国家政治统治提供「资政」材料，基于上述范围，历史学的研究目的也就停留在还原历史真相以及纯粹的「以史为鉴」，直到今天这样的史学观念依然对大众具有深远影响，否则也不会存在类似「如果历史书写是被建构的，那么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这种提问实际上就是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核心目的。
进入近代以后，历史学从帝王之术真正转变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与此相应的就产生了历史学目的的转向，历史学从「政治事件史」转变为「政治分析史」，在这种史学目的下，历史学家不满足于将历史的发展归因于精英人物的行为，而试图从中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脉络，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分期论」「集团论」「政治路线论」，其中最为著名的可能就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论，陈先生试图通过以这样一个集团为线索，梳理从西魏北周到隋唐之际的历史演变，这也成为中古史领域最为重要的理论。
然而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学界开始对这种「集团论」进行反思，「集团论」的范式已经逐渐退出了政治史主流。还是以「关陇集团」为例，近二十年来对这一理论的反思日益增多，这一方面是因为陈寅恪并未对「关陇集团」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造成「一个关陇，各自表述」的乱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陈寅恪对关陇集团的论述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他认为高宗立后【非仅宫闱后妃之争, 实为政治上社会上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决胜负之一大关键】，并进而认为关陇集团的终结是在武后时期，长孙无忌之死是其标志，但是目前的研究证明最迟在唐初，这一集团便已不复存在，无需等到武后时期。
实际上，这种以「集团论」为代表的政治分析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试图以一种结构、规律凌驾于史料本身之上，因此往往无法与史料贴合，甚至可能出现筛选史料乃至以论代史的情形，所以「集团论」如今已经退出了历史学界的主流，但是这并不意味著政治分析史走向了瓦解，我们以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一书为例，在本书中李开元提出了两个重要理论，一个是在结语中强调的「军功受益阶层」理论，一个是在正文提出的「后战国时代」理论，前者试图以军功受益阶层为线索贯穿中国古代史，但是这种尝试很显然失败了，因为他不仅无法解释魏晋禅让、元清的少数民族亲贵，甚至在秦汉史领域，东汉的情形都与西汉不尽相同，这种试图统摄整个中国古代史的框架显然是难以成立的，但是其从田余庆先生《说张楚》一文中提炼出来的「后战国时代」理论，却成为研究秦末汉初的重要视角，这一理论认为在楚汉之际，秦帝国的崩溃同时意味著关东六国重回战国时代的秩序与风俗之中，而汉初到武帝的历史则成为关中对关东完成「再征服」的历史。在这两种理论的对比中，我们会发现虽然那种因果性、结构性的规律已经被淘汰，但是一种工具性、功能性的视角却仍然能成为我们看待历史的切入点。
除此之外，在当前对集团论的反思中我们还要警惕两种倾向：第一，不要让「反思陈寅恪」变成「打倒陈寅恪」，基于实证主义的考证能够检证理论工具的有效性，但同时也要避免将其刻板化，比如对集团论的常见解构方式就是通过指出同一集团成员中在某个事件中做出了不同的行为，据此认为二人不存在共同主张，因此该集团并不存在，但是问题在于，是否真的存在所有成员意志完全统一的党派？即使是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在政治上同样存在分歧，难道雅各宾派也不存在么？第二，反思政治分析史是否意味著要重新回到政治事件史？在如今的反思思潮中，「后见之明」「辉格史学」「追溯合理性」等词存在被滥用的趋势，似乎任何对历史事实成因的分析都会被视为筛选史料，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大量学者以「再现政治过程」的名义，将一系列人所共知的常识掰开揉碎的讲了一遍，这种历史学研究的意义是需要反思的，我十分认同阎步克老师的观点：后见之明是历史学的基本前提，没能运用好后见之明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后见之明本身有问题。
同样的解构在欧洲历史学界同样存在，上世纪70年代，注重实证探究的「修正派」通过对史实的梳理，解构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对大革命史的经典解读，但是与此同时，政治史的另一次转向开始了，这就是政治文化史。与此前的历史学研究相比，政治文化史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点：第一，是研究对象的扩大化，诚然，进入近代以后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就不再限于官方正史，简牍、墓志、笔记小说都成为历史学研究的素材，但主要仍限于流传下来的文字材料，而政治文化史则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扩大到一切相关的文化象征物，旗帜、言辞、节庆都成为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第二，是研究思路的变化，传统史学关注的是历史事实本身，因此偏离于历史真相的内容就会被视为「伪作」，但是政治文化史关注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我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如果说传统史学关注的是「启蒙哲人的著作体现了什么思想」，那么政治文化史关注的就是「启蒙哲人的思想是怎样通过小册子被公众接受的，就本题所涉及的「历史书写」问题更加鲜明表现了这一点，他们思考的问题是，当我工具性的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历史事实的观点时，我的目的是什么？反映出了怎样的政治背景？基于这样的思考，被建构的历史书写同样拥有了价值。他考察的不是后人如何从历史中吸取经验，而是后人如何根据自己的认知去理解、塑造历史，这种对历史书写的思考，也就构成了「第二层次的历史」。
第三，是研究目的的变化，政治文化的目的既不是单纯的还原历史事实，也不是探寻历史规律，而是展现当时历史环境的文化氛围和集体心态，还是以大革命的起源为例，传统历史学十分关注1771年路易十五解散高等法院认为，认为这件事激化了国王与爱国者的矛盾，但是政治文化史的关注点则在于，在大革命之前法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不同于旧制度的文化氛围，他们以民族、祖国这些新概念为核心，而在1771年之后，这种文化氛围被放大了，因此如果说传统史学关注的是具有转折意义的「端点」，那么政治文化史关注的则是两个端点之间的「线段」，由于这种对文献氛围的展现更具概括性和模糊性，他反而构成了更加真实的「底色」。
在我国的历史研究中，或许是因为对材料的限制，目前对政治文化史的学习主要体现在近代史领域，虽然在古代史领域也有对政治文化的学习，但是存在两个比较典型的问题，一个是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存在偏差。比如陈苏镇老师的《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一书中单辟一章分析了董仲舒的儒学理念，分析了他的历史观、天道观、教化观是怎样符合汉武帝的需求，本书虽然以政治文化为题，但是实际上仍属于政治思想的范畴，政治文化更偏向于大众的文化氛围与集体心态。另一个问题正是缺乏对社会底色的展现，很多著作以某个文化象征物为切入点，但是全书只分析了该象征物的演变，而没有具体展现背后的政治原因，那么这样的著作本质上只是角度更加冷门的传统叙事史，缺失了政治文化史的关怀。在古代史领域相对比较出色的是仇鹿鸣《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一文，通过对罗让碑的考察，仇鹿鸣展现了「河朔故事」的政治惯例对唐庭与魏博双方的影响，描绘了魏博社会的整体风貌。
需要强调的是，政治事件史、政治分析史、政治文化史并非线性的代替关系，而是彼此间共存的，无论何时对于史料的考证都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但是政治分析史和政治文化史实际上是为这种传统的研究思路提供了新的视野与关怀，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如果只是基于还原历史事实的目的，那么被建构的历史书写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将历史学研究的事业放宽，去关注书写者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被建构的历史同样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素材，因此从本质上说，政治文化史对传统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研究材料的扩展，更本质的是从对历史本身的研究，扩展到我与历史互动关系的研究，而这也能让我们以更开放的思维审视历史学研究的目的。
为了学习成功经验（笑）。
然而这个问题的前提「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观点就比较偏颇——
1、历史不全是胜利者撰写的，也有幸存者撰写的
正史档次里，写《三国志》的陈寿和民国《清史稿》修撰团队就不是胜利者。
正史之外，有所谓遗民史学，就是前朝遗老遗少（私自）写的史书，其中明朝遗民和南宋遗民的著作比较突出。
但哪怕是小政权，也是有遗民史学著作的。还有一本书叫《明氏实录》，讲的是元末农民起义中，明玉珍（姓明）在西南地区建立的明夏政权。这个政权存在时间很短，不久就被朱元璋消灭了。这也称不上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
2、失败者政权如果没有被完全消灭，也是会写历史的
古代中华辐射圈里的一些国家，曾经和古代中国有过冲突和战争，他们笔下的历史，就明显与我国记载不同。当然现在我国宝岛上的历史也……
比如说越南不仅认为古代中国长期侵略它，而且清朝时的越南（黎朝？）认为自己和清朝是平等互派使节拜访的外交关系，这个是在他们史书中记载了的。而清朝当然认为这是朝贡关系。而实际上当时的潜规则是，云南省作为地方政府，先派人到越南拜访（给个面子），告知他们该派使节进京朝拜了，然后越南再派使团去北京。这种处理方式两边都可以「糊涂」起来，越南这边理解是外交关系，清廷自然理解为朝贡关系。
又比如朝鲜政府记录就记载清前期的侵朝清军和后来的清朝使节行为特别不堪，甚至有强暴民女和要求提供妓女的行为，这无论如何都不会见诸清朝官方历史文件的。
古代中日关系也类似。但日本最有趣的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在编造历史方面，日本人可能有特别的天赋。日本最开头的六本正史——六国史，其实就是换一朝天子换一派权臣，就重新修一遍历史，在史书上搞盖棺定论和党派斗争。对一些相同历史事件，不同国史的记述就差别很大。
而江户幕府时期幕府和各藩自己编的本家历史，更是充斥著对自己祖宗的吹捧和对祖宗之敌的贬低，而祖宗之敌如果也存续成了列藩，可能也会基于同样心理写个镜像的历史。比如德川家康究竟是被武田信玄打到失禁还是撒了大酱，就是个谜。（不过水户学派算一股清流）
3、胜利者不是铁板一块，是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的
比如一般讲「魏晋南北朝」，这是肯定曹魏继承了东汉的地位，从晋开始的历代中央皇朝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三国季汉，不也是汉室宗亲（自行）承继汉统建立的吗？
实际上在东晋就有人为季汉「代言」，有一位叫习凿齿的史学家，就上疏主张「晋宜越魏继汉」，否定曹魏。他还写了一本视季汉为正统、曹魏为篡逆的史书《汉晋春秋》。揣摩他的用意，似乎是想否定「三代之后又兴禅让」这件事。当然这一主张并未得到采纳，唐朝修的《晋书》，仍然沿用「晋继魏统论」，但还是从《汉晋春秋》中引用了不少记载。
4、历史大致上是「新胜利者」战胜「老胜利者」，看看新胜利者如何「制造历史」，如何评价老胜利者们，是很有趣的
比如东汉到唐朝中间的魏晋南北朝+隋朝，朝代更迭频繁，而统治合法性主要是靠「前朝禅让」。也就是说，一个朝代的成立是接受禅让，灭亡是禅让给别人。那么当时的统治者，或许也在想自己朝代是否也是以禅让给别人收场。那么，我们看看不同朝代如何评价之前那些禅让的朝代，比较一下他们的观点，就很有趣。
首先，历史并不完全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正如高赞所说，「幸存者」的历史也值得被记住。
如果不学习历史，我们不会知道中华民族所历经的苦难，也不会了解那些做出伟大牺牲的英雄们。
钱壮飞，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不熟悉。他是一名地下党员，长期处于隐蔽战线，用一条条情报，保住了周恩来等人的性命，保住了中共的命脉，他们每天所遭遇的，都是一部活生生的《潜伏》。
1
1931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
三封由武汉发来的特急加密电报，被送到了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
因为是周末，科长徐恩曾去上海度假了，在办公室里独自一人值班的，是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
这三封特急密电的信封上，都写著「徐恩曾亲译」这几个字——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这让钱壮飞顿时起了疑心，于是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拆开了第一封密电。
第一封密电就让钱壮飞大惊失色：「黎明被捕并表示归顺党国，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于是钱壮飞赶紧拆第二封。
第二封说：「将用轮船将黎明解送南京。」
再拆第三封：「军舰太慢，若有可能改用飞机押送。」
钱壮飞知道，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遭遇过的灭顶之灾，即将来临。
2
黎明，一听就是个化名。这个人的真实名字，叫顾顺章。
顾顺章，是当时中央特科（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是中共的政治保卫和情报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堪称当时整个中共党内最强的特务，他掌握著上海所有地下党的人员名单、机构地址和关系架构。
现在，顾顺章居然被捕叛变了，这意味著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机关面临被「一锅端」的巨大威胁。
但一向骄傲的顾顺章，犯了一个错误。
当时抓捕顾顺章的，是武汉当地的国民党情报负责人蔡孟坚。当时蔡孟坚要求顾顺章吐露他所知道的情报，但顾顺章一口回绝。
为什么？因为当时顾顺章的身份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了，他觉得蔡孟坚职位太低，不配！
谁配？顾顺章要求去南京，直接向蒋介石面对面说——这个天大的功劳，他不愿意给别人拿去。
所以顾顺章千叮嘱万关照蔡孟坚两件事：
第一，把我用飞机送到南京，越快越好。
第二，在我抵达南京前，千万别给南京发电报说我被捕了。
但抓到那么大一条「鱼」的蔡孟坚在狂喜之余，一条也没听顾顺章的：用船送顾顺章去南京；在顾顺章上船之后，立刻给南京拍了三封加密电报。
顾顺章为什么关照蔡孟坚不能发报给南京？因为他知道，哪怕是在南京徐恩曾的眼皮底下，都被安插了共产党的情报人员。
而这个人，就是钱壮飞。
3
钱壮飞，1895 年生于浙江省湖州一个商人家庭。
1915 年，20 岁的钱壮飞考入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留京行医，还教过美术和解剖学，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还做过报社编辑，可谓多才多艺。
1925 年，钱壮飞经内弟介绍，他和夫人张振华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曾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军医，因部队欠饷，无奈又带著家人落户上海。
1928 年，一直在为生计烦恼的钱壮飞在报上看到了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招收学员的广告，他随即参加了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是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官办的一个对外营业机构，专替外国人收发国际来往电报。它虽然不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机构，但因为工作性质和情报密切相关，所以很快就被当时国民党「CC 系」的陈立夫把徐恩曾安插了进来，担任处长。
钱壮飞沉稳、认真，又才华过人，很快就引起了当时国民党特务负责人徐恩曾的注意。再加上徐恩曾和钱壮飞是同乡，让钱壮飞办了几件事都很让人满意，所以决定调他做自己的机要秘书。
这件事事关重大，钱壮飞立刻通过渠道向共产党中央请示，周恩来认为机会难得，要好好利用。并且，周恩来还让钱壮飞介绍了另两名同志一起考入了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李克农和胡底。
李克农经过徐恩曾的一段时间考察后，担任了上海方面特务股的股长。胡底也通过了考察，被派往天津筹办长城社（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并担任社长。
这三人，成了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一个「铁三角」（李克农担任负责人），周恩来因为他们三人深入龙潭虎穴，所以把他们称为「龙潭三杰」。
4
回到 1931 年 4 月 25 日，中共面临灭顶之灾的那一夜。
钱壮飞看到了那几封电报，知道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
他立刻查阅了火车时刻表——当晚 11 点还有一趟宁沪特快列车，如乘这趟车，4 月 26 日 6 时 53 分就可抵达上海。
但他不能离开南京，不然立刻会引起怀疑。
想来想去，钱壮飞赶回了家，找到了女婿刘杞夫，让他坐火车迅速赶往上海，务必在 4 月 27 日前给「舅舅」（李克农）传达一条信息：「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
刘杞夫受命连夜赶往上海，但没有找到李克农。由于刘杞夫也在徐恩曾手下任职，所以也要避嫌立刻赶回南京。无奈之下，他只能找到岳母张振华，委托她一定要找到李克农。然后赶回了南京。
李克农得到消息后也是大惊失色，因为当天不是和陈赓约定接头的日子，他只能违反单线联系的规定，找到了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云，再经过一系列辗转，最终消息到了周恩来手里。
周恩来立刻做出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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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温度：神人、英雄与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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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真理?2020 新知答主
要正确理解这句话的内容。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指的是只有在斗争中胜利的政权，才有资格（封建道德要求）和能力（经济条件）来编纂（而非编造）官修正史。
而非历史都是对胜利者有利的内容。
而编纂历史同样要遵守一定的范式。比如，常说的「在晋董狐笔」。晋灵公明明是赵穿杀的，为什么要写「赵盾弑其君」？「弑」不指具体行为，而指的是政治责任。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史书类似于一种编码，后人阅读是需要学习怎么解码的。所以学习历史，既要学习历史真实，又要学习历史材料解码。
再深入一点，很多能够影响现在的观念，比如民族、宗教、传统、政治合法性之类，这些都是构建出来的，而历史是构建出这些观念的原材料。
说得再漂亮一点，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需要一个把过去、现在、未来耦合在一起的文化作为支撑，把过去和在线耦合在一起的行为，就是「研究历史」。
如果回到个体人的角度上，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人的趋同，那么如何去追寻人和人的不同、一群人和一群人的不同？方法论还是历史。
人生终极三问，没有历史，也是回答不出来的。
要正确理解这句话的内容。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指的是只有在斗争中胜利的政权，才有资格（封建道德要求）和能力（经济条件）来编纂（而非编造）官修正史。
而非历史都是对胜利者有利的内容。
而编纂历史同样要遵守一定的范式。比如，常说的「在晋董狐笔」。晋灵公明明是赵穿杀的，为什么要写「赵盾弑其君」？「弑」不指具体行为，而指的是政治责任。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史书类似于一种编码，后人阅读是需要学习怎么解码的。所以学习历史，既要学习历史真实，又要学习历史材料解码。
再深入一点，很多能够影响现在的观念，比如民族、宗教、传统、政治合法性之类，这些都是构建出来的，而历史是构建出这些观念的原材料。
说得再漂亮一点，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需要一个把过去、现在、未来耦合在一起的文化作为支撑，把过去和在线耦合在一起的行为，就是「研究历史」。
如果回到个体人的角度上，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人的趋同，那么如何去追寻人和人的不同、一群人和一群人的不同？方法论还是历史。
人生终极三问，没有历史，也是回答不出来的。
历史课后，教授把年轻人叫到了办公室。
"上课时候，我看你在睡觉，我上课的方式你觉得哪里不够好吗？"教授和颜悦色询问道。
「很好，可是我觉得没有意义。」年轻人笑了笑说。
「为什么呢？」教授反问。
「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年轻人肯定的说。
「今天早上天气怎么样？」教授点了点头，突然问出了一句不相干的话。
「太阳还不错，也比较热，所以。。。比较适合睡觉。」年轻人挠了挠头，有些不太好意思。
「那这件事，又是被谁书写的呢？」教授语气依旧是很平和。
年轻人也是一愣，仔细想了想，还是有些不服气的说：「这不一样，现在我可以说天气不错，但我也同样可以说今天下雨，下雪，反正就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教授叹了口气道：「这也是我们学习历史的一个谜团，如何在无数的典籍当中寻找出一丝真相出来，你知道我们拿资料作参考的时候，一般以年代更近，事件相关者作为主要对象，这也是为了提高可信度，尽量去防止以讹传讹，和因为时间而淡忘。」
「但是不能说这样的记载便毫无价值的，如果说历史是一个迷雾的话，那么这些记载就是一盏灯，虽然不耀眼，但是仍然照亮了一部分的区域。」
年轻人摇了摇头：「可这不还是胜利者书写吗？」
「当然不是。」
「为什么？」
教授从背后拿出来了一个原始人的头颅复原模型递给了年轻人，问道：「这是什么呢？」
「是尼安德特人？」年轻人摸著模型，有些怀疑说。
「尼安德特人早在两万多年前就已经消失了，此前没有任何人类文字记录过，是近现代考据出来的。」教授扶了扶眼镜道。
「那我们身为智人的后代，不还是胜利者吗？」
「不，我们是旁观者。经过这么多年，我们早就和当初灭绝尼安德特人的智人没什么关系了，完全不需要因此和篡改和掩饰什么，你看著手上的模型，难道它是虚假的吗？」
年轻人低著头若有所思。
「这便是一个方面，旁观者书写的历史。」教授露出了笑容。
「可我们不可能都去考据吧，那些因为皇帝避讳，掩饰卑鄙和肮脏手段的文献又为什么要去学呢？」
年轻人指著书架上的二十四史问道。
「中国有世界上最丰富和最悠久的历史记载传统，你说的春秋笔法，也是存在的。」教授从书架里拿了两本出来，又继续说道：「比如史记，司马迁因李陵一事辩解，受到宫刑。如果你单单看史记，你会觉得是主帅李广利让李陵分兵，但是如果看汉书，你会觉得是李陵抢功主动分兵的。」
「司马迁受了宫刑，不能说是胜利者，所写的也不是帮皇帝掩饰，事实上他证明李陵的无辜，是在委婉批评汉武帝，所以历史有时候是失败者书写的，这是第二个方面。」教授说著，拿起来两本书翻出了相关段落给年轻人看。
年轻人看完后眼睛里都是迷茫之色，摇了摇头，又很快点了点头。
「其次还有三国志作者陈寿，先为蜀汉人，后蜀汉被魏灭了后，很快又成了晋人，虽然如此，但是陈寿却也没有避讳。诸葛亮和刘备的过失。」接著教授又抽出了一本书交给了年轻人。
「所以历史不止是胜利者书写的，还有无数的失败者，旁观者，他们共同点亮了历史这片迷雾。」
「知道为什么我拿这几本书给你吗？」教授问道。
「是教授想让我更加理解，历史不都是胜利者书写的，是吗？」年轻人有些恍然大悟。
「不是，这学期的期末论文题材，就从这里面选吧。」教授微笑著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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