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界定,如果不把歷史的範圍限定為正史,那麼我們就會發現幾乎所有人都有可能去書寫歷史,甚至就像 @螺旋真理 所說,包括民族、傳統等概念本身就是建構出來的產物,因此這個問題的核心其實就變成了歷史是被建構的麼?我們應當如何理解「歷史」與「建構」的關係?在最根本的層面,就是題主問的歷史學目的問題。

在具體展開之前,我們先來看一個有趣的例子,大概在十年之前,伴隨著袁騰飛火爆網路,一個新詞出現了:「青年歷史發明家」,當歷史和發明連用時,這個詞很明顯的表現了對這一類人的嘲諷,然而在今年年初,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這樣兩本書:《發明民族主義》《發明歐洲》,在這裡「發明」並不帶有諷刺或否定的意義,而是將民族主義的建構過程作為歷史學的研究對象,探尋、分析了民族一詞在法國的形成、發展,在這個過程中,「發明」一詞的否定意味被消解了。

當然,歷史發明家和發明民族主義顯然並不是一類事情,所以我們再來接著看一個例子,《發明民族主義》的英文原文是《inventing nationalism》,如果按照直譯的話應該是製造民族主義,而這個翻譯會讓我們很容易的聯想到這樣兩本著作,《製造路易十四》《製造漢武帝》,這兩本書從書名結構上完全相同,就連連接的對象都有幾分相似之處,但是如果對這兩本書有所瞭解,就會發現他們的具體內容完全不同,辛德勇的《製造漢武帝》一書是對田餘慶先生《輪輪臺詔》的商榷,他對《資治通鑒》在秦漢史研究的意義進行了批判,進而認為《資治通鑒》中的漢武帝形象是被司馬光建構的,甚至可以進一步認為「轉向的漢武帝」這一形象也是被田餘慶先生建構的,其目的在於否定《輪輪臺詔》的主張,但是《製造路易十四》的趣旨則完全不同,他著眼於考察路易十四公共形象的製造、傳播與接受過程,從而揭示出舊制度下絕對主義的王室是怎樣深入人心的,二者的行文展開之所以不同,本質在於對「歷史書寫」和「歷史建構」的理解不同,更進一步說就是歷史學目的的理解不同。

如果認為歷史學的目的就是儘可能還原歷史事實,那麼《資治通鑒》中的漢武帝形象摻雜了太多書寫者的個人看法,因此這部分歷史書寫也就是沒有價值的,但是如果轉換視角,將「歷史書寫」或「歷史建構」本身作為研究的對象,那麼就會發現,司馬光對漢武帝的塑造實際是研究宋代政治背景的重要材料,因此這種被「建構」的歷史書寫,同樣是有價值的。從這個角度而言,我並不想批評辛德勇或《製造漢武帝》,而是在我看來,如果確實存在「司馬光建構漢武帝形象」這一過程,那麼他更應當成為宋代政治史的研究材料,而非秦漢史。

以政治史為例,如果從歷史學目的的角度出發,政治史的研究發生過兩次轉向,對古代社會而言,政治史實際是一種政治事件史,他的研究內容是王朝興衰等重大歷史事件和帝王將相的生平經歷,研究對象是政治文書和官方檔案,而他的功能則是為國家政治統治提供「資政」材料,基於上述範圍,歷史學的研究目的也就停留在還原歷史真相以及純粹的「以史為鑒」,直到今天這樣的史學觀念依然對大眾具有深遠影響,否則也不會存在類似「如果歷史書寫是被建構的,那麼學習歷史的目的是什麼」這樣的問題,這種提問實際上就是將歷史事件的真實性作為歷史學研究的核心目的。

進入近代以後,歷史學從帝王之術真正轉變為一門人文社會科學,與此相應的就產生了歷史學目的的轉向,歷史學從「政治事件史」轉變為「政治分析史」,在這種史學目的下,歷史學家不滿足於將歷史的發展歸因於精英人物的行為,而試圖從中尋找歷史發展的規律和脈絡,他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包括「分期論」「集團論」「政治路線論」,其中最為著名的可能就是陳寅恪先生提出的「關隴集團」論,陳先生試圖通過以這樣一個集團為線索,梳理從西魏北周到隋唐之際的歷史演變,這也成為中古史領域最為重要的理論。

然而最近二十年來,歷史學界開始對這種「集團論」進行反思,「集團論」的範式已經逐漸退出了政治史主流。還是以「關隴集團」為例,近二十年來對這一理論的反思日益增多,這一方面是因為陳寅恪並未對「關隴集團」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造成「一個關隴,各自表述」的亂象,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陳寅恪對關隴集團的論述確實存在很多問題,比如他認為高宗立後【非僅宮闈后妃之爭, 實為政治上社會上關隴集團與山東集團決勝負之一大關鍵】,並進而認為關隴集團的終結是在武后時期,長孫無忌之死是其標誌,但是目前的研究證明最遲在唐初,這一集團便已不復存在,無需等到武后時期。

實際上,這種以「集團論」為代表的政治分析史最大的問題就在於試圖以一種結構、規律凌駕於史料本身之上,因此往往無法與史料貼合,甚至可能出現篩選史料乃至以論代史的情形,所以「集團論」如今已經退出了歷史學界的主流,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政治分析史走向了瓦解,我們以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一書為例,在本書中李開元提出了兩個重要理論,一個是在結語中強調的「軍功受益階層」理論,一個是在正文提出的「後戰國時代」理論,前者試圖以軍功受益階層為線索貫穿中國古代史,但是這種嘗試很顯然失敗了,因為他不僅無法解釋魏晉禪讓、元清的少數民族親貴,甚至在秦漢史領域,東漢的情形都與西漢不盡相同,這種試圖統攝整個中國古代史的框架顯然是難以成立的,但是其從田餘慶先生《說張楚》一文中提煉出來的「後戰國時代」理論,卻成為研究秦末漢初的重要視角,這一理論認為在楚漢之際,秦帝國的崩潰同時意味著關東六國重回戰國時代的秩序與風俗之中,而漢初到武帝的歷史則成為關中對關東完成「再征服」的歷史。在這兩種理論的對比中,我們會發現雖然那種因果性、結構性的規律已經被淘汰,但是一種工具性、功能性的視角卻仍然能成為我們看待歷史的切入點。

除此之外,在當前對集團論的反思中我們還要警惕兩種傾向:第一,不要讓「反思陳寅恪」變成「打倒陳寅恪」,基於實證主義的考證能夠檢證理論工具的有效性,但同時也要避免將其刻板化,比如對集團論的常見解構方式就是通過指出同一集團成員中在某個事件中做出了不同的行為,據此認為二人不存在共同主張,因此該集團並不存在,但是問題在於,是否真的存在所有成員意志完全統一的黨派?即使是聖茹斯特和羅伯斯庇爾在政治上同樣存在分歧,難道雅各賓派也不存在麼?第二,反思政治分析史是否意味著要重新回到政治事件史?在如今的反思思潮中,「後見之明」「輝格史學」「追溯合理性」等詞存在被濫用的趨勢,似乎任何對歷史事實成因的分析都會被視為篩選史料,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大量學者以「再現政治過程」的名義,將一系列人所共知的常識掰開揉碎的講了一遍,這種歷史學研究的意義是需要反思的,我十分認同閻步克老師的觀點:後見之明是歷史學的基本前提,沒能運用好後見之明是我們的問題,而不是後見之明本身有問題。

同樣的解構在歐洲歷史學界同樣存在,上世紀70年代,注重實證探究的「修正派」通過對史實的梳理,解構了馬克思唯物史觀對大革命史的經典解讀,但是與此同時,政治史的另一次轉向開始了,這就是政治文化史。與此前的歷史學研究相比,政治文化史至少存在三個不同點:第一,是研究對象的擴大化,誠然,進入近代以後歷史學研究的對象就不再限於官方正史,簡牘、墓誌、筆記小說都成為歷史學研究的素材,但主要仍限於流傳下來的文字材料,而政治文化史則將歷史學的研究對象擴大到一切相關的文化象徵物,旗幟、言辭、節慶都成為政治文化史的研究對象;

第二,是研究思路的變化,傳統史學關注的是歷史事實本身,因此偏離於歷史真相的內容就會被視為「偽作」,但是政治文化史關注的不是「歷史本身」,而是「我與歷史的互動關係」,如果說傳統史學關注的是「啟蒙哲人的著作體現了什麼思想」,那麼政治文化史關注的就是「啟蒙哲人的思想是怎樣通過小冊子被公眾接受的,就本題所涉及的「歷史書寫」問題更加鮮明表現了這一點,他們思考的問題是,當我工具性的提出了一種不同於歷史事實的觀點時,我的目的是什麼?反映出了怎樣的政治背景?基於這樣的思考,被建構的歷史書寫同樣擁有了價值。他考察的不是後人如何從歷史中吸取經驗,而是後人如何根據自己的認知去理解、塑造歷史,這種對歷史書寫的思考,也就構成了「第二層次的歷史」。

第三,是研究目的的變化,政治文化的目的既不是單純的還原歷史事實,也不是探尋歷史規律,而是展現當時歷史環境的文化氛圍和集體心態,還是以大革命的起源為例,傳統歷史學十分關注1771年路易十五解散高等法院認為,認為這件事激化了國王與愛國者的矛盾,但是政治文化史的關注點則在於,在大革命之前法國社會普遍存在一種不同於舊制度的文化氛圍,他們以民族、祖國這些新概念為核心,而在1771年之後,這種文化氛圍被放大了,因此如果說傳統史學關注的是具有轉折意義的「端點」,那麼政治文化史關注的則是兩個端點之間的「線段」,由於這種對文獻氛圍的展現更具概括性和模糊性,他反而構成了更加真實的「底色」。

在我國的歷史研究中,或許是因為對材料的限制,目前對政治文化史的學習主要體現在近代史領域,雖然在古代史領域也有對政治文化的學習,但是存在兩個比較典型的問題,一個是對政治文化的理解存在偏差。比如陳蘇鎮老師的《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一書中單闢一章分析了董仲舒的儒學理念,分析了他的歷史觀、天道觀、教化觀是怎樣符合漢武帝的需求,本書雖然以政治文化為題,但是實際上仍屬於政治思想的範疇,政治文化更偏向於大眾的文化氛圍與集體心態。另一個問題正是缺乏對社會底色的展現,很多著作以某個文化象徵物為切入點,但是全書只分析了該象徵物的演變,而沒有具體展現背後的政治原因,那麼這樣的著作本質上只是角度更加冷門的傳統敘事史,缺失了政治文化史的關懷。在古代史領域相對比較出色的是仇鹿鳴《唐末魏博的政治與社會——以羅讓碑為中心》一文,通過對羅讓碑的考察,仇鹿鳴展現了「河朔故事」的政治慣例對唐庭與魏博雙方的影響,描繪了魏博社會的整體風貌。

需要強調的是,政治事件史、政治分析史、政治文化史並非線性的代替關係,而是彼此間共存的,無論何時對於史料的考證都是歷史學研究的基礎,但是政治分析史和政治文化史實際上是為這種傳統的研究思路提供了新的視野與關懷,回到一開始的問題,如果只是基於還原歷史事實的目的,那麼被建構的歷史書寫顯然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如果將歷史學研究的事業放寬,去關注書寫者與歷史之間的互動關係,那麼被建構的歷史同樣可以成為歷史研究的重要素材,因此從本質上說,政治文化史對傳統史學的貢獻不僅在於研究材料的擴展,更本質的是從對歷史本身的研究,擴展到我與歷史互動關係的研究,而這也能讓我們以更開放的思維審視歷史學研究的目的。


為了學習成功經驗(笑)。

然而這個問題的前提「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觀點就比較偏頗——

1、歷史不全是勝利者撰寫的,也有倖存者撰寫的

正史檔次裏,寫《三國志》的陳壽和民國《清史稿》修撰團隊就不是勝利者。

正史之外,有所謂遺民史學,就是前朝遺老遺少(私自)寫的史書,其中明朝遺民和南宋遺民的著作比較突出。

但哪怕是小政權,也是有遺民史學著作的。還有一本書叫《明氏實錄》,講的是元末農民起義中,明玉珍(姓明)在西南地區建立的明夏政權。這個政權存在時間很短,不久就被朱元璋消滅了。這也稱不上是「勝利者書寫的歷史」。

2、失敗者政權如果沒有被完全消滅,也是會寫歷史的

古代中華輻射圈裡的一些國家,曾經和古代中國有過衝突和戰爭,他們筆下的歷史,就明顯與我國記載不同。當然現在我國寶島上的歷史也……

比如說越南不僅認為古代中國長期侵略它,而且清朝時的越南(黎朝?)認為自己和清朝是平等互派使節拜訪的外交關係,這個是在他們史書中記載了的。而清朝當然認為這是朝貢關係。而實際上當時的潛規則是,雲南省作為地方政府,先派人到越南拜訪(給個面子),告知他們該派使節進京朝拜了,然後越南再派使團去北京。這種處理方式兩邊都可以「糊塗」起來,越南這邊理解是外交關係,清廷自然理解為朝貢關係。

又比如朝鮮政府記錄就記載清前期的侵朝清軍和後來的清朝使節行為特別不堪,甚至有強暴民女和要求提供妓女的行為,這無論如何都不會見諸清朝官方歷史文件的。

古代中日關係也類似。但日本最有趣的是他們自己的歷史。在編造歷史方面,日本人可能有特別的天賦。日本最開頭的六本正史——六國史,其實就是換一朝天子換一派權臣,就重新修一遍歷史,在史書上搞蓋棺定論和黨派鬥爭。對一些相同歷史事件,不同國史的記述就差別很大。

而江戶幕府時期幕府和各藩自己編的本家歷史,更是充斥著對自己祖宗的吹捧和對祖宗之敵的貶低,而祖宗之敵如果也存續成了列藩,可能也會基於同樣心理寫個鏡像的歷史。比如德川家康究竟是被武田信玄打到失禁還是撒了大醬,就是個謎。(不過水戶學派算一股清流)

3、勝利者不是鐵板一塊,是會有不同的觀點和看法的

比如一般講「魏晉南北朝」,這是肯定曹魏繼承了東漢的地位,從晉開始的歷代中央皇朝也是這樣認為的。但是三國季漢,不也是漢室宗親(自行)承繼漢統建立的嗎?

實際上在東晉就有人為季漢「代言」,有一位叫習鑿齒的史學家,就上疏主張「晉宜越魏繼漢」,否定曹魏。他還寫了一本視季漢為正統、曹魏為篡逆的史書《漢晉春秋》。揣摩他的用意,似乎是想否定「三代之後又興禪讓」這件事。當然這一主張並未得到採納,唐朝修的《晉書》,仍然沿用「晉繼魏統論」,但還是從《漢晉春秋》中引用了不少記載。

4、歷史大致上是「新勝利者」戰勝「老勝利者」,看看新勝利者如何「製造歷史,如何評價老勝利者們,是很有趣的

比如東漢到唐朝中間的魏晉南北朝+隋朝,朝代更迭頻繁,而統治合法性主要是靠「前朝禪讓」。也就是說,一個朝代的成立是接受禪讓,滅亡是禪讓給別人。那麼當時的統治者,或許也在想自己朝代是否也是以禪讓給別人收場。那麼,我們看看不同朝代如何評價之前那些禪讓的朝代,比較一下他們的觀點,就很有趣。


首先,歷史並不完全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正如高贊所說,「倖存者」的歷史也值得被記住。


如果不學習歷史,我們不會知道中華民族所歷經的苦難,也不會瞭解那些做出偉大犧牲的英雄們。


錢壯飛,這個名字可能很多人不熟悉。他是一名地下黨員,長期處於隱蔽戰線,用一條條情報,保住了周恩來等人的性命,保住了中共的命脈,他們每天所遭遇的,都是一部活生生的《潛伏》。

1

1931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

三封由武漢發來的特急加密電報,被送到了在南京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


因為是週末,科長徐恩曾去上海度假了,在辦公室裏獨自一人值班的,是他的機要祕書錢壯飛。


這三封特急密電的信封上,都寫著「徐恩曾親譯」這幾個字——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況。


這讓錢壯飛頓時起了疑心,於是幾乎沒有任何猶豫,他拆開了第一封密電。


第一封密電就讓錢壯飛大驚失色:「黎明被捕並表示歸順黨國,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內可將中共中央機關全部肅清。」


錢壯飛
錢壯飛

於是錢壯飛趕緊拆第二封。


第二封說:「將用輪船將黎明解送南京。」


再拆第三封:「軍艦太慢,若有可能改用飛機押送。」


錢壯飛知道,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遭遇過的滅頂之災,即將來臨。

2

黎明,一聽就是個化名。這個人的真實名字,叫顧順章。


顧順章,是當時中央特科(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行動科,是中共的政治保衛和情報機關)的主要負責人,堪稱當時整個中共黨內最強的特務,他掌握著上海所有地下黨的人員名單、機構地址和關係架構。


現在,顧順章居然被捕叛變了,這意味著中共地下黨在上海的機關面臨被「一鍋端」的巨大威脅。


但一向驕傲的顧順章,犯了一個錯誤。


當時抓捕顧順章的,是武漢當地的國民黨情報負責人蔡孟堅。當時蔡孟堅要求顧順章吐露他所知道的情報,但顧順章一口回絕。


為什麼?因為當時顧順章的身份已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了,他覺得蔡孟堅職位太低,不配!


誰配?顧順章要求去南京,直接向蔣介石面對面說——這個天大的功勞,他不願意給別人拿去。


所以顧順章千叮囑萬關照蔡孟堅兩件事:


第一,把我用飛機送到南京,越快越好。


第二,在我抵達南京前,千萬別給南京發電報說我被捕了。

但抓到那麼大一條「魚」的蔡孟堅在狂喜之餘,一條也沒聽顧順章的:用船送顧順章去南京;在顧順章上船之後,立刻給南京拍了三封加密電報。


顧順章為什麼關照蔡孟堅不能發報給南京?因為他知道,哪怕是在南京徐恩曾的眼皮底下,都被安插了共產黨的情報人員。


而這個人,就是錢壯飛。

3

錢壯飛,1895 年生於浙江省湖州一個商人家庭。


1915 年,20 歲的錢壯飛考入國立北京醫科專門學校(今北京大學醫學部),畢業後留京行醫,還教過美術和解剖學,演過電影,擅長書法、繪畫和無線電技術,還做過報社編輯,可謂多才多藝。


1925 年,錢壯飛經內弟介紹,他和夫人張振華在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 年,大革命失敗後,錢壯飛曾到馮玉祥的西北軍當軍醫,因部隊欠餉,無奈又帶著家人落戶上海。


1928 年,一直在為生計煩惱的錢壯飛在報上看到了上海國際無線電管理處招收學員的廣告,他隨即參加了考試,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


徐恩曾,後任中統局局長
徐恩曾,後任中統局局長

「國際無線電管理處」是國民黨建設委員會官辦的一個對外營業機構,專替外國人收發國際來往電報。它雖然不是國民黨的祕密特務機構,但因為工作性質和情報密切相關,所以很快就被當時國民黨「CC 系」的陳立夫把徐恩曾安插了進來,擔任處長。


錢壯飛沉穩、認真,又才華過人,很快就引起了當時國民黨特務負責人徐恩曾的注意。再加上徐恩曾和錢壯飛是同鄉,讓錢壯飛辦了幾件事都很讓人滿意,所以決定調他做自己的機要祕書。

這件事事關重大,錢壯飛立刻通過渠道向共產黨中央請示,周恩來認為機會難得,要好好利用。並且,周恩來還讓錢壯飛介紹了另兩名同志一起考入了上海國際無線電管理處——李克農和胡底。


李克農經過徐恩曾的一段時間考察後,擔任了上海方面特務股的股長。胡底也通過了考察,被派往天津籌辦長城社(國民黨特務機關在北方的分支機構),並擔任社長。


這三人,成了打入國民黨內部的一個「鐵三角」(李克農擔任負責人),周恩來因為他們三人深入龍潭虎穴,所以把他們稱為「龍潭三傑」。

4

回到 1931 年 4 月 25 日,中共面臨滅頂之災的那一夜。


錢壯飛看到了那幾封電報,知道已經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刻。


他立刻查閱了火車時刻表——當晚 11 點還有一趟寧滬特快列車,如乘這趟車,4 月 26 日 6 時 53 分就可抵達上海。


但他不能離開南京,不然立刻會引起懷疑。


李克農 1955 年被授上將軍銜。因為李克農名字裏有「克農」,所以被稱專門克國民黨的特務頭子戴笠(字雨農)
李克農 1955 年被授上將軍銜。因為李克農名字裏有「克農」,所以被稱專門克國民黨的特務頭子戴笠(字雨農)

想來想去,錢壯飛趕回了家,找到了女婿劉杞夫,讓他坐火車迅速趕往上海,務必在 4 月 27 日前給「舅舅」(李克農)傳達一條信息:「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轉院。」


劉杞夫受命連夜趕往上海,但沒有找到李克農。由於劉杞夫也在徐恩曾手下任職,所以也要避嫌立刻趕回南京。無奈之下,他只能找到岳母張振華,委託她一定要找到李克農。然後趕回了南京。

李克農得到消息後也是大驚失色,因為當天不是和陳賡約定接頭的日子,他只能違反單線聯繫的規定,找到了當時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雲,再經過一系列輾轉,最終消息到了周恩來手裡。


周恩來立刻做出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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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新知答主

要正確理解這句話的內容。

「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指的是隻有在鬥爭中勝利的政權,纔有資格(封建道德要求)和能力(經濟條件)來編纂(而非編造)官修正史

而非歷史都是對勝利者有利的內容

而編纂歷史同樣要遵守一定的範式。比如,常說的「在晉董狐筆」。晉靈公明明是趙穿殺的,為什麼要寫「趙盾弒其君」?「弒」不指具體行為,而指的是政治責任。某種意義上來說,傳統史書類似於一種編碼,後人閱讀是需要學習怎麼解碼的。所以學習歷史,既要學習歷史真實,又要學習歷史材料解碼。

再深入一點,很多能夠影響現在的觀念,比如民族、宗教、傳統、政治合法性之類,這些都是構建出來的,而歷史是構建出這些觀唸的原材料。

說得再漂亮一點,國家的發展,社會的進步,需要一個把過去、現在、未來耦合在一起的文化作為支撐,把過去和在線耦合在一起的行為,就是「研究歷史」。

如果回到個體人的角度上,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人的趨同,那麼如何去追尋人和人的不同、一羣人和一羣人的不同?方法論還是歷史。

人生終極三問,沒有歷史,也是回答不出來的。


要正確理解這句話的內容。

「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指的是隻有在鬥爭中勝利的政權,纔有資格(封建道德要求)和能力(經濟條件)來編纂(而非編造)官修正史

而非歷史都是對勝利者有利的內容

而編纂歷史同樣要遵守一定的範式。比如,常說的「在晉董狐筆」。晉靈公明明是趙穿殺的,為什麼要寫「趙盾弒其君」?「弒」不指具體行為,而指的是政治責任。某種意義上來說,傳統史書類似於一種編碼,後人閱讀是需要學習怎麼解碼的。所以學習歷史,既要學習歷史真實,又要學習歷史材料解碼。

再深入一點,很多能夠影響現在的觀念,比如民族、宗教、傳統、政治合法性之類,這些都是構建出來的,而歷史是構建出這些觀唸的原材料。

說得再漂亮一點,國家的發展,社會的進步,需要一個把過去、現在、未來耦合在一起的文化作為支撐,把過去和在線耦合在一起的行為,就是「研究歷史」。

如果回到個體人的角度上,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人的趨同,那麼如何去追尋人和人的不同、一羣人和一羣人的不同?方法論還是歷史。

人生終極三問,沒有歷史,也是回答不出來的。


歷史課後,教授把年輕人叫到了辦公室。

"上課時候,我看你在睡覺,我上課的方式你覺得哪裡不夠好嗎?"教授和顏悅色詢問道。

「很好,可是我覺得沒有意義。」年輕人笑了笑說。

「為什麼呢?」教授反問。

「因為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年輕人肯定的說。

「今天早上天氣怎麼樣?」教授點了點頭,突然問出了一句不相干的話。

「太陽還不錯,也比較熱,所以。。。比較適合睡覺。」年輕人撓了撓頭,有些不太好意思。

「那這件事,又是被誰書寫的呢?」教授語氣依舊是很平和。

年輕人也是一愣,仔細想了想,還是有些不服氣的說:「這不一樣,現在我可以說天氣不錯,但我也同樣可以說今天下雨,下雪,反正就是想怎麼寫就怎麼寫。」

教授嘆了口氣道:「這也是我們學習歷史的一個謎團,如何在無數的典籍當中尋找出一絲真相出來,你知道我們拿資料作參考的時候,一般以年代更近,事件相關者作為主要對象,這也是為了提高可信度,盡量去防止以訛傳訛,和因為時間而淡忘。」

「但是不能說這樣的記載便毫無價值的,如果說歷史是一個迷霧的話,那麼這些記載就是一盞燈,雖然不耀眼,但是仍然照亮了一部分的區域。」

年輕人搖了搖頭:「可這不還是勝利者書寫嗎?」

「當然不是。」

「為什麼?」

教授從背後拿出來了一個原始人的頭顱復原模型遞給了年輕人,問道:「這是什麼呢?」

「是尼安德特人?」年輕人摸著模型,有些懷疑說。

「尼安德特人早在兩萬多年前就已經消失了,此前沒有任何人類文字記錄過,是近現代考據出來的。」教授扶了扶眼鏡道。

「那我們身為智人的後代,不還是勝利者嗎?」

「不,我們是旁觀者。經過這麼多年,我們早就和當初滅絕尼安德特人的智人沒什麼關係了,完全不需要因此和篡改和掩飾什麼,你看著手上的模型,難道它是虛假的嗎?」

年輕人低著頭若有所思。

「這便是一個方面,旁觀者書寫的歷史。」教授露出了笑容。

「可我們不可能都去考據吧,那些因為皇帝避諱,掩飾卑鄙和骯髒手段的文獻又為什麼要去學呢?」

年輕人指著書架上的二十四史問道。

「中國有世界上最豐富和最悠久的歷史記載傳統,你說的春秋筆法,也是存在的。」教授從書架裏拿了兩本出來,又繼續說道:「比如史記,司馬遷因李陵一事辯解,受到宮刑。如果你單單看史記,你會覺得是主帥李廣利讓李陵分兵,但是如果看漢書,你會覺得是李陵搶功主動分兵的。」

「司馬遷受了宮刑,不能說是勝利者,所寫的也不是幫皇帝掩飾,事實上他證明李陵的無辜,是在委婉批評漢武帝,所以歷史有時候是失敗者書寫的,這是第二個方面。」教授說著,拿起來兩本書翻出了相關段落給年輕人看。

年輕人看完後眼睛裡都是迷茫之色,搖了搖頭,又很快點了點頭。

「其次還有三國志作者陳壽,先為蜀漢人,後蜀漢被魏滅了後,很快又成了晉人,雖然如此,但是陳壽卻也沒有避諱。諸葛亮和劉備的過失。」接著教授又抽出了一本書交給了年輕人。

「所以歷史不止是勝利者書寫的,還有無數的失敗者,旁觀者,他們共同點亮了歷史這片迷霧。」

「知道為什麼我拿這幾本書給你嗎?」教授問道。

「是教授想讓我更加理解,歷史不都是勝利者書寫的,是嗎?」年輕人有些恍然大悟。

「不是,這學期的期末論文題材,就從這裡面選吧。」教授微笑著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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