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一生两次入值军机处。

后世难见情由，留下诸多猜测。

事实上，清朝末年，舆论已开始流传：左宗棠之所以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呆不长久，是因为他不能适应“办公室政治”。

真相到底怎样？

两任军机的经过

左宗棠第一次担任军机大臣，在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即1881年2月26日。

当时，他的职权是以军机大臣官衔在总理衙门行走，兼管理兵部事务。

担任军机大臣期间，左宗棠就解决国家水利、外交大事多次上奏，遗憾大多被驳回。

无力办成事，左宗棠心气不畅。加之年事已高，两足浮肿，双耳重听，他数次请假。

到这年10月28日，朝廷补授他两江总督兼充办南洋通商事务大臣。

左宗棠第二次担任军机大臣，在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即1884年6月18日。

这年5月3日，东南海防告急，左宗棠到京5天后，朝廷再次任命他为军机大臣。

考虑到左宗棠已经72岁高龄，朝廷加恩“毋庸常川入值”，也就是不用坐班，国家有紧要事朝廷再“预备传问”。

左宗棠的具体职事是管理军机处“神机营”事务，也就是分管皇家禁卫军。

到同年9月7日，因东南海防告急，朝廷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福建军务。

左宗棠两次入值军机，到底因何情由？

进京路上，左宗棠“失宠”

左宗棠像诸葛亮一样，不但性格上“一生唯谨慎”，而且事先掐指算好的“锦囊妙计”也多。

他第一次入值军机处，跟他事先谨慎的打算，有一定关系。

曾国藩去世那年（1872），两江总督由谁担任，成了官场敏感话题。左宗棠正督师甘肃，功劳迭著，自然是第一人选。但他又不可能抽身，因此故意以突兀的语气跟军机处报告说，两江总督之任，自己没法前去。

他早10年便埋下伏笔。

左宗棠又是一个特别能够把准时机的人。

翻看左宗棠为官之后的奏折，他从1862年担任浙江巡抚单独奏事起，不间断地在向朝廷保举官员、保举部下，人数过千，几乎就没有过不成功的案例。原因是，左宗棠每次都趁军事胜利的时机保举人。因为有他本人过硬的人品与超强的能力作担保，朝廷接到喜报，往往对保举对象给予名位，不讨价还价。

但好日子就要结束。1881年左宗棠离开新疆，以“朝廷顾问”身份进京。他试图抓住最后机会，申请朝廷为前云贵总督贺长龄立庙祭祀，意外遭遇慈禧太后否定与批评。

这是左宗棠为官以来在申请、保举方面为数仅见的一次受挫，他第一次感到“鸟尽弓藏”。

从进入国家权力最高机关，虽身居皇城，但他郁郁中发现，帝国暮气深重，自己正在走进漩涡。

怎么摆脱窘境？

为官不甘心做“花瓶官员”

起初，左宗棠试图通过提出新的方案，把握朝廷事权、来改变帝国腐败且低效的官僚体系。

他刚到北京，便上奏朝廷，要求会同李鸿章修北京水利。

没想到,朝廷批示“留中”。既不批准同意，也不否定建议。

左宗棠尴尬了。他瞬间醒悟过来，在地方凡奏事必应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回想20多年来，左宗棠征战中国东西，先后主政闽浙、陕甘，对帝国痼疾已经洞若观火。他清楚，如果不运用手段革除痼疾，帝国疾患将入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身为朝廷重臣，个人名节已经与朝廷俱为一体，他不可能采取“鸵鸟政策”。

在军机处，左宗棠奏事权列第三。这对从1852年起就习惯了做一把手的他，只有权力之名而无权力之实，身心俱累。

他早年说过：

“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同知较知县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实非素愿。知府则近民而民不之亲，近官而官不禀畏。官职愈大，责任愈重，而报称为难，不可为也。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

军机大臣正是“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左宗棠不愿再在朝堂上当“花瓶”、做摆设。

左宗棠寒士出身，帝国官场没有背景，也缺乏“朋党”支撑。也因此，他不求在生名声，特别看重死后名声。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他清楚，如果没有办出过硬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实事，名声在后世事实上是支撑不住的。

四年前，他已经封侯，这是一个去世后需要的荣誉标签。

军机大臣好歹也是死后需要的一个身份标签。

左宗棠年轻时仰慕陶澍、林则徐，两位前辈都曾做过两江总督。他想在两江总督位置上做事，一则依靠两江富庶，可以多办实事，这些在自己去世后全是支撑名声的实绩；二则后世会将他与陶澍、林则徐相提并论，完成为官一大心愿。

左宗棠毕生擅长沟通，他懂得运用心智，以连续多次请假的方式，让慈禧感觉出他想外放的心意。

这是他得以出任两江总督的一大原因。

待人讲究技巧与方法

第二次入值军机，则完全在左宗棠预料之外。

左宗棠原本想终老于两江任上，在“老糊涂”之前退休，以全名节。

但“抗法援越”之事，不是他事先可以推算出来的；何况，军事时期，朝廷人事更换更具备随机性。左氏本愿，并不想回军机处。曾国藩因“天津教案”差点晚节不保，他引以为戒。

后世将左宗棠两次出入军机处，解释成他因性格不能容人，与一班军机同僚合不来，不能适应“办公室政治”。

这些都是表象。

事实上，左宗棠的容人之量，在晚清之世堪称稀有。

左宗棠手下什么性格的人都有。有刘松山那样性格、才能比较全面的人；有刘锦棠那样一头冲的人；有张曜那样孔武有力的纠纠之人；有杨昌浚那样近乎好好先生的人；有谭嗣同父亲谭继洵那样保守懦弱的人。

如果真是性格不能容物，左宗棠只能做指挥几千上万人的将军，无法做上十万人的军事统帅。

左宗棠毕生信奉“以术运经、以术载道”。作为帝国高官，左宗棠跟多数官员最大的区别，他懂得通过技巧与方法，将四书五经中的“道”，运用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真正做到“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即使时势所限身处泥潭，他也能运用手段与方法，做到出污泥而不染，而不被时势迁就，随波逐流。

文：徐志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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