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一生兩次入值軍機處。

後世難見情由，留下諸多猜測。

事實上，清朝末年，輿論已開始流傳：左宗棠之所以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呆不長久，是因爲他不能適應“辦公室政治”。

真相到底怎樣？

兩任軍機的經過

左宗棠第一次擔任軍機大臣，在光緒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即1881年2月26日。

當時，他的職權是以軍機大臣官銜在總理衙門行走，兼管理兵部事務。

擔任軍機大臣期間，左宗棠就解決國家水利、外交大事多次上奏，遺憾大多被駁回。

無力辦成事，左宗棠心氣不暢。加之年事已高，兩足浮腫，雙耳重聽，他數次請假。

到這年10月28日，朝廷補授他兩江總督兼充辦南洋通商事務大臣。

左宗棠第二次擔任軍機大臣，在光緒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即1884年6月18日。

這年5月3日，東南海防告急，左宗棠到京5天后，朝廷再次任命他爲軍機大臣。

考慮到左宗棠已經72歲高齡，朝廷加恩“毋庸常川入值”，也就是不用坐班，國家有緊要事朝廷再“預備傳問”。

左宗棠的具體職事是管理軍機處“神機營”事務，也就是分管皇家禁衛軍。

到同年9月7日，因東南海防告急，朝廷命左宗棠以欽差大臣身份督辦福建軍務。

左宗棠兩次入值軍機，到底因何情由？

進京路上，左宗棠“失寵”

左宗棠像諸葛亮一樣，不但性格上“一生唯謹慎”，而且事先掐指算好的“錦囊妙計”也多。

他第一次入值軍機處，跟他事先謹慎的打算，有一定關係。

曾國藩去世那年（1872），兩江總督由誰擔任，成了官場敏感話題。左宗棠正督師甘肅，功勞迭著，自然是第一人選。但他又不可能抽身，因此故意以突兀的語氣跟軍機處報告說，兩江總督之任，自己沒法前去。

他早10年便埋下伏筆。

左宗棠又是一個特別能夠把準時機的人。

翻看左宗棠爲官之後的奏摺，他從1862年擔任浙江巡撫單獨奏事起，不間斷地在向朝廷保舉官員、保舉部下，人數過千，幾乎就沒有過不成功的案例。原因是，左宗棠每次都趁軍事勝利的時機保舉人。因爲有他本人過硬的人品與超強的能力作擔保，朝廷接到喜報，往往對保舉對象給予名位，不討價還價。

但好日子就要結束。1881年左宗棠離開新疆，以“朝廷顧問”身份進京。他試圖抓住最後機會，申請朝廷爲前雲貴總督賀長齡立廟祭祀，意外遭遇慈禧太后否定與批評。

這是左宗棠爲官以來在申請、保舉方面爲數僅見的一次受挫，他第一次感到“鳥盡弓藏”。

從進入國家權力最高機關，雖身居皇城，但他鬱鬱中發現，帝國暮氣深重，自己正在走進漩渦。

怎麼擺脫窘境？

爲官不甘心做“花瓶官員”

起初，左宗棠試圖通過提出新的方案，把握朝廷事權、來改變帝國腐敗且低效的官僚體系。

他剛到北京，便上奏朝廷，要求會同李鴻章修北京水利。

沒想到,朝廷批示“留中”。既不批准同意，也不否定建議。

左宗棠尷尬了。他瞬間醒悟過來，在地方凡奏事必應允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回想20多年來，左宗棠徵戰中國東西，先後主政閩浙、陝甘，對帝國痼疾已經洞若觀火。他清楚，如果不運用手段革除痼疾，帝國疾患將入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身爲朝廷重臣，個人名節已經與朝廷俱爲一體，他不可能採取“鴕鳥政策”。

在軍機處，左宗棠奏事權列第三。這對從1852年起就習慣了做一把手的他，只有權力之名而無權力之實，身心俱累。

他早年說過：

“鄙人二十年來所嘗留心，自信必可稱職者，惟知縣一官。同知較知縣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實非素願。知府則近民而民不之親，近官而官不稟畏。官職愈大，責任愈重，而報稱爲難，不可爲也。此上惟督撫握一省大權，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

軍機大臣正是“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左宗棠不願再在朝堂上當“花瓶”、做擺設。

左宗棠寒士出身，帝國官場沒有背景，也缺乏“朋黨”支撐。也因此，他不求在生名聲，特別看重死後名聲。

“政聲人去後，民意閒談中。”他清楚，如果沒有辦出過硬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實事，名聲在後世事實上是支撐不住的。

四年前，他已經封侯，這是一個去世後需要的榮譽標籤。

軍機大臣好歹也是死後需要的一個身份標籤。

左宗棠年輕時仰慕陶澍、林則徐，兩位前輩都曾做過兩江總督。他想在兩江總督位置上做事，一則依靠兩江富庶，可以多辦實事，這些在自己去世後全是支撐名聲的實績；二則後世會將他與陶澍、林則徐相提並論，完成爲官一大心願。

左宗棠畢生擅長溝通，他懂得運用心智，以連續多次請假的方式，讓慈禧感覺出他想外放的心意。

這是他得以出任兩江總督的一大原因。

待人講究技巧與方法

第二次入值軍機，則完全在左宗棠預料之外。

左宗棠原本想終老於兩江任上，在“老糊塗”之前退休，以全名節。

但“抗法援越”之事，不是他事先可以推算出來的；何況，軍事時期，朝廷人事更換更具備隨機性。左氏本願，並不想回軍機處。曾國藩因“天津教案”差點晚節不保，他引以爲戒。

後世將左宗棠兩次出入軍機處，解釋成他因性格不能容人，與一班軍機同僚合不來，不能適應“辦公室政治”。

這些都是表象。

事實上，左宗棠的容人之量，在晚清之世堪稱稀有。

左宗棠手下什麼性格的人都有。有劉松山那樣性格、才能比較全面的人；有劉錦棠那樣一頭衝的人；有張曜那樣孔武有力的糾糾之人；有楊昌浚那樣近乎好好先生的人；有譚嗣同父親譚繼洵那樣保守懦弱的人。

如果真是性格不能容物，左宗棠只能做指揮幾千上萬人的將軍，無法做上十萬人的軍事統帥。

左宗棠畢生信奉“以術運經、以術載道”。作爲帝國高官，左宗棠跟多數官員最大的區別，他懂得通過技巧與方法，將四書五經中的“道”，運用進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真正做到“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即使時勢所限身處泥潭，他也能運用手段與方法，做到出污泥而不染，而不被時勢遷就，隨波逐流。

文：徐志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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