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涅槃寂静:再度回归僧院的僧团伦理

僧院生活需要遵守僧团伦理规范,僧众同时必须负起佛法传承责任,最终目的在实现寂静涅槃;此外僧院亦具有世间人们精神寄托的社会功能;因此,从社会层面考量,寺院必须容纳各类阶级人们,如同大海能容纳百川。也唯有各阶层都能够进入寺院情形下,佛法方能普遍化、全体众生都浸润在佛法大海,楞严经中「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洹」的菩萨行者之理想才能实现。

元晓走向人间,除受到大安影响外,应该是发自心灵深处那份「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的体悟。因为他(西元617~686)住世时的韩国佛教尚未完全普及民间;尽管新罗佛教在第十代讷诋王(西元417~457)时期已经传入;但到了第二十四代真兴王(西元534~576),一般士绅才开始归依、尊崇佛教(释圣严)。至于佛法普及民间状况,就像剧情内元晓游化平民百姓之间遇到的民妇,对于佛教完全没有概念,乃至认为西方净土唯有官员和高僧们可以往生,其他下层阶级是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可见佛法,几乎没有深入、扎根于民间。另外,寺院僧众们也认为平民阶级到僧院,会玷污佛门净地;此种强烈阶级制度,不仅抹杀众生学习佛法善根,可能导致佛法走向衰微。元晓和大安相处期间似乎体悟到佛教僧团弊端,并对佛法有些更深层体悟,因而决定走入尘世:

元晓坐在湖前冥思:所谓的悟道之路,并非远离尘间,而是走入尘间。不管进入多么深远的高山,一样是这尘世的天,这尘世的地;释尊所谓远离尘世的教诲,乃意味著远离尘世的爱著。走吧,走向有哭有笑的人间烦恼找寻哭与笑的根源。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修行与尘世是不即、不离的,离开人间而谈论修行,似乎已经偏离佛陀教法。元晓独自思维释尊教导,领悟真正远离世间的修行并不是离群索居,而是远离世俗爱染执著;此外必须从世间喜、怒、哀、乐的情绪里拔除烦恼根源;换言之,即是「烦恼即菩提」。可能由于他对「远离尘世」意义领悟,决定走向人群;在游化期间深耕力行所谓烦恼与菩提真义,并把整体宇宙大地做成弘化与修行道场;如此,不仅让社会大众有接触佛法因缘,同样也为自己的解门奠下深厚基础:

寺僧A:元晓大师不但活著,还编译金刚三昧经

寺僧B:居然还活著,还会跟我一样译金刚三昧经

寺僧A:你不要笑。听说他这段期间都深入民间为众生说法,从入世的苦行中体悟佛法的精义。因而可能比你更早译定金刚三昧经

寺僧B:不是贫僧愚昧,乃因经书太难。你去转告元晓,你跟他说唐国的高僧不过花了二年的时间,就译成金刚三昧经

寺僧B:所以他并没什么了不起。

寺僧A:师兄千万不要藐视人家。

佛法精义不鼓励苦行,也不赞同以多闻为主;但却强调解、行二门同时并重,经过听、闻,随后思维法义,再实际履行教法,如此体验出的佛法有别于纯粹钻研者。元晓由于对往昔学习的佛法,透过苦行去体悟佛法精随,尔后再度回到僧院并翻译大安托付的《金刚三昧经》,最后译注结果应该被那时韩国佛教有些寺僧肯定的。然而,假若我们从另一位留学僧人应该不难得知:西元6百年前后的韩国佛教界,虽然兴起一股留学热潮,[1]但有些留学僧应该还是以理论为根据,而没有实践修行体验;也因为单纯以慧学为主轴的学问僧,仅仅在义理上专心研究,可能产生对较深奥义理无法确实地契入;此外他们也可能藐视以重视实践为主的实证僧。最后,佛教僧团或许会发生学问僧与实证僧彼此相互对立现象。此种现象,好像寺僧B得知元晓在注释诸法空、真如、及如来藏思想的菩萨出世间渡化众生的法宝时,不但没有赞叹,或认知自己不足;出乎意料地反而责怪《金刚三昧经》太难以理解。诚如释印顺(平凡的一生 41, P50)说:「学问是好事,每病在一慢字。」正是寺僧B展现的高傲姿态。因此,如何平衡佛教学问和实证生态环境,让以学问为主轴的佛弟子如何将所听、闻的佛法如实地运用于日常生活,而以实证为著手处者也不会忘记研读经教,或无论重解或偏行者都能够彼此相互尊重,不生起骄慢心应该是重要的。



[1]《第二辑第五册日韩佛教史略》:「到了第二十四代的真兴王以后,新罗的佛教,突然现出了旭日升天似的旺盛之势,人才辈出,入印度及中国求法者甚多。例如玄光、圆光、元晓、义湘、慈

藏、明朗、惠通等人,都是这一时代的新罗名德。」(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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