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个讨论，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我认为是前者。古人对曹操的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本质上也是建立在时势造英雄的基础上。

时势就是一群人，英雄是一个人，一个人可以忽悠一群人一时，忽悠不了一世，若真的能忽悠，往往是一群人因为某些事情发现了这个诉求，这个漏洞，而那个英雄刚好可以带领他们完成这件事。

权力是由下往上建立的，只要基层都想起义，再英武的皇帝也没有推不翻的。

为什么圣贤没有被重用呢？所谓重用就是一定程度上的掌握权力。为何没有掌权？

往往在两点:

1、他的思想在当世用不了。如一个人擅长水战，但当时南方已经统一，航海时代又没有来临，他就无从施展。

2、他的思想没有被当世的多数人理解，大众对此又没有强烈的集体诉求，大家也缺乏前瞻性的思考，那么也会被埋没。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很多人没真正理解这句话。

就这么说吧，不是乱世显不出圣人，世道很好还需要圣人拯救么？真因为是乱世才能显出圣人来。但因为是乱世，圣人不会好过，好过的往往是大盗，不然世道就不会乱了。

但乱世终究会过去，人间就是有治乱循环，谁都不是永恒的。大盗的东西留不住，能留下的都是圣人的东西。但那个时候圣人多半已经死了。时代远长于人的寿命。

在现世流行的东西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呢？往往是不行的，特别是乱世，在乱世中受打击的说不定是圣人，而在乱世中如鱼得水的多半是大盗。

很多圣哲的学说都是针对时代的问题补偏救弊的说法，他们在生前并不足以力挽狂澜。既然他们的学说是针对时代的问题所提出，那就意味著即便他们的解决方法不一定有用，但他们的问题意识一定是珍贵的，他们的伟大不在于他们一定正确，而在于他们提出了最重要的问题。

孔子讲学的时候，天下已经是礼崩乐坏，诸侯间的兼并战争连绵不断，孔子要兴灭国，继绝世是势所不能了。所以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累累若丧家之狗。孟子游说诸侯，倡行仁政，但当时的情况已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孔孟的学说虽然在当时难以实行，后代实际也从未实行过，但在两千年漫漫秦政的酷烈统治之下，始终是正直的读书人心中可以退守的阵地。

古希腊也是如此，苏格拉底所面对的雅典，是智者学派大兴，人们竞相学习诡辩之术，以邀名利的时代。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动摇，人们所信奉的是道德相对主义，一切有利于实现我的目标的就是对的。如普罗泰戈拉斯所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试图教会人们用理性重建道德的基础，虽然苏格拉底最终以渎神和腐化青年的罪名被雅典人判处死刑，他的学生柏拉图和学生的学生亚里士多德都试图从宇宙论和认识论入手解决道德问题，怀特海曾经说过:整个西方哲学史都是柏拉图的注脚。这三位哲人，他们的思想在现在看来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他的智慧无疑照耀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轨迹。

圣者的教导，只有极少数人在听闻的当下可明悟而遵行，而大多数人需要一辈子去践行才会有所明有所知，而有的甚至需要几辈子才能知。

所以开始只能在极小范围内传播，然后随著时间的延续，才逐渐扩大范围。

且圣者一般出现在信息传播能力有限的时代，也是需要时间才能逐渐影响广大。

「问之无尽，答亦无穷。」

「一问一答，复有何益？」

学说真正的存亡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人多并不管用，闻道无其数，知道有多少？

不过大多圣人在世之时，常有济世扶纲之心，而世风日下，人心冷漠，趋名逐利，难以大行正道，圣人故后，才略微感受其光芒，苦海觅岸之时，已晚矣。

犹如人在青年，纵情酒色，贪花恋美，日夜沉沦颠倒，挥霍无度，不行一善，不立寸功，积下病根，中年之后，气衰血老，一旦病发，卧床服药，呻吟难受，又思过往劝诫良言，此又何益？

圣贤的学说，真正的传承永远只有很少人能得心传，然后以一灯传万灯，直至灯灯皆明。

慈悲

传经传法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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