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個討論，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我認為是前者。古人對曹操的評價，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本質上也是建立在時勢造英雄的基礎上。

時勢就是一羣人，英雄是一個人，一個人可以忽悠一羣人一時，忽悠不了一世，若真的能忽悠，往往是一羣人因為某些事情發現了這個訴求，這個漏洞，而那個英雄剛好可以帶領他們完成這件事。

權力是由下往上建立的，只要基層都想起義，再英武的皇帝也沒有推不翻的。

為什麼聖賢沒有被重用呢？所謂重用就是一定程度上的掌握權力。為何沒有掌權？

往往在兩點:

1、他的思想在當世用不了。如一個人擅長水戰，但當時南方已經統一，航海時代又沒有來臨，他就無從施展。

2、他的思想沒有被當世的多數人理解，大眾對此又沒有強烈的集體訴求，大家也缺乏前瞻性的思考，那麼也會被埋沒。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很多人沒真正理解這句話。

就這麼說吧，不是亂世顯不出聖人，世道很好還需要聖人拯救麼？真因為是亂世才能顯出聖人來。但因為是亂世，聖人不會好過，好過的往往是大盜，不然世道就不會亂了。

但亂世終究會過去，人間就是有治亂循環，誰都不是永恆的。大盜的東西留不住，能留下的都是聖人的東西。但那個時候聖人多半已經死了。時代遠長於人的壽命。

在現世流行的東西能不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呢？往往是不行的，特別是亂世，在亂世中受打擊的說不定是聖人，而在亂世中如魚得水的多半是大盜。

很多聖哲的學說都是針對時代的問題補偏救弊的說法，他們在生前並不足以力挽狂瀾。既然他們的學說是針對時代的問題所提出，那就意味著即便他們的解決方法不一定有用，但他們的問題意識一定是珍貴的，他們的偉大不在於他們一定正確，而在於他們提出了最重要的問題。

孔子講學的時候，天下已經是禮崩樂壞，諸侯間的兼併戰爭連綿不斷，孔子要興滅國，繼絕世是勢所不能了。所以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累累若喪家之狗。孟子遊說諸侯，倡行仁政，但當時的情況已是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孔孟的學說雖然在當時難以實行，後代實際也從未實行過，但在兩千年漫漫秦政的酷烈統治之下，始終是正直的讀書人心中可以退守的陣地。

古希臘也是如此，蘇格拉底所面對的雅典，是智者學派大興，人們競相學習詭辯之術，以邀名利的時代。傳統的道德觀念受到動搖，人們所信奉的是道德相對主義，一切有利於實現我的目標的就是對的。如普羅泰戈拉斯所說:人是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試圖教會人們用理性重建道德的基礎，雖然蘇格拉底最終以瀆神和腐化青年的罪名被雅典人判處死刑，他的學生柏拉圖和學生的學生亞裏士多德都試圖從宇宙論和認識論入手解決道德問題，懷特海曾經說過:整個西方哲學史都是柏拉圖的註腳。這三位哲人，他們的思想在現在看來不一定完全正確，但他的智慧無疑照耀了整個西方文明的發展軌跡。

聖者的教導，只有極少數人在聽聞的當下可明悟而遵行，而大多數人需要一輩子去踐行才會有所明有所知，而有的甚至需要幾輩子才能知。

所以開始只能在極小範圍內傳播，然後隨著時間的延續，才逐漸擴大範圍。

且聖者一般出現在信息傳播能力有限的時代，也是需要時間才能逐漸影響廣大。

「問之無盡，答亦無窮。」

「一問一答，復有何益？」

學說真正的存亡永遠掌握在少數人手裡，人多並不管用，聞道無其數，知道有多少？

不過大多聖人在世之時，常有濟世扶綱之心，而世風日下，人心冷漠，趨名逐利，難以大行正道，聖人故後，才略微感受其光芒，苦海覓岸之時，已晚矣。

猶如人在青年，縱情酒色，貪花戀美，日夜沉淪顛倒，揮霍無度，不行一善，不立寸功，積下病根，中年之後，氣衰血老，一旦病發，臥牀服藥，呻吟難受，又思過往勸誡良言，此又何益？

聖賢的學說，真正的傳承永遠只有很少人能得心傳，然後以一燈傳萬燈，直至燈燈皆明。

慈悲

傳經傳法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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