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在中国为什么消失得这么彻底？
墨家究竟惹了谁？
君王、儒家还是统治阶级？
作为曾经的显学，一种思想结晶，包含真理的思想，却也会被历史抹除，被文明遗忘，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什么，来避免如今我们相信的学说知识和真理被后人遗忘，反思我们对不同学说知识的态度，尤其是那些我们不喜欢的。
墨子有个徒弟，叫耕柱子，墨子平常就没拿好脸对过他，别人干一分力的活他得干十分，还被墨子各种苛求。
终于有一天柱子忍不住了，柱子就问：「师父呀师父，你为什么对我如此严苛呢？」
墨子反问：「假如你想出远门，你有一头牛和一匹千里马，你驱赶谁？」
柱子说，当然是马呀，千里马多快呀。
墨子就笑了，说我觉得你是千里马。
能者多劳，累死拉倒，你说墨家怎么长久？墨子活著的时候还能团结墨家，墨子一死墨家就崩了。
墨家完蛋是方方面面的巧合加起来的结果。
原本，墨家各个方面都很强，论组织能力，墨家是可以以一派之力硬抗国家战争的，儒家孔子够厉害了吧，遇到了战乱还不是困在荒地差点饿死，墨家则是不服就干，论暴力老子比你们还能打，我说大家要和平不许打仗谁敢不听？
论辩论，墨家怼人条理分明逻辑清晰，始终为自己的思想主旨服务，墨家和天下各家辩论也没怂过谁，哪像后世的儒道被外来的和尚怼的哑口无言只敢跟自己说「大辩若讷」「不争乃大争」自我麻痹精神胜利呀。
论技术，墨家更是牛的一批，小孔成像就不说了，墨子别称机械圣，科圣，能工巧匠的代名词鲁班都是墨子的手下败将，并且败得心服口服。
论世界观，墨家更是超越时代的伟大，在那个人与人生来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时候，墨子就敢喊天下人该爱天下人，应该平等尚贤。
而且更别说墨子还是一个品德超级完美的圣徒式人物了，一生真心是只求奉献不图回报。
但是这么一个完美的人物，他的学派却后继无人。墨子在的时候，墨家是当世显学，除了儒家百家无一可与墨家争锋。但是墨家恰恰因为墨子太过完美，所以很多人追随墨子纯粹就是为了追随圣人的脚步，心甘情愿的跟著墨子自苦以利天下。墨家鼎盛的时候，墨子身边随时都有能以一当十有冲锋破阵之勇的勇士百余人听其号令，子墨子一声令下这些勇士赴汤蹈火死不旋踵。不光是有任侠之心的人崇尚墨子，当年师从天下大儒子夏的禽滑厘都叛儒归墨。但是正因为墨子太过耀眼，墨家的继承人就根本无法维持墨家的辉煌。所以墨子一死墨家立刻分裂了，因为世上再无第二个墨子一样伟大的人物可以凭借个人魅力凝固住整个团体。
你要说墨家真没法维持下去吗？也不是，稍微在墨家的理论里掺点别的东西墨家就能万世不朽，例如说，把墨家宗教化，本身墨子就是一个完美的不像凡人的人类，稍微加以宗教包装，把墨子不朽化，世界上得有多少人天天念叨著「墨子真人救苦救难保佑我们」呀。你看佛教，基督教，佛教就说佛祖不是死了，是涅磐了，佛祖还会继续保佑你们的；基督教就说基督确实死了，但是基督又复活了，基督为了罪人们流了血，洗清了你们的罪，信徒们！你们将来都会和基督一样再次复活得到永生的！
可是墨子又是怎么做的呢？他可没搞这些玄虚，而是坦坦荡荡地说人死了就是死了，我死之后不要厚葬，你们继续努力！
说的道理很好，可是这份苦有多少人能坚持？多少人能达到墨子的境界？一个不靠偶像来统领绝大多数人思想的学术，注定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不信你就看现在，多少抱怨自己生活不顺找不到女朋友男朋友的直接开喷「女人都是拜金婊」或是干脆化身女拳的。当一个人遇到困境了，有多少是直面困境埋头苦干而不是找理由给自己开脱的？墨子的学识太重实干付出，没有给人慰藉伤痛疲劳的麻醉剂，怎么能够长久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墨家」当真消失的「无影无踪」的话，我们今天恐怕很难讨论有关这一学派或组织的历史。作为昔日的「显学」，先秦诸子及其后学所建立的学派往往都有著作传世，墨家亦不例外。《墨子》一书便大概代表了这一学派的主要思想，而有关于「墨学」的发展在《汉书·艺文志》中可看出，汉代人已经有了关注。汉后又常有士人去「研究」《墨子》这一「诸子书」、「百家语」。至宋及以后，有关「墨学」与《墨子》的讨论在学士们的著作与笔记中不胜枚举。近代以来，仅就历史学而言，关注「上古史」的学者有相当一部分只在成长的过程中就表现出了对《墨子》的巨大兴趣，而针对「墨家」的学术研究则更有系统，这均是稍有关注便可发现的情况。不仅如此，海外汉学家们也在同时或稍后与近代学者们呼应起来，不乏有人对这一学派的「学问」有著浓厚的兴趣。如果作为一种古代的「学问」来说，在各个学科上，古今中外间我们都没法说「墨家」是「消失」了。
不过有趣的是，也是自近代以来，不光是中国学者在讨论「哲学史」时会提到「墨家的失败」，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以及谷中信一等海外学者在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也会用「失败」来标记墨家。看起来，「墨家」与「墨学」在不少学者心中都没能发展到其本可以（甚至是本来就）有的水平，其表现的活力也不那么令人满意。另外，除却其思想影响力的褪色以外，「墨者」与「墨徒」曾是因这一学派而有组织的集体，这一集体在很长一段时间还颇具规模，在《韩非子》中还尚且被称为「显学」，可在汉代就已快没有了声音。因此，「墨学」为何不复昔日？以及「墨徒」们又是如何「消失」的？这两个问题是我们的讨论中心。并且需要提前说明的是，在这里，我们将较少的探讨「哲学辩论」层次上的得失，把重点放在有关「墨家」与「墨徒」的历史叙述上。
汉代史家在建构有关诸子之学的历史叙述时，曾经对墨家的思想有著这样的描述：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看起来至少在《论六家要指》形成的时代，墨家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也崇尚尧舜之道的学派，但是他们提出的「俭用」、「节葬」是会令尊卑无序的，且这一思想是知易行难的。不过，司马谈也坦率地承认这样的主张也是这一学说的特色，其可取之处也是其余诸子所不及的。尽管在语言上我们对这段话没什么可深入分析的，但文中特别将「俭用」、「节葬」来当作墨家思想与墨者行为的标签显然是不那么客观的。以今天看来，墨家作为战国时代的「显学」，他的特点至少应该更被「立体的描述」。然而，卫绾对汉武帝的谏言或许可以侧面为我们说明这一问题：
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汉书·武帝纪》）
汉武帝为「汉家制度」「缘饰以儒术」的做法已不必再在此讨论了。可是在「罢黜百家」的实际工作中，墨家并没有进入到卫绾的视野中。不仅如此，武帝也曾明令臣下「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汉书·严助传》）。看起来，在汉代，法家与纵横家的学说在政治上影响力要较墨家更大。毫无疑问，在「独尊儒术」前，墨家思想便已经开始衰退了。对此，史华慈认为：
……然而，不论他们的总体观点的本质如何，儒家终究找到了接近征服的途径，这一事实其实指出了某些人认为导致了墨家最终失败的根本因素，即它极端偏离了精英文化中的某些根深蒂固而又广泛认同的取向。奢侈的葬礼，仪式性的音乐，讲究礼仪服饰和优雅的礼貌，无论已经变得多么徒具形式和偏离实质意义，但的确是传统精英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维世界》）
这个视角极富洞见，墨家所提出的「俭用」与「节葬」确实与古代中国的精英文化有很大冲突。所以汉代史家所强调的墨家学说的特点，也恰恰正成了其与主流大众之间格格不入的关键。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意识的刺激，近代以来海内外的学者多有在讨论墨子的出身与墨徒的成分时，将之说成是「刑徒」或者「手工业者」（artisan）甚至是「职业武士中的一员」。想来这些说法的根本理由就是墨家在反对传统精英文化建立的生活方式时所提出的观点，这使得学者们不由自主地将墨家的形象「亲民化」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尽管墨家偏离了精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广泛认同，可其又在长时间内是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史华慈提供给我们的视角还可以被「历史」的展开。
墨子与墨徒们至少在战国时期一直以「士」的身份活动，他们也一直以「士」自居。更值得一提的是，墨徒们看待自己「士」的身份上也与《孟子》所提到的「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并无不同，比如墨者有责仕于师者：
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身体强良，思虑徇通，欲使随而学。子墨子曰：「姑学乎，吾将仕子。」劝于善言而学。其年而责仕于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亦闻夫鲁语乎？鲁有昆弟五人者，其父死，其长子嗜酒而不葬，其四弟曰：『子与我葬，当为子沽酒。』劝于善言而葬。已葬，而责酒于其四弟。四弟曰：『吾未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岂独吾父哉？子不葬则人将笑子，故劝子葬也。今子为义，我亦为义，岂独我义也哉？』子不学，则人将笑子，故劝子于学。」（《墨子·公孟》）
虽然理论上墨子所提出的「俭用」、「节葬」在极度反对贵族的生活，可是其面对战国时代的现实时，他也并不能与贵族们切断联系。尽管墨子本人并不去求得贵族们的任用或是供养，可当时的知识阶层却并不能全都如此「高风亮节」。愿意跟随墨子学习的墨徒们显然既有成为「士」的兴趣，又在成为「士」后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欲望，对此，墨子更是积极的为其弟子们奔走：
子墨子使管黔傲游高石子于卫 ,卫君致禄甚厚 ,设之于卿 。（《墨子·耕柱》）
……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 子墨子出曹公子于宋。……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墨子·鲁问》）
可以看出，在我们讨论墨家的性质时，必须注意当时 「知识阶层」 正在「兴起与发展」的背景，墨家的活跃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墨子及其徒众无论拥有何等技、流品如何难以划清，其根本的生存方式还是与「士」高度一致，他们既有「志于道」的追求和理想，又要接受「从于王」的现实。可生存方式与「士」无异的墨徒们在生活上的「俭用」、「节葬」则与「士」这一阶层显得格格不入，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抛出另一个视角即墨家在士阶层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越发因其「俭用」的主张而被标签化，也越发的随著这一标签而从士阶层「分离」。为证实这一视角，我们还要放回历史去看这一问题，并稍微回顾有关士阶层的历史。
在战国初期，士崛起的关头，士阶层几乎无例外的凭借自身所掌握的知识与文化来要求君主对自己有符合「礼」的待遇：
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璜，踞于堂而与之言。翟璜不悦。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汝欲官则相至，欲禄则上卿至，既受吾赏，又责吾礼，无乃难乎？（《吕氏春秋·下贤》）
在这则故事里，段干木率先以不食禄、不为官来坚守作为士的自尊，要求魏文侯以「礼」相待，这是一种自觉地做法了。可故事中的翟璜则更进一步，他既想食君之禄，又想要君主「礼贤下士」。有关于他的诉求是否合理我们姑且不论，但士阶层要在君主面前求得体面的意识却已经被这二人具体体现了。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士阶层毕竟大多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进身为「士」的。像段干木那般自觉放弃官位与俸禄的「青云之士」终归是少数，所以翟璜与前文所提到的「责仕于师」的墨者这般既想要「士」的体面，又渴望君王们的俸禄的人恐怕是多数：
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吕氏春秋·博志》）
宁越的故事可作为一个佐证，当时有许多「普通人」立志于学以成为士的真实动机就是能得到诸侯以「礼」为基础的优厚待遇。另一方面来说，君主们显然也意识到了士的重要性与其欲望，在战国中期「制度化的礼贤」便出现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齐国的稷下学宫。后人描述这一机构的盛况时说：「（齐宣王时）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盐铁论·论儒）。看起来，在战国中期士人们正逐渐被满足，在君王与士人的默认下，士往往是既被礼遇又被供养的。可是，同为士人的墨者却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时有著不一样的反应：
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曰：「我使绰也，将以济骄而正嬖也。今绰也禄厚而谲夫子，夫子三侵鲁而绰三从，是鼓鞭于马靳也。翟闻之，言义而弗行，是犯明也。绰非弗之知也，禄胜义也。」（《墨子·鲁问》）
在与士人选择相同生存方式的情况下，墨者中也像其他士人一样的为利禄折腰者绝非少数。但是墨子却并不支持这种行为，甚至他也对有这样行为的墨者进行制裁，这让生存方式与士本身无异的墨者恐怕也会感到不堪重负。不仅墨者自身与士阶层产生了裂痕，士人们也认为墨者难以理喻：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墨子称道曰：……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
不仅是理念上，士阶层通过「利禄」与君主建立了更明确的联系：
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秦相应侯曰：「王勿忧也，请废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贵耳。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母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战国策·秦策三》）
在这里，富贵才是士人的真正追求了，这当然有些夸张。但是士人不愿自苦的心却是可以明确的，李斯就曾讲到：「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史记·李斯列传》）在现实的困境之下，士人选择了「从于王」，这也让更难以驯化的墨者逐渐淡出了君主们的视野。
在士与墨者的分歧愈发明显后，士人们不断在突出墨者「自苦」的特点，到了《淮南子·泰族训》则讲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服役者」已绝不是来描述士或知识阶层的了，看来在「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的汉代墨者偏离了「诗书礼乐」的生活方式终于是让人忽略了他们曾「为士」的生存方式。那么较之光鲜的士来说，「服役者」对人们的吸引力自然会变得荡然无存。
除却自墨子时便提出的「俭用」、「节葬」理念与当时最活跃的阶层格格不入外，「墨徒」们也并非是牢不可破的铁板一块。在墨子身后，居于列国的墨者们也会因为现实原因而互相勾心斗角：
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吕氏春秋·去宥》）
像这位「秦之墨者」一般，在墨子身后，出仕便放弃墨徒的原则的恐怕也绝非少数。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近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探究过惠施、公孙龙一辈名家与墨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这里不去说名家究竟是否为墨家后学，但墨者们若可以像公孙龙那般在平原君府进行「智力游戏」便可得到优厚待遇的话，恐怕很快也会放弃原本辛苦做墨徒的身份。
必须承认的是，尽管「知识阶层」的形象与墨者们渐行渐远，墨者仍可以因其勇力与组织以「侠」的身份活跃下去，可就连「侠」这一阶层而言，墨家也终归被更加温和的方式代替了。
日本学者增渊龙夫曾明确指出墨侠与秦汉之际游侠的相通之处（参见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在此不过多赘述，但值得指出的是，秦汉之际的游侠也与我们论及士与墨者的异同相似，在组织上，墨者「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的做法与豪侠田仲「父事」朱家无异。可在生活方式上，墨者依旧是「苦行」还「以武犯禁」，但游侠们却得到了实惠：
稚季者大侠，与卫尉淳于长、大鸿胪萧育等皆厚善。宝前失车骑将军，与红阳侯有隙，自恐见危，时淳于长方贵幸，友宝，宝亦欲附之，始视事而长以稚季托宝，故宝穷，无以复应文。文怪宝气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下敢取稚季，当且阖阁，勿有所问。如此竟岁，吏民未敢诬明府也。即度稚季而谴它事，众口讙哗，终身自堕。」宝曰：「受教。」稚季耳目长，闻知之，杜门不通水火，穿舍后墙为小户，但持锄自治园，因文所厚自陈如此。……（《汉书·孙宝传》）
大姓李子春先为琅邪相，豪猾并兼，为人所患。憙下车，闻其二孙杀人事未发觉，即穷诘其奸，收考子春，二孙自杀。京师为请者数十，终不听。时，赵王良疾病将终，车驾亲临王，问所欲言。王曰：「素与李子春厚，今犯罪，怀令赵憙欲杀之，愿乞其命。」（《后汉书·赵熹传》）
「以武犯禁」的大侠们往往与地方州府相勾结，甚至豪强也是汉代地方政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看起来，盘踞于乡里的豪侠比团聚在巨子身边的墨侠更能在新时代里找到生存方式，而墨侠的影子也只能从豪侠的形象中寻找了。
总的来说，墨家因其特殊的生活方式逐渐失去「士」与「侠」的认同，也在历史叙述上逐渐被建构以特殊的标签，而也正因这一标签，使得其影子虽然还常能被后代的「士」与「侠」所反映，可终归却作为「组织」而言褪色了。
个人认为，墨家学说作为一种有浓厚平民色彩的意识形态，没有实现同平民的更紧密结合，而是试图同新兴的国家机器结合，走上层路线，最终在遭到官僚体系的打压和儒道等其他思想的分化时必然无力抵抗，只能渐渐走向消亡。而且，由于缺乏民间的基础，这种思想在衰落后将很难有重新崛起的机会。这是它消失得极其彻底的原因。
我们从墨家学说核心的兼爱非攻说起。墨家从兼爱的理想出发，希望实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的社会，从而在现实中实践非攻的信条，用一切手段反对侵略战争，这本质是没错的，也合乎逻辑。但墨家的问题就在于，在他们的实践中，非攻这一信条在一定程度上被狭隘化了。从兼爱的角度出发，非攻应该绝不只限于反对侵略战争，而应该扩大化到反对，乃至用武力对抗一切社会上的、侵略性的不公正现象，实践普遍的社会正义。考虑到墨家在当时拥有的强悍武力，这种对抗还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在历史上，从孟胜等人的表现来看，他们更多地是实践军事上的或外交上的非攻防守，反对侵略。我们很少能看到墨家在社会层面上的非攻、主持正义的表现。这就使墨家所能获得的支持主要局限在各国君主而不是民众上。虽然墨家主张的政策同样能获得民众的支持，但墨家并不能更深入地和民众结合起来，这是只有社会层面上的非攻才能做到的。
这个问题在墨家主张的经济政策上也有体现。墨家的节用节葬基本概括了其经济政策，但这只是针对贵族和统治阶级的，对于民众，墨家除了呼吁统治者减少浪费，减少战争以缓解他们的负担以外，并无更多更好的策略来改善他们的生活。事实上，这一点也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墨家本应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墨家在数学、物理和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积累完全可以用到水利工程建设、农用和工用器械改良等方面，乃至进一步转化成一种以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作为对节用节葬的补充。但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在墨子等书中发现这样的理念，我们也没有听说过历史上墨者们主导的水利工程建设或者重要的生产、生活用的发明创造。事实上，如果有墨者群体真做出了这样的事迹，他们恐怕是很难被遗忘的，他们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也将很久都不会消减，只要看一看历史上的西门豹和李冰等人我们就能理解这一点。墨家崇拜的大禹同样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最后，墨家在宗教方面的态度同样展现了这个问题。墨家吸收了民间传统的对天和鬼神的崇拜，将其构建成他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所谓天志明鬼是也。但墨家似乎并没有做多少改造这些崇拜的努力。墨家并未试图去规范化这些崇拜，去除其残忍的人祭（这在春秋战国时代依然存在）部分和不符合墨家思想的命定论部分，更遑论在民间推行这套改良的、制度化的天鬼信仰了。事实上，建立一种制度化的、非原始的信仰也是在民间站稳脚跟的好方法之一。当然，墨家的改良版的信仰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其崇拜的对象、天和鬼神太道德化了。你既然描述了这么强大又这么有道德的存在，那就很难解释这些存在为什么会允许这个世界上存在那么多苦难和不公。与之相比，道家所构建的崇拜对象，即去道德化的、去人格化的、抽象的自然，或者说道就相当成功，并且能在很大程度上自圆其说。
由于墨家在以上几个层面的不完善之处，导致了墨家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从群众中来」，但并未做到「到群众中去」。就这一点而言，后世的道家都比他成功。而墨家又不能真正地走上层路线，其激进的兼爱、尚贤（并非后世推崇的选贤任能作为官僚，而是选贤者作为统治者）、节用和节葬在本质上不受统治阶级欢迎。如果将这些思想温和化，那它又和儒道缺乏区别，只能被后者同化。这样，当墨家不受到统治者的重用，而其独立的武装力量又受到大一统政权的打压时，他很难长久地存在并维持影响力，最终只能渐渐消亡。或许其部分思想被后世的儒家或道家吸收，或许其部分理想被后世的侠客们继承，但作为有组织的和有完整思想体系的墨家则再也没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当然，以上我的结论都只建立在我们现在掌握的极有限的资料上。历史上关于墨家的记载都只有只言片语，零散而不完整，顶多只有一些和墨家相关的故事。除《墨子》以外，我们也很少能够看到墨者们写的其它的著作。历史上真实的墨家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还并不十分清楚，因此这个问题下所有的结论，包括我这篇回答都是要打个很大的问号的。
1.前言
墨家消失的是否「彻底」，我们不应该轻易下结论。
墨家作为纯粹的思想，并没有彻底消失，我们今天仍然能读到残本的《墨子》，即便有一些章节因为种种原因佚失了，但墨家的核心思想还是流传了下来。明清之际，也有诸多学者对《墨子》文本进行过解读和研究，《墨辩》篇还曾在民国掀起过一次研究热潮。
我们直觉上的「墨家彻底消失」，其实是因为在后来的大小历史事件中，几乎看不到墨者的身影了。儒、法、道都有机会登上历史舞台重新表演，但墨者却在「二十四史」中销声匿迹了。
因此我们会猜测，是不是墨家触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呢？一个思想、一个学派的消失，我们经常会说：是因为它触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
但这个简单地归因，是不符合逻辑的。
从逻辑上来说，思想并不能直接触动阶级利益。因为思想、意识本质不是物质武器。思想、意识只能作用于人，作用于某一个阶级，给该阶级鼓舞，为该阶级发声，帮该阶级提供理论支持，最后才能通过该阶级去触动其他阶级的利益。
绞杀思想——批倒、驳斥、查禁——这是没有用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这个思想立足的阶级还存在，这个思想永远不会被彻底绞杀，永远会有人重新用该思想武装自己的阶级。
所以墨家思想为什么消失在了历史中，却没有消失在文本中？因为它立足的阶级已经消亡殆尽了，它存活的土壤已经流失了，它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买主了。虽然思想还在，但它已经没有阶级可以鼓舞了。
2.作为思想的墨家学说
关于墨家思想，郑杰文先生有一套书叫《中国墨学通史》，里面详尽地分析了墨家思想，包括大家关心的科技、宗教、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以及各朝各代不同流派的学者对墨家思想的评析、墨家思想的流传脉络等等，甚至涉及并旁征了在日本生根发芽的日本墨学……当得起「通史」二字。
如果对墨家有兴趣，直接去读这套书。因为三言两语间，我能提到的部分极为有限。
我说这套书的主要目的是，它谈到了墨家的流传脉络。可以用来佐证我前文中所述：「墨家作为纯粹的思想并没有彻底消失过」这个观点
2.1 关于墨家思想流传的三派意见
关于墨家思想的流传，近代以来很多学者谈到过，主要有三派观点：
其一：墨学亡于秦汉之际
该观点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为《墨子》作校注的清末经学大师孙诒让先生，他有一句名句：
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竟绝。（《墨子间诂》）
这是孙诒让先生的盖棺定论：墨氏之学亡于秦季。
此后学界普遍认可这个观点，包括章太炎：
嗟乎！钜子之传，至秦汉间而斩。非其道之不逮申、韩、商、慎，惟不自为计，故距之百年而堕。（《訄书·儒墨》）
其二：秦汉之际，墨学并入儒学
该观点应当说是第一类观点的补充。
自第一类观点盛行之后，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譬如方授楚先生指出，在《盐铁论》中谈及西汉早中期，民间仍然有墨者在讲学议论：
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盐铁论·晁错》）
故而方授楚先生称，墨学在西汉是「慢慢衰亡」的，而非「陡然消逝」：
墨学之在西汉，其衰微乃渐而非顿……是在西汉武帝时，墨学之师承家法，犹未绝也。（《墨学源流·》
郭沫若先生对这些反对的声音表示不满。
他引《淮南子》中「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一句，认为在西汉之初，墨家已经放弃了墨者节用的「自我要求」，换上了和儒家一样的「丰衣博带」。
又引《盐铁论》中著名公案，儒者、墨者响应陈胜吴广起义：
齐鲁儒墨缙绅之徒，肆其长衣，负孔氏之礼器诗书，委质为臣。（《盐铁论·褒贤》）
他质疑墨者响应陈胜吴广的起义时，为何要背负「孔氏之礼器」呢？
故而郭沫若先生主张：在秦汉之际，儒墨产生了合流，甚至可以说，墨者沦为了儒者的附庸，墨家并入了儒家。
其三：秦汉之际，墨学中绝，但唐朝之后又重新复苏。
这个观点是我比较认可的，即郑杰文先生在《中国墨学通史》中的观点。
他认为，汉代确实存在著一种「孔墨并举、视墨同儒」的情况，这混淆了儒墨概念，导致墨学不能独立发展，致使「墨学中绝」。
但墨学最终「活过来」了。
墨学的「活过来」，主要依靠魏晋之后，中原文化中长期交织的「儒、释、道三家之争」。
郑杰文先生认为，历史上的「三家之争」，其实潜藏著「儒、墨、道、释四家之争」。主要体现在两派意见上：
其一派：以韩愈等人为主导的「儒墨相用」观，认为经学除了研究儒家经典以外，也应该研究墨家经典，儒墨并不矛盾，用儒就要用墨：
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余以为辩生于未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韩愈《读墨子》）
另一派：继承于孟子。孟子对墨子思想始终是一种驳斥的态度，这在儒家内部产生了「尊儒辟墨」的派系，以柳宗元等人为主导，主张「墨不如佛」：儒学当然是最好的，但次好也轮不上墨学，墨学应当排在最后。
2.2 墨学复苏之后
此后的思想史中，儒墨之争的战火就重燃了。只不过这一回，是「儒墨相用」与「尊儒辟墨」之间的斗争，换言之，是打著墨学旗号的儒学内部斗争。
2.2.1 墨学在宋朝
在宋朝，学堂是向学生传授《墨子》经典的，《太平御览》等书也多收集《墨子》内容，应当说《墨子》一书至今仍有残篇流传，仰赖于当时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
墨学在宋朝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譬如欧阳修就曾在《崇文总目》中称墨家「节用贵检」，有可取之处：
然其强本啬用之说，有足取焉。
也正因为影响不小，王安石才会做《杨墨》来批驳墨子：
墨子之所学者为人，为人，学者之末也……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墨子者，废人物亲疏之别，而方以天下为己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适所以为天下害患也，岂不过甚哉？
在王安石眼中，看似「大公无私」的墨子，其实和杨朱是一类人，都于私处著眼，而远于大道。他在《书墨后》一文中，更是把杨墨和老佛都称为「荒妄雄猾、资祸当世」。
王安石是「恨」墨学入骨了。这里还需要捎带提一句，虽然作为王安石政治上的反对派，但苏轼却也主张「严儒墨之分」，和墨家划清界限。
与王安石、苏轼同时期的二程，对墨学的态度则稍稍温和一些。
程颐选择批判继承韩愈的论述，他认为杨、墨原本是向儒家学习义、仁，但不幸学偏了道。孟子批驳杨、墨，并非是与其势不两立，而是想帮助杨、墨之流正本清源：
杨子本是学义，墨子本是学仁。但所学者稍偏，故其流遂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乐取人善之心，可谓忠恕；然持教不知谨严，故失之。（《论孟精义》）
到了朱熹时代，又重提「辟墨」，认为韩愈「儒墨并用」实在荒谬：
杨墨皆是邪说，但墨子之说，尤出于矫伪不近人情而难行。孔墨并称乃退之之谬然。（《论墨子》）
到了黄震，黄震效仿韩愈用「儒墨共同点来论述儒墨并用」的方式，反其道而行之，大谈儒墨种种不同，最后得出「用孔子必不用墨子」的观点，力辟墨学，反对韩愈。
2.2.2 墨学在明朝
和在宋朝被士大夫阶层严正抗拒不同，明清不少学者对墨学是持肯定态度的。
譬如明代宋濂就重谈「儒墨互用」，朱拱枘将墨学的弊病统统怪罪在墨子后学身上，认为《兼爱》篇阐述的是家国天下、君臣父子：
墨子，不下累万言，激切慷慨，信可鼓动一世，而《兼爱》三篇，要言家国天下君臣父子之理，而未分甚析耳……后之谓墨者殆师墨而失其真者也。（《墨子序》）
在这场争论中，最为出彩的当属墨子的反对派王阳明。
王阳明摆脱了自唐以来，普遍谈论「儒墨之用」的问题，以哲学世界观的角度来分析墨子「兼爱」的不合理之处：
问：「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反不得谓之仁？」
曰：「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自有渐。惟其有渐，所以必有发端处；惟有发端处，所以生生不息。譬之于木，其始抽芽便是生意发端处，然后有干有枝叶。父子兄弟之爱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如木之有干有枝叶也。墨氏将父子兄弟与途人一例，便没了发端处，安能生生？安得谓之仁？」
王阳明认为：「仁」的生生不息，有如一棵大树。既然是树木，那么树的发端处自然要比枝叶粗壮一些。而墨子主张天下人无差别的兼爱，就像是一棵没有发端与枝叶差别的树。
既然无所谓差别，那就无所谓发端，没有发端，「仁」便生长不了，便绝了。
所以王阳明给出的结论是：「墨子之兼爱，行「仁」而过耳。」
2.2.3 墨学在清朝
关于墨学的讨论，在清中后期达到了高峰。出现了汪中这类「贬儒扬墨」的学者，这是前朝所没有的。又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孙诒让，对墨学有一个相对系统和完整的考据、评析，这也是此前所没有的。
3.作为阶级代表的墨家学说
我相信上文的内容足以说明一点：作为思想的墨学并没有断绝。而且唐宋之后，还发展得很好。
但「墨者」却不见了。也就是我在开篇就讲到的，墨家实际上是消失在了各种历史事件中。
我们在各类历史事件中：在顽固派与变法派的斗争中、在改革派与守旧派的斗争中，这些朝堂上的学子士人，竟然没有一个是「墨者」。
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中有一个观点：
墨家在东周末、秦汉前领主统治没落，地主未取得完全统治权的空隙中与儒家并存并显。秦汉地主政权确立，地主压倒了庶民，因之儒家独盛，墨家消灭。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也有一个观点：
及贵族政治崩坏以后，失业之人乃有专以帮人打仗为职业之武专家，即所谓侠士，此等人自有其团体，自有其纪律。墨家即自此等人中出，墨子所领导之团体，即是此等团体。
这两个观点交相辉映，告诉我们：墨家既不是立足于「旧贵族」的学说，也不是立足于「新地主」的学说，它是属于「自由流民」的学说，是立足于自由手工业者、自由侠士的学说。
墨者起初能够遍布天下，是因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尚未登上历史舞台，而旧贵族阶层已经日渐崩溃，自由流民遍布天下，这些自由职业者是墨家学说的买主。墨家一心代表，并且也只能代表的，就是这些自由流民。
而当封建制正式落成，一方面使得部分手工业者晋升成为小地主，墨家学说对他们的吸引力丧失，小地主转向儒家学说，这导致了上文所说的秦汉之际儒墨合流；
另一方面使得流民侠士开始沦为山贼盗匪，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和消灭，再也无法形成一个如同先秦墨家那样稳定的、庞大的社会武装团体。
这也就致使上文所述，即便唐宋以来，墨学在士人学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但始终不能「独立复兴」，始终只能作为儒学的附庸而存在。在士人们眼里：墨学的正确，是因为墨学和儒学有相同之处；墨学的不正确，是因为墨学和儒学有不同之处。
那还算什么墨学？那不过是「以儒解墨」罢了。但倘若不「以儒解墨」，难道让地主阶级发自内心去认可一个属于流民的学说吗？
所以墨者的消亡，并不能怪谁，毕竟作为令统治者讨厌的杂草学说，大家曾经都被一起烧死过。可当历史的风重新吹起时，儒者一口气就给续上了，墨者却被埋藏得更深。这是因为历史选择了儒家，抛弃了墨家。
- 参考文献
- [1]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M].人民出版社，2006
- [2]范文澜.中国通史[M]
-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
- [4]路潇阳.论墨家学派衰亡的必然性[J].理论观察,2016(10):70-71.
- [5]崔小伟,袁祖社.浅析墨家及其思想的「中绝」[J].社科纵横,2014,29(06):125-127.
- [6]张晓玉. 20世纪上半叶胡适和冯友兰的墨家观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3.
首先要肯定是「墨家已经消失了」这句话是没错的。
例如有一头老牛，被宰杀后吃掉，进入了肚皮里，骨头被埋到土中，那么这头牛肯定是消失了。
你不能因为这头牛成为了营养，或者这头老牛拍照了相片，或者有骨头存世，就说这头牛没有消失，这是诡辩。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世界上一切存在过的东西都有痕迹存留，难道都没有消失吗？
那么为什么墨家消失了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主要原因，是与儒家针锋相对，受到儒家的攻击和报复，其学说立足于底层百姓，威胁统治者的利益，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逐渐走向消亡。
儒家推崇尊卑有序，墨家推崇平等
儒家推崇血统论，墨家推崇尚贤
儒家鄙视底层劳动者，墨家以劳动者为主体。
儒家通过礼乐治国，墨家则认为礼乐无大用。
儒家的「仁」，是以「亲亲」为基础的，是有差别的，墨家的「兼爱」则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无差别的爱。
儒家推崇宿命论，鼓吹天命，墨家则认为「非命」，人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
儒家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讲究礼仪奢华浪费，以体现尊卑有序，墨家则宣扬「节用」「节葬」。
值得一提的关于鬼神的看法，儒墨两家观点往往和大众的印象恰恰相反。
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很有名，导致很多人都认为儒家思想是没有鬼神的，实际上，这句话的核心是「敬」，而不是「远之」。
而儒家和墨家的区别，则更类似于「一神教」和「多神教」的区别。
《礼记》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
《诗》云：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大雅·文王》）
「明明上天，照临下土」 （《小雅·谷风·小明》）
「宜民宜人，受禄于天」 （《大雅·生民》）
《尚书》：「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尧典）
《书》云： 「上天孚佑下民」 （《汤诰》）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篇》
「先王有服，恪谨天命」 （《盘庚》）
《论语》曰：「获罪于天，无所祷矣」 （《八佾》）
孔子 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诗》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 （《周颂·清庙》）
《书》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汤誓》）
「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仲虺之诰》）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八佾》）
《书经》：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中庸》曰：鬼神之德，其甚矣夫！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
《易经》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孟子·梁惠王下》: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
礼有三本:天地者,上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郊止乎天子,而社止于诸侯......祭祀,敬事其神也....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之也。（《礼论》）
《论衡·辨崇篇》：天，百神主也。道德仁义，天之道也；战栗恐惧，天之心也……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之于世。祸福有命……
《论衡·雷虚篇》：天神之处天,犹王者之居也。
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程氏遗书》卷十)
以形体言之谓之天,以主宰言之谓之帝,以功用言之谓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谓之神,以性情言之谓之干。(《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
邵雍《观物篇》道,圣人,「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以一物现万物,以一世观万世」。
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
儒家类似的言论，数不胜数，无论是孔孟荀程朱，全是承认天命鬼神的。儒者或某些国家官吏，常常为废除淫祀而斗争，其实是为了保持儒家信仰的纯洁性，而不是他们不信鬼神。儒家的终极目标之一，就是代天立言，布天恩，施天德，承天命以行教化。
而墨家虽然宣扬「明鬼」，但墨家同时宣扬「非命」，细究其逻辑，其实墨家是不信鬼神的——墨翟很天真的设想，如果所有的人都相信鬼神可以赏善罚恶，天下就会大治——其实墨家试图证明鬼神存在，并解释相信鬼神对会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言论，本身就暴露了墨家对鬼神的怀疑。
墨家的「明鬼」和「天志」本质上都是用唯心主义的外壳装饰改造社会的用心，其对鬼神真正的态度在《贵义》墨翟遇日者（即算命先生）的故事中体现的很清楚，是明白的实用主义。
墨家虽然「明鬼」，但并不崇拜什么具体的鬼神，也不宣称自己是鬼神的代言人，同时认为不存在「宿命」，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只是宣称鬼神会赏善罚恶，用逻辑来反驳迷信者的荒唐言论，这和宗教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是墨家组织上的问题。与其他松散的学说不同，墨家具有强烈的组织性，这种情况来自于墨家学说的「尚同」，与其说墨家是一种学术团体，倒不如说更类似一种党派。
墨家弟子去别的国家做官，被要求首先要忠诚于「巨子」，所得的俸禄也必须要交给团体分配。不仅如此，墨家内部还有分工，「军政分离」，专注于思想学术的叫「墨辩」，专注于武力杀敌的叫「墨侠」，二者都要服从「巨子」的领导。墨家组织内部，有自己的法律，「巨子」可以对违法者处刑，即使墨家的法律和国家法律是相抵触的。
《吕氏春秋·去私篇》记载：「墨者巨子腹?，居秦，其子杀人。惠王曰：『先生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勿诛矣。』腹?对曰：『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王虽为赐，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遂杀其子。
我们可以看到巨子腹?身为首领以身作则，确实做到了公正严明，连自己的儿子犯法也要坚持处死，可这对于秦惠王来说，却一定是无法容忍的。
墨翟成功阻止了鲁阳文君攻打郑国，也阻止楚国攻打宋国，晚年时试图阻止齐国攻打鲁国。我们看这些事，可以感受到墨翟的伟大，但是被阻止的国君绝对不会这么想，试问哪个国君可以容忍一个「学术团体」对自己的国策指手画脚，甚至作出威胁?（并且墨家还真有能威胁的实力）
墨家的游说和纵横家是截然不同的，纵横家是迎合国君的欲望，借力打力，狐假虎威，才能做到「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而墨家组织，依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先进的守城器械、专注战斗的「墨侠」、死不旋踵的门徒，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威胁国君更改自己的国策，而熄灭一场战争。
《淮南子·泰族训》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至也。」这种纪律严明、旗帜鲜明的组织，保证了墨家强大的战斗力，可以在天下纷争时实现自己的主张，也为天下一统后墨家组织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另外墨家的「尚同」和「尚贤」要搭配起来看待，因为墨家的世界观里，「贤者」一定是居上的，是组织的领袖（「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同》」），既然底层人都没有「巨子」贤能，那么自然应该服从「巨子」的安排。这种想法实在是太过理想化了，谁更「贤能」往往不是可以清楚辨别的。而且「巨子」的权利过于集中，客观上导致了墨家内部的争权夺利。墨翟逝世后，很短时间内墨家组织就开始了分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缘故。
更难能可贵的，墨家把单纯的「尚贤」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中国真正的民主思想：「选天子」
《墨子·尚同上》：「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
同时还提出了依据能力选拔官员的理论
《墨子·尚同下》：「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
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诸侯、卿之宰、乡长家君，非特富贵游佚而择之也，将使助治乱刑政也。故古者建国设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师长，此非欲用悦也，惟辩而使助治天明也。」墨家这种真正的民主思想，相比儒家的「民贵君轻」「民惟邦本」那种所谓的「民主」，以及其他周秦诸子的思想，自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传播开来，将会彻底打破封建帝王的世袭制度，从根本上危及了统治者的地位。
也正因为如此，墨家在漫长的历史里，几乎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遭受各种政治和文化上的绞杀。司马迁写《史记》时，只能在《孟子荀卿列传》最后提了一下墨子：「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相较于其他长篇累牍的诸子传记，曾经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只得到了24个字的记载，连墨子的生卒年月都无法确定。
虽然细究其思想，可以看到墨家本身对于「选天子」这件事也有犹疑，并没有具体的主张和理论，同时也没有真正的执行和实践，只是对于尚贤思想的发展，停留在简陋的空想上，但这毫无疑问是现代民主思想的星星之火，其宏大和深远已经超越了时代。
最后，墨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便一蹶不振的原因，是时代发生了变化，且墨家所承担的部分职能被取代了。
秦汉后，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成为了历史潮流，再也没有春秋战国时的纷争不休，而朝代结束时混乱只是短暂的，历史在「大一统—改朝换代——大一统」的步骤中循环，小农生产者和和手工业者被长久的束缚在土地上，无法团结起来为自己争取利益，墨家已经没有了生存的土壤。
而儒家通过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依靠行政手段，成为了国家思想的主流，而与儒家针锋相对的墨家自然也遭到重点打压。随著儒家逐年巩固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也产生了强大的历史惯性，已经没有什么人能用非儒家视角看待墨家了，这种情况持续了上千年，直到清末民初墨家才重新得到了客观的审视。
此外，宗教的兴起，取代了墨家的部分职能。大一统年代，以佛教道教为代表的主流宗教，同样的宣传类似「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的思想，只不过他们是以臆测的玄学和宗教神话为根基，并不以这些思想内容为核心，且缺少组织力和执行力，起到的正面效果是很少的。而改朝换代的混乱时代，起义者多打著封建迷信的旗帜，也宣扬「均田均产」「相亲相爱」的口号，但起义途中基本都逐渐腐化，把口号抛之脑后，即使起义成功，也还是会选择儒家治国来维护统治。
墨家再次遭到重视是在清朝末年，西学东渐，救亡图存，儒家话语权逐渐下降，思想解放，人们终于用另一种角度去看待墨家
《民报》创刊号列古今中外四大伟人肖像，以墨翟、黄帝、卢梭、华盛顿并列，尊其为「世界第一平等、博爱大家」。
梁启超提出「今欲救之，厥惟墨学」
易白沙说「周秦诸子之学，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过于墨子矣。其学勇于救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精于制器，善于治守……」
谭嗣同更是墨家精神的实践者，「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慷慨就义……
可以说那时的墨家是鼓舞了无数爱国反儒志士的，在救国救民运动的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再之后……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墨家就被淘汰了。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全面优秀于墨家的主义，取代了墨家当时的作用。再之后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有时间再写，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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