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学曾国藩什么「早睡早起」习惯，学学曾国藩的书法，倒是也没什么坏处，说实话也有不少大我一辈的亲戚们给我发一些类似「学习曾文正公」的文章，但是每次说到曾国藩比你还「笨」的时候，听一下就好，曾国藩要比我还笨，他根本不可能出将入相，名留青史。历史上恐怕没那么多励志故事，「笨」人如果27岁中进士，那么这世界真没天理了。

如有不妥之处，求轻喷，欢迎爱好者们一同讨论~

曾国藩说自己笨是和无数历史上真正的天才比。

这个有点像清华北大的学生说自己是学渣。

其实言外之意是说你们连学渣都不如。

曾国藩是耕读寒家子出身，能够考到进士，而且还考上了翰林，

相当于国考第二进入中办秘书，

可以说是牛气冲天了。

曾国藩的「天资」可能确实一般，但是绝对算不上「笨」。

要知道在传统时代，平头百姓要想爬上士绅阶层，并不比骆驼穿过针眼容易。明清两代士绅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在最多的时候也不过百分之一左右(4)。

平民百姓想要改换门庭，最主要的途径当然就是科举。然而传统时代科举的录取率极低，最低一级功名秀才（生员）的录取率不过 1% 左右(5)，至于举人、进士功名，当然更是难上加难。何炳棣说，以明代 1393 年为例，「进士只占总人口的 0.000055，而在清代 1844 年，则占 0.000048」(6)。也就是说，进士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平均不过十万分之五左右。

因此，由布衣而入仕，通常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业，往往需要好几代人进行接力。宗韵在《阶层与流动：明初农户入仕案例分析》一文中，对明代二十个家族的奋斗史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明初普通农民家庭攀升为官宦之家，平均需要四代到五代人，花 130 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7)。

在这个漫长的奋斗过程中，通常有两个必须通过的关口。第一，奋斗的起点往往是这个家族从中农以下变成富农或者地主，也就是经济地位要有一次上升。第二，有一代人获得秀才这个低级功名，后代才有可能中进士。

为什么要经过这两个关口呢？首先，只有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供孩子读书。虽然中国科举制度最令人称道之处就是它的公平性，然而这种公平性是受到经济条件的极大制约的。潘光旦、费孝通分析了清朝从康熙到宣统年间的 915 份朱墨卷，得出的结论是，科举制看似公平，但是实际上对城镇居民、有产之家庭更为有利。张仲礼也认为科举制实际上更有利于有财富权势者(8)。因为供孩子读书、参加考试，特别是乡试以上级别的考试，是要花很多钱的。参加乡试，需要在省城住店或者租房，「而此时房租又颇昂贵，非一般贫寒子弟所堪承受。而参加会试，更是所费不赀。有些离京城较远的省份，第二年三月的会试，在前一年十二月初就准备上京。旅途劳顿之苦，旅费之巨，不难想见」(9)。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河南拔贡王锡彤由汲县赴北京参加朝考。河南离北京并不算远，然而往返路费还是花掉了约 50 两白银；到了北京之后，他经历了到礼部投文、报到、买卷、团拜等必需的程序，又花掉 50 两左右(10)。这样大的支出是中农以下的人家通常难以负担的，所以大部分科举的成功者都出自小康以上的家庭。

而要由前代人获得一个低级功名给后代人做垫脚石，是因为获得举人、进士等高级功名的难度远远大于秀才。艾尔曼说：「在 3 万名生员中，只有 1500 名（5%）从乡试中胜出成为举人，而在举人中最后只有 300 名（20%）可以通过殿试。」(11)也就是说，按所有参加科举的人数与最终的进士名额计算，录取率是 0.000136。

由平民家庭白手起家中了秀才的第一代科举成功者，由于教育质量的限制，往往只能止步于第一阶。但是他们却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更为优越的教育环境，做孩子的启蒙老师，成为孩子们向上攀登的阶梯。王先明研究证明，晚清考中举人的那些人，查他们的祖、父两代，大部分都取得过秀才等基础功名。「其祖、父有功名身份的举人所占比例占绝对的多数。」(12)何炳棣也说，明清两代近百分之七十的进士不是出身于普通平民之家(13)。具体到清代，百分之八十以上进士的三代祖先中至少出现过一个秀才(14)。

曾国藩的同时代人李鸿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安徽李氏最初「清贫无田」，到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15)，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立志要光大门户，发奋苦读，无奈时运不济，两次乡试均告失败，止步于生员。李殿华从此退居乡间，率子孙耕读，「足不入城市几近五十年」。他承担起所有家事，让自己的子孙们专心于学业。命运终于对李氏家族的顽强努力加以回报，李文安父子后来双双金榜题名，「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16)。

曾国藩家族的科举史与此十分相似。湘乡曾氏接力式奋斗的起点，也就是经济地位的上升是在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这一代完成的。曾玉屏出生之时，家境属于中农。他「少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一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以至人们担心曾家在他手里破落。好在从三十五岁起他痛改旧习，勤苦力田，「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多种经营，一年到头，无稍空闲。高嵋山「垄峻如梯，田小如瓦」，曾玉屏「凿石决壤」(17)，将十几块小田土连接成一片大田地。几十年艰苦创业，终于使曾家经济状况逐渐改善。

公元 1811 年（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时，家里有田地百余亩(18)，家中有祖父母、父母、叔婶、大姐加上他共八口人，人均至少十二亩半。晚清中国人均田地，学者的乐观估计是三亩，悲观估计仅为一点四亩，具体到嘉庆十七年，吴慧提供的数字是一点七一亩(19)。也就是说，曾家人均土地是全国水平的七点三倍。

毛泽东的出生地与曾国藩家相距不远，出生时间较曾国藩晚八十二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说，「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后来又买了七亩，「就有富农地位了」(20)。人均五亩多地就算富农，这一几十年后的标准亦可略资参考。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曾家的成分为小地主。曾国藩为曾玉屏作的《大界墓表》中说曾玉屏中年以后成为地方上的头面人物，经常修桥补路，救助孤贫(21)。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这是曾家向绅士阶层进发的第一层基础。

曾玉屏对湘乡曾氏家族更大的贡献，是高瞻远瞩地供自己的儿子读书。

曾玉屏深知功名对光大家业的重要性。据族谱记载，曾玉屏并不是湘乡曾氏的第一个地主。事实上，在五六百年的历史中，曾氏一族也数度上升到小地主阶层，比如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元吉就生财有道，在康熙、乾隆年间积聚了数千两的产业，置买了数百亩田地。然而由于没有功名做保障，这一短暂的地主地位很快被中国社会「诸子均分」习俗所打破：曾元吉晚年将家产均分给了六个儿子，自己只留下衡阳的四十亩田作为养老送终之用。六个儿子每人可以分到五十亩左右的田地，再次回落到中农阶层(22)。

为防止曾家的富裕如曾元吉时代一样昙花一现，曾玉屏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博取功名。他一力负担起所有家业，供长子曾麟书从小读书，并且不惜代价「令子孙出就名师」(23)，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

在曾玉屏的严厉督责下，曾麟书「穷年磨砺，期于有成」。无奈他的天赋实在太差了，前后应考了十六次秀才，都失败了。直到四十二岁头发已经花白的时候，才「得补县学生员」(24)。

虽然来得有点儿晚，然而这毕竟是曾氏家族史上破天荒的重大突破，值得大书特书。曾国藩回忆父亲生平至此，不觉叹道：「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创获，何其难也！」

三　从下层绅士到上层绅士

取得秀才即「生员」身份，即意味著获得一定的特权：从面子上讲，「一得为此（指秀才—作者注），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5)。可以免除一点儿赋役，出入可乘肩舆，见了地方官，不必下跪。在法律上也享有一定特权：犯了罪，先要由学官免除秀才身份才能定罪。因此小吏和衙役等人不能随便欺负，「平民且不敢抗衡，厮役隶人无论矣」(26)。

然而，这点儿实际利益对一个安分守己、家口不多的普通生员人家来说，意义不大，也就是说，秀才功名对家庭经济地位的改变十分有限。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秀才不能当官。

确实，在曾麟书成为秀才后，曾氏一家的经济地位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几乎每一个读书人的目的都是走上仕途，而只有举人和进士才能保证他们获得官职。然而曾麟书中了秀才后，却再也没进过考场。通过十七次艰难科考才得了一个秀才这个事实，让他认识到自己确实缺乏读书的天分，根本无力跨过从生员到举人的鸿沟。他早已经把努力的重心转到了培养几个孩子，特别是长子曾国藩身上。

曾国藩祖父和父亲对曾国藩的殷切期望从曾国藩的学业进程中就可以体现出来。曾国藩四岁即启蒙(27)，八岁就读完了五经，开始学习写八股文。「读五经毕，始为时文帖括之学。」(28)

然而由于天资平平，曾国藩的科名之路开始也并不顺利。他十三岁即赴省城参加考试，一直考到二十二岁，前后考了七次才中了秀才，看起来很可能要步父亲的后尘了。不过在那之后就峰回路转，早年扎实的基本功让他厚积薄发，转过年来就中了举人。在两次进京会试失利后，在道光十八年春也就是二十七岁时取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更因在随后的朝考中发挥出色，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

曾家三代努力至此大功告成。相比宗韵所说的一百三十年，曾国藩家族的奋斗过程算是相当顺利的。从父亲曾麟书读书起到曾国藩中进士，前后不过四十多年；不过，曾国藩父子两人异峰突起之前，却是这个庶民家族五六百年之久的蛰伏。曾国藩屡屡说他的发达「赖祖宗之积累」(29)，这并非虚言。

为入京而「集资」

一　曾家生活排场的变化

在曾国藩中进士以前，曾氏一家始终过著普通农家的日子。

曾玉屏一生勤苦，家境小康之后，仍然一早一晚亲自浇地灌田。曾国藩在墓表中引用祖父的话：「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30)每天早上起来给菜地锄草，喂猪养鱼也亲自动手。曾国藩小时候和弟弟们课余时间也常干放牛、砍柴之类的零活。为了补贴家用，几兄弟甚至还到集市上叫卖过菜篮子，到采石场帮人推过运碑车，这进一步证明了晚清一个小地主家庭经济状况的不稳定。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提及此事说：「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31)

不但曾麟书成为秀才没能让曾家富起来，即使在曾国藩成为举人之后，曾家的经济状况也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以至后来曾国藩两次进京会试的花销，对小地主曾家构成了相当沉重的负担。道光十六年，曾国藩会试失败后，返乡途中「为江南之游」，在南京看到一套《二十三史》，爱不释手，遂典当了自己的衣服买下。回到家中，父亲曾麟书「且喜且诫之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公（曾国藩—作者注）闻而悚息。由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者几一年」(32)。曾麟书嘱咐曾国藩，他不惜全力还此债务，但曾国藩只有认真研读此书一遍，才算不负父亲的努力。曾国藩因此足不出户在家里苦读了一年。可见，这一套《二十三史》的支出，在曾家看来是多么重大的事件。

道光十七年冬十二月，曾国藩再次入京会试，家中已经空乏得拿不出路费。「称贷于族戚家，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余三缗耳。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33)四处借贷，才借到三十二吊钱，节衣缩食赶到北京，手里只剩三吊，也就是说，已经没有回来的路费了。如果不能取中，有可能流落街头，无法返乡。

然而在曾国藩中进士之后，曾家的生活排场，马上发生了巨大改变。

中了进士之后，曾国藩风风光光回到家乡。他外出拜客，排场是「仆一人，肩舆八人」(34)，坐著八人抬的肩舆，后面跟著一个仆人，昂然行走于湖南乡下，引得农民们纷纷驻足观看。在中举之前，曾国藩衣著朴素，经年不过一件长衫而已。而再次进京当官之前，曾国藩统计自己置办的衣服，已有如下内容：

羊皮袍、呢皮马褂、灰袍套、呢袍套、珍珠毛袍套、厚绵绸小袄、薄绵布小袄、绵袍套、绵圆袍、绵套裤、绵马褂、绒领、绵小帽、秋帽、秋领、线绉夹马褂……(35)

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常大鱼大肉，但宴客时已经能上「海菜」了。这就是所谓的「鲤鱼一跃过龙门」。

曾国藩虽然中了进士，但是此时还没有被授予正式官职，用通俗的话讲，还没有工资收入。为什么曾家的生活水平，一下子上了这么大一个台阶呢？

这是因为，获得进士资格意味著肯定会当官，因此马上有很多人前来巴结。在明代，一个人取得进士功名后，在社会上立刻就会受到与现职官员相同的待遇。顾公燮描述：「明季缙绅，威权赫奕，凡中式者，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承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36)

也就是说，明代一个人考中之后，前来报喜的人手持短棍，从门口一路打进去，把所有的门窗都打坏，说这是「改换门庭」。随行的工匠立刻上前修补，新科进士家的装修活以后就由这名工匠承包了。接下来，会有同姓之人前来通谱，也就是认为同族，有人来当媒人，有人来当门生，不惜赠送千两白银。

古典小说中的很多描写更有助于我们了解通过功名获得收入的具体过程。比如《儒林外史》中描写周进中举后，「回到汶上县……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认识的，也来相认」(37)。

范进中举当然更为典型。范进家境破落，经常无米下锅，与缙绅之家更无交往。乡试过后，更是饿了两三天没人救助。

然而一旦中举后，「当下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

与他素无来往的做过一任知县的张乡绅立刻坐轿来拜，与范进平磕了头，送了他贺仪五十两。又见范家房屋寒陋，硬是送了自己在东门大街上三进三间的一所宅子给范进居住(38)。这还仅仅是开始，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范进由社会底层的平民一夜而成为巨富。

中国绅士阶层的诞生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征是政治权力的超经济强制，也就是说，财富依赖于权力。一个地主或者商人，即使拥有土地财产再多，如果没有「功名」，也仍然处于平民之列。而对绝大多数获得高级功名的绅士来说，即使他原本家世清寒，获得功名之后也注定会在经济上上升为中等地主以上阶层。「英国缙绅阶级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土地产业，间或因其他形式的财富。……中国的缙绅阶级则不然。在明清两代的大部分时期中，他们的地位由来只有部分是财富，而极大部分是（科举所得的）学位。」(39)

至于科举成功者经济上升的具体渠道，则因个人的情况不同而千差万别。曾国藩成为京官，直接效益也就是薪俸十分有限，然而「边际效应」却非常大。这种边际效应主要体现为筹资能力的增长、获得干预地方政事的权力，由此导致曾家可支配财富的迅速增长。下面我们不妨通过湘乡曾氏这一实例，对清代士绅家庭的财富来源进行具体了解。

二　拜客的总收入是多少

按国家定制，翰林院庶吉士相当于「实习翰林」，应该在翰林院学习（「住馆」），三年学习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根据成绩决定是否正式录用。但从清代中叶起，这项制度已经大打折扣，不但学习时间缩短为一年，且留京、回乡自便，只需一年后参加散馆考试即可。

因此点了翰林之后，曾国藩请假回家，在老家逍遥「把戏」（玩耍之意）了近一年。衣锦还乡是新科进士的惯例，曾国藩返乡的目的有三。一是整修门楣，光宗耀祖。曾家老屋门前竖起了旗杆，曾国藩遍拜各地曾氏宗祠，还重修了族谱。二是充分休息，以抵偿自己十年寒窗的辛苦。日记中甚至有「昨夜打牌未睡」等记载。三则是为将来进京当官筹集「资本」。

为什么要筹集「资本」呢？这是因为清代财政制度和今天有很大不同。首先，传统时代交通不便，进京当官，需要花掉一笔很大的路费，对于湖南到京城这么远的路程来说一般要一二百两。这笔钱要由官员自己出。其次，翰林等官员薪俸很低，而国家又无公款配给之制。到达北京之后，住房、官服、仆役，种种花费均需自己负担。所以进京「创立」之初，必须有一笔巨款垫底。

一般来讲，这笔巨款的解决方式有三种。第一种，家里经济实力雄厚的，会由家庭提供。第二种，经济条件一般的，只能「打秋风」。正如康有为所说：「故得第之始，则丧廉寡耻，罗掘于乡里，抽丰于外官。」(40)一个人一开始获得当官的资格，马上就要丧失廉耻，因为他不是在乡里四处挖掘财源，就是到地方官那去打秋风。比如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提到的一例，即他的好友陈源兖（岱云）：

岱云江南、山东之行无甚佳处，到京除偿债外，不过存二三百金。(41)

陈岱云为了找钱，到江南、山东跑了一大圈，最后弄到的钱不多，除了还债外，不过剩了二三百两。

第三种则是借钱，有的时候甚至是借高利贷。

因为筹不到钱没法到北京当官的情况在清代多有发生。比如康熙时的魏象枢，「其初得京官时，亦患无力，不能供职」(42)。「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被钦点刑部主事，因为家境贫困，无力支持当京官的花销，竟曾一度不想就任。所以筹措「进京资本」，是曾国藩一家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而曾家所能想到的最主要的筹资方式就是「拜客」。

这么说吧，大部分省份，不是全省前三名，你基本不用考虑你能中进士这回事情了。

湖南省在曾国藩前后，三年考一次，一般人数为一两个，也有的年份全省一个都没有。

而且是三年一次哦

而且你要明白，以前的全省前五名没考上的还要二战三战四战五战。

所以说，能中进士的人，都有省高考状元的水平。

曾国藩考中的年龄27岁又是此中佼佼者。（前40%）

你想想这样的人笨不笨吧。

当然，我们说他笨只是相对于左宗棠和李鸿章这种超级天才来说，曾国藩智商140的话，这两个人可能得有160。尤其是左宗棠喜欢吹吹牛皮，吐槽一下曾，就显得差距更大了。

但是人家的坐标系是左宗棠李鸿章，不是普罗大众。

就像袁隆平院士可能比爱因斯坦智商低一些吧，但是秒杀全国99.9%的人应该没什么问题。

再一个就是曾国藩的军事风格比较谨慎和稳扎稳打，这种风格容易显得笨笨的，没有灵动飘逸的走位和一大堆眼花缭乱的骚操作。但是这只是风格的区别，并不能说一定是智商的区别。就像林彪和粟裕，都是军师天才，粟裕兵动若神，林彪稳扎稳打，你不能说后者一定智商不行。因为责任重了，稳就成了更优的选择。

以上。

但凡曾格达迪有点骑砍玩家的自尊心，他也不至于打仗打成呢样，把湘军带成呢样。

但凡曾格达迪有点人样，洋务运动也不至于死无全尸。

大清帝国同光中兴的旗手级人物，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谈他是否聪明的标准是他是个成功的做题家。

八股文写得好，一法通万法通。

看来知乎人确然还能说几句实话，当代做题家们学的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其实都是你大清的八股文。

也罢，知乎做题家们早晚都得祈求一位曾格达迪来保卫他们那点可怜的既得利益。

你们吹曾格达迪是怕自己出门遇上太平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