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 建 论--------柳宗元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周朝实行分封制，诸侯们对周王室除了有纳贡、服役和保卫的义务外。还在封地内享有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指挥权。

宗法制与周礼遭到破坏后，王室就失去控制各诸侯的力量，走向灭亡。

秦统一后实行郡县制，从根本上消除了地方与中央的对立，将地方的权力都集中在中央。

……

（2019·恩施）秦始皇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拥有绝对的权力，国家重大事务全都由他决定。他在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上的重大变革是推行郡县制。

（2019·孝感）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先后设立了40多个郡，郡下设县，由中央直接进行管辖。该措施的主要作用是直接有效地控制地方。

（2013·宜昌）毛泽东有诗云：「劝君少骂秦始皇……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政法」中有一项重要举措是郡县制。

「县」作为我国地方行政建制，最早出现于东周（战国、先秦）。

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内容中有一条就是普遍推行县制。他把全国合并为41个县，县的长官称县令，由国君直接任免。

……

分封制——郡县制——郡国并行制——行省制

禅让制——世卿世禄制——军功爵制——察举制----征辟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

……

与分封制相适应，商周的官员选拔采用「世卿世禄制」。三代（夏商周）时期治理国家的统治者是贵族，……从诸侯到士，根据出身的高低贵贱来兼任政府职务，世代为官。

春秋时期，随著兼并战争的进行，秦、楚等国都在新占领的地方上设立县和郡，作为新的行政建制。一般县在中心区域，郡在边远地区。郡县的长官，不再是世袭领主，而是由君主委派官员直接管理。郡县长官由君主任免，对君主负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取代贵族领主的职业官僚。

分封≈分散式系统，郡县≈中心计算机（集总）系统。后者集中资源干大事，也易坏事，中心节点宕机，整个系统就得重启；中心系统比较僵化，一治一乱、一乱一治往复循环内卷，不易进化；分散式系统整体效率低局部效率高，灵活易变，初期弱逼，只要不死，攒够资本了后劲十足。

商代至秦代，华夏人的地盘不断扩张。秦代的疆土，已经和宋朝相差无几，也和明清时的汉族土地相差无几。战国时赵武灵王力敌匈奴。汉时，装备精良的汉军在西域以一当十。可汉朝以后的第一个千年，北方沦于外族数百年，第二个千年，北方沦落外族时间翻了几倍，甚至干脆全国沦于外族。民族精神萎靡，战斗力腐化而低下。中华帝国在晚期时，非但疆土没有拓展，对外战争往往面对小国时都窘迫，比如对战吐鲁番、越南和缅甸时。社会压抑，发展停滞，精神和文化麻木衰弱，荒诞的故事不断上演，早期的锐意进取和豪情朝气统统不见，这是为什么呢？

自秦汉以来，郡县制替代分封制。它像一剂毒药，腐蚀著帝国，同时也慢慢腐蚀著民族。郡县制的弱点在于，首先，风险过于集中，抗打击性和对抗异常状态的能力太差。只要中央出了问题，便天下大乱。而作为中央的朝廷和皇室，无法保证不出现权臣、幼主、昏君、宦官和后戚。秦朝两世而亡，后世朝代就算时间长的，也远不及三代时代的一半，原因即源于此。每逢乱世，举国遍地烽火，大部分人口被消灭，生灵涂炭。建筑、书籍、技术、舞蹈和音乐等等，大量被毁和失传。西汉时代，一个王莽就把西汉灭了，乱了天下。而西周犬戎入侵，只失了关内一小块，可北宋一被入侵，就失了半边天下。因为分封下各个封国有一定的独立性，不会受到周幽王昏聩影响。但如果是唐宋明清这样的，皇帝昏聩就会举国溃烂。

更严重的是，在郡县制下，吏治、文化、民风和民族精神会出问题并腐化衰败。分封制下，诸侯各家管各家的，不好好管的话自己的封国就会衰败，存在问题的文化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竞争之下精神向上，而错误的文化和法制规章则在竞争中被淘汰。分封制下君民有共同利益，封国衰败，百姓和君主都会受到伤害。郡县制下，官吏只要糊弄好上级就行，反正做得再好管辖地也不是自己的。官吏不爱惜百姓，百姓不爱戴官吏和朝廷国家。而帝国面积庞大，一朝皇帝的昏庸导致的问题往往积累到下一代甚至隔代才爆发，缺乏竞争的局面下皇帝没有压力和动力。全国繁多的事务也常常超出皇帝的眼力和精力。于皇室来说，没有了外部对手，剩下的对手就基本上只有臣民与百姓了。所以一直用愚民政策和奴化政策来削弱百姓，但国家的人才和兵将都来自于人民，长久下去，国家和民族自然衰败。如果在分封制下，这种错误的做法后面一定会在竞争压力下被取消或者被淘汰。可郡县制下，这种错误会一直延续。国人习惯于内斗，也源于缺乏外部竞争。

自秦汉以来，朝廷和皇帝的权力不断加强，但却防止不了腐烂从中心开始。权臣、宦官、后戚，以及昏庸或年幼的皇帝，从中心腐化和瓦解帝国，同时因为缺乏竞争，这种腐化只会一步步加深，而得不到反馈和纠正，直到帝国陷入乱世。皇朝一代又一代在旧制上修修补补，但从来没有解决问题。而夏商周三代，封国之间，朝廷与封国之间，存在竞争和隔阂，不利的东西会被淘汰，风险会被隔开而不容易影响全国。后世始终学不会这点，就算是晋代这样吸取曹魏教训的，部分采用了分封制。但其设计中朝廷和封王一体，宗室王可以出镇和参政。朝廷很容易杀掉封王，封王也很容干涉朝廷。鸡蛋还是在一个篮子里。晋代的初始设计者简单的希望利用封王来纠正朝廷的错误，可封王和朝廷，哪方都可能出问题，本应该让它们互相给予压力，在竞争中维持帝国的良性发展，而不是一点内政就相互干涉。

作为皇帝，不能指望后世皇帝都很贤明，但可以建立制度让昏庸皇帝的影响小一点。也不能指望封王不同室操戈，但可以建立制度让反叛的代价高一点，使得除非权臣篡位否则封王难以起兵造反。实在朝廷不保，也可以尽量让新皇帝从自家宗室里出，并且动荡越小越好。

在一个系统里，错误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部分。有可能是皇帝，有可能是后戚，有可能是权臣，有可能宦官，也有可能是诸侯。而正面力量也可能出现在以上任何一个部分。正确的做法是让封国和朝廷在统一的前提下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然后通过竞争来淘汰其中的错误部分。而朝廷可以将精力放在内部和全局上，而非地方性的细碎琐事上。不利的做法，自然有地方领主负责处理，地方领主处理得不好，自然有竞争去淘汰它。而不是说让精力才能和德行有限的皇帝去管理全国大小事务，自私的上级官员再去管理自私的下级官员，那样昏君和瞒上欺下的官吏是早晚会出现的。

有人说后世分封会出现分裂或者乱局。注意，分封不等于分裂，分封制朝廷失败才可能会出现分裂。若郡县制朝廷出现失败，会出现整个天下的失败和混乱，其中不乏分裂。相比之下，分封的失败，有三代之间的短时朝代交替，也有造成春秋战国这样长久乱局的失败，前者自不用说，就算是后者，造成的损失恐怕也比郡县制改朝换代的损失更小。春秋战国战争频繁，但战争局限于小范围。从整个国家层面上看，没有造成全局性的损失，相反，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经济、技术、人口等方面蓬勃发展。而后世郡县制失败，全国动荡，覆巢之下没有完卵。春秋战国列国称霸，战争频繁，其原因和结果还是指向统一，这是野心、文化中的认同和天下的概念造成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后一句缘因于此。至于说乱局，七国之乱是汉庭违背祖制和公理，采用削藩策略造成的，西晋的乱局是晋内部先乱，而封国和中央没有军政上的隔绝造成的，明初的问题是幼稚的皇帝用了削藩策略，而早先的功臣都被铲除的后果。没有哪个是分封制本身的问题。而即便参考这些案例，也可以看出来，郡县制和分封制哪个出现问题后后果更严重。是成功平叛或皇帝换个自家人问题大（七国之乱和靖难之役对比），还是全国动荡（西汉王莽之乱、东汉董卓之乱，明末之乱）问题大？（晋代的乱是皇室先乱，不能算到分封制本身，只能算具体分封手法，以及皇室内部的问题上，即使没有分封制，皇室乱掉在郡县制下也会造成全国动荡 ）

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分封失败的严重性与可能性都较郡县失败低。分封原本是一个有活力但同时又相当稳定的状态，因为多方的竞争和平衡。史上郡县分封双轨制失败的根源不在分封，而在于皇室的设计和措施不当。一方诸侯想要造反，即便它选择了一个良好的时机，比如皇位交替，它所面临的挑战也依然不只是实力上的差距，内部的齐心，它还要面对其它诸侯的反对，面对其它诸侯的围攻和出兵后腹背受敌。但七国之乱和靖难之役，削藩令成功的让诸侯利益一致，让原本寸步难行的反叛诸侯没了后顾之忧。一个诸侯想要通过反叛取代天子的实际难度，参考一下东周。尽管东周已经名存实亡，分封失败天子实力丧失，可各个野心勃勃的诸侯却没有谁替代死而不僵的东周。再分析八王之乱。站在上帝视角，可以知道诸侯起兵的结果和内幕，知道诸侯起兵是否是反叛。但站在时人的角度，并不知晓它是否是真的帮助朝廷，比如清吕后势力，还是说想造反。如果设计中诸侯干政是合法的，有这个权力，那么诸侯反叛的难度就大大降低了，而皇室内乱勾结诸侯，更是给了诸侯反叛莫大的便利。（便利多大，可参考郡县制下东汉末董卓进京，以及北魏的灭亡）所以说，八王之乱的根源在于设计和皇室的内乱，不在分封。

在使用郡县制后，帝国的扩张停滞了，乱世的频率和危害增加了，民族国家灭亡而处于外族占领的时间增加了，连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也衰败了。到了后期，可以说是人民麻木愚昧，任外族宰割虐杀的状态。政权都有兴衰，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两千年的政权兴衰的情况在郡县制引入后发生了变化，并且，超越政权交替之上，整个民族也衰败了。清朝与缅甸、越南开战的时间是康乾盛世，明朝与越南开战的时间是明成祖时代，明朝与吐鲁番开战的时间是16世纪初年，越南入寇宋朝血洗数州是11世纪，都不是朝廷衰微的时候。中华帝国在起跑线上赢了，凭借广阔的冲积平原，有著其它国家难以匹敌的人口优势和土地优势，但后世却这般衰弱，其原因应当深思。资源有限、位置有限，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但有的争斗是良性争斗，比如争政绩，争军功。有的争斗则是有害无利，比如牛李之争。郡县制把争斗导向了内斗，导向了劣胜优汰的争斗，导向了有害的争斗。

郡县制的负面影响，是时间越久越严重，国家越大越严重，地方越弱越严重。两千年官制，可以说是一个死结。时间久了官吏勾结尾大不掉，为此将原有机构削弱乃至废除，将秘书机构和临时机构抬高乃至取代，甚至机构外另设机构。等新机构尾大不掉后，又试图再循环一遍。这种死结，其根本原因在于皇帝无法做好压力源的身份。郡县制下朝廷的腐烂，也常常是缘于郡县制下朝廷缺乏反馈，缺乏压力及驱动力。而分封制下各方能互相给予压力和驱动力。有人说分封制下诸侯容易反叛，但朝廷的资本较地方诸侯高出十倍。倘若这种情况下朝廷能被单个诸侯击败，或者被天下诸侯群起攻之的话，说明朝廷已经存在问题，甚至病入膏肓了，这种状态的朝廷，换在郡县制下，早给灭掉十回八回。

有人以为郡县制一定就能统一力量。这也是错误的。要看具体情况。如果用郡县制，但内部出现内斗或混乱，也可能力量分裂。比如牛李之争，宦官后戚相争，王安石变法带来的朝堂分裂，都是典型的例子。郡县制虽然很容易将力量统帅向一个方向，但其力量一方面很容易因为内斗和组织问题而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如果方向错了，下面的人再努力再有才能也没有用。当面临变局需要变化时，郡县制因为缺乏压力、对比和锻炼，往往面临内部的转变困难。而分封制天子下有诸侯，诸侯下有卿有大夫，各级分封都受到竞争压力的驱动，都能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去迅速的做出选择，其中正确的选择会使得封建主拥有竞争优势，并被效仿。分封制下上级良好的决策除了直接驱使外往往还应当能够通过竞争压力和各级追求去驱动下级，有更多诱导成分。郡县制的驱动更多是通过组织和赏罚去直接驱动下级，偏向于趋使。后者的驱动表面上简单，实际上不合下级利益时下级常常会采取隐瞒和各种对抗方式，无法做到长久的有效。

战国时代列国多有变法。商鞅之法如果作为小国临时性的战时制度，短时间内若有明君坐镇，对国家耕战是有帮助的。但长时间使用，却必成祸患。比如轻罪重罚制度，使得犯法者一不做二不休。职务连坐在内的连坐制，导致官吏能隐瞒的时候隐瞒问题，出现叛乱时一人的叛变升级为一群人反叛。秦一统天下后，耕战已无意义，但李斯和秦始皇却变本加厉。于是后来没有压力的秦二世和赵高胡作非为，而李斯则顺势献《行督责书》，鼓励秦二世纵情享乐，严刑峻法。朝廷混乱了，秦律和郡县制把风险扩大到全国，并升级为连续不断的叛乱。

秦代以前，君主面对贤才可以对坐在一起，拜其为师。秦朝以后，人才变成了奴才，民间兵器和书籍都不得保留，郡县城墙也下令拆除。虽然商鞅变法以驱使民众耕战为主要目标，但这种削弱国家吸引力和根基力量的做法，在战国时代秦国还不怎么敢做，因为要是在战国这种竞争过分强烈的分裂局面下，其君主和国家早给灭了，放在西周这种良性竞争的封建局面下也持续不了多久。可是，在几乎完全没有外部压力和竞争的情况下，这类愚民政策和奴化政策在帝国时代能一直持续下去。长久以后，自然会文武人才凋零，游侠义士不复存在，民族精神衰败。

三代的王朝交替，是一方领主带著同盟向天下共主挑战，短暂的战争后，为了同盟的各方利益，需要采取分封制。秦国一统天下，是靠著自己一国的力量，没有同盟者，所以能够施行郡县制。春秋战国，历时长久，因为各方力量均衡，又缺乏共同利益，所以天下迟迟无法达成一致。战国后期，秦国吞并巴蜀，实力大增。而三晋分立，力量分裂。燕国和赵国、齐国有利益冲突。齐国北接燕国，南接楚国，发展空间有限，又和三晋有利益冲突。楚国与齐国有冲突，原本和秦国交好，而怀王襄王又昏聩。秦国攻击三晋，于燕齐也有部分间接利益。因此，六国无法团结起来对抗秦国。秦国灭六国后采用郡县制，削弱了地方力量。楚汉相争后，地方力量被进一步削弱。虽然刘邦早年因为韩信等人有一定的独立势力，被迫采用了分封制和郡县制并立的制度，但经历后来铲除异姓王，以及景帝武帝时的削藩，终究天下全部采用郡县制。于是后世若朝廷乱则天下乱，面临外族入侵时，地方上任人宰割。文化单一而缺乏竞争，原本意在驱使民众耕战但战国时不方便使用的弱民方法被变本加厉的用来驱使民众成为无反抗力的奴才而得不到纠正，导致后世的民族精神衰落，为国为君的贤臣在内斗中被淘汰，士人若有才有德反处劣势，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奴才成了后世主导。商鞅李斯改变了后世国人的气质和精神，使之愚昧麻木，保守好内斗好面子，却没有独立的人格。

商鞅身怀帝道、王道和霸道三策来见秦王，唯独其中下策霸道被秦王相中。商鞅李斯的这套东西，短期像磕了药，若正好遇上贤明君主的时候，优点能够放大，可遇上昏君的时候，缺点也会放大。而长期下去，皇帝没有动力，国内没有良性竞争，如同慢性自杀。商鞅作茧自缚，被他自己的法令所杀。李斯被掌握权力的赵高所杀。而秦国也在短短几年内大厦倾颓天下大乱。这些不只是他们自己的命运，也是后世两千年士子和国家命运的预言。一代代的士子在昏君佞臣面前欲哭无泪，甚至被权臣宦官谋杀而毫无办法。一代代的皇朝轰然倒塌，生灵涂炭。如果是在先秦，昏君佞臣当道，大不了去别的封国混，昏君佞臣早晚自作自受。可后世的郡县制让昏君佞臣缺乏制约，也让天下只有朝廷有能动性，让天下成了铁索连船，让天下成了劣胜优汰的泥塘。千年来的帝国就这样被外族征服，并陷入衰败和灾难中。

附：

1、《通鉴》卷七， 始皇帝下二十六年。丞相绾等言：「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论：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相攻击如仇雠，周天子弗能禁止。这是因为东周周天子力量衰微，不是分封制的锅啊。倘若在郡县制下，天子力量衰微，是会天下大乱并给取而代之的。

2、公孙鞅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跶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3、本文无关儒学，但有人喜欢胡乱联系，笔者倒觉得顺便简单的谈谈儒家也未尝不可。笔者的看法是，儒家同样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不同之处除了严重程度以外，儒家的负面影响更多是结合其它因素后产生的。儒家源于西周礼制，原本的最终对象主要是分封制下各级封建主，是一种偏于理想化的台面上的学说。但后世用来科举，用来传给郡县制下的读书人，用来当作全国的信仰。这种脱离实际和原本背景的学说，上不能治国平天下，不能谋事谋位，下不能修身齐家，甚至连安身立命也做不到。儒学没有教会思维，也没有教会正确的原则。信的人不明白世间基本的道理，不明白虚实轻重。打著仁义的口号却做了助纣为虐的事。而虚伪的人更是借其名义行为不轨构陷倾轧。儒家如果在分封制下，倒可能发挥点正面作用，并在竞争中有正向改进的可能。但在郡县制下，只能被当作思想钳制工具，并加深郡县制的弊病。领主围绕封地转，而官吏却围绕官位转。分封制下一方领主，会面临引领一方领地风气的问题。郡县制下一名官吏，需要面临权力和官级升降的问题。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若在西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封地贵族仁义，对外能让其它势力支持，对内可以提升威望，改善封地风气和秩序，助其自身和其族获得益处和竞争优势。但在郡县制下行仁义，常为取祸之道。可以说，郡县制时代儒家不合时宜，适得其反浪费资源，并进一步加剧了劣胜优汰现象。郡县制下势力在一家之下，权力和面子才能带来他人的顺从。各类学说里，将集体和个人对立，将天性和圣人对立的学说，都是浅薄无知的。另外，有些人提到土地兼并问题的影响，这是个伪命题，不值得一谈。

合理的分封制原则:容易管辖的土地为直辖领土，不容易直接管辖但是很重要的土地设立藩镇，不容易管辖又不重要的土地分封。

减少了割据一方的霸主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皇权

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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