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人说当年斗地主很血淋淋，很好奇历史上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咱们还是一起好好读一下历史。

马克思说：「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要保证这个阶级至少能够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地主阶级为了持续地剥削农民阶级，必然就会保证农民及其后代必须要要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

在近代社会中，农村经济的凋敝与赋税的加重，加剧了农民的经济负担，恶化著原有最低限度的生存模式，迫使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不断恶化，无法再维持乡绅自治的传统格局。

推荐看一下临高启明，在社会内卷化不严重的情况下。可以相对和谐的共生。但是到了时代末期就会凸显对立的矛盾。

有点像是共生共存的依附关系。

我们现在看到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紧张的敌对关系，实际上是经过运动和宣传后的情况，它不能算错误，但是不够完整。

农民和地主关系更为复杂，有敌对，但更多的是合作以及共存。

这种共存是很多土改工作队首先面对的问题，如果不摧毁就无法完成工作。

因为在农民看来地主并不是罪恶存在，甚至分地主土地还是一件不道德行为。

苏联在阿富汗搞土改时候，派出的工作队就信了官方宣传（地主压迫农民，地主和农民天生是敌对关系），机械式采取解放农民措施，以为自己是在帮农民争取平等和幸福生活，让基层能支持苏联。

结果做的工作非但不受农民支持，反而引起了巨大敌意，以至于把基层彻底推向了敌人，埋下了苏联毁灭的种子。

《无规则游戏》

虽然没有一点治国理政的具体经验，但新政府信心满满，他们开始依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颁布法令。

从理论上看，新政府的大多数法令颇具进步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例如，妇女的地位得到提高。新法禁止父亲支配女儿、丈夫支配妻子，礼金与童婚也被视为非法——这与阿曼努拉试图颁布的措施相同。新法令规定为女性开设扫盲班，并规定为新母亲提供长达270天的带薪产假。

新法虽好，但范围非常有限，很难惠及喀布尔之外的任何地区。这也难怪，人民民主党的党员来自心怀不满的技术官僚阶层，而非在农村生活的农民。由于村民们没有立即受到影响，所以他们谨慎观望。随后，政府出台了一项对村民有重要影响的法令：取消农民欠地主的所有债务，宣布以土地作为抵押的高利贷非法。你知道这为什么听起来很高尚吗？过去，地主通过借贷巧立名目，将当地的穷人、亲戚和仆人牢牢束缚在农奴般的奴役之下。虽然伊斯兰教法明文禁止债权人谋取利息，不过，地主仍有办法规避教法向穷人放高利贷。不少毛拉也和地主沆瀣一气，成了盘剥农民的帮凶。农民难以偿还高额利息，不得不把土地抵押给地主。人民民主党政权觉得，取消债务能一举消灭这一罪恶，就像用斧子砍头一样。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如人意。穷人举债通常为了两件大事：年轻男子娶妻需要一大笔钱，家里有人亡故得筹巨款办丧礼。既然新法严禁高利贷，地主和富商干脆收紧钱袋分文不借。如此一来，年轻人负担不起结婚的费用，除非变得富有，从而导致性和情感上的挫败感不断累积。

就连体面的白喜事也成了富贵人家的专利，穷苦百姓的身后事只能寒酸可怜，就连中等富裕家庭也为葬礼不周而苦恼不已。想想吧，家中老人故去，儿女却只能接待少数吊唁者，只能为他们提供寒酸的食物。按照阿富汗人的观念，如此寒酸的丧礼无异于辱没家门。 ［2］ 为满足传统社会诸多关键需求而建立的社会机制被一应废止，但是，人民民主党又没有建立新的机制来满足这一需求。封建领主倒是抓住机会大肆蛊惑人心，本就牢骚满腹的劳苦大众对新政府的新政策更加心怀怨愤，身无分文的穷人们觉得，政府的所作所为妨碍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甚至在将其逼入绝境。

人民民主党还为个人拥有土地的面积规定了上限。按照新法，每个人名下的土地不得超过60公顷（148英亩）。新法实施的第一年，政府便从各大地主手中收回了近80万公顷土地，所获土地被分给了13.2万户农民家庭。政府还宣布，下一年将把100万户家庭组成4500个农业合作社。 ［3］ 政府愿望虽好，却是重蹈了之前的覆辙——在美国受教育的赫尔曼德工程的管理者曾强迫不同民族的游牧民聚居在「模范城镇」。人民民主党认为，他们可以用行政命令创造一个人为的新单位——合作社，取代源自部落和村庄的群体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合作）。

阿富汗气候干旱，没有水的滋润和灌溉，田地即便均分到户，也无法促进生产，水的管理需要复杂的合作。几百年来，乡村地区的阿富汗人摸索出了一套找水、取水和驭水的传统办法。他们开凿井渠、壕沟，还在地下开辟了密密麻麻的坎儿井。这些传统的水利设施并不先进，却绝对行之有效。但这需要得到相应部落社会角色的支持，并与宗教、民间传统交织在一起。

如今，原本完备的系统已经全部崩溃。新政府的新规定好似一枚莫洛托夫鸡尾酒 (1) ，炸毁了这个完备的组织体系。在阿富汗，绝大多数地主并非身居城市、敲骨吸髓的食利阶层（当然，类似的人物也有不少）。相反，他们控制著大片土地，是当地的酋长，当地人也把这些土地视为酋长们的土地。当大片土地被分配给数百个家庭，这些家庭却没有建立起合作的社会机制，因此也无法通过合作来管理他们的水资源。为了抢夺灌溉资源，家庭之间争斗不休。到头来，没有人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水源。我的表弟马扎尔当时在阿富汗居住，他记得，当时许多农民来到首都向政府投诉，说在新法实施之后，他们的土地每天得到的供水不足30秒。换在以前，同等份额的土地可以养活土地上所有居民，现在却无法养活任何一个家庭。现在虽然人人平等，却都饱受饥饿之苦。

水源之争导致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十分紧张，而且传统观念与宗教习俗根深蒂固，就连改革的不少受益者都觉得，自己获得的土地本就该是地主的产业。为此，他们甚至有些心怀愧疚。土地改革之后作物歉收，饥荒接踵而来，有关水源的争端看起来永无休止。农民们还非常担心自己会受到土改这宗「罪孽」的拖累，在死后堕入地狱。再加上礼金不足造成的婚事不遂，又让不少男性感到雄风受挫。重重困难之下，民怨自然沸腾。人民民主党那套说辞完全无法平息民愤，一项项旨在推进社会公平的施政措施，反倒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人民派政权却不觉得危机将至，因为他们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阿富汗社会进行了严格分析：因为他们站在多数人一边，领导人民打倒那一小撮剥削阶级，那就一定会获得斗争的最终胜利。对此，政府很有信心。可是，阿富汗农民并未认识到什么阶级利益，民族出身、部落关系与宗教信仰才是他们认同的起源。他们觉得，自己和地主并非阶级敌人，而是血脉相连的亲戚。即便抛开这层血缘关系不讲，穷人和富人之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相互羁绊，几个世纪的家族史、人际交往和情感上的相互义务与纽带让他们联系在一起。有人说，「可汗」（khan）这个词起源于「桌布」（distar-khwan），就是指为别人安排宴会的人。 ［4］

菲茨杰拉德问海明威：你知道有钱人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吗？海明威说：他们就是有钱一点而已。在阿富汗，这样的回答确实站得住脚。在宗教的教导下，农民安然接受了寄人篱下的地位，文化让他们相信，其命运会因为「好人」的慷慨而改善。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是部族社会的基础。农民从成为更大部落的一部分而获得一些满足感。其实，即便在美国，职员在谈到自己效劳的公司时，不也总以「我们」相称吗？身在强势多金的大企业，好些职员甚至感觉与有荣焉，仿佛劳资双方并非一层雇佣关系那么简单。想到这一点，当年阿富汗农民对于领主的忠诚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农民和领主之间的关系，可不是两周领取一次薪水、圣诞节补贴一点奖金那么简单。它还源自往代人对葬礼、婚礼、拉马丹斋戒和开斋节的共同记忆，由此带来的忠诚情感会更加强烈。

接济穷人并非领主的法律义务（而且好些领主确实为富不仁），不过，宗教传统鼓励乐善好施，慷慨会促进威望，因此，领主们也会时不时表现得慷慨一点。这点恩惠叫农民们感激不已。他们不愿疏远领主，以免被冷落。不过，人民民主党认为，农民完全无须如此谨慎逢迎。领主所谓的善行，不值得他们如此感恩戴德。相反，农民应该仇视领主，农民分配领主的土地是合理合法的，他们大可不必感到惭愧，更不用担心领主不再开恩施舍，毕竟政府会照管农民的生活。

游牧民族是阿富汗的重要组成部分，占阿富汗总人口的12%—15%。 ［5］ 游牧民与定居的农耕民有著明显的认同差异。不过，大家并不清楚这种差异是否源自「阶级」。同一部落中，所谓「阶级利益」应该如何体现？不同的部落，所属的「阶级」是否也有差异呢？

部落控制的领地上，酋长们都有自己的部落利益：他们用来走私的路线、多斯特·穆罕默德以来政府发放的补贴，以及用来捍卫自身利益的枪支。这些人会融入一个由「阶级利益」定义的框架吗？

尽管民主决策机制根植于每个村落和宗族，但是，不同的村庄和部落之间，很少有民主决策的经验。人民民主党政权希望血缘、历史、人际关系不再成为部落联盟之间的权力来源，新政权建构的这个框架，其中的附属关系基于政策，但这是徒劳的。

一个正常运作的中央政府可能已经采取措施阻止接二连三的灾难了，不过，人民派政府是启思东警察（Keystone Kops）那样的革命军政府，他们不闹出悲剧才是可笑的。

工作队面临的情况：

没错，敌人根本无从隐匿，苏联人个个长著外国脸，其盟友的穿著也足够惹眼：西装、衬衫、军便帽，这些玩意儿明显属于城里人。到了游击战场上，它们就是敌人的象征。偏远山区的反抗武装也很好辨认，他们穿著长长的衬衫、肥肥的裤子，戴著头巾，他们视谋杀为高尚的爱国行为，而非犯罪。

敌人不但惹眼，而且总会自己送上门来。政府不断派出工作队深入农村，向人们宣讲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人民民主党政府将为他们做什么。每个村子都建立了委员会，政府寄望该机构能够发挥作用，在管控地方局势的同时，也能推进苏联的发展项目。苏联人及其附庸政权满心以为，随著农村的形势安定下来，发展项目开始取得成果，村里一旦通电、通路，村民一旦能够享受外界的商品和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所有反抗活动都将偃旗息鼓。有了丰厚的物质生活，农民就会认识到革命的种种好处，就会理解并拥抱这场革命。

但是，政府派出的工作队总是由几名苏联顾问、一名或多名秘密警察、一些内政官员（掌管警察与监狱）、几名人民民主党的干部以及政府雇用的一两位毛拉或穆斯林学者组成。在当地人看来，这些人不可避免地看上去像装模作样的走狗。工作队也很明白，这里的人民并不欢迎自己。于是，每次工作队入村工作，都要带上十几个卫兵。

从村民的角度来看，工作队也就那么回事。这些人一看就是远道而来，他们的衣著跟可恶的侵略者别无二致，荷枪实弹的士兵与他们如影随形，装甲车保护著他们开进村庄。而后，他们会找到村里的长老，招呼大家听取讲话，宣传政府要为村民造福。第一件福利，就是让村里的女性接受教育。讲话的时候，村里的所有女性都要到场。工作队将对她们进行现场筛选，挑出适合的人接受教育。

教育问题之外，工作队还很热心土地改革。村中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他们总要在第一时间予以掌握。随后，地主们会被通知，政府已经剥夺他们的一切资产，他们的土地将被分给农民。曾经的农民成了土地的新主人，而原来的地主则要为农民打工。就这样，土改就算完成了。

男人为什么要掀起战争？阿富汗的一则谚语回答了这个问题：为钱，为地，为女人！话虽粗鄙，倒也不是没有道理。村民们怀疑政府领著外国人涌进村庄也是怀著这样的目的，天晓得村里的女性会接受怎样的「教育」。

工作队的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他们原本以为，落后的乡村会在一夜之间进步起来。哪曾想到，工作队却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冲突。武器落后的村民自然成了斗争的输家，横死的人因此不在少数。可是，工作队还得开展工作，还得要求村民「让家中的女人接受教育！」 ［1］ 他们的帮扶对象，很有可能在冲突中失去了亲人。因此，工作队离开之后，「圣战」武装很快就能夺回局面。在他们的煽动下，村民们纷纷昂起斗志，他们要赶走这帮外国来的恶魔，为亲人报仇，夺回失去的土地。

一帮别有用心的人啊~人家问你们地主的事.你们有的骂土共.有的骂蒋匪.哎！跑题了吧！地主有好有坏.任何职业都一样啊！我家以前是富农.自己种自家地.没雇一个人.就是所谓不受地主压迫又不剥削农民的。还有.我们大连的周扒皮有这个人.但没干坏事.解放后的确给弄死了。高玉宝的侄子前些年问他.周扒皮真的干过那些坏事吗？高玉宝说：就算他没干过.别的地主也一定干过！

赶走了旧的地主，又造就是新的地主和权贵，时代改变了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额，地主掌握大量土地

为什么打到地主自己想去

曾祖父以前是地主，有著全村所有的土地。那时候人口是现在的四分之一。

现在地没多，人口多了三四倍，而且每年产出的粮食大部分都卖了。

也没见人饿死，所以当年的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根本没有那么尖锐。

以前的地主与农民就相当于现在的老板与员工。你给他干事，他能饿死你吗？

但员工却都想像老板一样生活，不用干活，还能赚大钱，可是又没有那个能力。

突然有一天，有人说，是你老板挡住了你自己当老板的路。

我们可以联手把你们老板干掉，你就可以当老板了。

然后人们就揭竿而起，冲著当老板的梦，把养活自己的老板给干掉了。

然后，有人成了老板有人还是员工有人连员工都不如了。

我爷爷曾经和我说我们家是地主家庭爷爷的爸爸靠闯关东挣到血汗钱然后在老家买了地 成为了地主但是没几年就土改 至于地主陋习我不清楚但我至少知道我爷爷的爸爸不是恶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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