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人說當年鬥地主很血淋淋，很好奇歷史上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關係到底是怎樣的。

咱們還是一起好好讀一下歷史。

馬克思說：「為了有可能壓迫一個階級，就必須要保證這個階級至少能夠維持它的奴隸般的生存的條件。」結閤中國近代史的發展，地主階級為了持續地剝削農民階級，必然就會保證農民及其後代必須要要保證最低限度的生存條件。

在近代社會中，農村經濟的凋敝與賦稅的加重，加劇了農民的經濟負擔，惡化著原有最低限度的生存模式，迫使地主與農民的關係不斷惡化，無法再維持鄉紳自治的傳統格局。

推薦看一下臨高啟明，在社會內卷化不嚴重的情況下。可以相對和諧的共生。但是到了時代末期就會凸顯對立的矛盾。

有點像是共生共存的依附關係。

我們現在看到的地主和農民之間緊張的敵對關係，實際上是經過運動和宣傳後的情況，它不能算錯誤，但是不夠完整。

農民和地主關係更為複雜，有敵對，但更多的是合作以及共存。

這種共存是很多土改工作隊首先面對的問題，如果不摧毀就無法完成工作。

因為在農民看來地主並不是罪惡存在，甚至分地主土地還是一件不道德行為。

蘇聯在阿富汗搞土改時候，派出的工作隊就信了官方宣傳（地主壓迫農民，地主和農民天生是敵對關係），機械式採取解放農民措施，以為自己是在幫農民爭取平等和幸福生活，讓基層能支持蘇聯。

結果做的工作非但不受農民支持，反而引起了巨大敵意，以至於把基層徹底推向了敵人，埋下了蘇聯毀滅的種子。

《無規則遊戲》

雖然沒有一點治國理政的具體經驗，但新政府信心滿滿，他們開始依據「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頒布法令。

從理論上看，新政府的大多數法令頗具進步意義，甚至可以說是偉大的。例如，婦女的地位得到提高。新法禁止父親支配女兒、丈夫支配妻子，禮金與童婚也被視為非法——這與阿曼努拉試圖頒布的措施相同。新法令規定為女性開設掃盲班，並規定為新母親提供長達270天的帶薪產假。

新法雖好，但範圍非常有限，很難惠及喀布爾之外的任何地區。這也難怪，人民民主黨的黨員來自心懷不滿的技術官僚階層，而非在農村生活的農民。由於村民們沒有立即受到影響，所以他們謹慎觀望。隨後，政府出臺了一項對村民有重要影響的法令：取消農民欠地主的所有債務，宣佈以土地作為抵押的高利貸非法。你知道這為什麼聽起來很高尚嗎？過去，地主通過借貸巧立名目，將當地的窮人、親戚和僕人牢牢束縛在農奴般的奴役之下。雖然伊斯蘭教法明文禁止債權人謀取利息，不過，地主仍有辦法規避教法向窮人放高利貸。不少毛拉也和地主沆瀣一氣，成了盤剝農民的幫兇。農民難以償還高額利息，不得不把土地抵押給地主。人民民主黨政權覺得，取消債務能一舉消滅這一罪惡，就像用斧子砍頭一樣。

然而，事態的發展並不如人意。窮人舉債通常為了兩件大事：年輕男子娶妻需要一大筆錢，家裡有人亡故得籌鉅款辦喪禮。既然新法嚴禁高利貸，地主和富商乾脆收緊錢袋分文不借。如此一來，年輕人負擔不起結婚的費用，除非變得富有，從而導致性和情感上的挫敗感不斷累積。

就連體面的白喜事也成了富貴人家的專利，窮苦百姓的身後事只能寒酸可憐，就連中等富裕家庭也為葬禮不周而苦惱不已。想想吧，家中老人故去，兒女卻只能接待少數弔唁者，只能為他們提供寒酸的食物。按照阿富汗人的觀念，如此寒酸的喪禮無異於辱沒家門。 ［2］ 為滿足傳統社會諸多關鍵需求而建立的社會機制被一應廢止，但是，人民民主黨又沒有建立新的機制來滿足這一需求。封建領主倒是抓住機會大肆蠱惑人心，本就牢騷滿腹的勞苦大眾對新政府的新政策更加心懷怨憤，身無分文的窮人們覺得，政府的所作所為妨礙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甚至在將其逼入絕境。

人民民主黨還為個人擁有土地的面積規定了上限。按照新法，每個人名下的土地不得超過60公頃（148英畝）。新法實施的第一年，政府便從各大地主手中收回了近80萬公頃土地，所獲土地被分給了13.2萬戶農民家庭。政府還宣佈，下一年將把100萬戶家庭組成4500個農業合作社。 ［3］ 政府願望雖好，卻是重蹈了之前的覆轍——在美國受教育的赫爾曼德工程的管理者曾強迫不同民族的遊牧民聚居在「模範城鎮」。人民民主黨認為，他們可以用行政命令創造一個人為的新單位——合作社，取代源自部落和村莊的羣體認同（以及由此帶來的合作）。

阿富汗氣候乾旱，沒有水的滋潤和灌溉，田地即便均分到戶，也無法促進生產，水的管理需要複雜的合作。幾百年來，鄉村地區的阿富汗人摸索出了一套找水、取水和馭水的傳統辦法。他們開鑿井渠、壕溝，還在地下開闢了密密麻麻的坎兒井。這些傳統的水利設施並不先進，卻絕對行之有效。但這需要得到相應部落社會角色的支持，並與宗教、民間傳統交織在一起。

如今，原本完備的系統已經全部崩潰。新政府的新規定好似一枚莫洛托夫雞尾酒 (1) ，炸毀了這個完備的組織體系。在阿富汗，絕大多數地主並非身居城市、敲骨吸髓的食利階層（當然，類似的人物也有不少）。相反，他們控制著大片土地，是當地的酋長，當地人也把這些土地視為酋長們的土地。當大片土地被分配給數百個家庭，這些家庭卻沒有建立起合作的社會機制，因此也無法通過合作來管理他們的水資源。為了搶奪灌溉資源，家庭之間爭鬥不休。到頭來，沒有人能夠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水源。我的表弟馬扎爾當時在阿富汗居住，他記得，當時許多農民來到首都向政府投訴，說在新法實施之後，他們的土地每天得到的供水不足30秒。換在以前，同等份額的土地可以養活土地上所有居民，現在卻無法養活任何一個家庭。現在雖然人人平等，卻都飽受飢餓之苦。

水源之爭導致鄉村社會的人際關係十分緊張，而且傳統觀念與宗教習俗根深蒂固，就連改革的不少受益者都覺得，自己獲得的土地本就該是地主的產業。為此，他們甚至有些心懷愧疚。土地改革之後作物歉收，饑荒接踵而來，有關水源的爭端看起來永無休止。農民們還非常擔心自己會受到土改這宗「罪孽」的拖累，在死後墮入地獄。再加上禮金不足造成的婚事不遂，又讓不少男性感到雄風受挫。重重困難之下，民怨自然沸騰。人民民主黨那套說辭完全無法平息民憤，一項項旨在推進社會公平的施政措施，反倒給這個國家帶來了無窮無盡的麻煩。

人民派政權卻不覺得危機將至，因為他們從階級鬥爭的角度對阿富汗社會進行了嚴格分析：因為他們站在多數人一邊，領導人民打倒那一小撮剝削階級，那就一定會獲得鬥爭的最終勝利。對此，政府很有信心。可是，阿富汗農民並未認識到什麼階級利益，民族出身、部落關係與宗教信仰纔是他們認同的起源。他們覺得，自己和地主並非階級敵人，而是血脈相連的親戚。即便拋開這層血緣關係不講，窮人和富人之間也有各種各樣的相互羈絆，幾個世紀的家族史、人際交往和情感上的相互義務與紐帶讓他們聯繫在一起。有人說，「可汗」（khan）這個詞起源於「桌布」（distar-khwan），就是指為別人安排宴會的人。 ［4］

菲茨傑拉德問海明威：你知道有錢人和普通人有什麼不同嗎？海明威說：他們就是有錢一點而已。在阿富汗，這樣的回答確實站得住腳。在宗教的教導下，農民安然接受了寄人籬下的地位，文化讓他們相信，其命運會因為「好人」的慷慨而改善。這種人身依附關係是部族社會的基礎。農民從成為更大部落的一部分而獲得一些滿足感。其實，即便在美國，職員在談到自己效勞的公司時，不也總以「我們」相稱嗎？身在強勢多金的大企業，好些職員甚至感覺與有榮焉，彷彿勞資雙方並非一層僱傭關係那麼簡單。想到這一點，當年阿富汗農民對於領主的忠誠也就不足為奇了。畢竟農民和領主之間的關係，可不是兩周領取一次薪水、聖誕節補貼一點獎金那麼簡單。它還源自往代人對葬禮、婚禮、拉馬丹齋戒和開齋節的共同記憶，由此帶來的忠誠情感會更加強烈。

接濟窮人並非領主的法律義務（而且好些領主確實為富不仁），不過，宗教傳統鼓勵樂善好施，慷慨會促進威望，因此，領主們也會時不時表現得慷慨一點。這點恩惠叫農民們感激不已。他們不願疏遠領主，以免被冷落。不過，人民民主黨認為，農民完全無須如此謹慎逢迎。領主所謂的善行，不值得他們如此感恩戴德。相反，農民應該仇視領主，農民分配領主的土地是合理合法的，他們大可不必感到慚愧，更不用擔心領主不再開恩施捨，畢竟政府會照管農民的生活。

遊牧民族是阿富汗的重要組成部分，佔阿富汗總人口的12%—15%。 ［5］ 遊牧民與定居的農耕民有著明顯的認同差異。不過，大家並不清楚這種差異是否源自「階級」。同一部落中，所謂「階級利益」應該如何體現？不同的部落，所屬的「階級」是否也有差異呢？

部落控制的領地上，酋長們都有自己的部落利益：他們用來走私的路線、多斯特·穆罕默德以來政府發放的補貼，以及用來捍衛自身利益的槍支。這些人會融入一個由「階級利益」定義的框架嗎？

儘管民主決策機制根植於每個村落和宗族，但是，不同的村莊和部落之間，很少有民主決策的經驗。人民民主黨政權希望血緣、歷史、人際關係不再成為部落聯盟之間的權力來源，新政權建構的這個框架，其中的附屬關係基於政策，但這是徒勞的。

一個正常運作的中央政府可能已經採取措施阻止接二連三的災難了，不過，人民派政府是啟思東警察（Keystone Kops）那樣的革命軍政府，他們不鬧出悲劇纔是可笑的。

工作隊面臨的情況：

沒錯，敵人根本無從隱匿，蘇聯人個個長著外國臉，其盟友的穿著也足夠惹眼：西裝、襯衫、軍便帽，這些玩意兒明顯屬於城裡人。到了遊擊戰場上，它們就是敵人的象徵。偏遠山區的反抗武裝也很好辨認，他們穿著長長的襯衫、肥肥的褲子，戴著頭巾，他們視謀殺為高尚的愛國行為，而非犯罪。

敵人不但惹眼，而且總會自己送上門來。政府不斷派出工作隊深入農村，向人們宣講什麼是共產主義，以及人民民主黨政府將為他們做什麼。每個村子都建立了委員會，政府寄望該機構能夠發揮作用，在管控地方局勢的同時，也能推進蘇聯的發展項目。蘇聯人及其附庸政權滿心以為，隨著農村的形勢安定下來，發展項目開始取得成果，村裡一旦通電、通路，村民一旦能夠享受外界的商品和政府提供的醫療服務，所有反抗活動都將偃旗息鼓。有了豐厚的物質生活，農民就會認識到革命的種種好處，就會理解並擁抱這場革命。

但是，政府派出的工作隊總是由幾名蘇聯顧問、一名或多名祕密警察、一些內政官員（掌管警察與監獄）、幾名人民民主黨的幹部以及政府僱用的一兩位毛拉或穆斯林學者組成。在當地人看來，這些人不可避免地看上去像裝模作樣的走狗。工作隊也很明白，這裡的人民並不歡迎自己。於是，每次工作隊入村工作，都要帶上十幾個衛兵。

從村民的角度來看，工作隊也就那麼回事。這些人一看就是遠道而來，他們的衣著跟可惡的侵略者別無二致，荷槍實彈的士兵與他們如影隨形，裝甲車保護著他們開進村莊。而後，他們會找到村裡的長老，招呼大家聽取講話，宣傳政府要為村民造福。第一件福利，就是讓村裡的女性接受教育。講話的時候，村裡的所有女性都要到場。工作隊將對她們進行現場篩選，挑出適合的人接受教育。

教育問題之外，工作隊還很熱心土地改革。村中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他們總要在第一時間予以掌握。隨後，地主們會被通知，政府已經剝奪他們的一切資產，他們的土地將被分給農民。曾經的農民成了土地的新主人，而原來的地主則要為農民打工。就這樣，土改就算完成了。

男人為什麼要掀起戰爭？阿富汗的一則諺語回答了這個問題：為錢，為地，為女人！話雖粗鄙，倒也不是沒有道理。村民們懷疑政府領著外國人湧進村莊也是懷著這樣的目的，天曉得村裡的女性會接受怎樣的「教育」。

工作隊的現代化建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他們原本以為，落後的鄉村會在一夜之間進步起來。哪曾想到，工作隊卻捲入了一場又一場的衝突。武器落後的村民自然成了鬥爭的輸家，橫死的人因此不在少數。可是，工作隊還得開展工作，還得要求村民「讓家中的女人接受教育！」 ［1］ 他們的幫扶對象，很有可能在衝突中失去了親人。因此，工作隊離開之後，「聖戰」武裝很快就能奪回局面。在他們的煽動下，村民們紛紛昂起鬥志，他們要趕走這幫外國來的惡魔，為親人報仇，奪回失去的土地。

一幫別有用心的人啊~人家問你們地主的事.你們有的罵土共.有的罵蔣匪.哎！跑題了吧！地主有好有壞.任何職業都一樣啊！我家以前是富農.自己種自家地.沒僱一個人.就是所謂不受地主壓迫又不剝削農民的。還有.我們大連的周扒皮有這個人.但沒幹壞事.解放後的確給弄死了。高玉寶的侄子前些年問他.周扒皮真的幹過那些壞事嗎？高玉寶說：就算他沒幹過.別的地主也一定幹過！

趕走了舊的地主，又造就是新的地主和權貴，時代改變了嗎？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額，地主掌握大量土地

為什麼打到地主自己想去

曾祖父以前是地主，有著全村所有的土地。那時候人口是現在的四分之一。

現在地沒多，人口多了三四倍，而且每年產出的糧食大部分都賣了。

也沒見人餓死，所以當年的地主與農民的矛盾根本沒有那麼尖銳。

以前的地主與農民就相當於現在的老闆與員工。你給他幹事，他能餓死你嗎？

但員工卻都想像老闆一樣生活，不用幹活，還能賺大錢，可是又沒有那個能力。

突然有一天，有人說，是你老闆擋住了你自己當老闆的路。

我們可以聯手把你們老闆幹掉，你就可以當老闆了。

然後人們就揭竿而起，沖著當老闆的夢，把養活自己的老闆給幹掉了。

然後，有人成了老闆有人還是員工有人連員工都不如了。

我爺爺曾經和我說我們家是地主家庭爺爺的爸爸靠闖關東掙到血汗錢然後在老家買了地 成為了地主但是沒幾年就土改 至於地主陋習我不清楚但我至少知道我爺爺的爸爸不是惡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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