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购买该电子书查看完整内容

若变法无意，为何介甫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力排众议，有句句肺腑之感？王安石变法用意何在？兴国还是亡国？

要正确地评价王安石，必须将评价王安石新法与评价王安石区别开来。评价王安石新法与评价王安石是不同的。我们的看法是，王安石新法必须否定，而安石作为历史人物却必须肯定。

王安石新法为什么要否定呢？王安石制定新法的初衷是民不加赋而财用足，也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开辟国家财政税收来源。这就是有的学者一再指出过的，王安石把理财与发展生产联系了起来，不同于守旧派司马光的单纯节制开支的财政观点。以发展生产而增加财政收入，这可以说是王安石的高卓理想。但从整个熙宁新法来看，真正称得上发展农业生产的，只有农田水利一项，而其他的大部分，则是所谓理财，理财的实质就在于为政府增收赋税，依反对派的话说，就是敛财。在青苗、均输、免役、市易、保甲诸法里，王安石固然寄有高尚的理想，但从实际施行来看，却纯是聚敛：青苗法的本质，就是由政府出借高利贷，收取利钱；均输法的本质，是由政府控制运输，取得专利；免役法的本质，就是以钱代力，聚敛免役钱，如果真的是为减轻农户负担的话，正如王夫之所指出的，北宋所谓的力役，即唐代租庸调的庸，而唐代租庸调已演变为两税加以征收，就不应再有所谓的差役，而征收免役钱，以钱代役，乃是于两税之外又附征免役税；市易法的盐、茶、矾等专卖制度，基本做法就是由政府控制商业，获取最大的商业利润；方田均税法的本质，则在杜绝逃税行为，增加政府收入；如此等等。这些新法都没有涉及发展生产问题，也并不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增加政府的收入，而只是单纯的敛财，就实行的结果看，也很难说这些法规促进了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其中有些法规，如免役法以钱代力，比之原来的差役，应该说在客观上有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进步作用，但由于出现钱荒问题，一时又没有切实的措施加以解决，结果只有增加农户负担的消极作用。

可以说，由政府垄断商业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家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一种传统。汉武帝为了筹划抗击匈奴的经费，任用桑弘羊推行平准均输、盐铁官营等办法，为政府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这一做法虽然能为政府积聚财富，但弊病太多，例如官办盐铁，经办的官吏无不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官营的结果，垄断了市场，造成盐铁的质量粗恶不堪，因此汉代盐铁官营至霍光就取消。王安石的新法，继承的即是汉代桑弘羊的传统，他不但把盐、茶、矾、铁等重要物资的经营权抓在政府手里，而且通过推行市易法把一般的商业经营权亦抓在政府手里，还通过青苗法和均输法使政府控制高利贷和运输。通过免役法为政府开辟两税外的新税源，通过方田均税法检查逃税和漏税，以增加收入，如此等等。如果说新法是抑阻兼并的话，它确实是抑阻了豪强富商的兼并，剥夺他们对市场、运输以及借贷的垄断。但是，它抑阻了豪强富商的兼并，却并没有让人民从中得到解脱，而是以政府的兼并代替了豪强富商的兼并，人民并未得到多少好处。有学者说新法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并没有什么史实根据。而以政府兼并代替豪强富商的兼并，其结果无疑是延缓了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故在客观上说，新法无积极意义可言。

政治改革的精神、理想和改革的实践是两回事，可得而论的东西并不一定就可得而行。在宋代，李觏是一个富有改革理想的人物，他看到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看到了贫者「耕不免于饥，蚕不得衣」和富者「谷陈而帛腐」的阶级对立，提出了圣人治世必以「平土」，即以均田为先的改革主张。后世学者无不赞叹他思想的深刻，肯定他的改革理想。但是李觏以他所美化的《周礼》为根据提出的「平土」改革方案，却是不能实现的政治理想。均田是要国家把土地均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限制官僚贵族的农田，这在北宋中期封建统治秩序已经稳定下来的情况下，可能实现吗？如果一旦付诸实施，势必导致整个社会动乱。所幸的是李觏不曾执政，谈不上实施他的改革理想。李觏的改革方案虽不具实践意义，但并不妨碍其理论意义。同样，王安石的改革理想虽在实践中走了样，但这无损于他改革理想的思想意义。

宋代的范仲淹也是一个富有改革精神和改革理想的人物。他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儒者胸怀，于庆历年间向仁宗皇帝条陈十事。范仲淹的十事和王安石的新法有相类似的地方。范仲淹的改革虽然具有可行性，也得到仁宗皇帝的采纳，但付诸实施后，很快就遭失败，范仲淹也被贬谪出京，由于失败得快，没有激成时论纷纷、天下骚动的局面。试想，如果范仲淹也像王安石那样，得到皇帝的专任，孤勇直前地推行他的改革方案，其结局能比王安石好吗？范仲淹当然也是站在巩固皇权的立场上进行改革活动的，并不是为改善农民生活而进行改革，而且也遭到了失败，但这并不妨碍后世人们肯定他的历史地位。我们可以肯定范仲淹，当然更应该肯定王安石。

因此，王安石新法虽不可取，但王安石依然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

摘自顾友仁、张祥浩《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