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變法無意,為何介甫在《答司馬諫議書》中力排眾議,有句句肺腑之感?王安石變法用意何在?興國還是亡國?


要正確地評價王安石,必須將評價王安石新法與評價王安石區別開來。評價王安石新法與評價王安石是不同的。我們的看法是,王安石新法必須否定,而安石作為歷史人物卻必須肯定。

王安石新法為什麼要否定呢?王安石制定新法的初衷是民不加賦而財用足,也就是發展農業生產,開闢國家財政稅收來源。這就是有的學者一再指出過的,王安石把理財與發展生產聯繫了起來,不同於守舊派司馬光的單純節制開支的財政觀點。以發展生產而增加財政收入,這可以說是王安石的高卓理想。但從整個熙寧新法來看,真正稱得上發展農業生產的,只有農田水利一項,而其他的大部分,則是所謂理財,理財的實質就在於為政府增收賦稅,依反對派的話說,就是斂財。在青苗、均輸、免役、市易、保甲諸法裏,王安石固然寄有高尚的理想,但從實際施行來看,卻純是聚斂:青苗法的本質,就是由政府出借高利貸,收取利錢;均輸法的本質,是由政府控制運輸,取得專利;免役法的本質,就是以錢代力,聚斂免役錢,如果真的是為減輕農戶負擔的話,正如王夫之所指出的,北宋所謂的力役,即唐代租庸調的庸,而唐代租庸調已演變為兩稅加以徵收,就不應再有所謂的差役,而徵收免役錢,以錢代役,乃是於兩稅之外又附徵免役稅;市易法的鹽、茶、礬等專賣制度,基本做法就是由政府控制商業,獲取最大的商業利潤;方田均稅法的本質,則在杜絕逃稅行為,增加政府收入;如此等等。這些新法都沒有涉及發展生產問題,也並不是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增加政府的收入,而只是單純的斂財,就實行的結果看,也很難說這些法規促進了社會經濟和生產力的發展。其中有些法規,如免役法以錢代力,比之原來的差役,應該說在客觀上有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進步作用,但由於出現錢荒問題,一時又沒有切實的措施加以解決,結果只有增加農戶負擔的消極作用。

可以說,由政府壟斷商業是我國封建社會政治家解決政府財政危機的一種傳統。漢武帝為了籌劃抗擊匈奴的經費,任用桑弘羊推行平準均輸、鹽鐵官營等辦法,為政府聚斂了大量的財富。這一做法雖然能為政府積聚財富,但弊病太多,例如官辦鹽鐵,經辦的官吏無不營私舞弊,中飽私囊,官營的結果,壟斷了市場,造成鹽鐵的質量粗惡不堪,因此漢代鹽鐵官營至霍光就取消。王安石的新法,繼承的即是漢代桑弘羊的傳統,他不但把鹽、茶、礬、鐵等重要物資的經營權抓在政府手裡,而且通過推行市易法把一般的商業經營權亦抓在政府手裡,還通過青苗法和均輸法使政府控制高利貸和運輸。通過免役法為政府開闢兩稅外的新稅源,通過方田均稅法檢查逃稅和漏稅,以增加收入,如此等等。如果說新法是抑阻兼併的話,它確實是抑阻了豪強富商的兼併,剝奪他們對市場、運輸以及借貸的壟斷。但是,它抑阻了豪強富商的兼併,卻並沒有讓人民從中得到解脫,而是以政府的兼併代替了豪強富商的兼併,人民並未得到多少好處。有學者說新法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並沒有什麼史實根據。而以政府兼併代替豪強富商的兼併,其結果無疑是延緩了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因素的成長,故在客觀上說,新法無積極意義可言。

政治改革的精神、理想和改革的實踐是兩回事,可得而論的東西並不一定就可得而行。在宋代,李覯是一個富有改革理想的人物,他看到封建社會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看到了貧者「耕不免於飢,蠶不得衣」和富者「谷陳而帛腐」的階級對立,提出了聖人治世必以「平土」,即以均田為先的改革主張。後世學者無不讚歎他思想的深刻,肯定他的改革理想。但是李覯以他所美化的《周禮》為根據提出的「平土」改革方案,卻是不能實現的政治理想。均田是要國家把土地均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限制官僚貴族的農田,這在北宋中期封建統治秩序已經穩定下來的情況下,可能實現嗎?如果一旦付諸實施,勢必導致整個社會動亂。所幸的是李覯不曾執政,談不上實施他的改革理想。李覯的改革方案雖不具實踐意義,但並不妨礙其理論意義。同樣,王安石的改革理想雖在實踐中走了樣,但這無損於他改革理想的思想意義。

宋代的范仲淹也是一個富有改革精神和改革理想的人物。他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儒者胸懷,於慶曆年間向仁宗皇帝條陳十事。范仲淹的十事和王安石的新法有相類似的地方。范仲淹的改革雖然具有可行性,也得到仁宗皇帝的採納,但付諸實施後,很快就遭失敗,范仲淹也被貶謫出京,由於失敗得快,沒有激成時論紛紛、天下騷動的局面。試想,如果范仲淹也像王安石那樣,得到皇帝的專任,孤勇直前地推行他的改革方案,其結局能比王安石好嗎?范仲淹當然也是站在鞏固皇權的立場上進行改革活動的,並不是為改善農民生活而進行改革,而且也遭到了失敗,但這並不妨礙後世人們肯定他的歷史地位。我們可以肯定范仲淹,當然更應該肯定王安石。

因此,王安石新法雖不可取,但王安石依然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家。

摘自顧友仁、張祥浩《王安石》


謝邀。王安石變法從目的上來說當然是興國,而其結果確實是導致北宋亡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

王安石變法主要在於「理財」,而在農業社會社會財富基本既定,無論出發點多好,最終結果都只能是「與民爭利」。而許多「理財」措施只能交由民間機構,若交給政府,必然會導致壟斷和腐敗。如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官府給農民貸款、貸糧,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別隨夏秋兩稅歸還。看上去這一制度既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又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剝削,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看上去兩全其美,但實際實施中各地官員為了政績強制農民借貸,利息偏高,甚至加重了農民負擔。這實際上是由時代侷限導致的,因為在專制王權下無疑是不可能允許私人金融自由發展的。其次,如方田均稅法 ,下令全國清丈土地,核實土地所有者,並將土地按土質的好壞為五等,作為徵收田賦的依據,無疑會觸動大地主階級的利益。而在封建社會,地主階級就是統治階級,變法實際上就是以極少數對抗絕大多數,即使只是減輕剝削,也不能為地主階級所容。因此封建社會的改革包括王安石變法在內,大化改新,慶曆新政,張居正改革 戊戌變法等幾乎都沒有成功的。封建制度頑固性之強,除非滅絕,極難改革。

正因為王安石是少數派,因此凡是擁護變法的他都任用,而這些人中有相當多的投機分子,使得變法的實施變質,加重了農民負擔。

加上王安石本人雖然光明磊落,但性格極為固執,往往連正確的意見也聽不進去,使變法的不足得不到糾正。綜上,王安石本人雖是拳拳救國之心,但王安石變法不僅沒能救國,反而導致了社會動蕩,說其是導致北宋亡國的重要原因是不為過的。具體情況可參看《易中天中華史.王安石變法》電子書易中天中華史:王安石變法作者 易中天¥ 14.00去查看?


平心而論,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確實是值得一書的,這是改革家的雄心壯志。他的法令一定程度上幫助皇帝積蓄了國力,提升了些許軍隊效率,但有的做法卻操之過急,缺乏章法。


在《蘇東坡傳》中,林語堂對變法措施以及失敗原因做了總結。


最重要與最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項,為方便計,今歸納為三組。有三種國營企業、三種新稅、三項管制人民的登記制度。三種國營企業是均輸法(國營貿易局)、市易法(國營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實收三分(加上申請和登記費)的青苗法。三項新稅收是免役稅、國產消費稅、所得稅。登記制度是把國民組織起來,編成十家為一組的徵兵單位,亦即保甲;重新登記土地和馬匹(方田均稅法與保馬法)。大體說來,這些方案近乎現代的集體經濟政策。


國營企業自神宗熙寧二年(一〇六九)以首先設立全國或省際的批發機構開始。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圖,神宗皇帝撥了五百萬緡現款、三千萬石穀子作為由政府接收省際貿易的貨品和原料的經費。但是這套辦法立刻遇到了困難。當年二月,朝廷先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負研究條款之責並予以公佈。在條例司的官員之中就有蘇子由。蘇子由上奏摺指出,朝廷若接收全國貿易,自由企業會立即癱瘓,只因各地的批發商人無力與官家競爭。政府與商人必將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認國庫會有利可圖。私人商業有相沿已久的信用關係及其他辦法,政府經營時則無此種便利。必須先成立龐大機構以高薪僱用大批官員,並建築美輪美奐的官衙。結果不是從事以供與求為基礎的商業經營,而是視傭金多寡來處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潤,照親疏遠近而訂立合同。子由力陳,由於官僚作風的無能,官方無力壓低物價,只能以高價買入,遠比正常商人購貨時價錢高,所以自然失敗無疑。


所謂官營的均輸法,亦即政府批發生意,因此擱置了一年,從長計議。後來朝廷用一個新名稱提出一項修正計劃。批發與零售的分界不是一個呆板硬性的規定,主管大公營商店的貿易局分設在大城市,如成都、廣州、杭州。為了這些貿易機構的發展,朝廷又由國庫撥出一百萬緡,由京都地方的貨幣中撥出八十七萬緡。為成立這些機構所舉出的理由為:「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宜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為,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領導者是一個極為能幹的官員。他向政府所呈報的利潤越厚,則上級認為他越幹練。這個能幹的官員名叫呂嘉問,成了全國的市易務官,全權控制全國的小商人。京都市易務的規矩是,小貿易商必須做該機構的會員,可以把貨物與該處的資財聯合經營,或由官方出錢收買他們店鋪的存貨。商人若想歇業,可把存貨售與官家;也可用部分存貨作為抵押向官方借錢,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兩分。非該處會員,也可把貨物賣與官家,價格由官家規定;最後是,不論官家需用何等貨物,統由該處辦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點,而私人營業幾乎完全停頓。數年後,貿易和商業大為減少,按理論朝廷獲利甚大,而實際上朝廷稅收受損卻到驚人的程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經降低為與小民爭利的販夫走卒,皇帝知道後,大為不悅。最後,京都市易務和商稅的醜聞傳到了皇帝耳朵裏,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為人厭惡的幾項。


但是變法中最為人所知的是青苗法。直到今日,每逢人談到王安石的變法時,先想到的是這一項。這一項措施影響到全國每一個村莊,也是引起朝中軒然大波的主要原因。這一項措施本身確實不錯,有些近似現代的農民銀行。王安石年輕時做太守,曾在春耕時貸款予農民,收割時本利收回。他覺得這個辦法對老百姓確實有幫助,因為他任職地方政府,能知道借款確有其需要,並且還要經官方適當的調查。在陝西省,官方亦曾試辦,也頗為成功。

最低 0.3 元/天開通會員,查看完整內容

購買該電子書查看完整內容

電子書

蘇東坡傳

林語堂

博集出版社

¥17.98 會員免費


北宋亡國還能怪到王安石頭上~

昏德公,重昏侯,江南國主任何一個換成阿斗都亡不了國。


是一場被既得利益受害者鼻孔朝天文化人雖遲但到的黨爭攪得雞飛狗跳的強國速成法。


宋神宗繼位後,對國庫進行了一次覈查,發現整個朝廷的年支出是年收入的整整兩倍,持續不下的財政赤字宣告了北宋這個中國古代史上最有錢的王朝沒錢了!宋神宗不得不消減對老爹宋英宗的葬禮規模。與此同時,北宋面臨國內外困境,對內冗官冗兵冗費問題日益突出,對外隨著党項族崛起跟宋朝打遊擊戰、契丹年年抬高保護費,宋神宗在內憂外患下尋求富國強兵的辦法。

20歲的宋神宗和王安石一拍即合,開啟了中國歷史上最具有爭議的熙寧變法。

(圖片來自我很喜歡的微信公眾號《鏟史官》,如有侵權立馬刪除)

王安石變法主要法令如下:

《均輸法》:創辦採購國企,逐步壟斷首都汴京的市場採購與交易。使得大商賈「不敢妄動」,從獅子口中搶下一塊肉。本質上是壓榨大商戶以及其背後官商勾結的某些官僚


《青苗法》:廢除「在熟年時均價買入糧食,在荒年時低價拋售糧食」的平糴法,改為「在荒年時國家放貸,在熟年時連本帶利收回」的青苗法。

平糴政策是一個實實在在的非盈利性惠民政策。王安石將它廢除,標誌了朝廷已經實在無力再做虧本買賣啦。與此同時,土地兼併與民間高利貸一直是永恆存在的,士族門閥的土地兼併生生不息,給老百姓發放高達七分利的恐怖高利貸。與其讓百姓讓土地被士大夫階級、被士族土豪剝削放七分利的民間黑社會高利貸,不如讓國家給他們放正規貸四分利,也很高了),一方面抑制土地兼併,一方面為國庫賺錢。同時向士族土豪階級強行攤派青苗放貸,本質上是壓榨地主豪強與其背後的士大夫階級


《募役法》:所有人繳納「國防費」,不強徵徭役,用這些收繳上來的稅費徵闢底層公務人員。廢除原本百姓按戶等輪流到州縣當差役的方法。原本免役的士大夫、僧侶等階級,也要繳納同樣的錢,將紅旗插遍每個寺廟,什麼超脫六界之外,一個也別逃過。什麼士大夫要享樂有特權,每個都要交錢

募役法使原來輪流充役的農村居民回鄉務農,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人戶不得不繳納役錢,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本質上還是壓榨富得流油的特權階級


《保甲法》:將鄉村民戶加以半軍事化編製,一戶人家中有兩丁以上的抽一丁,組成當地城管大隊,維護自家社區治安。為改變宋軍強幹弱枝的局面、進一步裁軍解決冗兵問題做鋪墊


《將兵法》:廢除北宋軍界的基本國策更戍法,改變「兵將分離」、「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腦癱局面,整頓軍隊,提高軍隊素質


有必要說一句,以上基本上差不多所有的法令,並非王安石首創,全都是歷史上有史可查、有跡可循、曾經真真切切發生過的真實法令與真實案例。

尤其是和經濟相關的青苗法、均輸法等,更是前人已經在史書上標明瞭的毒瘤政策。

所以不要再吹什麼王荊公思想超前,什麼政策不被理解,什麼執行過程出現扭曲,才被眾人反對。王安石根本不生產水,他只是大自然的搬運工。問題根本不在這。

我覺得問題的關鍵是,王安石和宋神宗兩個人硬著頭皮去推行這些歷史上的毒瘤政策的動機是什麼,當時那幫反對派以及歷史上對這些政策的反對派們,他們斷定這是毒瘤政策的因憑是什麼


後面這個問題好回答,歷史上對這些財政政策反感、謾罵的,全是土豪、士族、士大夫階級這些既得利益者。「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這句話說得簡直太好了,傳世真理。《均輸法》、《青苗法》、《募役法》等,侵害的全都是既得利益者,無不都是從他們身上開刀子割一塊肉出來。所以他們反對,所以他們奔走呼號。在他們眼裡,這不是毒瘤政策還是什麼?

誰動了我的乳酪,誰斷了我的財路,我就要讓誰死。

韓琦,三朝元老,家財萬貫,家產莊園土地無邊,作為士大夫他有諸多豁免權,作為大地主他兼併土地最烈,作為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的朝堂領袖,不管是政界還是商界還是軍界關係網散佈天下。

王安石變法,法令條款條條觸及他的利益,刀刀砍在他的領域。

這是利益相關,你死我活,不死不休的。

遙想當年韓相公,年紀輕輕,才華卓越,清白一身,兩袖清風,跟著范仲淹進行慶曆新政,刀刀砍在之前的既得利益者身上。

時過境遷,屠龍者終成惡龍,韓相公現在自己變成了上層階級,現在有人要提起刀來砍向他了,他能做的就是反對,攪黃,使絆。

年紀輕輕的宋神宗曾經想過用「大義」來感化他們,變法於國家好,於百姓好,愛卿不要再執迷不悟了!為什麼還咄咄緊逼要反對呢?

另外一位既得利益者,「名相」文彥博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反問宋神宗:陛下到底是和百姓共治天下,還是和我們士大夫共治天下?

我們士大夫利益受損,還不允許我們跳出來反對了?皇帝你看著辦吧,你要是覺得得罪我們有什麼好處,你就繼續得罪吧!

這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換,這是赤裸裸的既得利益者的嘴臉。國家利益在我們自身利益面前,根本可以藐視。

皇帝出於自身利益、出於國家利益,選擇了變法傷害士大夫階級的利益。而士大夫階級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選擇了圍攻政策。畢竟不能真的和皇帝撕破臉,只能向皇帝試壓,給變法冠上毒瘤政策的名號,要求廢除法令

我們和皇帝您都沒錯,錯的是那些法令,錯的是那個主持變法的執政者,我們與主持變法的人勢同水火


與此同時,利益之爭下潛藏著的是黨爭

北宋黨爭頭子歐陽修永遠奮鬥在黨爭的第一線上!

從充當范仲淹革新派的馬前卒開始,歐陽修始終對黨爭有著狂熱的愛好,對著呂夷簡的「呂派」進行狂轟濫炸,大罵無辜的知諫院,寫「君子小人論」,幫著韓琦傾軋富弼,幫著文彥博害死狄青。

此時此刻,老大哥韓琦都表明態度反對王安石變法了。我這個無時不刻和韓琦綁一塊的好兄弟能給王安石好果子喫?

歐陽修這位文學大宗,振臂一呼而天下應。

黨爭是一個特別可怕的東西

第一,它不講理。凡是跟我不是一路人,不管他說什麼不管他做什麼我都覺得是錯的,他說東我偏要說西,他要這麼做我偏要不讓他這麼做。

第二,它由不得你。你以為自己是民主黨派,自己支持民主黨的思想,命運卻讓共和黨的人成為了你的主考官成為了你的提攜者,或者你的親眷是一個共和黨大佬。那從此以後民主黨就永遠向你關上了大門並視你為異類。你無可奈何只能是共和黨,你要逐共和黨之大流,哪怕共和黨人做了違揹你志願的事,你也得跟著做,不然就是裏外不是人,民主黨共和黨都視你為異類。

多年以後,反對派純粹為了反對而反對,將王安石變法一切律令悉數廢除,將變法派用戰爭、用鮮血換來的國土全部無條件送還,將一切與變法派相關的人士全都釘上「奸佞」的標籤

北宋亡國的原因之一就是黨爭。


「利益相關」和「黨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是不存在什麼「辯證的角度思考」、「有好也有壞」的。因此王安石變法,朝堂裏只存在兩類人,一類是死活反對,一類是死活支持。

但凡韓琦、文彥博、歐陽修這些人摒棄利益與黨爭,真真切切以國家利益出發,絕對不會出現這種一棍打死的現狀。他們可都是大才啊!王安石的改革一定是會出現瑕疵出現不足的,但也絕對不至於全盤皆錯。假如雙方能求同存異,這些大才能對王安石變法的條例進行查缺補漏完善至極,北宋絕對不會在幾十年後就亡國。

但這是不可能發生的。面對反對黨的全盤否定,王荊公只能硬著頭皮和他們硬剛到底:老子沒錯!老子就這麼著了!誰也別想改變我的主見。

很大程度上,「拗相公」外號的由來是無可奈何的。


在這裡額外說一下另外兩撥人,兩撥奇怪的文化人。

第一撥是以蘇軾蘇轍程頤程顥為首的歷史文化名人

蘇軾蘇轍還是太嫩了。

剛剛通過科舉,從學生成為了職場小白,作為年輕有為的代表,大蘇小蘇成為了變法派中的青年骨幹。但是隨著反對派的聲浪一波高過一波,蘇軾蘇轍迷茫了:三朝元老、大名鼎鼎的政治名相韓琦、文彥博反對變法;自己的師傅、文壇領袖歐陽修反對變法;皇親國戚、太后高濤濤反對變法;名臣道德典範的富弼、範純仁也反對變法。這到底怎麼了?難道我們真的錯了嗎?

這種感覺,就好比一位應屆畢業生剛進入公司,被應聘進公司才兩年的總經理帶著幹一個項目。可是在公司呆了30年的副總經理反對這個項目,公司董事會反對這個項目,招自己進來對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人事經理也反對這個項目。這位應屆畢業生會怎麼樣?

領導。。咱們這個項目是不是真的有什麼問題。。。

蘇軾蘇轍開始用他們尚且稚嫩但絕對善於思考的大腦重新審視王安石變法。

還是那句話,王安石變法肯定不是盡善盡美的,這是事實。

於是蘇軾蘇轍很快就找到了漏洞,並因此成功反水,成為了反對派的馬前卒

這兩個可憐的孩子,在《上神宗皇帝書》中,用略顯華麗的排比句顯示自己的文采,所談反對變法的理由無不是撓癢癢似的弊端,這裡面還有幾句成為他倆「忘本」的黑材料。他們根本就看不到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核心矛盾是什麼

同樣,程頤程顥這些腦袋瓜一根筋的大儒,又怎麼可能會去支持法家?對王安石不敬天不畏祖的做法簡直忍無可忍。

他們與上面那幫黨爭與利益相關的老狐狸們最大的區別,就是真真正正從理性從利國的角度出發的。數十年後,當變法黨一敗塗地,當反對派決定趕盡殺絕時,也是蘇軾他們站出來說,不能一棍子打死,改革中對國家有利的法令是可以保留的

但是黨爭和利益之爭怎麼可能會對敵人進行保留。全都清除啦!

第二撥人其實只有一個人,

司馬光。

這是一個神奇的人。

首先,他是道德模範、是賢臣楷模,理論上不會出現被侵犯了利益之後無能狂怒(韓琦文彥博三朝元老權傾朝野,司馬光只是個臺諫系統的,權與利都不夠王安石壓榨的)

其次,他和韓琦歐陽修不是一路人。之前宋仁宗宋英宗時,歐陽修搞黨爭搞得繪聲繪色,司馬光從來沒有站在歐陽修這邊過,他始終作為中立方和韓琦歐陽修一黨保持距離。

所以我把他歸在了文化人的行列。

可能是司馬光骨子裡的高傲和對歷史的精通,所以產生了對改革的強烈不滿吧。

但也正是這個人,從退休了的歐陽修手中接過了黨爭的接力棒,一手建立起「元祐黨人」大旗,為了反對而反對,無條件反對一切改革派的作為,對著改革派趕盡殺絕,親手揭開了北宋亡國的序幕。


最後,再回到宋神宗和王安石兩個人的動機和初衷上。

我覺得,20歲的神宗皇帝,僅僅只是想通過快速富國的方法,去逐步完成強兵這一總目標。

朝廷連給大行皇帝風風光光辦葬禮的錢都沒有了,生錢就是第一要義!

充盈國庫了以後,就要強兵!

去擺平党項族,去進攻契丹,去奪回失去的燕雲十六州,完成宋太祖宋太宗都沒有完成的光榮使命與巨大功業。

這是一位20歲有為青年的合理志向。

事實上,歷史也是按照這個劇本開演的。變法之後,宋神宗就派軍進攻河湟,夾擊党項了。


但是

變法就要觸犯別人的利益。

如何讓利益既得者閉嘴,重塑新的格局,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永遠的閉嘴。

自古以來,從來就沒有不流血的改革

商鞅變法死了多少人啊,連衛鞅都成為了獻祭者。血染渭河下,才鑄就了六代秦王的霸業根基。

但是宋朝形成了永遠解不開的死結。

文官體制下,積貧積弱的宋朝尋求變法來找到出路。推翻文官體制是不可能的,那是根本制度,推翻了那就變成了革趙光義的命了(歷史上也就只有戰國時期通過殺戮的商鞅變法、與近代通過數百年幾代人努力的改革成功了,那都是血與淚啊)。所以只能從經濟上找突破。根本制度都沒去動,就連財政經濟上的改革都遭到了來自士大夫的前所未有的阻力。

然後,宋朝沒法處理這個阻力。

文官體制下,他們都是冠冕堂皇為國「效力」的,我們反對變法也是為國「盡忠」,你憑什麼宰了我們?

文官體制下,我甚至還可以與皇帝叫板,跟皇帝擡槓:你到底是和百姓共治天下,還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

於是令人震驚的事情發生了,反對派擁有的權力甚至比改革派還要大。他們甚至可以操控手下去扭曲新法的執行。把朝廷上的矛盾直接嫁禍給百姓。

王安石變法,終究變成了一個虎頭蛇尾、逐漸扭曲的改革。

王安石變法從初衷上來看,的確是利國利民。但是它和商鞅變法在深度上完全不在一個等級。

而在執行過程中,由於宋朝病態的體制反而激化了矛盾。

從此以後,改革派和保守派開始了數十年的廝殺。

司馬老師,發生甚摸事了?噢,原來是神宗皇帝嗝屁後,司馬老師一拳打在王安石鼻子上,把他打骨折了。當時就流眼淚了,捂著眼。兩分多鐘後,哲宗皇帝親政了,司馬光光一黨連忙說,哲老師對不起,對不起,我們是亂打的!

哲宗說你們可不是亂打的啊,訓練有素,我讓改革派建個黨人碑,把你們永遠刻在恥辱柱上。

兩分多鐘以後,哲宗也嗝屁了。改革派連忙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們是亂刻的!

重新起複的元祐黨人:你們可不是亂刻的啊,左正刻,右鞭刻,左刺刻,有備而來。來偷襲!我們69歲的正人君子。這好嗎?這不好。

突然一道閃電五連鞭,瘦金書法掌門人趙佶登場了。


推薦閱讀: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