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有没有它的局限性，局限性又在哪里？

首先，科学作为一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有著经验主义的巨大缺陷：它永远不能产生绝对正确的真理。这是归纳法的本质决定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归纳不具有唯一性。我们举起一个简单的栗子，我们假设一个世界，如下图：

我们创造的世界中也有科学家，他们观察到三只戴著眼镜的青蛙。他们很快就有了两种归纳方式：

世界上所有青蛙都戴眼镜

世界上所有戴眼镜的都是青蛙

在没有更多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应该如何选择正确的理论呢？答案是无法选择。所以只能保留两者，留待将来更多的观察。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科学理论中保留了许多互相矛盾的理论。有些矛盾被更多的观察和实验解决了，而更多的矛盾没有被解决。科学家们只能在不同的时候选用不同的假设和不同的理论来解释问题。用哲学的语言来讲，科学一定程度上通过放弃一贯性换取了实用性，放弃自洽性换取了他洽性。
再者，科学方法一般遵循众所周知的「奥卡姆剃刀法则」，即「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或称最小归因法则。这个法则是说，当一个现象有两种理论可以解释的话，科学家们会选择更简单的那一个。也就是说，科学方法隐含著一个假设，即「世界是简单的」。至于这么假设的原因，完全是为了使用方便。这使得科学包含了浓浓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色彩。
还有更严重的。对科学家整体而言，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某一个较为基础的理论被抛弃，使得科学家们集体转向了另一种理论体系。这被托马斯·库恩称为「科学范式」的转变。这样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7]一书中深刻探讨了这个问题，最后的结论可以说是骇人听闻：科学范式的转变是科学家们群体心理学的选择。也就是说，科学家们选择理论的方法不是基于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如果真的是如此，那科学怎么可能代表客观真理？这样看来，科学显然被高估了，它并不是一种求知的方法——那是哲学的任务——而仅仅是一种实用的工具。
库恩的结论无疑是重磅炸弹，就像当年休谟问题在哲学界的影响一样，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大多数科学家承认，库恩的研究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了事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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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科学本身不能提供价值。
根据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科学是属于认识论范畴的，它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而工具本身，必然是价值中立的。它不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指导意义。科学必须老老实实地待在认识论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进入伦理学。科学最多只能回答「是不是」的问题，而不能回答「该不该」的问题。如果我们想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之类的问题，科学是不能、甚至是永远不能回答我们的。换句话说，我们的人生必须从别的地方寻找意义——比如哲学、宗教、艺术、爱。
有人可能会说，即使科学只是工具，但它能提升人类的生活水平，为什么不能把发展科学作为人生的意义，和全人类的终极目标呢？这样科学不就可以作为人类价值标准，从而指导人类生活了吗？
这种观点颠倒了人类和世界的关系。尼采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好的回答，他对科学的观点曾被周国平总结如下[8]：

科学以人对外部世界中物的支配为鹄的，这种支配诚然也体现了人的主体作用。但是，一旦人仅仅按照对物的支配这个目的来建立自身的生命活动，他实际上就使自己服从于物，反而受物的支配了。所以，科学精神的统治的最严重后果就是使人丧失精神性，把自己降为纯粹的生产者。尼采说：「十七年来，我不疲倦地揭露我们当代的科学追求的非精神化影响。科学的巨大范围如今强加于每个人的严酷的奴隶状态，是较完满、较丰富、较深刻的天性找不到相应的教育和教育者的首要原因。」尼采并非要抹煞科学本身的价值，相反，对于卢梭否定科学文化而提出「回到自然」的倒退主张，他是坚决反对的。问题在于，要恰如其分地看待科学的价值，它只具有工具价值。如果把科学当作目的本身，漫无止境地追求对物的支配，结果只能丧失人生本真的意义，使人成为物的奴隶。

即使如此，有人还是会说，「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还是应全力发展科学技术。这并没有错误。但这只是从国家的层面来看，是国家的「不可不为」。哲学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应该从更高的高度——全人类的高度来看待问题。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国家之间的科学竞赛，更像是一种囚徒困境。就像冷战时期美苏的军备竞赛，美国和苏联都一定程度上以牺牲人民生活水平为代价，为军事实力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同样的，全人类为了科技竞赛，是不是也牺牲了某些更重要的东西呢？

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科学主义」在中国尤其受到欢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科学发展是第一生产力」，「社会的发展源于生产力发展产生的阶级矛盾」，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宣言在中国深入人心。对于这些观点我不想再过多的讨论了。在这里我想推荐一本小说，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9]。这本书专治「科学主义」者、「反文化主义者」、「世界主义者」、「生产力发展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享乐主义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主义者」、「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主义者」。这些天真单纯的「主义者」们应该在读这本书时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如果他们还有足够的阅读能力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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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否在所有科学领域内都适用？或者说，它适用于多大范围的科学研究？
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在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等领域内非常成熟，也就是说，在这些领域内大多数科学家都有统一的公认的基础理论。然而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却远远不是这样。在这些领域内往往存在著大量的基础理论派系，它们还时常是针锋相对的。比如在心理学领域，我们可以看到认知心理学、进化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心理学等等等等，它们各自独立，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的理论基础。很多人会以「心理学还很年轻」来为心理学开脱，那么经济学呢？

单单是经济学的一个维度就有如此多的学派林立，凯恩斯的经济学和哈耶克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几乎没有相似之处。这还没有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等学派。问题不在于学派多，而在于它们之间共享了多少基础理论。目前来看，在这些领域内依然看不到统一的希望。
在传统科学领域所向披靡的经验主义仿佛在这些领域显得有些水土不服。我们非常想知道的是，这些领域是具体指哪些领域，以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这个世界上我们希望得到解答的许多问题，是在科学之外的。换句话说，仅仅笃信科学、反对一切非科学的事物的人，对许多问题是保持「未知」的态度的。比如，「世界上有神吗？」这样的形而上学的问题科学是无法回答的。以科学的名义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未免有些不自量力了。「科学主义」者对待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应该是无神论，而应该是「不可知论」才对。「无神论」本身也是一种信仰，它来自科学之外——比如教育、社会环境等等。中国和美国共用一套科学体系，但却拥有著不同的信仰——中国是无神论国家，而美国是基督教国家。
还有，科学应该是决定论的。决定论意味著一切都是早就决定了的，不存在自由意志这种东西。因为在科学看来，意识仅仅是大脑的功能。而大脑，首先是生物的，然后是化学的，最后是物理的。而物理定律是决定论的，一旦知道所有原因，便可计算出确定的结果。比如理想状态下，知道抛出一个球的速度和初始位置，以及所有影响因素——比如空气阻力、风力、地球引力等等，必然可以精确地计算落点。有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假设存在一台足够强大的计算机，把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信息——包括所有粒子的所有物理状态——全部输入进去开始计算，那么我们便可以得到我们全部的未来。这样看来，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幻觉而已。「科学主义」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快乐来自多巴胺」这样的科学结论带有多大的荒诞和尴尬。量子物理的「随机性」也难以解释这个问题，毕竟我们对量子的本质了解的太少了，科学家们也根本不知道怎么把量子物理应用到大脑功能的解释中去。况且人类对科学的过分笃信早在量子物理出现之前就有了。「科学主义」者们不得不采取「鸵鸟战术」——把头埋在沙子里，装作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有一个非常著名（播放量1M+）的TED演讲How do you explain consiousness? [15]，认为如果要解释意识，我们可能需要在时间、空间之外建立一个新的「意识」维度。意识很有可能是基础性的(fundamental)或普遍性的(universal)。这样的理论非常有意思，值得大家去看一看。不管怎么说，现有的科学体系应该是搞不定意识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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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解答不了的问题，只能交给哲学。毕竟哲学才是人类求知的根本方式。
来源：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583219/answer/114375651

要回答科学有没有它的局限性，先要清楚，科学是什么？以及什么是科学？
如果明白前者，认为科学是真知，是用实验和逻辑检验过的真知。那就说明，科学是真知的一个子集，我们把内函的限制词删减一些，真知的外延就会扩大，比如把实验去除，保留逻辑，那这样定义的真知等价数学。也就是说科学只是数学的子集，于是科学的局限性也就显而易见了。用科学范畴去评判数学，那数学能不成伪科学吗？能不成民科吗？
如果明白后者，仅想知道什么是科学，经得住实验检验的可重复规律叫科学，不符合定义的都不是科学，那就说明没打算去探索科学的局限性，科学当然也就没有局限性。有局限的乃挑战对象已不入法眼：我的盾能挡天下之矛，挡不住的都是伪矛，我的矛能穿天下之盾，穿不透的都是伪盾。如此矛盾永远消解了，科学就活在这样的逻辑自冾中，浑然不知这是掩耳盗铃。根据高个控股规则，武大郎开店模式也就成了不二选择。科学需要这样自欺欺人的完美圆满吗？
以上两个方向的回答，皆显示了科学必有局限。如果没有局限会很无趣。反而必有局限有生机。

当然有局限性，科学是一套方法，核心原则是某个理论是否可重复验证的。但是大尺度的事物，或者变数太多的时候就无法解释了。
比如大尺度时间，宇宙是否多少亿年毁灭一次再大爆炸，就无法证实，只能推测。

比如复杂变数的历史事件，之前抗战时候日军进攻鹿邑县老子故里迫击炮攻城，但落在老子修炼的道馆上的几枚炸弹一个也没有爆炸，现在还有的嵌在墙里面。你说现在再轰炸是否爆炸，当然可能爆炸。但发生过的这种一次性时间由于变数太多所以难以完全复制出之前发生这个事件的本来面目二进行复现。
科学证明问题经常用单一变数法，可有多少大尺度东西是能排除其他所有干扰保留一个变数呢？
我能猜到大部分人看到我上面举的例子说迷信，我们不要把不知道原因或者不能复现的事物都认为迷信，人要有敬畏之心，人和宇宙相比渺小的可怜。科学也是不断更新的，新理论颠覆旧理论，当下的理论也不是完全正确的。过度相信科学何尝不是一种迷信。

科学具有局限性，中医针灸气功等学科就一直处在科学的视野之外。
有两道屏障遮挡住了科学的视野。一道是语言的屏障效应遮挡住了理论物理的视野。一道是磁电屏障遮挡住了实验物理的视野。导致科学出现视觉盲区。无法认识中国哲学的混沌物质，中医理论中的元气。
中国哲学的宇宙观是：宇宙起源于混沌。混沌物质是时空混乱的物质，是自由运动的能量。中医把混沌物质称之为「元气」。元气在人体的运行轨迹就是经络系统。中医针灸气功等学科一直都在践行著中国哲学的宇宙观，也一直处在科学研究的视觉盲区。

以下，摘自《征服中国之文化博弈论—解密中西文化碰撞》
文化下的博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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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科学之中西文化博弈
某西国狂生畅然子放言：

科学是好的，伟大的，但搞起科学崇拜就不对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科学的地位并不高。难道科学有什么不好吗？当今中国，如果有人质疑科学，他会被淹死在众人的唾沫里。是啊，中国人对我们的科学顶礼膜拜，比对财富的崇拜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财富原罪论根深蒂固。科学本身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我们是否以正确的观念摆正了科学的位置，使它健康地发挥作用？
科学，作为西方重商文化博弈策略中的三大圣器之一，是一柄非常锋利的双刃剑。资本、武力的玩法比较明显，而科技，除了给领先者提供更先进的武器和更高级的资本玩法，它的发力点在于在经营活动中综合利用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等手段形成技术主导权捆绑和掠夺弱者。
科学是将研究对象加以规则化的努力，或曰认识事物的因果律，是对现实的理论近似。
曾仕强教授曾称科学为分科之学。有如《大学》中的「格物致知」：划出小格子来研究事物，获取知识。科学的局限性产生于将整体割裂成局部，忽略了外部关联因素和内部次要因素之后，局部性的研究对象被大大简化，方可提炼出规则化认识。
有时，因素的简化不是我们主动为之，而是因为尚有很多复杂细微的因素没能为我们所认识。
中国人讲三分法，追求跳出规则的灵活思维；西方人讲二分法，崇尚规则，持规则思维。所以，既然科学是对规则的追求，它诞生于西方就很好理解了。西方产生科学的思维经历了漫长历史的锤炼。
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三圣哲的前辈。毕氏学派迷恋数学，以数学解释世界是他们的信仰，他们以为数学是宇宙的本原，是自然奥秘的答案。他们还认为，无论是这个世界还是人类的思想都应当符合乃至追求几何规则化之下的完美和谐。数学、几何都遵从完美规则。
西方哲学家一直延续著这种追求：以规则来统辖世界。这也是科学的追求。
依毕氏学派，「1」是万物之母；「2」是对立和否定之原则；「3」是万物的形体和形式……眼熟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为太极，是为万物之母；二为两仪，即阴阳乾坤，是为对立和否定之原则；三便是阴阳所化成的万物了。黑格尔扛鼎的辩证法之正反合其实就是二与一的关系，即太极化阴阳。
西方以数学表达世界。而中国用阴阳化成的《易》中的64卦这种中式「数学」表达世界。相对于西式数学，阴阳更充分地体现了变化的弹性，体现著西式二分法与中式三分法的区别。

每一门科学都是对特定领域之事物的规律化认识，对因果律的探索。自苏哲至黑格尔以下，哲学对大自然的探索和认识导致了一门门科学的诞生。而哲学家历来期望将哲学也归入科学。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这期望不可能实现：哲学是超越科学的存在。科学有其局限。
科学的局限性有两大来源：偶然性和复杂性。
关于偶然性，在有关自由的章节我们讨论过，当对灵之外的事物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我们会发现灵之外只有必然性、因果律、客观规律。偶然性来自康德所说的「应该」，即灵的自由意志、自主意识。灵，并不只属于人类。
面向规则、因果律的科学只有能力解决必然性的部分，偶然性那一部分在科学的能力之外。借用生于19世纪的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来体会：科学只具备工具理性而不具备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指必然性、因果律对应的形而下部分。而价值理性对应于偶然性、灵、自由意志、自我意识的形而上部分。
关于复杂性，我们可以借用蝴蝶效应来说明。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提出：「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倘若我们先将系统内「灵」或偶然性的因素排除掉，只考虑科学范畴内所有必然因素，蝴蝶振翅只能是引起这场龙卷风的全部因素中极端次要的一个，同等或大于其影响量级的因素必定已经不计其数，而影响程度低于蝴蝶振翅的因素恐怕更多，比不计其数怕还要再多很多个数量级。这还没有把各个因素再向上溯源，真的无穷尽。
因为太过复杂，对所有这些因素均加以完整的科学研究并不可能，也不必要。
如此，我们得出结论：由于复杂性，科学只能达成不完整的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灵、偶然、应该，这些不在规则统辖之下的范畴自然也都是科学无能为力的。这些可以托付给哲学来研究。所以，科学装不下超科学的哲学。

所以，亦因为偶然性，科学只能达成不完整的工具理性。
自古希腊先哲，我们西方人开始执迷于以规则统辖世界。其后继者，如法国17世纪哲学家笛卡尔提出的有如数学公理推演的理性演绎法：发现哲学第一原理，按照逻辑规则推演，得到人类知识大厦。
一些人对人工智慧超越科学能力的执著幻想是「以规则统辖世界」这种思想的延续。其实我们已知，当前的技术路径，以演算法规则为基础，以这些必然的、因果律统辖的形而下的科学手段，无论如何产生不了真正的智能。因为这智能是形而上之灵才有的偶然和应该，无法靠形而下的必然因果生出来。
当然，尽管并不能真正具有智能，应当承认「人工智慧」技术仍将具有改变人类工作、生活方式的强大威力。或者将这门技术称为高端自动化更妥当些。
尽管我们已经确知规则并不能统辖这个世界，但这崇尚规则的传统深植于我们的文化，融于我们的血脉。
我们愿意相信毕达哥拉斯，愿意相信笛卡尔。因为倘若他们是对的，我们便可以以发现并掌握规则这种较为简单的方式使世间的一切尽在掌握。
在心底，因强者正义信条，谁不对掌握一切的强大能力和随之而来的安全感出离神往？世间不能为我们掌握的，使我们感到虚弱和恐惧。尽管我们是错的，我们宁愿不放弃「规则统辖世界」这一希望，我们宁愿将哲学归入科学，以保有对强大和安全的一丝希望。
尽管把握规则也并不容易，而把握规则之外的事物更难。还是相信规则统辖一切、我们可以把握规则更好些，这可以让我们更有信心和安全感。这反映著幼稚论中的趋利避害、趋乐避苦的天性。
我们不得不说，中国文化确实更有勇气，更能直面并挑战跳出规则的灵活性。跳出规则，除了是勇之所在，实亦为灵之眼、智之根。
应当说，迄今为止，规则化的科学路线，依然展示著极强大的威力，科学是人类最有力的工具。我们确信，在可预见的未来亦复如是。尽管规则化的科学路线有其局限，但这局限导致的偏差多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不过，我们确也不应无视科学之规则化的局限。否则，这局限会在很多方面形成瓶颈而制约发展，甚至将我们引入歧途。以超科学的、跳出规则的、灵活思维的方式应对科学的局限，中国文化具有先天优势。我们在设计相关的博弈策略时应予重视。
唯科学论乃是今人一大认识误区，其标志就是以为：凡科学的就是正确的，凡不科学的就是错误的。更有甚者，将科学不能证明和解释的，一并视为错误而归入「不科学」。这是一种科学万能论，是科学崇拜的表征之一，其狭隘在于不知科学之局限。这正是畅然家所反对的。我们还未将人们对科学之认识的局限考虑在内。
科学的局限性产生的一大问题便是片面认知得来的知识有保质期：过个十年八年就要更新换代，过个百十年可能会颠覆性地推倒重来。当我们已经在一科的范围里，也就是中国人划的小格子里研究得很透彻，可能从不同角度到达极限、临界点，使小格子的限制变得脆弱，小小的动静就可能使小格子一举崩溃，使一切归零。
典型的例子便是经典物理学发展到极限时，一众经典物理学家面对解释不了的问题开始了灾难性的根本信念动摇继而纷纷自尽。牛顿算是稍微灵活一点，对于使他困惑的动量起源问题，牛顿说：我想是上帝推了它一把吧。所谓形而下之物交付给科学，形而上的精神交托给上帝。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主任Mr. Charles Sidney Burwell告诫他的学生：
Half of what we are going to teach you is wrong, and half of it is right. Our problem is that we dont know which half is which.
我们将在这里教授给你们的东西，一半错，一半对。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搞不清哪半是哪半。
——Charles Sidney Burwell

图21-1：Mr. Charles Sidney Burwell
这段话看似玩笑，却实实在在出自一位睿智负责而充满科学精神的学者最最深刻的反思。近百年来，这句话几乎成了哈佛医学院的座右铭，铭刻于毕业生的心中，随著他们传遍了世界，也从医学领域流传入其他科学领域。
这句话不断地深深打动同样充满科学精神探索前行的全世界各学科的学者，在他们面对科学的困境和局限而陷入痛苦思索时产生深深共鸣。他们不断地提起这句话，多少年来不断有来自各领域的西方顶尖科学家、学者以之为题发表感慨、撰写论文和书籍。
如前所述，西方科学的先天风格便是割裂和简单直接，这恰也与我们强者正义之重商文化下只顾眼前的短视风格高度一致。然而遗憾的是，科学越向前发展，我们越是发现我们的无知：因为我们积累的科学知识越多，我们可见的与未知相界的面积越大；另一方面，那错误的一半也在同样迅速地成长，永远不会因为科学的一日千里和不断纠错有丝毫改善。科学的征程仿佛是无尽的唐·吉诃德之旅，巨人和魔鬼不会越打越少。
而中国的文化和古代的智慧则不同，化成天下的格局早已织就，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恐怕不受半对半错定律的约束，永远也不会被推翻。后人一切的努力仅在于与时俱进地诠释之。畅然家便是在做这桩事业。科学的未知世界真真难不住中国人。
中西医之争是诠释这一问题的好例子。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医方面一直被西医方面指责「不科学」。其实这些不公平的指责，大多源于恶意泼脏水以及对中医缺少正确认识。
要正确、充分认识中医确实很难。中医当中包含著超科学的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哲学智慧，科学解释不了这些是因为科学的力量太过苍白，是因为科学自己的局限。当中也有幼稚态因素。
当然，先要做几项澄清。首先，并非中医所有的知识和技术都是对的，当中有错误。如前已述，西医也一样，半斤八两。所以不要陷入对个别错误或失败的偏执性争执。
其次，中医是中医，庸医是庸医，勿因庸医而反中医。西医中也有庸医。这方面也是半斤八两。
另外，中医是中医，骗子是骗子，勿因骗子而反中医。西医中也有骗子。这方面还是半斤八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中国出现了应当严厉打击的大量医闹。医患关系紧张，患者对医生缺少基本信任是重要成因之一。主管机关和医疗队伍也需对之做出积极思考和应对。客观情况是，严重的商业化倾向也会使医疗队伍中出现害群之马。患者因为专业能力的缺失，难以对害群之马做出有效识别。
中医辨证论治，西医走实证路线。西医实证，取得的成效不容质疑，但其片面性也普遍客观存在，否则哪会有那句哈佛医学院的「座右铭」呢？
讨论中医辨证论治前，应指出中医并不排斥实证。中医也积极运用实证手法研究病症，对好的经验和成果加以运用。中国文化的思想很开放，中医当然一样。
例如天花，这种可以形成瘟疫的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于汉代传入了中国。依史料，中医最晚在宋元时期已经经过探索实证掌握并逐步完善了人痘免疫接种法。
人痘免疫接种主要是以可控的方式利用天花病人的衣服、痘浆或痘痂将致病因传给未发过病的人，使人轻微发病而产生抗体，从而对天花形成免疫。
这种收效非常好的方法在中国得到系统性运用，后来也传到了西方。它使天花的发病率、死亡率得到了有效控制，挽救了全世界无数生命。
直到1796年英国人运用与中国人痘免疫相同的原理发明然后推广了效果更好的牛痘免疫法，人痘免疫才逐步淡出。
直到牛痘免疫发明之时，因人类科技水平的限制，包括天花病毒在内的任何生物病毒都还没有被人类发现和认识。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人、英国人采用实证的方式对免疫接种这种科学的预防方式先后做出成功探索。
天花只是一例。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死亡率极高的瘟疫，包括造成西方人口十不能剩一之灾难的瘟疫，造成一个文明灭亡的瘟疫，尽数传播到了中国。这些瘟疫均没有在中国失控泛滥。对它们，中医都及时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是中医不容辩驳的历史功绩。这种情形之下，还说中医不能得到科学验证，只能证明科学的苍白和局限。
中医之超科学首先在于体现了中国文化、哲学中核心的阴阳五行思想。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在生存环境当中与这个环境有互动交流的开放系统。当人体这个系统运行失衡，便是病伤了。
中医这种开放系统的观念体现了中国文化开放、综合、系统性思考的风格。而西医多运用局部切分式的西方思维来针对具体状况加以研究，所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仅以阴阳为例。阴阳调和的状态是系统理想的状态。病伤便是人体系统失衡、阴阳失调了。如果是阴太重，阳太少了，就需用手段补光、加热，以抑阴壮阳。如果阳太重就反其道而行之。如果阴阳都有，由于淤滞不行而成病，就应当引发它们以适当的方式动起来。如果是动得太激烈，则相反。
五行也是类似的道理。阴阳是二元，五行则是五元，两个不同的系统。
简而言之，中医研究阴阳五行中各元在人体系统中会有何种表征，通过辨识这些表征系统判断阴阳五行运行的状态。中医研究各种药或治疗手段对阴阳五行中的各元会有何种影响。如此来辨症施治，为因伤病而失衡的阴阳五行系统找回平衡。当然，实际情形自然更为复杂。
事实证明，中医手段，对因科学水平和能力所限尚不能实证的领域，依然能够超前地取得较好收效。这是中医最为积极、最有价值的方面。
对一些病症进行完善的科学实证要漫长的时间，有时候几代人的努力都不够。而病人等不得啊。
另外，抗生素与病菌之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式的循环斗法，也是西医科学理念之局限的很好例证。
1600年12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下达享受印度贸易特权的皇家许可状，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后来，它成为了英国对中国殖民侵略之策划、实施的主要支撑。
打击中医也在东印度公司的算内。打击中医既是文化侵权，也是经济侵略。医药产业涉及的经济利益极大。更重要的是，医药涉及民生，直接影响国力。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各地大批输送教士和西医医生。初期，西医免费提供医药，打开局面后就开始高收费了。最主要的是，为实现殖民侵略，我们有系统地助力打击中医的活动。
中医界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下，对西医一直采取著开放包容的态度，关注著取长补短。而西医作为强者正义下殖民入侵的重要手段，可不这么想，大多采取你死我活式的态度，可以溯源至基督教式强者正义和二分式思维的狭隘偏执。
在列强培育、引导、支持下，在各种综合因素作用下，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反中医也成为了新派人物的时尚。形成的潮流是，不骂中医简直就是跟不上时代。而中医，似乎成了造成中国落后的根源之一。
学习接受先进科学技术无疑是当时中国求生、求存、求发展所必须的。但是，崇洋媚外可不对。当然，崇洋媚外是我们乐于见到并刻意培养推动的，是征服中国的博弈策略中极重要的部分。
1920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反中医的旗手胡适先生病了。住进协和医院后，胡适先生经历了七日严格饮食控制下的约三十回尿便化验。经德国专家诊断，在各种清楚的化验结果基础之上给出了明确的诊断报告，糖尿病晚期，已经不治，活不过几个月了。
尽管反中医，胡适先生也只好抱著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态度，在朋友的劝导之下请中医名医陆仲安先生看病。陆先生也不需要化验，切脉问病后，非常自信地告诉胡适这个病很简单。后药到病除。
胡适病愈后，又见过协和医院的德国大夫。大夫非常惊讶。胡适只好苦笑著说：中医不科学，糊涂，但能治病；西医很科学，很清楚，但是治不好病。
胡适的这番话倒是很传神地讲出了中西文化风格之别。
在这种反中医潮流下，政府不时冒出限制甚至扼杀中医的举措。例如1929年2月，国民政府推出「废止中医案」，意图通过医生注册的行政管制手段逐步终结中医的存在。「废止中医案」的总后台是行政院时任院长汪精卫。
「废止中医案」引起了中医界和民众强烈反弹。当时西医规模有限且价格极其昂贵，根本承担不起维护国民健康的责任。
孔伯华先生作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被推为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主席，率领中医请愿团前往南京政府请愿。
其间，孔伯华先生向汪精卫郑重提出要和西医打擂台：找出12个相近的病人，西医先挑6个病人用西医治疗，剩下的6个病人他用中医治疗，让治疗效果说话。汪精卫也觉得比比很好。
12名哮喘发热重症病人，西医先挑走了6个，剩下的交给了孔伯华。结果是，孔伯华中医疗效非常好，他的6名病人全部治愈出院时，西医治疗的6名病人还躺在医院病床上输液。汪精卫只好将「废止中医案」暂时挂了起来。
此时，更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汪精卫的岳母患严重痢疾，致肠粘膜脱落，非常痛苦。各大牌西医跑步到汪府报到，但汪之岳母不见起色，反行将不起。汪夫人陈璧君是个利害角色，哪管汪的中西医之争，请来了「北京四大名医」中的施今墨先生。
施先生仅凭脉象即每言必中。开了一个方子十副药后转身便走。家人赶紧将大夫拦下，因为病人危重至此，当有医嘱和复诊安排。为人原本低调谦逊的施先生放言道：二副药止泄，五副药恢复正常饮食，十副药痊愈，不用复诊。
之后，施先生收到了汪题赠的「美意延年」匾额。汪再没提过反对中医。
如果中西医今天再度比拼结果又会如何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受我们在中国成功培养的崇洋媚外、崇拜科学、反对中医等思想之影响，中医并没能取得应有的进步。
中医师的培养被纳入了西式面向科学、注重规则和标准化的教育体系，这与中医超科学、变化丰富的本性恐怕不能完全相容。
中药搞起了西药标准化式的规模工业生产，尽管有极大积极意义，但个体化治疗的中医思想精华被淡化了。中医当中有一部分药方确可以采用类似西药的方式，标准化地普适于大部分人群的特定病症，按体重调用量，辅以注意事项之类。而真正体现中医精髓和威力的，却是因人施治。因人施治，是中医诊疗中非常高明的传统理念，真正针对个人的情况实现个体化治疗，同一种病不同的人得了，很可能要开不同的方子；而同一个方子，可能可以用来治不同的人身上某些不同的病。这是西医理念上的一大短板和缺憾。而中医在因人施治方面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成功探索和经验积累。
根本的危机在于，中医尚未能出现足以承担历史使命的宗师级人物，即让中医站在当今科学积累之巨人肩头，运用传统中医思想之核心，如以往中医已经做到的那样，在科学尚未能探知的领域真正发挥超科学的威力。如此，与西医形成有机融合的强势互补，方能最好地造福人类。
不过，如何让中医造福人类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我们从中西文化博弈的角度，期望中国人延续崇洋媚外和科学崇拜。
如果可以类比一下的话，当今成为征服中国之博弈圣器之一的科学，可以与七百多年前的武力来类比。强大的武力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没有强大的武力倒是会挨打、受辱、亡国。科学不也是？科学落后，不就是受欺侮、挨打、亡国？
七百年前，蒙古铁蹄征服中原，尚武之风盛行。作为马背上征战的民族，蒙古人爱好马，好比侠士爱宝剑。所以按蒙古人的习俗，见面客套打招呼，免不了要夸夸对方的马好。于是，在元大都的大街上，随处可见一面拍著对方座马的屁股，一面点头哈腰满口夸赞之辞的人。从此中国有了一个很生动的词：拍马屁。这是拍武力的马屁。
然而，中国文化早已经认清：不掌握强大的武力不行，但如若穷兵黩武而不懂文化，你可能能够横行一时，弄好了，也只有这一时。今天，中国人是不是在拍科学的马屁呢？不掌握先进的科学不行，但一味崇拜科学会如何呢？
历史告诉我们，穷兵黩武者大概会命丧武力之手，那么崇拜科学者呢？会命丧科学之手吗？当然，拜金者亦命丧于金。
总之，无论科学还是马刀或者财富，背后都需要文化的引领。科学局限于工具理性。
还记得幼稚态吗？没错，我不会让我年幼的孩子接触电或者火。人类面对著知也无涯，不像一个稚童吗？不应当对最新的威力最大的技术存有敬畏并且更谨慎地行事吗？当我们对一项新技术的认识还很幼稚，而出于好奇和无知，再加上重商文化对财富的贪婪，我们盲目的运用这项技术……忘记历历在目的惨痛教训和恶果了吗？
当问题已经无法忽视，1949年美国环境学家莱奥波尔德发表了《原荒纪事》一书，逐步发展出了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从而开创了科学学科来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并从道德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力图为自由市场、商品经济下对生态环境的灾难性冲击寻找出路。
强者正义信条下，商业化的贪婪手握科技利剑，造富威力无穷，而双刃剑的另一面砍在了哪里呢？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我们西方人开始正式以科学的方式来研究如何用道德伦理来协调与自然的关系，抑制贪婪对自然的破坏，而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前已经开好了方子：天人合一、节制。
不仅只是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和方式，中国文化从根子上就比西方文化更符合科学精神：中国人尊奉圣人，而西方人尊奉神。中国人尊奉的是借圣人之口而传的天道，讲究天人合一，人要顺应天道自然，也就是指人不能超越客观规律，节制是道，是顺应规律。西方人尊奉的是人神的契约：神不再降下大水，人享有、主宰万物，是它们的主人，它们应任我支配取用。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著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
And God blessed Noah and his sons, and said unto them,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and replenish the earth. And the fear of you and the dread of you shall be upon every beast of the earth, and upon every fowl of the air, upon all that moveth upon the earth, and upon all the fishes of the sea; into your hand are they delivered. Every moving thing that liveth shall be meat for you; even as the green herb have I given you all things.
——《圣经·旧约》创世纪第9章
中国文化追求跳出规则的同时，亦能趋向于传统和保守，甚至历史上会施行限制新技术发展的法令和制度。如果我说这也深刻地表现出了中国传统智慧的深邃，你会如何以为呢？
让我们再回忆一下阿狗的人工智慧局限，这也是科学的局限。当我们要解决人类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时，科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越是根本性的问题，越是挑战人类智慧和人性的问题，越是科学无能为力的。此即为形而下之工具理性的局限，其对形而上之价值理性的问题无能为力。
强大的科学之双刃剑，必须掌握在正确的人的手中，否则会给人类带来什么？这个问题只能依靠文化来解决，这是文化的责任。科学只是一件工具，好比汽车，一把刀，一枚核弹，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与资本和武力相配合去打劫财富，也可以用来与重商文化的贪婪相配合去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现今重新兴起的人工智慧技术让人眼亮的同时，也在人们心底唤起一丝不安，产生对人类前途的忧虑。而最大的威胁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威胁，在精彩的科学背后还隐藏著多少？
科学需要有思想、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来把握和运用。如果我们真的被人工智慧或其他什么科学毁掉了，我们应当明白，真正毁掉我们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贪婪、自私、短视。
还因为科学，我们陷入了信仰危机。原本我们相信神的存在。中世纪不惜以大规模血腥酷刑所维护的信仰根基，随著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和科学发展已经被动摇了。
但是，出于社会伦理的必须，我们只有坚持这种有违科学的信仰。这种撕裂式的矛盾已经折磨了我们几百年。
自苏哲以下最聪明的哲学家，难道他们参不透神的问题吗？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哲学根本的社会责任：探索社会、人类的存续、发展之美好前途。
社会须维持良好和谐的秩序方能使民众获得幸福。如何建立使民众敬畏的道德秩序并维护之，是社会伦理要求政治家、哲学家所要担当的根本社会责任。所以苏哲有《理想国》。
简而言之，我们将利于维持良好和谐秩序的思想言行称为善的，相反的称为恶的。难题在于，我们在现实中总会看到，行善常带来对自己利益的严重损害，作恶反倒常可获得利益。再配合我们坚守的强者利益信条，如果没有神的审判，如何让社会绝大多数人去恶从善呢？
因而，从社会伦理角度而得的理性结论是，神必须存在。但是神存在的基础被科学彻底动摇了。前有哥白尼的日心说，后有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而带动了哲学的与时俱进，康德尽管给上帝开了后门，但还是提出了上帝已死这一问题，黑格尔也来踩了一脚，最终狂人尼采下了断言：上帝已死。
而中国人的三分法思维永远可以开辟另外的道路。二十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了解了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无神论的伦理道德体系之后，深受震动。
儒释道三教合一。道家面向的世外高人不必说了。儒家：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论语·雍也》
这意思是说，如果做坏事尚没有受到报应，是侥幸。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所提倡的：做长远考虑。当然，如果愿为近利铤而走险地做坏事，也只好靠自作自受了。
不过，还有层层加码。儒家教化下，民众极看重祖先和后人。一个人自己德、行不好，在社会监督之下，子孙也要背黑锅，子孙的发展亦受影响。
德行不好，除了贻害子孙，自也愧对先祖。在对待先祖这方面，除了教化形成的社会道德观念之约束，也可以引入祖先在天之灵，或曰鬼神。这里所说的神与西方宗教中的人格神当然不是一回事。
苏哲必不能否认神的存在，孔圣人亦不能否认鬼的存在。
再加码就可以搬出佛教了。佛教从根子上持无神论。不过，人有轮回转世之苦，有往生静土之乐，有十八层地狱，善恶各有报应。这就已经非常到位了。
还可以再加，如果非要神才管用：因为佛教随著发展，佛祖也被神化了，佛法无边。
如此即圆满了，层次和维度非常丰富。
应当说，中国文化之下的道德伦理体系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对我们解决科学带来的信仰危机极有启发。
另一方面，我们祈祷中国人沉湎于对科学的崇拜，忘掉自己的文化。这可以为我们在征服中国的博弈中大加利用。
对于任何批评科学之缺陷的，哪怕指出的问题是客观的，也要加以歪曲，要将其抹黑成全盘否定科学，就好煽动一知半解而又容易冲动的人来攻击他们了。这才大大有利于我们设计和实施征服中国的博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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