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有沒有它的侷限性，侷限性又在哪裡？
首先，科學作為一種經驗主義的認識論，有著經驗主義的巨大缺陷：它永遠不能產生絕對正確的真理。這是歸納法的本質決定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歸納不具有唯一性。我們舉起一個簡單的栗子，我們假設一個世界，如下圖：
我們創造的世界中也有科學家，他們觀察到三隻戴著眼鏡的青蛙。他們很快就有了兩種歸納方式：
- 世界上所有青蛙都戴眼鏡
- 世界上所有戴眼鏡的都是青蛙
在沒有更多的信息的時候，他們應該如何選擇正確的理論呢？答案是無法選擇。所以只能保留兩者，留待將來更多的觀察。這就導致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科學理論中保留了許多互相矛盾的理論。有些矛盾被更多的觀察和實驗解決了，而更多的矛盾沒有被解決。科學家們只能在不同的時候選用不同的假設和不同的理論來解釋問題。用哲學的語言來講，科學一定程度上通過放棄一貫性換取了實用性，放棄自洽性換取了他洽性。
再者，科學方法一般遵循眾所周知的「奧卡姆剃刀法則」，即「如無必要，勿增實體」，或稱最小歸因法則。這個法則是說，當一個現象有兩種理論可以解釋的話，科學家們會選擇更簡單的那一個。也就是說，科學方法隱含著一個假設，即「世界是簡單的」。至於這麼假設的原因，完全是為了使用方便。這使得科學包含了濃濃的實用主義和工具主義色彩。
還有更嚴重的。對科學家整體而言，有時候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某一個較為基礎的理論被拋棄，使得科學家們集體轉向了另一種理論體系。這被託馬斯·庫恩稱為「科學範式」的轉變。這樣的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呢？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7]一書中深刻探討了這個問題，最後的結論可以說是駭人聽聞：科學範式的轉變是科學家們羣體心理學的選擇。也就是說，科學家們選擇理論的方法不是基於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如果真的是如此，那科學怎麼可能代表客觀真理？這樣看來，科學顯然被高估了，它並不是一種求知的方法——那是哲學的任務——而僅僅是一種實用的工具。
庫恩的結論無疑是重磅炸彈，就像當年休謨問題在哲學界的影響一樣，引起了廣泛的爭議。但大多數科學家承認，庫恩的研究確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代表了事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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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科學本身不能提供價值。
根據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科學是屬於認識論範疇的，它是一種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而工具本身，必然是價值中立的。它不能為我們的生活提供指導意義。科學必須老老實實地待在認識論的範圍內，而不應該進入倫理學。科學最多隻能回答「是不是」的問題，而不能回答「該不該」的問題。如果我們想問「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之類的問題，科學是不能、甚至是永遠不能回答我們的。換句話說，我們的人生必須從別的地方尋找意義——比如哲學、宗教、藝術、愛。
有人可能會說，即使科學只是工具，但它能提升人類的生活水平，為什麼不能把發展科學作為人生的意義，和全人類的終極目標呢？這樣科學不就可以作為人類價值標準，從而指導人類生活了嗎？
這種觀點顛倒了人類和世界的關係。尼采對這個問題已經有了很好的回答，他對科學的觀點曾被周國平總結如下[8]：
科學以人對外部世界中物的支配為鵠的，這種支配誠然也體現了人的主體作用。但是，一旦人僅僅按照對物的支配這個目的來建立自身的生命活動，他實際上就使自己服從於物，反而受物的支配了。所以，科學精神的統治的最嚴重後果就是使人喪失精神性，把自己降為純粹的生產者。尼采說：「十七年來，我不疲倦地揭露我們當代的科學追求的非精神化影響。科學的巨大範圍如今強加於每個人的嚴酷的奴隸狀態，是較完滿、較豐富、較深刻的天性找不到相應的教育和教育者的首要原因。」尼采並非要抹煞科學本身的價值，相反，對於盧梭否定科學文化而提出「回到自然」的倒退主張，他是堅決反對的。問題在於，要恰如其分地看待科學的價值，它只具有工具價值。如果把科學當作目的本身，漫無止境地追求對物的支配，結果只能喪失人生本真的意義，使人成為物的奴隸。
即使如此，有人還是會說，「落後就要捱打」，我們還是應全力發展科學技術。這並沒有錯誤。但這只是從國家的層面來看，是國家的「不可不為」。哲學應該有更廣闊的視野，應該從更高的高度——全人類的高度來看待問題。從全人類的角度來看，國家之間的科學競賽，更像是一種囚徒困境。就像冷戰時期美蘇的軍備競賽，美國和蘇聯都一定程度上以犧牲人民生活水平為代價，為軍事實力投入了過多的精力。同樣的，全人類為了科技競賽，是不是也犧牲了某些更重要的東西呢？
受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影響，「科學主義」在中國尤其受到歡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科學發展是第一生產力」，「社會的發展源於生產力發展產生的階級矛盾」，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馬克思主義宣言在中國深入人心。對於這些觀點我不想再過多的討論了。在這裡我想推薦一本小說，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9]。這本書專治「科學主義」者、「反文化主義者」、「世界主義者」、「生產力發展主義者」、「功利主義者」、「實用主義者」、「享樂主義者」、「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主義者」、「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主義者」。這些天真單純的「主義者」們應該在讀這本書時震驚的說不出話來——如果他們還有足夠的閱讀能力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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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是否在所有科學領域內都適用？或者說，它適用於多大範圍的科學研究？
通過觀察我們可以發現，科學在物理學、天文學、化學等領域內非常成熟，也就是說，在這些領域內大多數科學家都有統一的公認的基礎理論。然而在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領域卻遠遠不是這樣。在這些領域內往往存在著大量的基礎理論派系，它們還時常是針鋒相對的。比如在心理學領域，我們可以看到認知心理學、進化心理學、精神分析學、社會心理學等等等等，它們各自獨立，幾乎沒有任何共同的理論基礎。很多人會以「心理學還很年輕」來為心理學開脫，那麼經濟學呢？
單單是經濟學的一個維度就有如此多的學派林立，凱恩斯的經濟學和哈耶克的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幾乎沒有相似之處。這還沒有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等等學派。問題不在於學派多，而在於它們之間共享了多少基礎理論。目前來看，在這些領域內依然看不到統一的希望。
在傳統科學領域所向披靡的經驗主義彷彿在這些領域顯得有些水土不服。我們非常想知道的是，這些領域是具體指哪些領域，以及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
這個世界上我們希望得到解答的許多問題，是在科學之外的。換句話說，僅僅篤信科學、反對一切非科學的事物的人，對許多問題是保持「未知」的態度的。比如，「世界上有神嗎？」這樣的形而上學的問題科學是無法回答的。以科學的名義來回答這樣的問題未免有些不自量力了。「科學主義」者對待這個問題的回答不應該是無神論，而應該是「不可知論」才對。「無神論」本身也是一種信仰，它來自科學之外——比如教育、社會環境等等。中國和美國共用一套科學體系，但卻擁有著不同的信仰——中國是無神論國家，而美國是基督教國家。
還有，科學應該是決定論的。決定論意味著一切都是早就決定了的，不存在自由意志這種東西。因為在科學看來，意識僅僅是大腦的功能。而大腦，首先是生物的，然後是化學的，最後是物理的。而物理定律是決定論的，一旦知道所有原因，便可計算出確定的結果。比如理想狀態下，知道拋出一個球的速度和初始位置，以及所有影響因素——比如空氣阻力、風力、地球引力等等，必然可以精確地計算落點。有個著名的思想實驗：假設存在一臺足夠強大的計算機，把現在世界上所有的信息——包括所有粒子的所有物理狀態——全部輸入進去開始計算，那麼我們便可以得到我們全部的未來。這樣看來，自由意志只是一種幻覺而已。「科學主義」者根本沒有意識到「快樂來自多巴胺」這樣的科學結論帶有多大的荒誕和尷尬。量子物理的「隨機性」也難以解釋這個問題，畢竟我們對量子的本質瞭解的太少了，科學家們也根本不知道怎麼把量子物理應用到大腦功能的解釋中去。況且人類對科學的過分篤信早在量子物理出現之前就有了。「科學主義」者們不得不採取「鴕鳥戰術」——把頭埋在沙子裏，裝作沒有看到這個問題。
有一個非常著名（播放量1M+）的TED演講How do you explain consiousness? [15]，認為如果要解釋意識，我們可能需要在時間、空間之外建立一個新的「意識」維度。意識很有可能是基礎性的(fundamental)或普遍性的(universal)。這樣的理論非常有意思，值得大家去看一看。不管怎麼說，現有的科學體系應該是搞不定意識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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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解答不了的問題，只能交給哲學。畢竟哲學纔是人類求知的根本方式。
來源：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583219/answer/114375651
要回答科學有沒有它的侷限性，先要清楚，科學是什麼？以及什麼是科學？
如果明白前者，認為科學是真知，是用實驗和邏輯檢驗過的真知。那就說明，科學是真知的一個子集，我們把內函的限制詞刪減一些，真知的外延就會擴大，比如把實驗去除，保留邏輯，那這樣定義的真知等價數學。也就是說科學只是數學的子集，於是科學的侷限性也就顯而易見了。用科學範疇去評判數學，那數學能不成偽科學嗎？能不成民科嗎？
如果明白後者，僅想知道什麼是科學，經得住實驗檢驗的可重複規律叫科學，不符合定義的都不是科學，那就說明沒打算去探索科學的侷限性，科學當然也就沒有侷限性。有侷限的乃挑戰對象已不入法眼：我的盾能擋天下之矛，擋不住的都是偽矛，我的矛能穿天下之盾，穿不透的都是偽盾。如此矛盾永遠消解了，科學就活在這樣的邏輯自冾中，渾然不知這是掩耳盜鈴。根據高個控股規則，武大郎開店模式也就成了不二選擇。科學需要這樣自欺欺人的完美圓滿嗎？
以上兩個方向的回答，皆顯示了科學必有侷限。如果沒有侷限會很無趣。反而必有侷限有生機。
當然有侷限性，科學是一套方法，核心原則是某個理論是否可重複驗證的。但是大尺度的事物，或者變數太多的時候就無法解釋了。
比如大尺度時間，宇宙是否多少億年毀滅一次再大爆炸，就無法證實，只能推測。
比如複雜變數的歷史事件，之前抗戰時候日軍進攻鹿邑縣老子故里迫擊炮攻城，但落在老子修鍊的道館上的幾枚炸彈一個也沒有爆炸，現在還有的嵌在牆裡面。你說現在再轟炸是否爆炸，當然可能爆炸。但發生過的這種一次性時間由於變數太多所以難以完全複製出之前發生這個事件的本來面目二進行復現。
科學證明問題經常用單一變數法，可有多少大尺度東西是能排除其他所有幹擾保留一個變數呢？
我能猜到大部分人看到我上面舉的例子說迷信，我們不要把不知道原因或者不能復現的事物都認為迷信，人要有敬畏之心，人和宇宙相比渺小的可憐。科學也是不斷更新的，新理論顛覆舊理論，當下的理論也不是完全正確的。過度相信科學何嘗不是一種迷信。
科學具有侷限性，中醫針灸氣功等學科就一直處在科學的視野之外。
有兩道屏障遮擋住了科學的視野。一道是語言的屏障效應遮擋住了理論物理的視野。一道是磁電屏障遮擋住了實驗物理的視野。導致科學出現視覺盲區。無法認識中國哲學的混沌物質，中醫理論中的元氣。
中國哲學的宇宙觀是：宇宙起源於混沌。混沌物質是時空混亂的物質，是自由運動的能量。中醫把混沌物質稱之為「元氣」。元氣在人體的運行軌跡就是經絡系統。中醫針灸氣功等學科一直都在踐行著中國哲學的宇宙觀，也一直處在科學研究的視覺盲區。
以下，摘自《征服中國之文化博弈論—解密中西文化碰撞》
文化下的博弈論?zhuanlan.zhihu.com全本手機版下載：專欄置頂文章中提供下載鏈接
第二十一章 科學之中西文化博弈
某西國狂生暢然子放言：
科學是好的，偉大的，但搞起科學崇拜就不對了。中國傳統文化之中，科學的地位並不高。難道科學有什麼不好嗎？當今中國，如果有人質疑科學，他會被淹死在眾人的唾沫裏。是啊，中國人對我們的科學頂禮膜拜，比對財富的崇拜有過之而無不及。畢竟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財富原罪論根深蒂固。科學本身沒有什麼不好，問題是我們是否以正確的觀念擺正了科學的位置，使它健康地發揮作用？
科學，作為西方重商文化博弈策略中的三大聖器之一，是一柄非常鋒利的雙刃劍。資本、武力的玩法比較明顯，而科技，除了給領先者提供更先進的武器和更高級的資本玩法，它的發力點在於在經營活動中綜合利用知識產權、技術標準等手段形成技術主導權捆綁和掠奪弱者。
科學是將研究對象加以規則化的努力，或曰認識事物的因果律，是對現實的理論近似。
曾仕強教授曾稱科學為分科之學。有如《大學》中的「格物致知」：劃出小格子來研究事物，獲取知識。科學的侷限性產生於將整體割裂成局部，忽略了外部關聯因素和內部次要因素之後，局部性的研究對象被大大簡化，方可提煉出規則化認識。
有時，因素的簡化不是我們主動為之，而是因為尚有很多複雜細微的因素沒能為我們所認識。
中國人講三分法，追求跳出規則的靈活思維；西方人講二分法，崇尚規則，持規則思維。所以，既然科學是對規則的追求，它誕生於西方就很好理解了。西方產生科學的思維經歷了漫長歷史的錘鍊。
畢達哥拉斯是古希臘三聖哲的前輩。畢氏學派迷戀數學，以數學解釋世界是他們的信仰，他們以為數學是宇宙的本原，是自然奧祕的答案。他們還認為，無論是這個世界還是人類的思想都應當符合乃至追求幾何規則化之下的完美和諧。數學、幾何都遵從完美規則。
西方哲學家一直延續著這種追求：以規則來統轄世界。這也是科學的追求。
依畢氏學派，「1」是萬物之母；「2」是對立和否定之原則；「3」是萬物的形體和形式……眼熟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為太極，是為萬物之母；二為兩儀，即陰陽乾坤，是為對立和否定之原則；三便是陰陽所化成的萬物了。黑格爾扛鼎的辯證法之正反合其實就是二與一的關係，即太極化陰陽。
西方以數學表達世界。而中國用陰陽化成的《易》中的64卦這種中式「數學」表達世界。相對於西式數學，陰陽更充分地體現了變化的彈性，體現著西式二分法與中式三分法的區別。
每一門科學都是對特定領域之事物的規律化認識，對因果律的探索。自蘇哲至黑格爾以下，哲學對大自然的探索和認識導致了一門門科學的誕生。而哲學家歷來期望將哲學也歸入科學。
其實我們已經知道這期望不可能實現：哲學是超越科學的存在。科學有其侷限。
科學的侷限性有兩大來源：偶然性和複雜性。
關於偶然性，在有關自由的章節我們討論過，當對靈之外的事物已經有了充分的認識，我們會發現靈之外只有必然性、因果律、客觀規律。偶然性來自康德所說的「應該」，即靈的自由意志、自主意識。靈，並不只屬於人類。
面向規則、因果律的科學只有能力解決必然性的部分，偶然性那一部分在科學的能力之外。借用生於19世紀的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馬克斯·韋伯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概念來體會：科學只具備工具理性而不具備價值理性。工具理性指必然性、因果律對應的形而下部分。而價值理性對應於偶然性、靈、自由意志、自我意識的形而上部分。
關於複雜性，我們可以借用蝴蝶效應來說明。美國氣象學家愛德華·羅倫茲提出：「一隻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可以在兩周以後引起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一場龍捲風。」
倘若我們先將系統內「靈」或偶然性的因素排除掉，只考慮科學範疇內所有必然因素，蝴蝶振翅只能是引起這場龍捲風的全部因素中極端次要的一個，同等或大於其影響量級的因素必定已經不計其數，而影響程度低於蝴蝶振翅的因素恐怕更多，比不計其數怕還要再多很多個數量級。這還沒有把各個因素再向上溯源，真的無窮盡。
因為太過複雜，對所有這些因素均加以完整的科學研究並不可能，也不必要。
如此，我們得出結論：由於複雜性，科學只能達成不完整的工具理性。
價值理性、靈、偶然、應該，這些不在規則統轄之下的範疇自然也都是科學無能為力的。這些可以託付給哲學來研究。所以，科學裝不下超科學的哲學。
所以，亦因為偶然性，科學只能達成不完整的工具理性。
自古希臘先哲，我們西方人開始執迷於以規則統轄世界。其後繼者，如法國17世紀哲學家笛卡爾提出的有如數學公理推演的理性演繹法：發現哲學第一原理，按照邏輯規則推演，得到人類知識大廈。
一些人對人工智慧超越科學能力的執著幻想是「以規則統轄世界」這種思想的延續。其實我們已知，當前的技術路徑，以演算法規則為基礎，以這些必然的、因果律統轄的形而下的科學手段，無論如何產生不了真正的智能。因為這智能是形而上之靈纔有的偶然和應該，無法靠形而下的必然因果生出來。
當然，儘管並不能真正具有智能，應當承認「人工智慧」技術仍將具有改變人類工作、生活方式的強大威力。或者將這門技術稱為高端自動化更妥當些。
儘管我們已經確知規則並不能統轄這個世界，但這崇尚規則的傳統深植於我們的文化，融於我們的血脈。
我們願意相信畢達哥拉斯，願意相信笛卡爾。因為倘若他們是對的，我們便可以以發現並掌握規則這種較為簡單的方式使世間的一切盡在掌握。
在心底，因強者正義信條，誰不對掌握一切的強大能力和隨之而來的安全感出離神往？世間不能為我們掌握的，使我們感到虛弱和恐懼。儘管我們是錯的，我們寧願不放棄「規則統轄世界」這一希望，我們寧願將哲學歸入科學，以保有對強大和安全的一絲希望。
儘管把握規則也並不容易，而把握規則之外的事物更難。還是相信規則統轄一切、我們可以把握規則更好些，這可以讓我們更有信心和安全感。這反映著幼稚論中的趨利避害、趨樂避苦的天性。
我們不得不說，中國文化確實更有勇氣，更能直面並挑戰跳出規則的靈活性。跳出規則，除了是勇之所在，實亦為靈之眼、智之根。
應當說，迄今為止，規則化的科學路線，依然展示著極強大的威力，科學是人類最有力的工具。我們確信，在可預見的未來亦復如是。儘管規則化的科學路線有其侷限，但這侷限導致的偏差多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
不過，我們確也不應無視科學之規則化的侷限。否則，這侷限會在很多方面形成瓶頸而制約發展，甚至將我們引入歧途。以超科學的、跳出規則的、靈活思維的方式應對科學的侷限，中國文化具有先天優勢。我們在設計相關的博弈策略時應予重視。
唯科學論乃是今人一大認識誤區，其標誌就是以為：凡科學的就是正確的，凡不科學的就是錯誤的。更有甚者，將科學不能證明和解釋的，一併視為錯誤而歸入「不科學」。這是一種科學萬能論，是科學崇拜的表徵之一，其狹隘在於不知科學之侷限。這正是暢然家所反對的。我們還未將人們對科學之認識的侷限考慮在內。
科學的侷限性產生的一大問題便是片面認知得來的知識有保質期：過個十年八年就要更新換代，過個百十年可能會顛覆性地推倒重來。當我們已經在一科的範圍裏，也就是中國人劃的小格子裏研究得很透徹，可能從不同角度到達極限、臨界點，使小格子的限制變得脆弱，小小的動靜就可能使小格子一舉崩潰，使一切歸零。
典型的例子便是經典物理學發展到極限時，一眾經典物理學家面對解釋不了的問題開始了災難性的根本信念動搖繼而紛紛自盡。牛頓算是稍微靈活一點，對於使他困惑的動量起源問題，牛頓說：我想是上帝推了它一把吧。所謂形而下之物交付給科學，形而上的精神交託給上帝。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哈佛大學醫學院的主任Mr. Charles Sidney Burwell告誡他的學生：
Half of what we are going to teach you is wrong, and half of it is right. Our problem is that we dont know which half is which.
我們將在這裡教授給你們的東西，一半錯，一半對。我們的問題在於，我們搞不清哪半是哪半。
——Charles Sidney Bur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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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Mr. Charles Sidney Burwell
這段話看似玩笑，卻實實在在出自一位睿智負責而充滿科學精神的學者最最深刻的反思。近百年來，這句話幾乎成了哈佛醫學院的座右銘，銘刻於畢業生的心中，隨著他們傳遍了世界，也從醫學領域流傳入其他科學領域。
這句話不斷地深深打動同樣充滿科學精神探索前行的全世界各學科的學者，在他們面對科學的困境和侷限而陷入痛苦思索時產生深深共鳴。他們不斷地提起這句話，多少年來不斷有來自各領域的西方頂尖科學家、學者以之為題發表感慨、撰寫論文和書籍。
如前所述，西方科學的先天風格便是割裂和簡單直接，這恰也與我們強者正義之重商文化下只顧眼前的短視風格高度一致。然而遺憾的是，科學越向前發展，我們越是發現我們的無知：因為我們積累的科學知識越多，我們可見的與未知相界的面積越大；另一方面，那錯誤的一半也在同樣迅速地成長，永遠不會因為科學的一日千里和不斷糾錯有絲毫改善。科學的征程彷彿是無盡的唐·吉訶德之旅，巨人和魔鬼不會越打越少。
而中國的文化和古代的智慧則不同，化成天下的格局早已織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恐怕不受半對半錯定律的約束，永遠也不會被推翻。後人一切的努力僅在於與時俱進地詮釋之。暢然家便是在做這樁事業。科學的未知世界真真難不住中國人。
中西醫之爭是詮釋這一問題的好例子。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中醫方面一直被西醫方面指責「不科學」。其實這些不公平的指責，大多源於惡意潑髒水以及對中醫缺少正確認識。
要正確、充分認識中醫確實很難。中醫當中包含著超科學的中國傳統文化智慧、哲學智慧，科學解釋不了這些是因為科學的力量太過蒼白，是因為科學自己的侷限。當中也有幼稚態因素。
當然，先要做幾項澄清。首先，並非中醫所有的知識和技術都是對的，當中有錯誤。如前已述，西醫也一樣，半斤八兩。所以不要陷入對個別錯誤或失敗的偏執性爭執。
其次，中醫是中醫，庸醫是庸醫，勿因庸醫而反中醫。西醫中也有庸醫。這方面也是半斤八兩。
另外，中醫是中醫，騙子是騙子，勿因騙子而反中醫。西醫中也有騙子。這方面還是半斤八兩。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中國出現了應當嚴厲打擊的大量醫鬧。醫患關係緊張，患者對醫生缺少基本信任是重要成因之一。主管機關和醫療隊伍也需對之做出積極思考和應對。客觀情況是，嚴重的商業化傾向也會使醫療隊伍中出現害羣之馬。患者因為專業能力的缺失，難以對害羣之馬做出有效識別。
中醫辨證論治，西醫走實證路線。西醫實證，取得的成效不容質疑，但其片面性也普遍客觀存在，否則哪會有那句哈佛醫學院的「座右銘」呢？
討論中醫辨證論治前，應指出中醫並不排斥實證。中醫也積極運用實證手法研究病症，對好的經驗和成果加以運用。中國文化的思想很開放，中醫當然一樣。
例如天花，這種可以形成瘟疫的死亡率很高的傳染病於漢代傳入了中國。依史料，中醫最晚在宋元時期已經經過探索實證掌握並逐步完善了人痘免疫接種法。
人痘免疫接種主要是以可控的方式利用天花病人的衣服、痘漿或痘痂將致病因傳給未發過病的人，使人輕微發病而產生抗體，從而對天花形成免疫。
這種收效非常好的方法在中國得到系統性運用，後來也傳到了西方。它使天花的發病率、死亡率得到了有效控制，挽救了全世界無數生命。
直到1796年英國人運用與中國人痘免疫相同的原理髮明然後推廣了效果更好的牛痘免疫法，人痘免疫才逐步淡出。
直到牛痘免疫發明之時，因人類科技水平的限制，包括天花病毒在內的任何生物病毒都還沒有被人類發現和認識。但是這並不妨礙中國人、英國人採用實證的方式對免疫接種這種科學的預防方式先後做出成功探索。
天花只是一例。人類歷史上的各種死亡率極高的瘟疫，包括造成西方人口十不能剩一之災難的瘟疫，造成一個文明滅亡的瘟疫，盡數傳播到了中國。這些瘟疫均沒有在中國失控泛濫。對它們，中醫都及時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辦法。這是中醫不容辯駁的歷史功績。這種情形之下，還說中醫不能得到科學驗證，只能證明科學的蒼白和侷限。
中醫之超科學首先在於體現了中國文化、哲學中核心的陰陽五行思想。中醫認為，人體是一個在生存環境當中與這個環境有互動交流的開放系統。當人體這個系統運行失衡，便是病傷了。
中醫這種開放系統的觀念體現了中國文化開放、綜合、系統性思考的風格。而西醫多運用局部切分式的西方思維來針對具體狀況加以研究，所謂頭疼醫頭，腳疼醫腳。
僅以陰陽為例。陰陽調和的狀態是系統理想的狀態。病傷便是人體系統失衡、陰陽失調了。如果是陰太重，陽太少了，就需用手段補光、加熱，以抑陰壯陽。如果陽太重就反其道而行之。如果陰陽都有，由於淤滯不行而成病，就應當引發它們以適當的方式動起來。如果是動得太激烈，則相反。
五行也是類似的道理。陰陽是二元，五行則是五元，兩個不同的系統。
簡而言之，中醫研究陰陽五行中各元在人體系統中會有何種表徵，通過辨識這些表徵系統判斷陰陽五行運行的狀態。中醫研究各種葯或治療手段對陰陽五行中的各元會有何種影響。如此來辨症施治，為因傷病而失衡的陰陽五行系統找回平衡。當然，實際情形自然更為複雜。
事實證明，中醫手段，對因科學水平和能力所限尚不能實證的領域，依然能夠超前地取得較好收效。這是中醫最為積極、最有價值的方面。
對一些病症進行完善的科學實證要漫長的時間，有時候幾代人的努力都不夠。而病人等不得啊。
另外，抗生素與病菌之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式的循環鬥法，也是西醫科學理念之侷限的很好例證。
1600年12月，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下達享受印度貿易特權的皇家許可狀，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後來，它成為了英國對中國殖民侵略之策劃、實施的主要支撐。
打擊中醫也在東印度公司的算內。打擊中醫既是文化侵權，也是經濟侵略。醫藥產業涉及的經濟利益極大。更重要的是，醫藥涉及民生，直接影響國力。東印度公司向中國各地大批輸送教士和西醫醫生。初期，西醫免費提供醫藥，打開局面後就開始高收費了。最主要的是，為實現殖民侵略，我們有系統地助力打擊中醫的活動。
中醫界在中國文化傳統之下，對西醫一直採取著開放包容的態度，關注著取長補短。而西醫作為強者正義下殖民入侵的重要手段，可不這麼想，大多採取你死我活式的態度，可以溯源至基督教式強者正義和二分式思維的狹隘偏執。
在列強培育、引導、支持下，在各種綜合因素作用下，崇洋媚外之風盛行，反中醫也成為了新派人物的時尚。形成的潮流是，不罵中醫簡直就是跟不上時代。而中醫，似乎成了造成中國落後的根源之一。
學習接受先進科學技術無疑是當時中國求生、求存、求發展所必須的。但是，崇洋媚外可不對。當然，崇洋媚外是我們樂於見到並刻意培養推動的，是征服中國的博弈策略中極重要的部分。
1920年，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反中醫的旗手胡適先生病了。住進協和醫院後，胡適先生經歷了七日嚴格飲食控制下的約三十回尿便化驗。經德國專家診斷，在各種清楚的化驗結果基礎之上給出了明確的診斷報告，糖尿病晚期，已經不治，活不過幾個月了。
儘管反中醫，胡適先生也只好抱著死馬當作活馬醫的態度，在朋友的勸導之下請中醫名醫陸仲安先生看病。陸先生也不需要化驗，切脈問病後，非常自信地告訴胡適這個病很簡單。後藥到病除。
胡適病癒後，又見過協和醫院的德國大夫。大夫非常驚訝。胡適只好苦笑著說：中醫不科學，糊塗，但能治病；西醫很科學，很清楚，但是治不好病。
胡適的這番話倒是很傳神地講出了中西文化風格之別。
在這種反中醫潮流下， 政府不時冒出限制甚至扼殺中醫的舉措。例如1929年2月，國民政府推出「廢止中醫案」，意圖通過醫生註冊的行政管制手段逐步終結中醫的存在。「廢止中醫案」的總後臺是行政院時任院長汪精衛。
「廢止中醫案」引起了中醫界和民眾強烈反彈。當時西醫規模有限且價格極其昂貴，根本承擔不起維護國民健康的責任。
孔伯華先生作為「北京四大名醫」之一，被推為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主席，率領中醫請願團前往南京政府請願。
其間，孔伯華先生向汪精衛鄭重提出要和西醫打擂臺：找出12個相近的病人，西醫先挑6個病人用西醫治療，剩下的6個病人他用中醫治療，讓治療效果說話。汪精衛也覺得比比很好。
12名哮喘發熱重症病人，西醫先挑走了6個，剩下的交給了孔伯華。結果是，孔伯華中醫療效非常好，他的6名病人全部治癒出院時，西醫治療的6名病人還躺在醫院病牀上輸液。汪精衛只好將「廢止中醫案」暫時掛了起來。
此時，更有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汪精衛的岳母患嚴重痢疾，致腸粘膜脫落，非常痛苦。各大牌西醫跑步到汪府報到，但汪之岳母不見起色，反行將不起。汪夫人陳璧君是個利害角色，哪管汪的中西醫之爭，請來了「北京四大名醫」中的施今墨先生。
施先生僅憑脈象即每言必中。開了一個方子十副葯後轉身便走。家人趕緊將大夫攔下，因為病人危重至此，當有醫囑和複診安排。為人原本低調謙遜的施先生放言道：二副葯止泄，五副葯恢復正常飲食，十副葯痊癒，不用複診。
之後，施先生收到了汪題贈的「美意延年」匾額。汪再沒提過反對中醫。
如果中西醫今天再度比拼結果又會如何呢？我們有理由相信，受我們在中國成功培養的崇洋媚外、崇拜科學、反對中醫等思想之影響，中醫並沒能取得應有的進步。
中醫師的培養被納入了西式面向科學、注重規則和標準化的教育體系，這與中醫超科學、變化豐富的本性恐怕不能完全相容。
中藥搞起了西藥標準化式的規模工業生產，儘管有極大積極意義，但個體化治療的中醫思想精華被淡化了。中醫當中有一部分藥方確可以採用類似西藥的方式，標準化地普適於大部分人羣的特定病症，按體重調用量，輔以注意事項之類。而真正體現中醫精髓和威力的，卻是因人施治。因人施治，是中醫診療中非常高明的傳統理念，真正針對個人的情況實現個體化治療，同一種病不同的人得了，很可能要開不同的方子；而同一個方子，可能可以用來治不同的人身上某些不同的病。這是西醫理念上的一大短板和缺憾。而中醫在因人施治方面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成功探索和經驗積累。
根本的危機在於，中醫尚未能出現足以承擔歷史使命的宗師級人物，即讓中醫站在當今科學積累之巨人肩頭，運用傳統中醫思想之核心，如以往中醫已經做到的那樣，在科學尚未能探知的領域真正發揮超科學的威力。如此，與西醫形成有機融合的強勢互補，方能最好地造福人類。
不過，如何讓中醫造福人類不是我們真正關心的。我們從中西文化博弈的角度，期望中國人延續崇洋媚外和科學崇拜。
如果可以類比一下的話，當今成為征服中國之博弈聖器之一的科學，可以與七百多年前的武力來類比。強大的武力好像並沒有什麼不好，如果沒有強大的武力倒是會捱打、受辱、亡國。科學不也是？科學落後，不就是受欺侮、捱打、亡國？
七百年前，蒙古鐵蹄征服中原，尚武之風盛行。作為馬背上徵戰的民族，蒙古人愛好馬，好比俠士愛寶劍。所以按蒙古人的習俗，見面客套打招呼，免不了要誇誇對方的馬好。於是，在元大都的大街上，隨處可見一面拍著對方座馬的屁股，一面點頭哈腰滿口誇讚之辭的人。從此中國有了一個很生動的詞：拍馬屁。這是拍武力的馬屁。
然而，中國文化早已經認清：不掌握強大的武力不行，但如若窮兵黷武而不懂文化，你可能能夠橫行一時，弄好了，也只有這一時。今天，中國人是不是在拍科學的馬屁呢？不掌握先進的科學不行，但一味崇拜科學會如何呢？
歷史告訴我們，窮兵黷武者大概會命喪武力之手，那麼崇拜科學者呢？會命喪科學之手嗎？當然，拜金者亦命喪於金。
總之，無論科學還是馬刀或者財富，背後都需要文化的引領。科學侷限於工具理性。
還記得幼稚態嗎？沒錯，我不會讓我年幼的孩子接觸電或者火。人類面對著知也無涯，不像一個稚童嗎？不應當對最新的威力最大的技術存有敬畏並且更謹慎地行事嗎？當我們對一項新技術的認識還很幼稚，而出於好奇和無知，再加上重商文化對財富的貪婪，我們盲目的運用這項技術……忘記歷歷在目的慘痛教訓和惡果了嗎？
當問題已經無法忽視，1949年美國環境學家萊奧波爾德發表了《原荒紀事》一書，逐步發展出了生態倫理學、環境倫理學，從而開創了科學學科來研究人類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關係，並從道德角度研究這一問題，力圖為自由市場、商品經濟下對生態環境的災難性衝擊尋找出路。
強者正義信條下，商業化的貪婪手握科技利劍，造富威力無窮，而雙刃劍的另一面砍在了哪裡呢？二十世紀中葉以來，我們西方人開始正式以科學的方式來研究如何用道德倫理來協調與自然的關係，抑制貪婪對自然的破壞，而中國傳統文化幾千年前已經開好了方子：天人合一、節制。
不僅只是對待大自然的態度和方式，中國文化從根子上就比西方文化更符合科學精神：中國人尊奉聖人，而西方人尊奉神。中國人尊奉的是借聖人之口而傳的天道，講究天人合一，人要順應天道自然，也就是指人不能超越客觀規律，節制是道，是順應規律。西方人尊奉的是人神的契約：神不再降下大水，人享有、主宰萬物，是它們的主人，它們應任我支配取用。
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對他們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的昆蟲並海里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的手。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這一切我都賜給你們，如同菜蔬一樣。
And God blessed Noah and his sons, and said unto them,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and replenish the earth. And the fear of you and the dread of you shall be upon every beast of the earth, and upon every fowl of the air, upon all that moveth upon the earth, and upon all the fishes of the sea; into your hand are they delivered. Every moving thing that liveth shall be meat for you; even as the green herb have I given you all things.
——《聖經·舊約》創世紀 第9章
中國文化追求跳出規則的同時，亦能趨向於傳統和保守，甚至歷史上會施行限制新技術發展的法令和制度。如果我說這也深刻地表現出了中國傳統智慧的深邃，你會如何以為呢？
讓我們再回憶一下阿狗的人工智慧侷限，這也是科學的侷限。當我們要解決人類社會上的很多問題時，科學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但越是根本性的問題，越是挑戰人類智慧和人性的問題，越是科學無能為力的。此即為形而下之工具理性的侷限，其對形而上之價值理性的問題無能為力。
強大的科學之雙刃劍，必須掌握在正確的人的手中，否則會給人類帶來什麼？這個問題只能依靠文化來解決，這是文化的責任。科學只是一件工具，好比汽車，一把刀，一枚核彈，可以用來做好事，也可以用來與資本和武力相配合去打劫財富，也可以用來與重商文化的貪婪相配合去破壞人類的生存環境。
現今重新興起的人工智慧技術讓人眼亮的同時，也在人們心底喚起一絲不安，產生對人類前途的憂慮。而最大的威脅是我們還沒有意識到的威脅，在精彩的科學背後還隱藏著多少？
科學需要有思想、有文化、有道德的人來把握和運用。如果我們真的被人工智慧或其他什麼科學毀掉了，我們應當明白，真正毀掉我們的其實是我們自己的貪婪、自私、短視。
還因為科學，我們陷入了信仰危機。原本我們相信神的存在。中世紀不惜以大規模血腥酷刑所維護的信仰根基，隨著文藝復興帶來的思想解放和科學發展已經被動搖了。
但是，出於社會倫理的必須，我們只有堅持這種有違科學的信仰。這種撕裂式的矛盾已經折磨了我們幾百年。
自蘇哲以下最聰明的哲學家，難道他們參不透神的問題嗎？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哲學根本的社會責任：探索社會、人類的存續、發展之美好前途。
社會須維持良好和諧的秩序方能使民眾獲得幸福。如何建立使民眾敬畏的道德秩序並維護之，是社會倫理要求政治家、哲學家所要擔當的根本社會責任。所以蘇哲有《理想國》。
簡而言之，我們將利於維持良好和諧秩序的思想言行稱為善的，相反的稱為惡的。難題在於，我們在現實中總會看到，行善常帶來對自己利益的嚴重損害，作惡反倒常可獲得利益。再配合我們堅守的強者利益信條，如果沒有神的審判，如何讓社會絕大多數人去惡從善呢？
因而，從社會倫理角度而得的理性結論是，神必須存在。但是神存在的基礎被科學徹底動搖了。前有哥白尼的日心說，後有達爾文的進化論，進而帶動了哲學的與時俱進，康德儘管給上帝開了後門，但還是提出了上帝已死這一問題，黑格爾也來踩了一腳，最終狂人尼採下了斷言：上帝已死。
而中國人的三分法思維永遠可以開闢另外的道路。二十世紀的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瞭解了以中國儒家思想為核心的無神論的倫理道德體系之後，深受震動。
儒釋道三教合一。道家面向的世外高人不必說了。儒家：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論語·雍也》
這意思是說，如果做壞事尚沒有受到報應，是僥倖。這是中國文化精神所提倡的：做長遠考慮。當然，如果願為近利鋌而走險地做壞事，也只好靠自作自受了。
不過，還有層層加碼。儒家教化下，民眾極看重祖先和後人。一個人自己德、行不好，在社會監督之下，子孫也要背黑鍋，子孫的發展亦受影響。
德行不好，除了貽害子孫，自也愧對先祖。在對待先祖這方面，除了教化形成的社會道德觀念之約束，也可以引入祖先在天之靈，或曰鬼神。這裡所說的神與西方宗教中的人格神當然不是一回事。
蘇哲必不能否認神的存在，孔聖人亦不能否認鬼的存在。
再加碼就可以搬出佛教了。佛教從根子上持無神論。不過，人有輪迴轉世之苦，有往生靜土之樂，有十八層地獄，善惡各有報應。這就已經非常到位了。
還可以再加，如果非要神才管用：因為佛教隨著發展，佛祖也被神化了，佛法無邊。
如此即圓滿了，層次和維度非常豐富。
應當說，中國文化之下的道德倫理體系非常值得我們借鑒，對我們解決科學帶來的信仰危機極有啟發。
另一方面，我們祈禱中國人沉湎於對科學的崇拜，忘掉自己的文化。這可以為我們在征服中國的博弈中大加利用。
對於任何批評科學之缺陷的，哪怕指出的問題是客觀的，也要加以歪曲，要將其抹黑成全盤否定科學，就好煽動一知半解而又容易衝動的人來攻擊他們了。這才大大有利於我們設計和實施征服中國的博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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