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什么认为子文和陈文子的行为算不上仁？
5·19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弑齐君，陈文子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谢邀！
因为他们不符合孔子对于「仁」的定义。
定义就是标准，有了标准才能分类，胖、瘦、矮、高等这些概念是不能作为分类标准的，因为不能确定什么是胖、瘦、矮、高。
如果我提前定义了160斤(含)以下是瘦，以上是胖，1.80(含)以下是矮，以上是高，那么就很容易确定某个人在我眼中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了。(这个标准能否被他人接受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仁」和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胖」的道理是一回事，得先有标准才能判断。
孔子对于「仁」的定义是面向所有人的，令尹子文能为了楚国做出牺牲，对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并不能做到像楚国一样，打个比方，我每个月把工资都交给我老婆，对我老婆言听计从，这个能算对所有人好吗？
在「奉公守法」层面，孔子定义的「仁」是既要「守法」，又要「奉公」，陈文子只能做到不违法，对社会无害，不能做到对社会有益，做出贡献，所以不能称为「仁」，打个比方，不犯法的人多的是，有钱有势的人不犯法并不代表就比其他人高尚？
这章书有个往往被忽略的关键词：子张。
为了解开谜团，我们不妨关联另外一章书来解读：
12.6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5.19章孔子教子张忠清，12.6章孔子教子张明远。
读者要留意，忠对远，清对明。
忠以致远，清以致明。
忠于心者其行远，清于意者其言明。
未知，焉得仁。知，读智。
论语智仁对称，则智统摄智信，仁统摄仁义。
智信在言，言有明暗，智明，信暗。
仁义在行，行有远近，仁近，义远。
子文举子玉而败楚，不贤其当贤，虽近而暗，忠而不清，失在贤贤。
陈文子弃违而不救，不亲其当亲，虽明而远，清而不忠，失在亲亲。
亲亲，忠以事上；贤贤，清以待下。
不辩贤亲，失于暗远，故曰：未智。
为政在得人，贤其当贤，亲其当亲，乃可谓之仁。（虽未充分，起码必要）
子文文子皆有蔽于贤亲，故曰：未智，焉得仁。
12.14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邦有道，则仕；行之以忠；言行相顾，危言危行，忠之始也。
邦无道，则隐；居之无倦；虽隐不离，危言孙行，忠之终也。
如此看来，行之以忠不易，居之无倦更难。
以下只是笔记，与答题无关。
中庸将智仁与勇并称三达德。
智仁勇并称，则勇统摄礼乐。
礼乐在动。动有弱强，礼弱，乐强。
智仁勇对应言行动，智仁勇并称三德，言行动并称三见。（见读现。）
德统摄道德，见统摄中庸。
性中于道，情庸于德。
中庸分解为明暗，远近，弱强。
明暗配天，配高明，李天之道曰阴与阳，阴暗，阳明。
弱强配地，配博厚，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柔弱，刚强。
远近配人，配悠久，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近，义远。
舜智，扬善隐恶，通于明暗。
回仁，片刻不违，通于近远。
由勇，礼止义举，通于弱强。
言行相顾，谓之动；言行不相顾，谓之见。
动在心，见在意，言在性，行在情。
性情混而浊，谓之心（intention）；
性情分而清，谓之意（attention）。
耍得一手好太极。
但事实上，有些东西是很难说的。
就像宰我找孔子讨论，守丧三年。孔子最后跟他说，你安心就好。
春秋虽微言大义，但是细细品读，一些褒义词用在不同的背景底下可能是贬义词，而有些贬义词用在特定的环境中也会是褒义。
假设，有些对话讲的不是过去而是暗指现在呢？那回答起来自然也就要小心了。
从这些角度上来说，春秋乱也，也不是那么难理解了。端看你怎么想。
我觉得一些话，说不好会闪了舌头。
关于此段，历史上先儒有多种解释，引文太繁，摭要如下：
一是孔子认为子张不可只看人一时的表现就遽许以仁，盖就事而事而论，令尹子文可谓「忠」，陈文子可谓「清」，但此仅可知之事而言，仁为全德，未知其人是否一贵，不可轻许。故夫子亦言「君子而不仁有矣夫」，此言全德难守终生，又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个标准是极高的，故不知其人生平，亦不足断定其为仁。若忠清如比干、伯夷，则夫子许之为仁矣。盖比干之为忠，伯夷之为淸，皆千回百折穷毕生之力，至死不渝。而子张述子文、陈文子之事皆是一时之行状，不可轻许以仁。
二是知字与智相通，此句应为「未智，焉得仁」。子文举子玉为令尹，子玉有勇无谋，城濮之战大败于晋，足见子文之不智。陈文子直言有勇气而少涵养，「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故二者皆为不智，亦不得仁道。「犹吾大夫崔子」一句《鲁论》作高子，乃齐大夫高厚，其人昏暗无识，崔氏杀之，乃弑齐君。子为敬称，崔氏弑君之后还称其为子于礼不合，且陈文子若如是说，岂非友邦之大夫皆如崔子欲弑君，于理不合，故应作高子。陈文子欲他国执政大臣为齐讨崔氏，但见他国大夫亦多无能寡德，故谓如大夫高子。亦见陈文子无容人之道，所谓「邦无道，危行言逊」，陈文子则出言不逊，不能团结友邦，不足担讨逆大业，非智者也。且陈文子后来讨逆不成返齐，与崔氏同朝，足见其为人前后不一。齐鲁近邻，夫子对齐国是很了解的。此外，《论语》有记陈文子后人陈桓弑齐简公，夫子朝见哀公请讨之。此有否影响夫子对陈文子的看法？此无实证存疑。
三是认为此文有「三仕」、「三已」、还有三个「违之」，非一时之事，子张与夫子俱是知道此二人经历的。子文虽忠但过于执著，陈文子虽清但傲气太甚，故不许以仁。仁者需把握中道，尤其是可「守经而达权」，即坚持原则亦能灵活运用。「子曰：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又说：「道之不行，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夫子对知者，贤者亦是不许的，过于求知，过于求誉，失其中道。夫子亦言「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过于执著自己好恶而各成党类，亦如知者仁者之过也。过于拘守规矩，或为情所困，是不守中道的，如子路丧姊，过了丧期亦不除丧服，因感情太深。夫子亦非之。子文与陈文子拘于一边，未达「发皆中节谓之和」。亦如人问「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对于一点私欲也没有的人，夫子也不轻许以仁，毕竟克服私欲是向内的功夫，须「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具备既克服私欲又可惠及民众的中道，即「克己复礼为仁」，此乃大节。
以上解释各有道理，参看有互相发明之处。也足见《论语》之微言大义，玩味之处甚多，学者可从容潜玩，一时有会于心，则自然有得。
孔子对高官的要求其实只有一个，鼓捣出政绩。
比如管仲，品格没这两位好，既不忠也不友，被孔子吹上天。
喂饱更多的人，就是仁。官员品格高洁，作风清廉，只能讲思想品质好。
某种意义上，中国现在的目标也依旧是达成仁的范畴。形式是次要，重要的是实质。
令尹子文是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名宰相。姓斗，名谷於菟。楚国是当时南方新兴的国家。研究春秋战国的历史文化就知道，北方大概偏重于传统守旧；到了南方，楚国是后起的国家，气象就不同，文化思想都有新兴开展的现象。同时他也有很好的政治家。
令尹子文，令尹是官名，等于后世所谓的宰相、首相。子文是封号。他的道德、学问都很有修养，而他当时在国际间的声望，大致相当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的名相伊藤博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他三次上台做首相，并没有觉得了不起，一点也没有高兴过。「三已之，无愠色。」三次下台卸官，他也没有难过。人在上台与下台之间，尽管修养很好，而真能到淡泊的并不多。一旦发表了好的位置，看看他那个神气，马上不同了。当然，「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难免。如果上台了，还是本色，并没有因此而高兴，这的确是种难得的修养。下台时，朋友安慰他：「这样好，可以休息休息。」他口中回答：「是呀！我求之不得！」但这不一定是真心话。事实上一个普通人并不容易做到安于下台的程度。所以唐人的诗说：「逢人都说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这是描写当时在朝做官这种情形，古今中外都是一样，不足为怪。不但中国，外国也是一样。「不喜不愠」，这是很重要的修养。此其一。
其次，上台终有下台时。爬山的朋友就知道，爬上去时固然很难，下山的时候更危险。因为向上爬很费力很痛苦，一定会小心。走下坡的时候，就满不在乎了，但往往在这时出毛病。我们可以从爬山体会人生。人「上台终有下台时」，而且老是站在台上，永远演上去就没有意思了。和电影、电视界的人一接触就知道，再好的明星，演上十年，也就不再受欢迎了。大家看惯了的面孔，就会生厌，必须要换新人。所以有时下来，换个面孔，蛮好！同是一个人，到别的地方站站，蛮好！此中也其有人生哲理。此其二。
在权位、名利之间，大家都说对富贵功名不在乎，但有人问我喜欢什么？我一定说喜欢钱。问我有钱没有？我老实回答没有钱。当然，不应该要的钱不会去拿，危险的钱不敢去拿，所以一辈子也没有钱。但钱是人人喜欢的，所以要讲老实话。如果说「我绝不要钱」，这个话真不真？很难说了。同样的说「我绝不要做官」，这个话是不是真心的，也很难说。富贵功名我很喜欢，可是绝不乱来，绝不幸致。这是坦白话、良心话，我喜欢，但不苟取、不乱来，这已经了不起，是很好的素养了。如果说我绝对不喜欢，那是假话。人要诚恳。所以做官，必须要学学令尹子文，三次上台，不喜，三次下台，不愠。我们看书时往往把这种地方很轻易带过了，如果自己切实一体会，才知道他真是了不起。上台，应该的，你交给我做，只要能够做的我尽力去做；下台，最好，我休息休息，给别人做，心里无动于衷。这还不怎么难，最难的是：「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定详详细细告诉后面接任的人该怎么办。普通交接，只说：「这事我办了一半，明天你开始接下去。」就这样了事，令尹子文，则把事情的困难、机密，全部告诉来接印的新人。多数人都会有经验，新旧任交接，在交印时总不是味道，多半不愿把困难的所在告诉新任的人。即使双方是好朋友，也是一样。甚至原来两个好朋友，一个在台上的病危了，另一个到医院去探望，关心的是哪一天可以去接他的印，而不是病情何时好转。看了几十年人情，颇恨眼睛还很亮，不太老花，耳朵也颇灵光，这真不是件快乐的事！
这里是说令尹子文对国家的尽忠负责。对来接任的人，看成是工作的接班人。他这种态度，在表面上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在外面做事的人，对这些要牢记，这是对国家尽忠，对自己尽职。在一个团体，就为团体尽忠，不为私事。所以子张问到令尹子文时，孔子便说：「忠矣。」指出令尹子文是国家的忠臣，因为他把私人的利害得失丢开了，完全为国家尽忠。「曰：仁矣乎？」子张又问到像令尹子文这样的做法，他的学问修养，有没有达到「仁」的境界？「曰：未知，焉得仁？」孔子说，「仁」是什么他还不知道，他怎么能算得「仁」者？他只是忠臣，仁还不够。
对于孔子说的仁，我们在《里仁》篇中曾提到过的，这里不再重复。
崔子弑其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 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 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事情。齐国是鲁国的邻邦，当时有一大臣崔杼叛乱，杀掉了齐国君王庄公。孔子写《春秋》的微言大义，前面已经说过，他常用一两个字标明，衡论是非。这里的「弑」字，就是《春秋》大义的微言。凡是叛变的人杀了上面的都称为「弑」，所以在历史上看到弑，就知道是叛变杀了上面，在历史上永远留下叛变的罪名。这是中国历史哲学的精神，也是历史的道德观。无论怎样成功，如果做了不对的事，千秋万世都要负这个历史道德的罪名，弑就是弑，杀就是杀。对敌人打胜仗就是克，不是敌人就不能用克。这是一定的、刻板的，所以崔子叛变杀了齐君就是弑。
陈文子也是齐国的大夫，和崔子是同事，地位相当。古代的交通工具，一部车子为一乘，用四匹马驾驶。有马十乘，就是有十部马车，一共四十匹马。以现在来说，小轿车就有十辆以上了，直升飞机几架不去说他。「弃而违之」，对崔子的叛变看不下去，把自己的偌大财产都丢掉不要，逃离了齐国。「之于他邦」，又流浪到别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每个国家都很乱，到别的国家一看，「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他说，这个国家的大臣们，也都是混蛋，和齐国的崔子一样，都不是好东西。「违之」，因此又走。周游列国，到处走。「之一邦」，又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又是感叹！整个世界都是一样，都在混乱，大臣都和崔子一样，没有好东西！「违之」，离开了。这个陈文子，后来不知到瑞士或者非洲的什么国家去了（一笑）。子张就问孔子，老师，像陈文子这个人，你看，了不起吧？「子曰：清矣。」孔子说，好！很清高。清高的人往往比较自私，只顾自己，不能算是忠臣。否则，为什么自己国家有难，弃而不救，到处乱走？这里看不惯，那里看不惯，难道国家太平了，就非要你来住吗？
绝大多数清廉之士，最高的成就只到这个地步。他们清，很清。他们批评什么事情，都很深刻，都很中肯，很有道理。但是让他一做，就很糟糕。高尚之士谈天下事，谈得头头是道。不过，天下事如果交给他们办，恐怕只要几个月就完蛋。国家天下事，是要从人生经验中得来。什么经验都没有，甚至连「一呼百诺」的权势经验都没有尝过，那就免谈了。否则，自己站在上面叫一声：「拿茶来！」下面龙井、乌龙、香片、铁观音，统统都来了，不昏了头才怪，你往地上看一眼，皱皱眉头，觉得不对，等一会就扫得干干净净。这个味道尝过没有？没有尝过，到时候就非昏倒不可。头晕、血压高，再加上心脏病，哪里还能做事？一定要富贵功名都经历过了，还能保持平淡的本色，最了不起时是如此，起不了时还是如此；我还是我，这才有资格谈国家天下事。不然去读读书好了。至于批评尽管批评，因为知识分子批评都很刻骨，但本身最了不起的也只能做到清高。严格说来普通一般的清高，也不过只是自私心的发展，不能做到「见危授命」，不能做到「见义勇为」。所以古人的诗说：「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也是从人生经验中体会得来，的确大半是如此。屠狗辈就是古时杀猪杀狗的贫贱从业者，他们有时候很有侠义精神。历史上的荆轲、高渐离这些人都是屠狗辈。虽说是没有知识的人，但有时候这些人讲义气，讲了一句话，真的去做了；而知识越高的人，批评是批评，高调很会唱，真有困难时找他，不行。
讲到这里，想起一个湖南朋友，好几年以前，因事牵连坐了牢。三个月后出来了，碰面时，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三个月坐牢经验，有诗一首。是特别体裁的吊脚诗，七个字一句，下面加三个字的注解。他的诗是：「世态人情薄似纱——真不差，自己跌倒自己爬——莫靠拉；交了许多好朋友——烟酒茶，一旦有事去找他——不在家。」我听了连声赞好。这就和「负心多是读书人」一样，他是对这个「清」字反面作用的引伸；对社会的作用而言，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孔子对于陈文子这种人的评论只给他一个「清」字。总之，「水太清则无鱼，人太清则无福。」这话很有道理。子张又问陈文子这个人，够不够得上「仁」的程度？孔子就说，他对仁的观念都还没有，怎么可能达到「仁」的修养？
……
居、里的意义就是「自处」，「里仁」的意思也就是一个人如何处在仁的境界。处世，处人，尤其是自处，都要有「自处之道」。再明白点讲，什么叫「里仁」呢？就是我们随时要把修养、精神放在仁的境界。现在讨论「仁」。说到仁字，孔子学问的中心来了，头大的问题来了。上面三篇中，第一篇学而时习之，学的是什么？学的是仁。「仁」是什么？两千年以来，莫衷一是，这真是一个大问题。
最近，有位立法委员提出一篇质询，就谈这个「仁」字。前一个礼拜他把这质询给我看，问我的意见，我说无可奉告。因为他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又何必再作讨论？不过我认为「仁」字的确很难谈，我这样说也就是「微言大义」的精神吧！我们现在讨论到这里，全部《论语》的中心谈「仁」，「仁」是什么？过去有几种解释法。最有名的是「博爱之谓仁」，许多人谈到仁的意义，都会这样答复，而且以肯定的语气说，这是孔子的意思。其实错了，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也不是孟子说的。孔家店的两大股东——孔、孟都没说过，这是孔家店的伙计——唐朝的韩愈讲的。在唐代大家也讨论什么是「仁」的问题，而韩愈下的定义：博爱叫做仁。后世以讹传讹，就认为这是儒家思想了。这也是有问题的。韩愈为什么会下这个定义？虽然称他「文起八代之衰」，他的定义不一定也是起八代之衰的。真理是不能够用名气压住人的，韩愈的思想，并不都是孔、孟思想。他是研究墨子的专家，墨子的思想就有「兼爱」，大家现在忘记了韩愈是研究墨子思想的专家，所以他把墨子的思想，融会到儒家思想中去，把「兼爱」换一个字改为「博爱」，等于把长袍脱掉穿上西装而已。后世不明真相，就以为博爱之谓仁是儒家思想的解释。我们并不一定说韩愈这个定义下得不对。我们的态度要客观，真理只有一个。我们拿哲学观点来说，宇宙万有的那个最原始的东西，哲学家说它是本体，西方的宗教家叫他作上帝，印度人叫「佛」，叫「如来」，中国人叫「道」。名称不同而所指的是同一东西。等于馒头与面包，名称不同，一样是用面做成，可以吃饱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被某一名词捆住，各个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
其次，汉代以来一直到唐代，对仁的解释，漫无限制。古代书上不管说什么，都「仁呀！仁呀！」的大谈仁义之道。孔子讲仁，孟子讲义，最后连起来就是仁义；仁义即孔孟，孔孟即仁义。如果我们作八股文就这样大作文章了：「仁义者，孔孟之说也，孔孟之说者，仁义之道也……」这篇文章通了。实际说了半天，如果以逻辑来批评，只有八个字：「陈言颠倒，不知所云。」等于清代乾隆年间才子纪晓岚批评文章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学生拿一篇文章请他看，他引用了两句古诗来评语：「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说这个学生的文章「不知所云，越说越远」了。所以汉唐以来，一般学者讲孔子之仁的，都可借用纪晓岚这个批评，也是「不知所云，越说越远」了。那时的学者，讨论这个仁字的文章，有多达一百万字的，这样一个字会扯得那么多，孔子何尝有这个本意！所以我常说，老子写了五千言，后世解释老子的文章，古今中外累积起来，有几千万宇，到目前为止，外文翻译有好几十种《老子》之多，如果老子知道了，会把大牙都笑掉。大家讲了半天，是不是老子原来的意思呢？张先生讲的张老子，刘先生讲的刘老子。谁的老子才是老子？
到了宋代的理学家，自认为继孔孟之心传。孔子传心法与曾子，作了《大学》这篇书，曾子传心法与子思，子思写了《中庸》。子思传心法与孟子，孟子以后失传了。宋代理学家自认为又得了这个心传秘诀。中间事隔千把年，不知道宋代理学家们在哪里拿到这个秘诀的。其实他们把佛家、道家的东西挖了来，然后还要骂佛家、道家，所以宋代理学家的学问态度很有点不对劲，这种作法实在不大高明。其次，他们拿心性——哲学的道理解释「仁」说：「仁者核之心也。」如核桃的仁、杏仁。同时他们又加上佛家的思想，认为万物的果实，都是阴阳两瓣，中间空心的，所以仁便是道体的心空境界。
宋儒另一个解释，他们说医书上麻木就叫不仁，可见仁是讲心的知觉性的，他们这样一来，暴露了身份了，这完全是佛家的话，不过硬将光头的和尚，拉来戴上孔子的帽子。在唐代以后讲孔孟的心法，而传承孔孟之心法者，就是这些宋儒——理学家。
汉唐之学讲仁，到底讲什么？我们勉强可以说他们讲用。宋儒讲的仁，则扯到哲学里面讲体。我们讲了他们的缺点，也该说他们的好处，宋代及汉唐的儒家，各有所长，汉唐以来的儒家，了解孔子心法「仁」的用，宋儒借用佛道两家之学，了解孔子心法「仁」的体。他们都有划时代的创见，但每家都是不同的孔子。
讲到体用，我们要顺便提一下，拿中国唐代以后佛学原理来说，万物只有三个理则——体、相、用。如这茶杯，玻璃为「体」，「相」就是它的形状，「用」就是它的功用，即是可以盛液体的东西。抽象的思想，也是一样。譬如我们现在讲的，以孔子的《论语》思想为「体」，「相」就是二十篇《论语》，我们来研究、解释。「用」是了解孔子以后，该怎样去弘扬中国文化，其「用」就在此。
汉唐儒者对于仁都讲用，而孔子当时讲仁，也多半是针对那个时代讲用。宋儒扯到哲学里讲仁的体，从现象来探究体，不能说在见解上没有一点进步，但可惜的也只是各执一端，闭户称王而已。
了解这些资料以后，再回转看这个「仁」。「仁」是什么？中国古代「仁」字就是这样写：人两足走路旁加个二，为什么不就旁加个「一」？「二人」是两个人，就是人与人之间，有我就有你，有你我就有他。有你、我、他，就有社会。一个人没有问题，有两个人就发生了怎样相处、怎样相爱、怎样互助的问题，就是仁。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事，这是文字上的解释。
南山当归公众号摘自《论语别裁》
令尹子文陈文子皆善守臣道，其处则不同，令尹子文三任三去，任而无喜去而无愠，可谓善治官之道也，孔子称之曰「忠」崔子弑君陈文子以为乱礼，羞与崔子为伍，遂去之，孔子名之曰「清」邦有道，不居焉，孔子非之，邦无道，居焉，孔子耻之。此二公可谓君子也，然焉得仁，孔子曰不知，不知孰得为仁，仁难言也。又曰「焉得仁」明只此二公之忠、清，不可不谓之依与仁，得仁则未也。先儒曰「仁者，人心之全德也」忠、清人之德，而未全之也。全之者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必不若二者之勉力也。邦安自然为忠，邦乱自然为清，无可无不可，无为无不为，自然和顺积中，自然有所为有所不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仁矣哉！
看一下孔子评价的比较多的管仲，修齐治平是要分开的，差不多影响越大权重越大
孔子自己的学生，你看孔子评价谁是合乎于「仁」的？
而斗榖於菟和陈须无的事迹在春秋、国语、战国策是有记载的看完了你可以自行评价
孔子自己说 若圣与仁 则吾岂敢
他评价符合行仁的只有六个人 最有争议的是 管仲
因为他身为齐国宰相 却照顾了天下百姓
这就是仁的具体实现 所以活著的人一般孔子不评价
孔子自己掌握了仁的解释权 活脱脱一个学阀 他算个屁啊 大成至圣先师都是后来封的 无他 统治阶级需要他做牌坊而已 看当时的实际状况 人家楚国这么大一国家的令尹 比孔子高到不知道哪里去 孔子做过什么？鲁国大司寇？错了，《史记》是这么写的，但是人后面考证出来，他当时只是当的宾相，屁的大司寇。儒家学说闻名于当时，九成靠他的三千弟子这么多的流量，九成里面有九成靠他那位可与诸侯分庭抗礼的子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以为颜回是最接近仁的，那是他瞎了眼，没有子贡给他车马费，周游列国不用等到困于陈蔡之间，早特么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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