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对方摆出史料被篡改的直接证据呗。

说真的，Quellenkritik和Quellenforschung是非常重要的技能，而且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和成果一点都不少。就拿我自己的领域来说，我们现在手上拿著的关于保禄派（Paulicians）的最直接的史料Peter the Sicilian就已经被辨识出是几个完全不同的文献缝合在一起的结果。

出现这种情况，不应对就是最好的应对。

少讨论，多看书。

历史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呢？双方想要讨论出什么结果呢？

你是想要说服别人，还是要获取新的看法？亦或是单纯的表达欲望？

此三问一出，就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争论。

当知识积累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水平又差不多的人在一起讨论，这种讨论只能是互相对牛弹琴，你说的他不懂不信，他说的你也不信不懂。

你看他是牛，他看你亦如是。

何出此言？

我可爱而沙雕的室友们有历史学，考古学和文学的，但毕业论文都是互相看不懂，二狗的二十四节气没人懂，三哥的乐府诗也没人懂，石板墓更没人懂，这种情况下能讨论出什么来呢？

二十四节气有几套体系？

能看懂的只有论文审阅的老师，有时候不是专门做这一块内容的老师也未必能看懂。

但看不懂就是牛逼么？不是，大家都心知肚明，都知道自己的论文是辣鸡，也觉得别人的也高不到哪里去，事实也的确如此，哈哈。

一个完全不懂你论文老师说你论文是辣鸡，谁敢挺直腰板说这是学术精华？

争论对象说你是历史辣鸡，谁敢振振有词地反驳？

关于史料的真伪方面，依旧是少讨论，多看书。

当初翻《资治通鉴》时，看到汉武帝和戾太子的政治分歧，以及汉武帝解释自己频繁征伐的原因：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征和二年。

第一次看，作用就是让我这个读者更加理解了汉武帝多次用兵的良苦用心，为国家，为儿子，为了他儿子的国家。

结果之后的课上，老师让我们阅读辛德勇的一篇论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才知道上述这段深情款款的文字或许是出自神怪故事为主的笔记小说《汉武故事》，但是司马光偏偏采用了，放在了《资治通鉴》里，那可靠性就大大增加了，而且很多学者都信以为真，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更进一步的结论。

《轮台诏》真的是晚年政治转折么？

更遑论我们这些普通的读者，根本无力去辨识材料的真伪。

关于兵书《尉缭子》的争论持续了千年，但银雀山汉简的出土让所有伪书的观点不攻自破。

当初钱穆等大牛也认为《老子》是晚出之书，大佬说一谁敢说二，而且有系统的论证，但结果后来马王堆出土了帛本……

所以多读书，总归是没错的。

对方：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史料是不可信的

大一：这句话会不会说的太绝对了？

大二：历史记载是有真有假的，我们努力找到真的部分，剔除掉假的部分，这才叫历史研究。

大三：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是历史上却没有一直存在的胜利者，他往往是后一个胜利者眼中的失败者，那么这句话所说的胜利者到底是谁？所以这句话是存在悖论的。

大四：某种程度上这句话是对的，王明珂先生的《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中曾讨论过历史与「历史」的关系，历史是真实存在的历史，「历史」是人为建构的「历史」。现在所知的史料乃至出土的文物等等，其实都是双方共同组成的。

研一：这句话只说明了历史的一面。

研二：好的，谢谢。

应对？需要吗……曾经我以为是需要的，抱著热情去科普，后来觉得，鸡同鸭讲是一种浪费生命的行为。

对话，为的是沟通，沟通为的是让自己能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种对牛谈琴实在是无效沟通，既不能给你带来什么，也不能给他带去什么，那么这种无效沟通就不必了。

那就不要谈了，心情不好的话直接拉黑对方，心情好的话祖安输出一下，完事了。

在讨论任何问题之前，双方都必须建立一个基本的「共识」，对一些基础方法、概念和标准要达成起码的一致，不然就是我说前门楼子你说胯骨轴子，那还谈什么？

比如说聊历史话题，基本的原则就是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观点不能大幅度脱离史料，你要是说史料可以被人篡改所以完全不可信，那这就陷入不可知论了——可问题是既然可以被人篡改全不可信，那我的史料不可信你的史料显然也不可信，连基本的评判标准都没有了，那咋聊啊？聊啥啊？真就虚空输出呗？

又比如讨论HIFI器材，你亮出数据，讨论这玩意的失真频响声学特性，结果对方直接一句「数据不可靠，只有耳朵收货才可靠」——可你的耳朵不是我的耳朵，你喜欢的跟我喜欢的肯定不一样，咱们不谈点客观的东西，纯主观输出，那还谈个锤子啊？

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对面摆明了跟你就没有基本共识，你还非要谈？谈什么？自取其辱么？

你要意识到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一旦对方摆明了跟你没有共识，那他就不是来讨论的，是来找你输出的。既然想输出，那就不要谈了，你扬沙子，我就扣眼珠子，你奸我一次，我灭你全家，输出就完事了~~~~~

在讨论史书记载真假前，我鲁班面前抡大斧，用粗浅的个人理解，将史学与文学、哲学、诸子百家、宗教等学科，做个简单的分离，避免各自窜场，眉毛胡子一把抓。

一、 学科的分离是人类学科精细化的成果

1、 中国史学的早熟

中国相对其他文明，史学是早熟的，在周武王伐商后，以商为鉴，促使了最早史学的诞生。而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剧烈变化的社会，产生了诸子百家争鸣，哲学等学术开始独立出来，形成中国的思想学科。至魏晋南北朝，再一次的社会大动荡，促使「人的自觉」开始形成，进一步促发文学的自觉，文学至此独立。

对比古印度文明、希腊文明等，前者宗教较中华文明发达，但对真实历史的记载、关注要到中古以后，希腊文明哲学发达，史学传统较中华文明也是薄弱的。中华文明这种特色形成的现象就是，我们基本自西周以来，重要历史记载是不间断的，而印度、希腊等文明，很多时段记载，是出现断裂的。

2、 文史哲的不同特点

（1） 史学的特点

史学在中国长达二千余年的实践中，已很早形成几个特点：

① 其主要目的之一，是如实记录真实事件。

② 形成了以时间为主轴，对重要事件不间断的记载。这是它的基本技术方法。

③ 在春秋时期，中国史书已形成了记载与撰写分离，撰写的史家对原始记载有一定的审核、校对功能，这是一个基本的审核方式。

（2） 哲学、神学、文学与史学的不同

① 哲、神、文，都不是以追求真实为目标的，哲学构建思想体系、神学构建精神信仰，文学「艺术」＞「真实」。夸张、虚拟、想像，在「哲神文」中，是被许可甚至鼓励的。

② 哲、神、文，都不以「时间」线索，它们隐含的事实信息是片断性的。

③ 「哲神文」特别是「哲文」，在摆脱早期状态，成熟之后，他们具备强烈的「个人」特点，代表的是一家之言，记撰不分离。而史学成熟后，无论中外，记撰都是分离的，没谁可以自记几百年事件又自行撰写，史书的偏向性，主要体现在对史料的选取（甚至篡改）与史论的主观上，相对「哲文」受更多的制约。

二、 基础不同学科不能直接转换

学科的精细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之一，基础不同的学科不可能直接转换应用。

打个简单的比喻，我们不能直接拿收音机当电视用吧，一个产品服务于听觉，一个产品服务于视听觉。

----说到这里，好奇不会有物理博士热心来指导我如何将收音机改装为电视吧？谢谢，我物理的确已基本还回老师。我知道几十年前老式的产品，收音机上有些二级管可以通用，扬声器改造下或许也能用，等等，但收音机不改造不能当电视用吧？不好用收音机上的零件可用＝收音机就是电视机。

不知我绕清楚了基本理论没有？如果还没被我绕糊涂，就会明白：文哲神，不是史学，哪怕它们包含有史实。

对文哲神所记载事件可信性的质疑，就像我们质疑收音机当不了电视，不要用「二级管可用」证明「文哲神等于史学」，再进一步一看别人怀疑文哲神记载可信性，就将人挂网，谢谢。

三、 只是趋向真实的史学，没有百分百的真相

现在，我再回到这个提问的主题：正史的可信性。我这一年来对历史的好奇心，就是这个问题诱使的。以现阶段我理解的观念来说，我认为古代正史就是：以时间为轴的一系列事件的大量信息集。

在远古与中古的中国，受制于发展水平，几乎只有正史保留了对历史不间断的记录，这些信息，形成庞大的资料库，这些信息数据与「真实」之间的关系，类似下图，各类信息沿时间轴分步，各有偏差，后续史官根据经验，根据偏好，努力使它达到「真实史实」这个实线。

再，如果「真实史实」是实线的话，我们的正史记载就是那些黑色信息点，彩色图案代表其他史料，这些「补不足」的信息，在正史构成的「历史轴」上，形成更大的数据集。

那么，这是不是「历史虚无」数字化表达呢？不是，从大数据分析的角度来说，数据量越大，通过数据建模分析，就越接近真实，具体的数据分析理论，这个问题下一位「成汤咸」网友的解释，回答的比我这好多了。

四、 延伸对原问题的几点看法

1、正史应看作历史记载的数据集，它之所以重要（特别是在近古之前），不是它记载的都是真，而是相对于当时的条件与留传下来的记录，正史的信息是相对海量的，不间断的。

2、正史相对海量的信息，是相互关联的，不少能形成钩稽关系，这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真实性。举个小例子，研究唐诗+隋唐史的陈尚君认为杨广「节俭」，我不知道他如何将「节俭」与杨广在位14年，修建洛阳、江都二大宫殿，遍布全国40余个行宫对应上的，即使他想说《隋书》是假，各地的地方志也关联这史实。

3、从大数据理论来说，信息越大，建模分析越精准。在近古之前，信息尚未突破性增长前，正史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它记载的相对海量，提供了一个「真实史实」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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