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草庐对策」的地点，和躬耕地一样，也有南阳、隆中两说。但把《草庐对》中「以向宛洛」这句话作为「躬耕隆中」的第一条理由有点太牵强了吧。我把《草庐对》又看了几遍，怎么就看不出此话一定要在宛、洛的南边隆中讲，在南阳就不能讲「以向宛、洛」吗？这种猜测纯粹是文字游戏。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杜甫的「便下襄阳向洛阳」是在哪里讲的？无独有偶，初平二年（191年），曹操也有一篇著名的对策发言，如同诸葛亮一样，他在分析了中原地区敌我对阵形势后，也提出「使袁（术）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见《三国志·武帝纪第一》）。「以震」和「以向」是同一个意思，按上文逻辑，曹操此话一定要在南阳讲才行，才符合地理方位，可实际上，曹操当时却是在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南）。

另外，诸葛亮《与兄瑾书》曰：「有绥阳小谷……今使前车斫治此道，以向陈仓，足以板连败势，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此话在哪里讲才符合「以向陈仓」、「东行者也」的地理方位呢？时诸葛亮在蜀中，诸葛瑾在东吴，两人是远隔数千里书信交谈。

回过头来再看《草庐对》，诸葛亮说：「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是谁命令这一上将呢？当然是刘备了。那刘备在哪儿下令呢？当然是在益州，因为下令的同时，「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如果「以向宛洛」一定要在隆中讲，那「出于秦川」就一定要身在益州才对呀？可实际上刘备当时在哪儿呢？不就在诸葛亮的对面吗？在诸葛亮的对面怎么能「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呢？有点拗口吧？说白了，《草庐对》就是诸葛亮与刘备在南阳草庐内进行的一次全国局势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兵棋（或是地图）推演，并未真正实现。《三国志》涉及「草庐对策」地点的文字中除了南阳、草庐两个地点外，没有再给我们其他任何一个可以参考的地理方位，而确认《草庐对》的具体位置，则必须从「南阳」的解读入手，不能只玩文字游戏，猜测不是史学研究的方法，一万个猜测，也抵不住一条史料。

至于余先生提出的「『以向宛、洛』，这一『向』字表明宛、洛是敌占区，即曹魏统治区，所以要去攻打。」这种理解也是过于主观了。诸葛亮《草庐对》的前提是假设刘备已经占领了荆、益二州，而且要发生「天下有变」的重大动荡形势。显然，这种形势和建安十二年（207）的割据态势是不会完全一样的。那么，按诸葛亮的预想，从荆州（襄阳）出发的部队，不管宛是不是荆州的势力范围，都是「向」宛、洛进发，「向」侧重于表明方向，和谁的势力范围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们可以尝试问一下，诸葛亮在「草庐对策」的时候，刘备能「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吗？所以，余先生按诸葛亮「草庐对筞」的假设前提来推断建安十二年（207）的军事态势是毫无道理的。

另外，网友西岭千秋雪讲，《草庐对》中诸葛亮为刘备献计：「荆州北据汉 、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让刘备杀刘表，夺荆州谋反啊。诸葛亮和刘备在襄阳刘表眼皮下面策划谋反不怕杀头吗？

所以，「襄阳说」对诸葛亮提出《草庐对》的地点作这样主观的推测，其结论一定是不确定的，没有任何道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对策桌上有一幅地图或诸葛亮胸有成图，在任何地方，包括南阳、隆中这样讲应该都没有任何问题。

首先你要知道「宛洛」一词是什么时候提出并被大众所熟知，答案就是诸葛亮的千古名篇《隆中对》。原文如下：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什么意思呢，用今天的白话文翻译就是：一旦天下形势发生了变化，就派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直指（宛、洛）中原一带，将军您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从秦川出击。

当时诸葛亮为什么提出宛、洛而不是宛、襄，因为当时诸葛亮所躬耕的隆中之地襄阳，虽地理位置重要，但是称霸中原复兴汉室必须北上夺取中原之地，因为中原有广阔肥沃的土地，自然条件优越，汉高祖刘邦曾经凭借它建立了汉室帝业。

「天下隆中对 ，传奇襄阳城」

丁宝斋是个不负责的垃圾货，编的《隆中志》把涉及南阳躬耕地的古诗词和原始材料全部篡改为隆中，无耻之举，古今少有。

宛落是宛城和落阳可看一下历史，两个城池都是大都城，以向宛落本来很简单，从宛城到落阳，是诸葛亮和刘表的谈话，是行军路线，只是在是说怎样行军。在宛城也可以说从宛城到落阳，可襄阳认为只有在襄阳才能说从宛城到落阳，要不躬耕地不在襄阳，要是这样，在襄阳到武汉就不能在襄阳说，难到站在襄阳就不能说从襄阳到武汉吗？非得到别的地方才能说从襄到武汉吗？为了躬耕地什么都能借题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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