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没有可信度，不是国家正史，灌输儒家意识形态史观，读书人也是儒家思想，自然就非常好用，史记成了利用的工具。

随著考古发现，史记的春秋笔法越来越发现是假的，污蔑历史人物，美化一些符合儒家思想的事物，给我们造成史观模糊，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也误导后人。

史记投降主义严重，骂汉武帝穷兵黩武，民不聊生，这样后世皇帝做明君，就不能赞成战争，这样就眼睁睁看著少数民族强大然后入侵，腐儒们一个个的不主张战斗，遗害无穷。历史告诉我们，不懂得扫除后患的政府，最终会被少数民族祸害，满清就是当年的西伯利亚难民，朱棣收留了，他们没有感恩戴德，照样祸害我们几百年。

史记鼓吹刺客列传，弘扬这种美德，汉朝长期治安不好，刺杀君王，搞恐怖袭击的死士赞美了，大家分析一下，这样真的好不好，所以两千年政治黑暗，史记种种不合理，还篡改历史，扭曲价值观，我觉得不应该，史记只能是历史遗产，不能当史料用。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对《史记》可信度进行质疑，体现了当代人对历史真相的关注和绝不盲从的探索精神。关于《史记》，鲁迅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评价比较客观，它是我们了解汉武帝之前历史的重要参考，但算不上纯粹的历史，夹杂其中的也有文学成份。对《史记》可信度，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考量。

司马迁剧照

一是商代之前的历史。商代及之前没有信史，商末至司马迁生活的年代相隔900多年，夏末至司马迁生活年代可能相隔1500多年，三皇五帝的年代离得更远。可以想像，尽管司马迁写《史记》时进行了许多的调查和探访，但《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因为本来就没有信史传承，只能是从民间传说中找到一些片断，从周朝一些资料中找到一些信息，可信度难免存在问题。关于《殷本纪》，还应考虑周朝对商晚期史事解读的政治方面的考虑，可能会与历史真相存在差距。也就是说，《史记》关于商朝及之前历史的记载，不可避免地存在信息来源不足、不准等「先天性」问题，这是司马迁付出再多努力也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的。

秦始皇剧照

二是周朝及秦朝历史。关于周朝历史和秦朝历史，因为都有信史传承，且相隔时间不算特别久远，尽管在秦朝短短一二十年时间中发生过「焚书」事件，但作为汉朝的太史令，找到一些史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但在对周朝历史和秦朝的记载方面，司马迁会受到当时主流文化的影响，甚至会受到自己主观好恶的影响，这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比如，在《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关于秦始皇姓氏就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矛盾。在《秦本纪》中，明确写到周天子封非子于秦，以复续嬴氏祀，并且写道「秦嬴生秦侯」、 公伯「生秦仲」等等，如此推理秦始皇应该是嬴姓秦氏，但在《秦始皇本纪》中又写道「名为政，姓赵氏」。再比如，关于秦始皇生父，在《秦始皇本纪》中倒是讲得比较正面，但在《吕不韦列传》中却出现了八卦式的记载——「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

汉武帝剧照

三是秦末至武帝历史。关于这段时间的记载，一方面司马迁生活在汉家天下，不得不屈从于皇权。比如，在对汉高祖的神话方面，司马迁应该是原原本本采纳了当时皇家的说法。另一方面司马迁十分忠诚于自己的情感。比如，在对项羽、刘邦的爱憎方面，明显带有主观色彩；在对卫青、霍去病与李广等人的态度上也带有个人情感。此外，司马迁的个性很强，在写汉朝历史尤其是距离自己生活年代比较近的历史时，巧妙地进行了抗争，尽量做到与其说假话不如不说话，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想像和探讨的空间。比如，对汉文帝当代王时的王后及四子之死，一笔带过，连王后姓什名谁都没有交代。

司马迁的话有多少可信度？他写的《史记》有点像是历史小说。

很多情节都是一个人单独干的事情，或者是两个人秘密的谈话， 而且都是不可告人的勾当，又没有外人在场，他是从何而知的？难道古时候的人还每天记日记？

自从他被皇帝阉割了以后，应该说心理就变得扭曲了，沉浸在虚构的远古"贤君""盛世"的幻想中就成为重要精神支柱。

其实史记还是有硬伤的，比如里面写刘邦是蛟龙所生.......就很郁闷。

或许他想借荒诞之说讽刺统治者的荒诞，但是作为严谨的历史而非文学，这么做是不可取的

当然，史记比野史准确多了。但像鲁迅所说，正史是为帝王将相做家谱

个人认为可信度有七八分吧！

司马迁写《史记》的创作原则就是「实录精神」，东汉的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其文直，其实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同为史学家且时代不远的的班固这样评价司马迁，可见其实录精神还是很有可信度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人物形象往往很完整，运用「互现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著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性格特征放到别的人物传记中显示。比如对刘邦的描写就是这样，在《高祖本纪》中主要写刘邦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许多弱点没有展现，而在《项羽本纪》中，借范增之口说出刘邦贪财好色，在《留侯列传》中表现刘邦猜忌功臣等等。司马迁并没有因为刘邦是开国皇帝就对他只有赞美之言，不写出他的缺点，而是把刘邦的人物性格塑造的很饱满、真实。

而且司马迁在运用材料时也注意材料本身的来源，不强加主观臆断。比如在《项羽本纪》中，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虽说了项羽是重瞳，但却用「又闻」，不加主观判断，只说听闻，保证了材料来源。

《史记》不仅写的真实，不虚美，不隐恶，而且其材料的丰富性和真实性都很高。

司马迁在史官家庭长大，受到良好文化熏陶，自幼养成良好读书习惯。他10岁便开始诵读籀文（先秦古文字，当时已经不易读懂），打下坚实古文基础，这对司马迁后来考证先秦文献资料很有帮助。求学时他又转益多师，而且多是当代大家，如孔安国和董仲舒。在担任太史令期间，又翻阅了国家收集的各种文献资料。

不仅如此，司马迁还有过漫游的经历，到过东南一带很多地方；又出使西南，远到昆明；随武帝东达于碣石，见到大海；西至崆峒（今甘肃平凉），搜集黄帝的传说；到过北部边塞，登上秦长城；还参加了武帝带领群臣负薪塞河的活动。司马迁可以说是走遍了当时的汉王朝疆域，大大开拓了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集了很多新鲜的材料。

《史记》也富有传奇色彩，司马迁喜欢猎奇，把很多故事传说写入人物传记中，增添一种神秘感，但这也是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而且古人讲迷信，对一些事情不能科学判断，具有时代局限性，这也属正常，没必要去苛求。

史圣司马迁对历史的态度是严肃的，对修史是抱有信仰的，所以才能在下蚕室后，依然发愤著书，才能写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巨著。他的记载，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不会全部真实，但是全篇的可信度七八分还是有所保证的。

个人认为九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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