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沒有可信度，不是國家正史，灌輸儒家意識形態史觀，讀書人也是儒家思想，自然就非常好用，史記成了利用的工具。

隨著考古發現，史記的春秋筆法越來越發現是假的，污衊歷史人物，美化一些符合儒家思想的事物，給我們造成史觀模糊，司馬遷的一家之言，也誤導後人。

史記投降主義嚴重，罵漢武帝窮兵黷武，民不聊生，這樣後世皇帝做明君，就不能贊成戰爭，這樣就眼睜睜看著少數民族強大然後入侵，腐儒們一個個的不主張戰鬥，遺害無窮。歷史告訴我們，不懂得掃除後患的政府，最終會被少數民族禍害，滿清就是當年的西伯利亞難民，朱棣收留了，他們沒有感恩戴德，照樣禍害我們幾百年。

史記鼓吹刺客列傳，弘揚這種美德，漢朝長期治安不好，刺殺君王，搞恐怖襲擊的死士讚美了，大家分析一下，這樣真的好不好，所以兩千年政治黑暗，史記種種不合理，還篡改歷史，扭曲價值觀，我覺得不應該，史記只能是歷史遺產，不能當史料用。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對《史記》可信度進行質疑，體現了當代人對歷史真相的關注和絕不盲從的探索精神。關於《史記》，魯迅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評價比較客觀，它是我們瞭解漢武帝之前歷史的重要參考，但算不上純粹的歷史，夾雜其中的也有文學成份。對《史記》可信度，可以分三個階段來考量。

司馬遷劇照

一是商代之前的歷史。商代及之前沒有信史，商末至司馬遷生活的年代相隔900多年，夏末至司馬遷生活年代可能相隔1500多年，三皇五帝的年代離得更遠。可以想像，儘管司馬遷寫《史記》時進行了許多的調查和探訪，但《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因為本來就沒有信史傳承，只能是從民間傳說中找到一些片斷，從周朝一些資料中找到一些信息，可信度難免存在問題。關於《殷本紀》，還應考慮周朝對商晚期史事解讀的政治方面的考慮，可能會與歷史真相存在差距。也就是說，《史記》關於商朝及之前歷史的記載，不可避免地存在信息來源不足、不準等「先天性」問題，這是司馬遷付出再多努力也無法從根本上克服的。

秦始皇劇照

二是周朝及秦朝歷史。關於周朝歷史和秦朝歷史，因為都有信史傳承，且相隔時間不算特別久遠，儘管在秦朝短短一二十年時間中發生過「焚書」事件，但作為漢朝的太史令，找到一些史料應該是可以做到的。但在對周朝歷史和秦朝的記載方面，司馬遷會受到當時主流文化的影響，甚至會受到自己主觀好惡的影響，這恐怕也是難以避免的。比如，在《秦本紀》和《秦始皇本紀》，關於秦始皇姓氏就出現了前後不一致的矛盾。在《秦本紀》中，明確寫到周天子封非子於秦，以復續嬴氏祀，並且寫道「秦嬴生秦侯」、 公伯「生秦仲」等等，如此推理秦始皇應該是嬴姓秦氏，但在《秦始皇本紀》中又寫道「名為政，姓趙氏」。再比如，關於秦始皇生父，在《秦始皇本紀》中倒是講得比較正面，但在《呂不韋列傳》中卻出現了八卦式的記載——「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

漢武帝劇照

三是秦末至武帝歷史。關於這段時間的記載，一方面司馬遷生活在漢家天下，不得不屈從於皇權。比如，在對漢高祖的神話方面，司馬遷應該是原原本本採納了當時皇家的說法。另一方面司馬遷十分忠誠於自己的情感。比如，在對項羽、劉邦的愛憎方面，明顯帶有主觀色彩；在對衛青、霍去病與李廣等人的態度上也帶有個人情感。此外，司馬遷的個性很強，在寫漢朝歷史尤其是距離自己生活年代比較近的歷史時，巧妙地進行了抗爭，盡量做到與其說假話不如不說話，給後人留下了許多想像和探討的空間。比如，對漢文帝當代王時的王后及四子之死，一筆帶過，連王后姓什名誰都沒有交代。

司馬遷的話有多少可信度？他寫的《史記》有點像是歷史小說。

很多情節都是一個人單獨乾的事情，或者是兩個人祕密的談話， 而且都是不可告人的勾當，又沒有外人在場，他是從何而知的？難道古時候的人還每天記日記？

自從他被皇帝閹割了以後，應該說心理就變得扭曲了，沉浸在虛構的遠古"賢君""盛世"的幻想中就成為重要精神支柱。

其實史記還是有硬傷的，比如裡面寫劉邦是蛟龍所生.......就很鬱悶。

或許他想借荒誕之說諷刺統治者的荒誕，但是作為嚴謹的歷史而非文學，這麼做是不可取的

當然，史記比野史準確多了。但像魯迅所說，正史是為帝王將相做家譜

個人認為可信度有七八分吧！

司馬遷寫《史記》的創作原則就是「實錄精神」，東漢的史學家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贊》中說:「其文直，其實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同為史學家且時代不遠的的班固這樣評價司馬遷，可見其實錄精神還是很有可信度的。

司馬遷在《史記》中塑造人物形象往往很完整，運用「互現法」，即在一個人物的傳記中著重表現他的主要特徵，而其他性格特徵放到別的人物傳記中顯示。比如對劉邦的描寫就是這樣，在《高祖本紀》中主要寫劉邦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許多弱點沒有展現，而在《項羽本紀》中，借范增之口說出劉邦貪財好色，在《留侯列傳》中表現劉邦猜忌功臣等等。司馬遷並沒有因為劉邦是開國皇帝就對他只有讚美之言，不寫出他的缺點，而是把劉邦的人物性格塑造的很飽滿、真實。

而且司馬遷在運用材料時也注意材料本身的來源，不強加主觀臆斷。比如在《項羽本紀》中，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雖說了項羽是重瞳，但卻用「又聞」，不加主觀判斷，只說聽聞，保證了材料來源。

《史記》不僅寫的真實，不虛美，不隱惡，而且其材料的豐富性和真實性都很高。

司馬遷在史官家庭長大，受到良好文化薰陶，自幼養成良好讀書習慣。他10歲便開始誦讀籀文（先秦古文字，當時已經不易讀懂），打下堅實古文基礎，這對司馬遷後來考證先秦文獻資料很有幫助。求學時他又轉益多師，而且多是當代大家，如孔安國和董仲舒。在擔任太史令期間，又翻閱了國家收集的各種文獻資料。

不僅如此，司馬遷還有過漫遊的經歷，到過東南一帶很多地方；又出使西南，遠到昆明；隨武帝東達於碣石，見到大海；西至崆峒（今甘肅平涼），蒐集黃帝的傳說；到過北部邊塞，登上秦長城；還參加了武帝帶領羣臣負薪塞河的活動。司馬遷可以說是走遍了當時的漢王朝疆域，大大開拓了視野，為《史記》的寫作蒐集了很多新鮮的材料。

《史記》也富有傳奇色彩，司馬遷喜歡獵奇，把很多故事傳說寫入人物傳記中，增添一種神祕感，但這也是為塑造人物形象服務。而且古人講迷信，對一些事情不能科學判斷，具有時代侷限性，這也屬正常，沒必要去苛求。

史聖司馬遷對歷史的態度是嚴肅的，對修史是抱有信仰的，所以才能在下蠶室後，依然發憤著書，才能寫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歷史鉅著。他的記載，雖然由於時代的侷限性，不會全部真實，但是全篇的可信度七八分還是有所保證的。

個人認為九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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