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国家观概念不够清晰，李斯在《谏逐客书》里对秦始皇说，你不能把外国人赶走，秦国能够强大，外国人是有大功的，然后他又举了好多例证，这些人都在为秦国效力，反过来说就是他们为灭掉自己的祖国出了力。

比如范雎，他是魏国人，在魏国时他被怀疑勾结外国，结果被丢进厕所里，差点死于非命，后来死里逃生到了秦国，他给秦昭襄王出了一个主意，叫远交近攻，「近攻」攻的是谁？就是魏国跟韩国，而李斯自己也是楚国人，帮秦王夺取天下。

可能有人会说，像范雎、李斯这类人是属于人品不好的，所以没有国家观念。那么孟子和荀子，这两位儒家圣贤，连他们都缺乏国家观念。孟子是邹国人，但他重点游说的对象是魏惠王和齐宣王。

荀子是赵国人，但是他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做了祭酒，又在楚国接受春申君的礼遇，而且他还打破了儒生不到秦国去的传统，给秦王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且就在他到秦国后不久，秦赵之间打了著名的长平之战，那一战，荀子的45万赵国同胞被屠杀。

用《曹刿论战》里的话说，爱国是「肉食者谋之」，是贵族的事，而我们普通士子「又何间焉？」就不要掺合了。

中国是宗法社会，国家权力是家族权力的衍生，那么理所当然的家法要大于国法，孝大于忠。比如春秋时代管仲的故事，管仲打仗当逃兵，鲍叔牙还为他辩护，说他有老母在堂，如果他战死了母亲无人奉养，所以当逃兵是应该的。所以鲍叔牙的话的意思就是当孝子远比爱国重要。

伍子胥的父亲被楚平王冤杀，伍子胥为了给父亲报仇，投奔吴国，几年之后率领吴国大军，攻陷了祖国的首都，然后挖出楚平王的尸体，鞭尸300下。他的行为大家不会觉得他做的不对。

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评价非常高：如果当初伍子胥和自己父亲伍奢一块儿死了，那和蝼蚁有什么区别？舍小义，雪大耻！这才能名垂后世。当初伍子胥不得不沿途乞讨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又怎会片刻忘掉对楚平王的仇恨呢？隐忍才成就了功名，伍子胥是大丈夫！

种种事例表明，在战国时代，爱国并不是一条神圣的道德准则，那么为别国效力在道义上是没有障碍的。而且比起留在国内，出国也意味著有更多更好的机遇，因为各国的国君往往是喜欢外国人胜过本国人的，外国人不但比本国的贵族积极，就算是和本国的士人比也更加努力，因为外国人有危机感。

秦武王三年，秦国攻打韩国的宜阳。宜阳城内当时有精锐士卒十万人，粮食足够支撑数年，城外有韩国相国公仲率大军二十万守护，另外还有楚国的大将景翠，随时准备出兵救援韩国。照这个局势来看，秦国肯定会徒劳无功。但是有识之士就说：宜阳一定守不住。

秦国统兵将军是谁？是甘茂，甘茂是楚国人，这次宜阳如果打下来，他就是秦国了不起的功臣，如果打不下来，他就混不下去了，所以甘茂一定会拚命。最后果然，甘茂「斩首六万，遂拔宜阳」。

更重要的是，国军们认为外国人更靠得住。

有一个词叫「僭主」，简单来说是能威胁到君主地位的大贵族，如瓜分晋国的赵、魏、韩，取代齐国的田氏。

为了对抗这些大贵族，君主们要提拔任用士阶层的人，但是有一个问题，本国的士和大贵族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保证提拔了他们之后，他们就真心站在君主一边，而不是反而和大贵族暗通款曲？

所以从外国来的士子们就可靠多了，他们在国内没有根基，他们的权利都来自君主的赐予。一旦失去君主的支持，他们就一无所有，所以外来的士子，就会全心全意的站在君主一边，成为君主最信任的人，那么国内的贵族们，自然是看这些外来户是不顺眼的。相应的，外来户打击起贵族来也绝不会心慈手软，君主要摆脱贵族的限制和威胁，他们就是最好的工具，典型的有吴起、商鞅、范雎等等。

洪迈在《容斋随笔》里盛赞秦国在引荐外来人才方面决心最大，力度最强。这也恰恰反映了在列国之中秦国的贵族传统最弱，而专制传统最发达。战国时代，公认的两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君主权力的扩张，一个是士阶层活跃。这两个现象相辅相成，而他们合力作用的结果就是各国传统贵族一步步被士阶层出身的官僚所取代。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为什么战国时期被称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期，它们受到很多知识界的人士的推崇和赞赏。甚至在我党的历史上，也曾一度倡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治纷围。战国时期的人材是流动的，知识的争鸣传布是不设国界的，各种学说学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自由迁徙自由流动。毎个学说，都是正大光明地亮出自已的旗帜，声明自己的主张，所以在学术界各呈所能。诸子百家，儒道互补，苟子墨家界限清晰，法家可以被接受可以被排斥，张仪的纵横理念可以横行天下。有志之士可以到秦囯当官，可以到魏国为吏。只有理念只有利益，能者居上。魏国的商鞅到秦国为官，作出了毕生的贡献。战国时期不拘一格降人才，你可以材尽其用，在中囯有记录的历史上，它是一个政治开明，管理宽松的时期，大争之世，需要人材辈出。所以几大君子养士数千，庞大的开销是因为现实的需要。

因为大家实际上是在一个国家谋职，所谓不同的国家，按今天的眼光应该是属于一个「省」，当时的国家，应该是政教合一的周王朝，基本类似于日本的天皇，或者说日本的天皇制度就是学习的周王朝。

比如说魏国，实际上相当于「周王朝统治下的魏国」，周王朝虽然行政上管理能力低下，不代表宗教方面一无是处。

甚至周天子这个称呼，进入战国，就已经名不符实，诸侯国都早已不把他按「神」来对待，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些国君早就不满足于作个「小神」（公、候、伯、子、爵），已经也称王，礼崩乐坏了，但人们还是默认周王朝的国君才能称之为「天子」，直到吕不韦时期，距离秦始皇统一天下只有一步之遥，这个儒教教主才被废掉，但儒教的两大部分信徒道家方士（代表贵族）、儒家儒生（代表平民）仍然在国家大量存在，因为他们都是读书人，是先秦国家的统治精英。

直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直接焚毁儒教的精神载体，又诛杀儒教的道家领导人这个「鸡??」，给儒家大众这些儒教徒的「猴??」来看，才真正有后世认可的国家概念。

故此，儒家的那句教诲，「君不正，臣投外国」，真正贴切的概念是「君不正，臣投外省」。

那是一个开放、包容、尊重知识分子的时代。所以学术界称为「百家争鸣，百花齐发」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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