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國家觀概念不夠清晰，李斯在《諫逐客書》裏對秦始皇說，你不能把外國人趕走，秦國能夠強大，外國人是有大功的，然後他又舉了好多例證，這些人都在為秦國效力，反過來說就是他們為滅掉自己的祖國出了力。

比如范雎，他是魏國人，在魏國時他被懷疑勾結外國，結果被丟進廁所裏，差點死於非命，後來死裡逃生到了秦國，他給秦昭襄王出了一個主意，叫遠交近攻，「近攻」攻的是誰？就是魏國跟韓國，而李斯自己也是楚國人，幫秦王奪取天下。

可能有人會說，像范雎、李斯這類人是屬於人品不好的，所以沒有國家觀念。那麼孟子和荀子，這兩位儒家聖賢，連他們都缺乏國家觀念。孟子是鄒國人，但他重點遊說的對象是魏惠王和齊宣王。

荀子是趙國人，但是他在齊國的稷下學宮做了祭酒，又在楚國接受春申君的禮遇，而且他還打破了儒生不到秦國去的傳統，給秦王講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而且就在他到秦國後不久，秦趙之間打了著名的長平之戰，那一戰，荀子的45萬趙國同胞被屠殺。

用《曹劌論戰》裏的話說，愛國是「肉食者謀之」，是貴族的事，而我們普通士子「又何間焉？」就不要摻合了。

中國是宗法社會，國家權力是家族權力的衍生，那麼理所當然的家法要大於國法，孝大於忠。比如春秋時代管仲的故事，管仲打仗當逃兵，鮑叔牙還為他辯護，說他有老母在堂，如果他戰死了母親無人奉養，所以當逃兵是應該的。所以鮑叔牙的話的意思就是當孝子遠比愛國重要。

伍子胥的父親被楚平王冤殺，伍子胥為了給父親報仇，投奔吳國，幾年之後率領吳國大軍，攻陷了祖國的首都，然後挖出楚平王的屍體，鞭屍300下。他的行為大家不會覺得他做的不對。

司馬遷對伍子胥的評價非常高：如果當初伍子胥和自己父親伍奢一塊兒死了，那和螻蟻有什麼區別？舍小義，雪大恥！這才能名垂後世。當初伍子胥不得不沿途乞討的時候，他的心裏面又怎會片刻忘掉對楚平王的仇恨呢？隱忍才成就了功名，伍子胥是大丈夫！

種種事例表明，在戰國時代，愛國並不是一條神聖的道德準則，那麼為別國效力在道義上是沒有障礙的。而且比起留在國內，出國也意味著有更多更好的機遇，因為各國的國君往往是喜歡外國人勝過本國人的，外國人不但比本國的貴族積極，就算是和本國的士人比也更加努力，因為外國人有危機感。

秦武王三年，秦國攻打韓國的宜陽。宜陽城內當時有精銳士卒十萬人，糧食足夠支撐數年，城外有韓國相國公仲率大軍二十萬守護，另外還有楚國的大將景翠，隨時準備出兵救援韓國。照這個局勢來看，秦國肯定會徒勞無功。但是有識之士就說：宜陽一定守不住。

秦國統兵將軍是誰？是甘茂，甘茂是楚國人，這次宜陽如果打下來，他就是秦國了不起的功臣，如果打不下來，他就混不下去了，所以甘茂一定會拚命。最後果然，甘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

更重要的是，國軍們認為外國人更靠得住。

有一個詞叫「僭主」，簡單來說是能威脅到君主地位的大貴族，如瓜分晉國的趙、魏、韓，取代齊國的田氏。

為了對抗這些大貴族，君主們要提拔任用士階層的人，但是有一個問題，本國的士和大貴族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怎麼保證提拔了他們之後，他們就真心站在君主一邊，而不是反而和大貴族暗通款曲？

所以從外國來的士子們就可靠多了，他們在國內沒有根基，他們的權利都來自君主的賜予。一旦失去君主的支持，他們就一無所有，所以外來的士子，就會全心全意的站在君主一邊，成為君主最信任的人，那麼國內的貴族們，自然是看這些外來戶是不順眼的。相應的，外來戶打擊起貴族來也絕不會心慈手軟，君主要擺脫貴族的限制和威脅，他們就是最好的工具，典型的有吳起、商鞅、范雎等等。

洪邁在《容齋隨筆》裏盛讚秦國在引薦外來人才方面決心最大，力度最強。這也恰恰反映了在列國之中秦國的貴族傳統最弱，而專制傳統最發達。戰國時代，公認的兩個現象特別值得關註：一個是君主權力的擴張，一個是士階層活躍。這兩個現象相輔相成，而他們合力作用的結果就是各國傳統貴族一步步被士階層出身的官僚所取代。

在中國的歷史長河裡，為什麼戰國時期被稱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時期，它們受到很多知識界的人士的推崇和讚賞。甚至在我黨的歷史上，也曾一度倡儀「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政治紛圍。戰國時期的人材是流動的，知識的爭鳴傳佈是不設國界的，各種學說學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自由遷徙自由流動。毎個學說，都是正大光明地亮出自已的旗幟，聲明自己的主張，所以在學術界各呈所能。諸子百家，儒道互補，苟子墨家界限清晰，法家可以被接受可以被排斥，張儀的縱橫理念可以橫行天下。有志之士可以到秦囯當官，可以到魏國為吏。只有理念只有利益，能者居上。魏國的商鞅到秦國為官，作出了畢生的貢獻。戰國時期不拘一格降人才，你可以材盡其用，在中囯有記錄的歷史上，它是一個政治開明，管理寬鬆的時期，大爭之世，需要人材輩出。所以幾大君子養士數千，龐大的開銷是因為現實的需要。

因為大家實際上是在一個國家謀職，所謂不同的國家，按今天的眼光應該是屬於一個「省」，當時的國家，應該是政教合一的周王朝，基本類似於日本的天皇，或者說日本的天皇制度就是學習的周王朝。

比如說魏國，實際上相當於「周王朝統治下的魏國」，周王朝雖然行政上管理能力低下，不代表宗教方面一無是處。

甚至周天子這個稱呼，進入戰國，就已經名不符實，諸侯國都早已不把他按「神」來對待，齊楚燕韓趙魏秦，這些國君早就不滿足於作個「小神」（公、候、伯、子、爵），已經也稱王，禮崩樂壞了，但人們還是默認周王朝的國君才能稱之為「天子」，直到呂不韋時期，距離秦始皇統一天下只有一步之遙，這個儒教教主才被廢掉，但儒教的兩大部分信徒道家方士（代表貴族）、儒家儒生（代表平民）仍然在國家大量存在，因為他們都是讀書人，是先秦國家的統治精英。

直到秦始皇「焚書坑儒」，直接焚毀儒教的精神載體，又誅殺儒教的道家領導人這個「雞??」，給儒家大眾這些儒教徒的「猴??」來看，才真正有後世認可的國家概念。

故此，儒家的那句教誨，「君不正，臣投外國」，真正貼切的概念是「君不正，臣投外省」。

那是一個開放、包容、尊重知識分子的時代。所以學術界稱為「百家爭鳴，百花齊發」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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