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元年（1506年），以刘健、李东阳、谢迁为代表的朝臣以辞职为要挟正德杀掉「太监八虎」特别是刘瑾。然而，刘健、谢迁等人被要求辞职，李东阳辞职不成。

（1）李东阳被人认为谄事权阉、见风使舵

李东阳能有什么办法？只能与刘瑾虚与委蛇。蛮干只会或者辞职或者被锦衣卫打死！然而，天下多懦弱的腐儒们明明自己没有勇气、魄力却总希望别人带头为自己谋利益。

李东阳的学生南京太常少卿罗玘，都直接给他写信要求「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您把我的学生籍削除吧，再请您公之于众我的判师大罪。

更有人画了一张画：丑恶的老太太骑在牛背上吹笛子，并上书「此李西涯之相也」。

（2）李东阳被人认为是忍辱负重

谋杀「八虎」事件后，李东阳认识到明武宗依靠「八虎」揽权、监视文武，消灭「八虎」不可能一次性地被消灭，只能慢慢来。此次失败后，李东阳与刘瑾之间展开了合作。

无论内阁有什么问题，无论大事小情都先跑到刘瑾的家里去请示。刘瑾有什么需要提笔写字、写文章夸奖的事儿，都请李东阳来题题写写。李东阳也是不让辞藻，大加吹捧。为此，引起许多儒家文臣的反感。

李贽就称其为「随事应变，潜消默夺，使天下隐受其福」。李贽更是大骂说李东阳人品不好的人，「此真是放臭屁也！」。

（3）是见风使舵还是忍辱负重要看作为

有些人能够继续为官，主要如此：公开场合对太监的命令，脸沉著、哼哼一两声后去办。李东阳则是表现得高高兴兴。两者本质上毫无区别。但沉著脸的人就觉得李东阳没有气节。然而，你让他批评宦官、营救其他官员等，他却没什么勇气。

李东阳却在取得刘瑾信任的情况下保护了不少朝臣。

例如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刘瑾抓了三百多名官员送往镇抚司审查。结果，李东阳从中搭救。其他如刘大夏、杨一清、刘健、谢迁等文武重臣也在其帮助下得以活命。

最终，正是李东阳、杨一清联合张永才要了刘瑾的命。

个人认为，无论说是「忍辱负重」，还是「见风使舵」，其实都不准确，给一个「私心作祟、明哲保身」的评价可能更恰当一些。

首先说一说为什么我认为李东阳并不是见风使舵。

其一，如果真的是见风使舵，投靠刘瑾，那么他劝说焦芳离开吏部这事根本无法解释。其实李东阳和焦芳是多年的老相识，关系一直不差，但在刘瑾乱政之后，焦芳迅速依附刘瑾。当时焦芳任职吏部，又搭上刘瑾，于是趁机进入内阁。根据明朝先前的惯例，一个大臣是不能同时在内阁与吏部任职的，因为「内阁处密勿之地，虽与闻机务，而不得专进退百官之权」。但焦芳野心不小，又成了刘瑾党羽，这时候劝说他放弃吏部尚书的职位是要冒风险的，如果李东阳真的只是见风使舵之辈，完全不需要多嘴管这种事啊，但他还是去劝说焦芳，并最终劝说成功了，这就足以证明他不是见风使舵。

宦官专权陷害大臣的事，在明朝早有先例。正统年间太监王振专权，害死了御史刘球。刘瑾的势力不比王振小，而武宗朱厚照似乎比英宗朱祁镇更不靠谱。刘大夏这样的名臣，都因为得罪刘瑾差点被下狱害死，还是李东阳营救，才改判流放肃州（如今的甘肃一带）。刘瑾也曾经在李东阳主编的《通鉴纂要》里找错别字和装订错误（「装潢颠倒」），意图治李东阳的罪。在这种情况下，李东阳又怎么敢在明面上和刘瑾真刀真枪的作对呢？如此，李东阳拍刘瑾马屁，说一些肉麻的话，也实在是无奈之举，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大臣都做敢于面对廷杖和诏狱的死士。他并无什么附逆刘瑾的实际作为，只是像个清客一般吹捧刘瑾几句，写几篇阿谀奉承的碑文，在当时的大环境之下，也谈不上助纣为虐。

按照《明朝那些事》的描述，刘健和谢迁诛杀刘瑾事败之后，都对之前表现暧昧的李东阳十分不满，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其实谢迁回老家之后与李东阳仍保持了很好的关系，他曾写诗赠给李东阳，有「金兰意重更怀人」一句，简直是把李东阳当作生死之交来写了。李东阳也是大出血，举米友仁的一幅山水画相赠。米友仁是米芾的儿子，书画大家。谢迁此人「秉节直亮」，非常正直，如果李东阳在刘瑾乱政时真的见风使舵，那么谢迁怎么可能还跟李东阳如此相处呢？至于刘健对李东阳的恶劣态度，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刘健就是这个脾气，对谁都这样，哪怕是对干掉了刘瑾的杨一清，刘健也是这种爱理不理的样子，更何况是李东阳。其他当时的重臣，包括刘大夏、杨一清等人，在刘健乱政期间，都对勉力经营的李东阳表露出同情与理解，我想，他们的态度，足以说明李东阳绝非见风使舵之人。

在刘瑾乱政期间李东阳的心迹到底如何，如今已不可考，他本人对这期间的心理活动讳莫如深，在个人文集中几乎看不出端倪。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李东阳不断地请求退休，不断地自称年老力衰不堪大用。还有他一边营救大臣，一边给刘瑾、张永等太监拍马屁的矛盾言行。至于内心到底如何，只有一句「长沙李文正，林下每谈及正德初年，未尝不恸哭」，他在痛哭什么呢？是痛哭当时一念之差未与同僚们同进同退，痛哭自己的行为不被同僚理解，还是痛哭那些获罪离去的同僚自己无力挽救？我也不知道，但我想，论行迹，他真的尽力了。刘大夏年谱中记载，刘大夏流放肃州时，众人相送，刘大夏没有接受其他赠礼，唯独接受了李东阳赠送的一件羊皮大衣。为何独独接受李东阳的礼物？我想，他也是在用这种无声的方式，表达他对李东阳这些年来行为的同情与理解。

当然，说他早就料到刘瑾会死在自己手上，所以「忍辱负重以待来日」，那也是我们后人开了上帝视角才会说的观点。因为刘瑾专权之后，李东阳是反复上书乞求致仕的。他文集中有一本《求退录》，记载了他历次请求致仕的奏章，其中尤以刘瑾乱政期间上书最为频繁。如果他真是忍辱负重伺机而动，一心要除掉刘瑾，那么也无需做这个样子。李东阳晚年身体很差，而且儿女接连早逝，对他打击很大，因此他是真心实意的想早点退休，不趟刘瑾的浑水。估计他自己都搞不清是自己先病死还是刘瑾先伏诛吧，能好好的退休就很满足了，还提什么来日？而且，李东阳可是在草拟圣旨的时候夸过刘瑾「刚明正直，为国除弊」的，说这种行为是「忍辱负重」，好像也不太对劲……如果只是忍辱负重，也不必夸的这么过分吧……说到底，他是有私心的，他想在能够尽量爱惜羽毛的情况下，同时保住晚年的生荣死哀，这种心理，确乎是不够光风霁月，但也不必苛责，下一个明哲保身的断语，也就够了。

分析一下，李东阳的行为当中，忍辱负重和见风使舵的成分都有一些。

李东阳，字宾之，茶陵人，明英宗天顺八年考中进士，此时他只有十八岁。明孝宗时，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后来又升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当时首辅大学士是刘健，另一位大学士是谢迁。明孝宗去世，明武宗登基，李东阳和刘健、谢迁一起成为顾命大臣。

刘瑾是兴平人，为人狡狠，明武宗还是皇太子时，他就在东宫当太监。明武宗即位，刘瑾最初掌管钟鼓司，与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等人合称为「八虎」。

刘瑾平时最会陪伴明武宗玩耍，所以很受信任。正德元年十月，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和尚书张升、给事中陶谐、御史王涣等众多大臣都建议明武宗远离刘瑾等人。刘健和谢迁甚至上疏建议把刘瑾处死，措辞严厉。

司礼太监陈宽、李荣、王岳等人提出，可以把刘瑾派到南京去，刘健等人不同意。吏部尚书焦芳赶快向刘瑾通报消息。刘瑾连夜带著马永成等人跑到明武宗面前，伏地痛哭，说太监王岳等人和朝中大臣勾结，要限制皇帝的行动。

明武宗大怒，当场任命刘瑾掌管司礼监，马永成掌管东厂，谷大用掌管西厂。太监王岳、范亨被杀。

李东阳、刘健、谢迁等人得到消息，同时提出辞职。明武宗只留下李东阳，同意刘健和谢迁离去。李东阳再次恳请去职，明武宗仍然不许。

刘健和谢迁离开北京时，李东阳含泪送行，刘健正色说：「何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

话语中间明显带有谴责的意思，李东阳默然不语。

这以后，刘瑾的亲信焦芳成为大学士，和刘瑾一起疯狂报复朝中大臣，「老臣、忠直士放逐殆尽「。李东阳的地位虽然在焦芳之上，但也感觉到压力，」悒悒不得志，亦委蛇避祸」。有些时候还要向焦芳陪著小心，以求自保。

刘瑾干涉朝政，李东阳身为大学士，尽力补救。许多受到刘瑾迫害的大臣，因为他的救护，得以保全。明武宗曾经一次把三百多名大臣投入监狱，李东阳从中调和，最终大家都被放了出来。

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和陈熊辈等人，也幸亏李东阳的保护而免于祸患。李东阳「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但当时的许多人并不理解他，「气节之士多非之」。

在此期间，李东阳有忍辱负重的一面，也有见风使舵的一面。到了正德五年，刘瑾被处死，李东阳向明武宗反省自己，说：「臣虽委曲匡持，期于少济，而因循隐忍，所损亦多。理宜黜罢。」

整体而言，李东阳是明朝比较难得的大学士之一。

忍辱负重，除一刘瑾，取而代之者，则钱宁也，江彬也，鸷悍凶狡，诛逐善类，且出瑾上。东阳可谓不知本，当时弊政之源，不在刘瑾，而在武宗。武宗昏庸无道，以声色犬马，酒肉逸游为政，于是媚子谐臣，接踵而至。去一刘瑾，来一钱宁；去一钱宁，来一江彬，宵小可胜诛哉？故武宗在位一日，则宵小断无可除之理。为东阳计，年六十矣，以道事君，合则留，不合则去，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惟其好谋无断，徒事荏苒，遂有依附阉党之诮，致积年声名劳绩扫地以尽，虽谋诛刘瑾，却于宵小之势毫发无损，区区李谋之名，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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