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复国之后，为啥不去定都长安这座汉旧都，反而定都雒阳呢？

打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定都洛阳，大势已定，还迁都干什么，刘玄不就迁出事来了，前车之鉴还不够参考吗。刘秀压根就没打算迁都。

私认为刘秀不迁都有多方面因素，一、立基于关东，自然以洛阳为首都。二、性格原因。三、基于现实考虑。

一、立基于关东，自然以洛阳为首都。

刘邦出关中与项羽争天下，自然容易接受定都长安。而刘秀以河北，三河为后方，同理也容易接受洛阳为首都。且洛阳在当时也是数一数二的城市，其地理经济都符合首都的条件。

二、性格原因。

刘秀初始定都洛阳时，长安还在刘玄手上，后又在赤眉手上。后面长安被冯异治理好时，大势已定，刘秀本人的性格最大的 特点就是务实，是一个不喜欢折腾的人，所以没必要再去迁都。

三、基于现实考虑。

刘秀应该在建武七年就已经做好不再迁都的打算，确定洛阳为东汉首都。【二月辛巳，罢护漕都尉官。】

《廖伯源·东汉定都洛阳的影响》

刘秀不再迁都，因为关中生产的粮食已不足以支撑长安，必须每年自山东转漕数百万石粮食入关中，耗费太大。 战国时之秦国，关中粮产可自给自足。但天下一统之后，首都在关中，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西汉徙天下豪强、吏二千石于三辅。又中央政府之各级官吏甚多，与其家眷皆居住于京师。保卫京师之军队、皇宫之卫士，亦不下数十万。而首都之公共工程特多，如秦始皇以天下徒七十余万治骊山、阿房宫。皆使大量人口集中于关中。故秦统一天下后，关中粮食不足，仰给山东之漕转。汉初事少，漕转山东粟，岁不过数十万石，中叶以后，「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经常之专职漕转关东粮食入关中之兵卒就多达六万人，而船夫、纤夫、马夫、车夫尚不计在内。洛阳至陕县三百余里，因有三门砥柱之险，舟覆者几半，船夫多死，而纤夫亦常绳断坠死，不得不改为陆运。此三百里陆运之费，于唐代大约二石谷为钱一千。按汉唐之铜钱比价难知，即使汉钱之价值是唐钱之一倍，则此三百里运一石谷之费用为汉钱250。专家推测汉代谷价为一石约30钱至200钱，此三百里之运费已超过所运之谷价甚多。洛阳至长安八百余里，后五百里虽漕运，然仓库码头起卸装载，费用亦大。是汉代自关东漕转粮食入关中，费用极昂。 西汉朝廷常欲有所兴作，以减少对山东漕粟之依赖。《史记?河渠书》日：其后河东守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阪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蠕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令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并，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 此事在武帝时，是在河东郡修水利，冀得灌溉「河蠕弃地」为良田，产粮可输入关中，节省漕转之费。然其事卒无功。武帝又欲利用褒水、斜水漕粮，其事亦类似。《史记?河渠书》曰： 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令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闲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印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盖欲南越秦岭，另辟水道，沟通沔水、褒水、斜水、渭水，以漕山东、江、淮、巴、蜀、汉中之谷入关中。其事亦无功。汉代东谷西运，非经过洛阳逆黄河而西不可，运输之役甚苦而耗费极大，此为都关中长安所必须负担者。光武于建武七年「二月辛巳，罢护漕都尉官」。此时离建武十二年底统一天下，尚有六年，光武已确定帝国之首都为洛阳，不会变更，此后不复漕运西往关中，故罢护漕都尉官。

漕转山东之粮食，西人关中，役苦而耗费，应是光武舍关中长安而都洛阳之重要原因。

刘秀定都洛阳的原因

刘秀开始定都洛阳，是因为洛阳作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城市，其经济地理都符合首都条件。是刘秀出于自身实际利益考虑而选择定都于此，长安经过西汉两百年的发展，人口众多，土地负荷，王莽时期已经想迁都于洛阳，只是还没来得及行动。后天下大乱，长安遭三辅之乱已然败落。而洛阳因为朱鲔的重兵守护没有遭遇大的战乱得以保全，朱鲔举城而降，刘秀幸南宫遂定都于此。在军事上，当时赤眉攻下长安，刘秀定都洛阳，形成对峙的两个政权，同时堵住赤眉东退之路。洛阳是中心之地，虽然定都洛阳就要被包围，建武二年刘秀的局面，东面有青州（今山东淄博）的张步、东海（今山东郯城）的董宪、睢阳（今河南淮阳）的刘永、庐州（今安徽庐江）的李宪。南面有南郡（今湖北江陵）的秦丰、夷陵（今湖北宜昌）的田戎。西面有成都的公孙述、天水（今甘肃通渭西）的隗嚣、河西（今甘肃兰州、武威、敦煌一带）的窦融等几股强大势力。北面的渔阳（今北京一带）则有彭宠。但同时这也是四面扩张基地，定都于此就控制了中原之要冲。为打败汉中的延岑，南方夷陵的田戎，东方睢阳的刘永，西南巴蜀的公孙述，西北安定的卢芳。奠定了基础。

而刘秀统一以后不再迁都是因为定都洛阳是符合他性格又符合他自身利益，有利于维护他统治，洛阳是中心之地，较为安全，不像西汉定都关中，与羌、氐相邻，暴露在外，易见侵扰。和妥协豪强没有半毛钱关系。

一

刘邦称帝以后，一度打算定都洛阳，其中有著历史和现实方面的原因。

汉初人普遍认为，周朝的首都一直都是洛邑，而司马迁经过自己的研究，指出周武王营建洛邑之后，又返回丰镐，后来周平王东迁才定都洛邑。目前的中学教科书也采用了这种说法，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越来越支持汉初人的观点，即周朝实行多都邑制（三周五邑），洛邑地位最为重要，是周朝真正的首都。

娄敬看出了刘邦的小心思，明知故问：「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在得到刘邦肯定的回答后，他敏锐地指出汉取天下与周取天下大不同。

古人并不傻，能够看出问题所在，只是缺少合适的概念和理论来表达，有些时候则是用文法掩盖真实想法。所以在政治辩论中，往往诉诸于道德和天命，需要读者透过现象看本质，理解其真正含义。

娄敬引经据典，说了一大堆周以德服人，汉以力服人的话。意思是人家周朝有祖宗十几代人的积累，用宗法制分封制拱卫王室，所以定都洛邑，在德不在险，您行吗？然后话头一转：

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这就回到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西汉的统一与后世王朝不同，是在千年未有的变局之时，关东诸侯联合颠覆秦朝的结果。那些异姓诸侯王名义上是刘邦的臣子，其实不过是战国秩序的余声。刘邦分封他们，不过是虚与委蛇，早晚是要兵戎相见的。

刘邦又问群臣的意见，群臣都是关东人，说周绵延八百，秦二世而亡，不如定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山，背大河面伊洛，足以固守。刘邦一时无法决断。

最后还是张良一锤定音：

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

一向秉承实用主义的刘邦，毫不犹豫地定都关中，其实也是毫不犹豫地拥抱秦制。当时，由秦制主导的自耕农社会刚刚兴起，耕战体系组织起来的关中地区，对松散的关东地区形成了巨大的优势。西汉从一开始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表面上奉周朝为正统，实际上继承秦朝的遗产。之所以从汉武帝才开始折腾，只是因为汉初国力凋敝，没有折腾的资本罢了。

另一个刘邦能顺利迁都的原因，则是群臣在感情上虽眷恋故土，但在关东并没有不可动摇的政治经济利益。如果有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刘邦。

二

定都洛阳，并不是刘秀的创举，王莽和刘玄也做过这方面的尝试。

耕战体系是以土地利益作为交换，获取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所以土地兼并原本就是这种体系释放出来的恶魔，并最终反噬自身，皇帝们要是真反兼并，自身的统治基础也就不存在了。土地兼并不可遏制，随著时代的发展，朝廷和豪强的实力此消彼长，关东凭借传统的经济文化优势后来居上。

王莽也许是意识到这一点，才要托古改制，以周制代秦制。他下诏以洛阳为东都，为了顺利实施计划，他使出了拿手好戏——符命，声称得到了一块玄龙石，上面写著「定帝德、国雒阳」；天凤元年起，派遣大司空王邑等，在旧洛阳城的基础上，勘测风水，再次进行扩建。

只是他还没来得及驾幸洛阳，天下大乱已起，但洛阳作为军事中心的作用仍然凸显。大司徒王寻拥兵十万坐镇洛阳，防范山东的赤眉军，进攻南阳的更始军。

昆阳之战后，更始定国上公王匡攻克新莽太师王匡驻守的洛阳，随后刘玄决定定都于此。原因其实与刘邦相似，一是长安损毁严重，二是其部下的绿林和南阳诸人都是关东人。但刘玄最终被迫迁都长安。

更始政权没有战略大后方，洛阳是四战之地，而刘玄也没能处理好与赤眉军的关系，导致双方决裂。面对兵力数倍于己的赤眉军，刘玄自知无力招架，在丞相司直李松的建议下，准备迁都长安。群臣自然又是反对，这时长史郑兴说：

陛下起自荆楚，权政未施，一朝建号，而山西雄桀争诛王莽，开关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旧德也。今久不抚之，臣恐百姓离心，盗贼复起矣。今议者欲先定赤眉而后入关，是不识其本而争其末，恐国家之守转在函谷，虽卧洛阳，庸得安枕乎？

郑兴的观点并无新意，是效娄敬之故智，然而在急迫的生存问题面前，一切其它问题都要往后靠。刘玄下定决心迁往长安，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此时天下形势不比汉初，绿林诸将无牵无挂，到了长安无非是换个地方做官。但南阳豪强有地有房有人脉，他们是不愿意抛家舍业，跟著刘玄去长安的，这更加剧了两者的离心离德。

更要紧的是，更始政权对关东控制薄弱，难以获得豪族们的支持，既无力抵御铺天盖地的赤眉军，也无法压制依靠河北崛起的刘秀。

三

刘秀和洛阳的第一次缘分，是刘玄定都洛阳之前，派刘秀以代理司隶校尉的身份先赴洛阳，整修宫室。刘秀设置官属，发布公文，一切恢复汉朝旧制。

刘玄到来时，百姓们在洛阳城中夹道欢迎，这不仅是一场入城式，更是一场时装发布会。不拘小节的绿林好汉们，衣冠不整，甚至穿著女人的衣服招摇过市，这种农村非主流的风格，把大伙都看呆了，没见过世面的甚至吓得调头就跑。

再看司隶校尉刘秀的部下，文玄武绯，衣冠楚楚，心里舒服多了。怀旧的老人们不禁潸然泪下：「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虽然不能以貌取人，但是仪容仪表却最能直观地表现出人的精神状态，谁优谁劣一目了然。刘秀在洛阳有一定的民意基础。

而在刘秀平定河北，并将其作为战略大后方以后，洛阳背靠河北，从四战之地变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支点。具体来讲，河内是刘秀的后勤基地。邓禹举荐寇恂时说：

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

河内，即今天的河南省济源、焦作一带，与洛阳隔河相望，有转运之便，就更没有定都关中的道理。

建武元年七月，刘秀携吴汉、王梁、万修、贾复、刘植、坚镡、冯异、朱祜、岑彭、祭遵、王霸的超强阵容，大军渡河围攻洛阳。坚镡一度攻入城中，但洛阳守将朱鲔防守严密，刘秀派岑彭说降朱鲔，洛阳得以和平交接。而此时的长安城，经过连番动乱，早已化作一堆瓦砾。

这些还都是表面或次要的原因。比如刘邦的时代，咸阳烧了可以再建长安，只是一个附加条件而已。若刘秀因为军事战略的原因，不得不选择洛阳，那么天下平定以后，大可以再迁都长安嘛。什么才是东汉定都洛阳的真正原因呢？《后汉书》语焉不详，但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

线索在《文苑列传》收录的杜笃所写《论都赋》中。杜笃的本意是劝刘秀定都长安，事实上起到了反作用。建武十八年，刘秀巡幸长安，修整宫室祭祀陵园。第二年，刘秀再次西巡，恢复函谷关都尉，观察关中地理形势。此举隐隐然有迁都之意，「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

刘秀依靠关东豪族起家，如果迁都长安，似有压制他们的意图，只有定都洛阳，才能最大限度满足他们政治经济利益。巧合地是，我们打开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到：洛阳正好处于河北、颍川、南阳的结合部。这正好是三大功臣集团的发源地，定都于此，居中控制和协调各方势力。因此，东汉定都洛阳完全是水到渠成，几乎没有任何争议。

西汉定都长安，东汉定都洛阳，不仅是两座城市的选择，更是两种政治格局的选择。即西汉实行关中本位，东汉实行关东本位。

建都的时候，长安已经被祸祸的不适合建都了。前有王莽祸国，毁了当地人和。再有赤眉殃民，成功把长安变成残次品。

烧长安宫室市里，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

其次，刘秀出身南阳。他集团中的中坚力量也是出身河南地。邓禹、贾复、阴家、李通、陈俊、马武都是南阳人。所以定都洛阳更符合集团利益以及取得更大的政治助力。

第三，由于王莽的乱指挥，此时的匈奴已经失控，长年与三水地区的羌胡扰乱中原，宜阳地区的汉人逐渐脱离中央控制。集中反应就是后来卢芳的割据。此外赤眉军常年在三辅流动，刘秀定都洛阳，就钳制了这几方势力流向东方。

第四，无疑是洛阳优秀的地理条件。地处平原、连接伊洛、西边有秦岭纵横、东有嵩岳、北靠黄河、南有伏牛山，这种地势特别利于新政权的平稳发展。另一方面，定都之初天下并不是统一的。上得台面的尚且有公孙述、李宪、秦丰、田戎、赤眉、彭宠、延岑等割据势力。坐镇洛阳，不仅可以钳制西方势力，有机会还可以南取江汉，东逼徐、扬、兖、青，这无疑将占有统一天下的战略要地。

第五，东汉直到建武十四年才彻底统一。一方面长安地区残破，另一方面，卢芳刚刚平定，残余势力还未清理干净，匈奴的影响没有消除。再者天下新定，经不起折腾。

没必要了。

刘邦放弃定都洛阳是因为汉初形势不稳定，随时可能再出现分裂局面。因此坐镇关中时刻保持形胜之势来压制异性王等军头很有必要。确切的说，定都长安是保守策略，应对的是不太平的局势。

而东汉建立时，关中压根不是刘秀的大本营。刘秀没必要去长安，反而在洛阳就足够镇住场子的了。何必去关中呢？

班固在《东都赋》中解释了刘秀选择定都洛阳而非长安的道理，可以作为参考。

首先，班固借东都主人之口，说明一个王朝兴盛与否取决于道德礼法而与国都地利无关。秦朝坐拥千里沃野之地、金汤铁铸之城，可谓占尽地利，最后还是因为残暴不仁而亡。又说汉高祖当年选择定都长安，并非是贪图关中地势险要和物产丰饶，只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

接著又用殷高宗、周成王之例说明定都商洛一带古已有之，非本朝首创。而且洛阳比起长安更加处于天下正中的位置，四方交通便利。

然后又大肆称赞光武帝、明帝的善政，强调道德礼法的重要性。

因为儒家思想地位越来越高，东汉比起西汉统治者更注重精神而非物质。传统物质上的的山河之险被看轻也在情理之中。

据我了解，洛阳当时宫殿都重新修建过，刘秀占领洛阳之后发现洛阳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但是长安的情况就不太好。而天下虽然平定了但是经过战火之后，百废待兴用钱的地方太多了，如果迁都长安就要花很多的钱把长安修一下劳民伤财啊！刘秀不想这样做。。

长安过于残破，基本盘在南阳。

刘秀打天下，靠的基本都是南阳人河南人，定都雒阳，有利于就地看住这些人。他后来马上进行核查土地户口，阻力最大也是在南阳。河南这个地方，在东汉发展最快，是大地主最集中的地方，又是龙兴之地，他不得不亲自坐镇。即便这样又如何呢，一个建国之初就奈何不得功臣，检地都进行不下去的开国皇帝，东汉从建立一开始，起步就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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