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这个问题得两头说

首先，是不是商朝常常被黑？我认为殷商并没有被黑透。

在本题下面很多朋友回答的时候都提到，实际上在贫乏的史料记录中，你很难得到商被黑成炭的记录的，相反，在这些历史记录中，我们往往能看到好的一面。

我们能够看到上甲微寄身河伯为父报仇。

我们能够看到冥勤于治水操劳殉职。

我们能够看到成汤革命攻心为上。

我们能够看到灭夏之后成汤为了求雨差点把自己作为牺牲奉献。

我们能够看到盘庚迁殷的果断决绝。

我们能够看到武丁中兴的赫赫武功，以及与傅说的千古君臣美谈。

连孔子都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三代礼制一脉相承又各有损益，殷商的礼制承夏而启周，是绝不可以「野蛮」敝之的。

第二，我们确实对于殷商的印象不太好。这又有两部分原因，一方面，帝辛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中，是暴戾、奢侈、淫荡的，是帝王一切美好的反面；另一方面，二三十年代的殷墟考古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一个残暴、嗜血、迷信的殷商时代。

与之相对的，是周代的「郁郁乎文哉」，文明、理智、充满仪式感。

这是什么？这是标签化。

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提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是这一类思潮的滥觞。

实际上通过对考古成果的解读，近年来考古学界已经对殷周有了新的认识，从宏观层面上来说，殷周的制度变革、社会变迁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武王伐纣、周公定礼之后就快速改变的，而是在西周前中期不断变迁，最终在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彻底成型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认识的典型「周礼」，并非周公旦天才般的设计，而是数百年不断累积的结果。

这些最终在春秋呈现的礼制，迅速在战国时期被思想家们镀金用来为自身的理论进行背书，这些本来相当新近的制度，被误认为从西周早期即已开始。与之相对的是，殷商可资引用的史料较少，称赞也毫无头绪。

当然，我们也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泥潭，即认为殷商的黑点都来自后世史家的构陷，商代伟光正。很多人说周代革命之后为了合法性必须黑商代，我认为就不能确信，因为商人在殷周革命之后，仍然拥有很大的势力，不仅有分封在宋的遗民，还有大量商代贵族成为周天子倚重的官僚，目前对于殷商的史学叙事很多就是这些人留下来的，而周代的委任统辖制度又给天下诸侯官僚很大的自治空间，显然周王在意识形态领域并没有这么强大、无孔不入的控制力实际上。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殷商的毁灭呢？不妨求助于考古，考古是一门祛魅的学问，在祛魅之后，我们仍然可以从贫乏的史料中找到大商药丸的各种证据。

1. 混乱的继承制度：

传统认为商的衰落源于「比九世乱」时期，并认为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是其根源。

实际上我们考察殷商世系的时候不难发现，在殷商前期，实行的是单系的继承制度，即：

大乙1—（大丁）2—大甲3—外丙4—大庚5，即在大庚之前，全部是父子相继的继承制度，与周相同。（感谢 @林屋公子 指出外丙是成汤的儿子，露怯了，自己把自己挂著）

而从大庚开始，其三子小甲、雍己、大戊先后为王，彻底打乱了继承制度。在大戊之后，其子仲丁继位并最后传于其子祖乙，祖乙死后其子祖辛、羌甲先后即位，祖丁的儿子祖辛、羌甲之子南庚也都做过商王。而祖丁又有四子阳甲、盘庚、小辛、小乙为王，在祖乙之后，商王的父子传承仅保持两代，在祖乙之后彻底乱套。

根据目前殷商考古的结果，在殷商前期（二里冈下层一期至二里冈上层二期），殷商以郑州商城为核心都邑，以郑洛地区为核心王畿，构建了幅员辽阔的疆域，其重要据点包括位于关中盆地中部的耀县北村遗址、位于晋南地区的东下冯、垣曲两座商城、河北藁城台西遗址、河北邢台曹演庄遗址、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等等。这些遗址往往带有军事性质，常常出土带有浓郁殷商风味的贵族墓葬，随葬高规格的青铜礼器。

这与周代的分封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实际上也埋藏著很大的风险。

在这些地方性遗址中，首先我们发现，遗址往往具有军镇作用，殷人墓葬和当地人墓葬之间泾渭分明，缺少融合。

这可能象征著殷商派到周边方国的诸侯并没有像周代诸侯那样长期稳定治理其封国，商人和当地人之间存在较大的隔阂，和周代早期分封之后，到中期基本整合完成所在国的土著居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参考我之前关于宗法和分封的回答，很可能与周代不同，殷商分封为侯的这些王子王孙很可能并没有被斩断继承权。这带来了什么结果呢？就是在商王畿周围围满了拥有继承宣称权、又手握重兵的王子们，这些王子显然不会对王位放弃想法，这成为殷商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松散的统治结构

在殷商前期，据袁广阔、秦小丽老师的研究，二里冈期殷商境内的各个城市出现了大量形制统一、面貌相同的郑洛地区陶器，郑州、府城等地的作坊已经开始专业化生产单一的某类器具，晋南地区东下冯商城出现巨大的盐仓，这或许说明在殷商前期商业已经处于较为发达的阶段，殷商依靠控制贸易网路支配广大的疆域。而在「白家庄崩溃期」之后，大量二里冈原本繁荣的商代聚落被废弃，郑洛地区被商人放弃，殷商统治核心区转向冀南豫北地区。

在殷商晚期，在甲骨文卜辞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商王「呼XX叶王事」（命令某人到王庭中服役）、「令XX来」（命令某人来朝觐商王）、「呼XX来麦/羌」（命令某人送麦/羌人俘虏来进贡），而如果被命令的诸侯没有如令，将会受到商王或其与国的讨伐。

这告诉我们，殷商晚期可能并没有形成像周代那样严密、责权明晰的国家管理结构，制度化的贡赋、诸侯职权都没有出现或者较弱，商王只能依靠武力威胁、非制度化的索贡统治国家，这种统治方式毫无疑问成本极高，高成本又推动商对方国的物质索取更加贪婪，促使其统治愈发不稳。

3. 混乱的外交

在殷代晚期的卜辞中，我们发现不少方国时叛时附，有的时候和商势成水火，有的时候又恨不得跟商王穿一条裤子。

比如沚方，武丁前期不少征伐沚方和其方伯沚戛的记录，而在不久之后，沚戛又成为了武丁重要的盟友，有随从妇好征伐的记录，甚至生病了武丁还很关切地向祖先卜问，有一种基基的感觉。

沚方这样时叛时附的方国为数不少，很多时候需要商王出兵打一打才会听话，说明商王朝除了武力之外对于周边方国的约束能力不足，既无法约束，也无法消灭。

而周统治时期，非姬姓方国对于周天子的臣服是显而易见的，叛乱的方国受到的惩罚也很严厉，比如鄂侯驭方，本来跟周天子关系很好，一起喝酒商业互吹，后来反叛之后，周王吩咐扑灭鄂方要「无遗寿幼」，就是不管老人还是小孩，说杀全家就杀全家。

在殷商的外交捉急的背景下，殷代的用兵记录不断，商王到处讨伐不臣，而帝辛更是多面出击，在帝辛世的卜辞中出现了「三邦方」「四邦方」等敌人——到处树敌导致敌人联盟，最终让商人强大的军队疲于奔命，最终土崩瓦解。

4. 迷信

中国的人殉，最早在仰韶时期就已经出现，到了中原龙山时期变得非常普遍，但是毫无疑问，以人为殉在商代达到了高峰。

对于商人对杀人的热爱我的猜想是，由于上面3点导致商代的军事行动多，军事行动多导致俘虏多，在宗庙前杀死俘虏成为殷代贵族内部炫耀武力、增加族群自豪感的重要方式。而随著继承混乱，商代贵族内部多个家族之间竞争烈度提高，杀俘仪式就从战争偶尔为之变成了后来仪式化、程式化的家常便饭。这种家族内部炫耀式的消耗成本非常高，最终成为国家发展的累赘。

总而言之，我认为，随著考古学的发展，笼罩在商上方的疑云将被逐渐吹散，能够帮助我们客观认识商代。

1.古人不曾贬低商朝，其缔造者成汤甚至被当作圣人看待。

2.反而是近代考古学家从出土甲骨文卜辞中侧面印证了商朝黑料很多，比如虐俘和人殉等。

3.亡国之君被黑很政确，不仅他殷受德如此，夏后桀也是，刘禅也是，杨广也是，朱由检也是，蒋某人也是。在其位，谋其政，自己挽不回败局能怪谁？

二十四史不过君臣故事。

韦小宝都知道 鸟生鱼汤，这个汤是谁?是商汤，是君王贤明的典范。

古代史常有一句话，行伊周之事。这个伊是伊尹，是自古称颂贤臣的典范。

没看出黑商朝啊。

鸟生鱼汤，汤是谁？汤武革命，和谁并称？自古追尊三王，屈原说「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又是谁？」古人追慕三代，哪三代？立身须到古伊周」，和周公并称的伊尹是谁？《尚书》记盘庚之政，盘庚是谁？《易》说殷高宗武丁伐鬼方，《尚书》高宗肜日，中兴的又是谁？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说的是谁？都要亡国了，还微子箕子比干殷有三仁呢。古代仁在儒家观念是什么标准？有多少比这更高的吗？孔子是哪个国族的后裔？去世之前还说自己本是殷人的有没有？

（问古人咱就说古人观念，什么巫啊祭祀人殉啥的就不拿出来说了，现代历史考古研究成果咱也不谈）。

题主啊，虽然我读书也很少，但也不至于像这样读书少还乱感觉还瞎提问啊？你多少先问个是不是再问为什么啊好吧？底下好多回答的还顺题主说的答主也是够了。

周的记载多，那是因为离现在近啊，文献保存的好。记载多就存在感高，再加上影响现在的思想多是在周的框架下产生的，赞颂周政周礼没毛病。但即使是孔子说「吾从周」，还有前半句呢「周监于二代」说的是周借鉴夏商的经验教训，因此更先进，但因此贬损夏商了吗？这明显是正常的时代发展好伐？而且用夏之时，乘商之辂，服周之冕，哪个好用哪个，没见怎么贬损啊。

商被贬损的就是纣而已，那也是和夏桀成cp存在的，周王不被贬损？那厉王幽王表示很欣慰喽，原来那不叫贬损啊。连号称中兴的宣王料民太原都被古人不看好，不用说好游乐的穆天子啥的了，也没多少好的评价。只不过幽王传统理解上虽然也算亡国（不提携王和二王并立的复杂事情，毕竟失传早，很长一段时间古人并不清楚），但后来的朝代也叫周，所以和桀纣有区别。

最多也就是后来挺晚的时候民间形成的类似封神演义体系的故事ip，出境率高一些，后来又拍电视剧啥的，导致了商朝总当反派一方，给了不读书的人这种印象，但是这锅，你让古人背，古人怕是不要背的。

知乎为啥总给我推荐这种低质问题啊？是我德行不修还是破乎药丸？

周王朝的奠基人是文王和武王，这爷俩又到底做了些啥呢？

先说文王，也不算多，一生也就做了三件小事。

第一件，效法三代圣贤，树立后世千年至贤至德的文人楷模。

第二件，辑正《周易》，著辞文。

第三件，遗嘱《保训》，开创中庸思想。

武二郎也很不简单，除了伐纣克商之外，也效法父亲做了三件小事。（应该没有打老虎）

第一件，建立封建礼乐等级制度，以礼和乐来化解矛盾，影响中华文明三千年。

第二件，建立宗法制度，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嫡长子继承，不乩鬼神而敬奉祖宗。

第三件，分封诸侯，土地国有，立井田制度。

从这爷俩做的几件小事就可以看得出来，周王朝给后来中华文明奠定了政治和文化的基调。

《周易》算是中华文明的文化源头之一，中庸之道也是中国人特有的处世哲学，这些影响直到今天也异常明显。

礼乐制度和宗法制度则开创了中华文明的精神核心和政治哲学。

后世的孔子、庄子等一干儒道大家也对文王武王极为推崇，历朝历代也以文武谥号开国君主。

周文王内圣外王成了明君的标杆。

说了一大堆，看出来了吧，中华封建社会的源头就是周朝，儒家思想也来源于礼乐制度，所以古人怎么会不推崇文王武王建立的周朝。

而商朝自然就成了反面典型，看到有人列举商人活人祭祀、人殉之类的所谓恶行。

愚以为，任何抛开时代局限的结论都是不客观的，商代时期的人牲、活人祭祀、人殉奠基这类的活动是那个时代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行为。

是上古时期鬼神崇拜和奴隶制度的延续，欧洲有凯尔特德鲁伊教人殉，日耳曼部落有春分焚人祭祀；欧亚草原有斯基泰人杀俘祭祖；美洲和非洲更不用多说，即便是两河流域这个先发文明区域，人牲人殉也不是完全不存在。

所以要求三千年前的古人迸发出人文主义思潮确是强人所难。

好像跑题了，总结下来就是周王朝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所以古人崇周。

而各行各业都离不开同行衬托，周克商而得天下，必须把商打成反面典型，才能突出周的至德，反之就成了得位不正，好比某某宣王。

儒道又推崇文王武王，后来文人皆是圣人门生，自然舆论上便崇周抑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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