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这个政权其实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它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政治常态。也就是说，北方十六国的分裂是表现在明面上的剑拔弩张不稳定，南方东晋的内斗则是表现在里子中的潜流暗涌不稳定，双方都是不稳定的，自然不会有成功的北伐或南征。

田余庆老先生在其代表作《东晋门阀政治》里面概括出了一个名唤【门阀政治】的「变态」政治模式，并指出，这是一种相对于皇权政治的非常态，也即至尊名分与实际权力相分离的不稳定态。东晋政治从一开始便不是强力军权凝合出来的皇权政治，而是一个名实分立、权力分散的脆弱平衡状态。王、庾、桓、谢等所谓的【门阀】家族，对于政局的掌控力，也仅仅介于【官宦世家】与【霸府权臣】之间，权力不仅没有集中在【皇权】手上，也没有集中在一个【门阀家族】的手上，而是动态分散在各大家族的手上。

王敦之乱（322年-324年）、桓温擅权北伐（354年-369年）、桓玄之乱（403年-410年）是东晋门阀家族的三次集权代晋尝试，均试图以掌握了荆州军力的单个【门阀家族】的力量掌控朝政进而取而代之，奈何遭到其他门阀家族的抵制，而且王敦、桓温均没在事业巅峰期多熬几年便老病去世。在三次冲击之间的王导平衡格局、谢安平衡格局，其实都只有一个世代的时长，不仅不长久，还要时刻防范坐大了的上游军阀、江北流民与北方强权（后赵、前秦），哪里顾得上建设稳定的制度？

再加上东晋皇室内心始终追求的皇权壮大，司马氏皇帝总是希望通过寒素、外戚、宗室来推动皇权的重建。刘隗、刁协的被重用（元帝时期）、庾氏的上台（明帝后期成帝时期）、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的掌权（孝武帝后期、安帝前期）便是皇权希望通过外戚、宗室来重张皇权的三次最明显的表现。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纵贯东晋百年的多方角逐内耗进度表：

  • 草创期：王导平衡下的仓促建国：311年-321年（元帝重用刘刁）
  • 第一次冲击：王敦之乱322年-324年
  • 后赵威胁下的缓冲期：王导平衡与庾氏上台：325年-340年
  • 第二次冲击：桓温北伐与擅权：354年-369年
  • 前秦威胁下的缓冲期：谢安平衡与淝水之战：373年-385年
  • 宗室最后的冲刺：会稽王父子上台与太原王氏的参政：385年-403年
  • 第三次冲击：桓玄之乱与刘裕平乱：403年-410年（基层的卢循孙恩之乱同期发生）
  • 完结期：刘裕北伐与篡晋：410年-420年

不同的门阀家族（平衡派、专权派），皇权借力的寒素、外戚与宗室，你方唱罢、我方登场，为了争权夺利内耗得不亦乐乎，并利用荆扬双重心的地缘格局，把朝堂权力的争夺，演化成一次次的荆扬间军事武装冲突。再加上后赵、前燕、前秦分别在4世纪前期、中期、后期各自带给东晋建康朝廷的三段20年潜在压力，东晋基本上始终处于内忧外患的权力分散状态，哪里顾得上组织一场彻底成功的北伐？顶多能够产生几次针对两三州之地的吞并战争而已。

祖逖北伐、桓温北伐、刘裕北伐都不是东晋建康朝廷组织的，祖逖是江北流民帅武装力量，桓温是荆州坐大门阀武装力量，刘裕是新编北府军武装力量，他们的集权程度是逐步加深的，所以在战争成果与成果保持方面，也是一次比一次强。在东晋长达百年的持续内耗过程中，能够孕育出祖逖、桓温、刘裕的三批北伐，实属不易，虽然最终都没有实现收复河域、一统天下的最高目标，实际上都是对两三个州的收复。视为北伐，自然是失败的，但视为收复则基本是成功的，至少也为东晋的内耗政治与南朝皇权的孕育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并不能说是彻底失败，北伐未遂、收复有成或许才是更准确的描述2333。

1. 士族门阀政治，门阀势力强大，皇权势力弱小，中央政府动员国家级战争的能力有限

东晋与以往的中央集权制不同，是一种「变种」的皇权政治，门阀与皇帝分享江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动员发动国家级大战的能力有限，门阀势力以自身利益为重，权衡自身利益得失，北伐很难组织动员。

与之类似，三国时期的东吴，最像门阀士族政治，陆、朱、顾、张四大家族势力很大，皇族孙家颇受制衡，东吴的主动进攻型战争的表现往往差强人意，反倒是夷陵之战等被动防御型战争表现出色，因为被动型战争才符合士族门阀利益。

2. 士族门阀政治背景下，各大门阀以自身利益为重，各怀鬼胎，北伐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真正目标不在北伐，而在通过北伐扩充自身势力，缺乏北伐的决心

整体而言，东晋自苏峻之乱后，内部享有七十余年的平稳，其实不是整体乱世，反倒是北方政权跌宕，不乏北伐的有利时机。公元349年，石虎崩逝，内部发生大乱，后赵政权崩溃，之后冉魏、前秦、前燕等纷纷崛起，互相攻伐，北方大乱之际，南方转强，是收复中原的好机会。

但东晋的门阀士族以巩固国内权势为出发点，对于北伐则缺少了义无反顾的决心，最终草草收场。例如桓温北伐，其实暗中跟皇帝较劲，希望通过立功扩充自己的势力，还借机除掉殷浩，庾亮、褚裒等之流，其实也都差不多。

最后，补充一点，北方不是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有三个政权先后统一北方：后赵、前秦和北魏。

北伐失败不是综合国力不行的简单问题，士族门阀政治下，国家动员能力有限，门阀优先考虑门阀利益，国家利益则会放在第二位。

纠正一点，东晋时期，北方并非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东晋面对的前秦，北魏都是统一北方的政权。

首先要明白北伐的实际意义，所谓收复故土光复中原驱逐鞑虏那都是口号，为了这种口号去拚命的不是革命党人就是共产主义战士，万恶的封建社会没有觉悟这么高的人。

其次要搞清楚东晋政府的组织形式，门阀政治想必也是都懂的，东晋政府和士族门阀共同治理国家，利用各个士族互相牵制来达到平衡的效果，东晋政府本身是没有北伐的实力的，而由士族执政者发起的北伐毫无疑问又会打破东晋赖以生存的平衡，这一点是司马氏不愿意看到的。

关于祖逖的北伐，如何评价祖逖？ - 戴万琦的回答

我在这个回答中提过了，范阳祖氏从头到尾跟东晋就不是一路人，祖逖的北伐实际上是他自己安身立命之本，是断然不可能得到东晋政府的支持的，所以祖逖的北伐从他出发的第一天就是注定要失败的。而此后发动的数次北伐则都是由执政士族所发起的，一旦取得成效对司马氏来说危害远大于成果，毕竟司马家就是携灭蜀之威成功改朝换代的，这点历史的教训不可能不懂，当然懂也没有什么卵用，东晋历次北伐中最为成功的刘裕回来就以刘宋取而代之了。

　　对于 @寒鲲 的回答，本人想再做出一些补充。

　　东晋内部的不稳定，有消极一面，但不能说没有积极的一面。

　　北方士族对南方士族豪强的打压，侨姓士族之间的斗争制约，都成功地匀出了相当的资源以供国家之用，以及民生保障。而庄园制经济在灾害多发的两晋时代也有其积极意义的。

　　《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传》有云：

　　「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晋咸和初，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在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

　　万绳楠先生就此认为，王导治国的「网漏吞舟」，只是其一方面。【从咸和二年整理出来的《晋籍》(黄籍)沿用到南朝宋、齐时代来看，咸和土断是一次相当彻底的土断。——《论黄白籍、土断及其有关问题》】

　　实际上，东晋门阀士族执政的同时，也多有打击兼并，保护自耕农利益以确保国力之举，这是门阀政治制约的结果，也是在经济实力上北强南弱局势下的必然。

　　王导、桓温、谢安厉行土断，检校人口户籍，王公豪门皆不免纳赋，而谢安行口税法时，服兵役者则能免赋。关于更详细的论述，详见本人另一个回答《为什么五胡十六国多汉奸呢？》。

　　但是荆州和扬州的互相制约，以及建康作为统治中心距离益州的遥远，导致终东晋一朝，对于益州控制力极为薄弱。西晋之乱，而蜀先乱，347年桓温灭成汉收复益州，351年司马勋从益州北伐，仅能出兵三万【勋帅步骑三万赴之】，比之蜀汉不啻天壤之别，足见东晋王朝统治下益州动员力之薄弱。

　　益州屡乱，无论建康朝廷抑或荆州方面，都没有能力对于益州进行土断，不能有效调动益州资源。

　　永和三年（公元347年）范长生之子范贲叛，据成都，同年晋将萧敬文亦叛，据巴西；数年才被平定。兴宁三年（365年），益州最高军事长官司马勋谋叛，被桓罴、朱序、周楚平定。

　　宁康元年（373年），苻坚将杨安等人攻取东晋汉中、蜀中，由于东晋在蜀地控制力薄弱，前秦并未遭到太大抵抗。

　　淝水之战后，东晋收复益州，义熙元年（405年）又有谯纵之乱，建立西蜀政权，割据八年才被刘裕派兵平定。

　　则终东晋一朝，大部分时候根本无法调动益州资源，即便能控制时，控制力亦薄弱。则东晋实力不能控制整个南方，对于北方就更加劣势了。

　　两晋各州郡户口不详，只能以东汉数据作为参考。

　　东汉扬州口数为432万，荆州口数为623万，其中南阳郡243万，交州口数109万。

　　由于东晋在很多时候不能控制南阳郡，我们将以上三个数据相加，再除掉南阳郡，得921万。

　　但东晋的淮南地区和湖北地区时常遭到北方侵袭，且又多次被内战残破，再考虑到小冰期导致粮食产量下降，东晋在不拥有中原的情况下，除去益州后人口当少于921万，估测在700——800万。

　　而北方人口，前燕灭亡时口数就多达1000万以上，前秦灭燕之前估测为600万，再计算凉州人口100万以上，拓跋代国人口100万以上，北方人口多达1800万以上。

　　再考虑到东晋内部不稳，好像东晋似乎没有任何胜算了？

　　但是奇怪的是，大晋却能对人口有绝对优势的北方屡屡进攻，取得胜捷。虽然屡次因为内部矛盾放弃既得成果，但祖逖、桓温、荀羡、谢玄、刘裕的北伐，都称得上气吞万里如虎（庾亮、庾翼、褚裒、谢尚、殷浩表现比较搞笑，就不提了）！

　　因为别以为胡人统治者能打击豪强什么的。他们一开始可能会杀掉一些旧门阀，但因为蛮族的落后性马上会扶持新的豪强，之所以在史书上没能扶持出新的门阀世族无非是统治时间太短罢了。

　　后赵前燕对豪强占有人口是不做限制的，不做限制之后具体土地兼并到什么情况嘛，就是前燕灭亡前一年，1000多万人口才爆了8万军队，被桓温五六万人打得差点迁都，向前秦求救，最后还是慕容垂爆种打跑了桓温才渡过一劫。

　　东晋内部的各势力，如果有实力，也是希望北伐收复中原，甚至彻底消灭胡虏，而后利用北方的庞大资源压制南方，来击败竞争者，彻底控制政权的。内斗和北伐并不完全矛盾。

　　桓温第一次北伐，若非司马勋失败，从子午谷与桓温夹击，恐怕前秦已亡。桓温第三次北伐，若非慕容垂用兵如神，恐怕前燕也只能迁都幽州了。

　　荀羡早死亦令人遗憾，须知公元366年，慕容厉统兵攻打兖州，入泰山，泰山太守诸葛攸逃往淮南，这时荀羡北伐取淮北、兖州的战果才完全丢失，这时荀羡已经去世7年（升平三年（359年），荀羡卒，时年三十八）！

　　忆当年，荀羡以区区万人北伐，诛王腾、杀慕容兰、擒贾坚，徐兖望风而定，纵慕容恪亦不敢轻犯。

　　如若荀羡多活一些年，即便桓温与东晋中枢不和，但两位战神只要稍有配合，待慕容恪死后，便东西并进，扫荡河北，慕容氏不过盘中之羹也！

　　东晋竞争性极强的制度，加大了内耗，但是也有利于人才的选拔，门阀必须有强力的领导者，才能攫取权力地位。这不是不务事功专务攻讦的宋明党争可比的。

　　而这些优秀人才的独立自主性，不为中枢所制，亦使得他们可以没有太多顾忌地任用北方流民，组建强兵。流民帅如郗鉴，寒士如刘牢之，咸得重用。

　　再想想南宋时，北归人像辛弃疾等人，被打压排挤到什么模样！

　　因此东晋北伐屡屡失败，有其内部矛盾导致的必然，也有上天不佑的因素。

　　直到刘裕刘寄奴横空出世，而北方亦缺乏慕容垂这样的名将，终于横扫胡虏，几乎成功，然而……刘穆之早死，刘裕的政治手腕不足又导致他对关中事务没能做出妥帖的安排，于是……

刘裕有实力统一天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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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最根本的还是经济，战争背后是在拼经济，东晋时期南方经济水平还远没有赶上北方，人口户数便可以反映。

三国的时候，魏户数六十余万，口数四百四十余万，吴蜀两国虽然加起来户数八十余万，但口数只有三百二十余万。

前燕幽帝时有户数二百四十余万，口数九百九十余万，此时东晋大约八百余万。

北魏尔朱荣之乱后尚有户数三百三十余万，而南方宋孝武帝时期户数仅有九十余万。

总之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经济强于南方这一情况都没有发生改变。

延伸一点，题主的题干还是有问题的，起码北魏之前，北方还是有两次小统一的，后赵一次前秦一次，虽然这两次小统一都很虚弱，但前秦统一之后苻坚就没把东晋放在眼里，过不了多久就南征了。

东晋几次北伐也不乏亮点，但都成果寥寥，具体来说还是受制于内部纷争。北伐很多时候并不是以收复失地为目标，而是各个权臣建立功名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这样的北伐能打出什么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祖逖倒是想光复中原，但你看司马睿是怎么对他的。

淝水之战后北方一片混乱，谢安乘胜追击收复了不少失地，但谢安死后北伐就没人主持了，况且司马家与谢家的矛盾在淝水战后激化，连谢安自己都在朝廷中枢待不下去，这北伐还怎么打？

至于东晋内部的政争情况，又是另一个问题，具体可从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入手了解。

如果题主想看当时的南北巅峰对决，可以去读一下后来的元嘉北伐，当然结果很惨，就不多说了。

东晋的北伐多数都是立足未稳的权臣发动的，为的是转移注意力，借战争消除异己，收复失地只是顺带的。

东晋秉承东汉和魏的制度，尤其魏朝，士家大族控制地方政治经济甚至武装，而东晋则更甚，因为东晋以前的汉和东吴，江东的士家大族就不得了，孙吴政权一直都对东吴的士家大族又拉又打。而灭东吴后，在东吴没有司马的王，没就番，五胡乱华后，三马度江后才建立了东晋政权，也是依靠江东士家大族的支持，其实自始至终东晋的皇权就不稳固，因为政治经济军事大权被士家大族垄断。

而源源不断的北方难民涌入江东，严重侵害了当地士家大族的地位和利益。于是江北成了北方难民的聚集地，东晋朝廷也是给支持，但是不让大规模难民进入江南。而江北成了兵员的来源地，这也就是后期的北府军的由来。

这就是东晋王朝的现状。士家大族搞不定，没法集中权利进行北伐。北伐只能依靠北府军。而北府军有对外抵御北方五胡，对内平衡士族势利的功能。北府军的北伐不彻底，而且很容易收到士家大族掣肘。所以功败垂成。

北府军和士家大族的争斗伴随东晋整个时代，最后以北府军将领刘裕建立宋。

因为中原王朝的战斗力跟他们自己土著化（马来化）的程度成反比，越往南土著化程度越高，战斗力越差，南北朝并立永远北强于南，关内和塞外对立永远塞外强于关内。东晋这个早就彻透彻尾马来化的逃南王朝打不过原生态的北方诸族有什么奇怪的吗？能偶尔出个桓温、刘裕这种趁著北方小王朝内讧、式微的时候出来捡个漏的就很不错了。桓、刘自己的母系基因也许不会太差，但是带不动几乎全员马来的东晋，一滴水滴进一盘墨水里染不白墨水。北方当时无论基因、体质还是作战模式、装备，整体都远胜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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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朝历代的规律，不管是直接从关外打进来的还是已经在关内某个角落盘踞了几代人时间的，只要在中原建立了政权，战斗力一定迅速退化.原因是他们全都是一在中原立足就迫不及待地跟被征服的当地马来土著婊子苟合，抛弃自己强大的原配母系，最后生下携带马来基因的后代，能力和品质大打折扣，这些打了折扣的后代再跟马来婊子苟合，生下更打折扣的后代，这就是所谓的一代不如一代，这一代代退化的不止体格和战斗力，还有逻辑、思维、运筹能力、品行全方位缩水，意淫、挑衅、使绊子、主体思想抱团自嗨倒是越来越在行。所以一个王朝会越来越腐化，直到完蛋，被母系还是原配、还没有跟土著婊子苟合的新贵武力夺权替换掉。

所有的汉人王朝无一例外地走了马来化的路子，最后全成了马来汉被人吊打，汉、唐、明如果不是一面对内强化高压恐怖统治，格杀一切冒头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一面对外放养塞外牧猎作雇佣兵替自己打仗，根本撑不了百年国祚；鲜卑拓跋魏主动马来化，最后给没有马来化的六镇原生态新贵一顿搅和，先一分为二后先后被人篡权，接班的高欢、宇文泰母系都是原配，父祖辈没屮过马来婊子；蒙古人禁止蒙汉通婚，得以完好地退回关外；满洲人一开始也禁止与汉女通婚，但没有坚持住，最后混得让个菲律宾O1稍微一唬就交了权，自己都快跟汉人没区别了。那个夺权的O1菲律宾也是亏了他自己母系是北汉才有能力做官，吃了清末清廷母系严重马来化、比自己母系低位的便宜，如果还是老土著原配母系，凭他个O1父系的能量也就只能当个渔民、商贩。现在那个李辉也是母系北汉D4才有能力在大学搞研究，他的父系也是O1，可见母系是多么重要。

马来基因，混一人败家，混一族亡国，当初那么爱屮土著婊子，就应该想到后代会有这样下场。

说一下个人看法

东晋时期，宰辅执政，政出多门。皇帝徒有南面之尊而无统御之实。对战争而言，一个强有力的集权中央。

这是草稿箱里的，应该是我两年前写的。现在已经不记得当时要写什么了。看到的时候，自己都惊了，这竟然是我能说出来的话？？？

发出来是想纪念一下我曾经也关注过这么厉害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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