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级的陵墓陪葬的青铜器可能会有比已知的规格更高、更大者。目前没有发现二里头-二里岗时期的王陵，与晚商传世器相比，传世夏-早商青铜器并不太多、也不比考古出土的好多少。这是个好消息，意味著那时的王陵可能没有遭到像西北岗那样的盗扰，所以也不排除将来会有王名之类的金文发现。不过甲骨文一般不会出现在墓葬中。

从出土地点看，晚商时期除了殷墟，大辛庄也发现卜辞（而类似大辛庄这样规模和等级的遗址已经发现了不少，将来完全有可能继续出土），周原也有这一时期的卜辞；另外从内容上看，殷墟时期占卜记事的权力并没有被王室所垄断，而是有很多「非王卜辞」，那么居住在都城外的贵族当然也可能有自己的卜辞。西周时期，除了周原，发现甲骨文的遗址更多。所以甲骨文并非只有都城才有。金文更不必说，都城以外还很多。

当然，不排除特殊埋藏条件下可以发现夏商时期的简册。北方并不是完全没有饱水环境、不能保存竹简，比如河南新蔡葛陵楚简、陕县刘家渠汉简、西晋时汲县出土的战国简，山东日照海曲汉简、青岛土山屯汉简，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问题可能在于，夏商西周的简到底怎么存放或废弃，会不会放在墓里或井里。

类似问题：

理论上来说中国是否还有更多更牛更精致的文物没有被出土？

提问者可能关心的是精致文物，但我回答中涉及一般性的遗址。我觉得以中国考古这么年轻的发展历史来说，没必要对这类问题持悲观态度。

第一，中国考古起步太晚，基础很弱。名义上是1920年代产生，但是1949之前全国做考古的才几个人，真正能做工作的时间和地域都有局限，内战后还有一批去了台湾，外国人也都赶走了。解放后，残存的屈指可数的几个学科带头人，主要通过短时间批量培训才撑起门面，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在摸索阶段，期间还有政治运动的干扰。学科的真正普遍专业化、摆脱社会环境限制，要到80年代以后。之前的很多重大考古发现都有运气成分，什么时候类似徐旭生寻找「夏墟」、邹衡寻找晋国始封地这样的主动探索型重大发现占主流并起码要持续很长时间，我们才有底气说，那时可能接近了地下文物实际储量的天花板。

很多事情没有时间和积累是不行的，以古埃及的考古工作来作比较的话，假设别人停滞五十年，而我们以现在的规模和速率再做五十年考古工作，以中国的体量之大，肯定还会有很多地方工作强度（不是说水平）赶不上目前尼罗河谷的现状。

第二，虽然已经发现了多到常人难以想像的遗址，但是光有数量还不够。不经过长期的发掘和研究，很多地方光靠踏查、钻探和陶器类型学研究难以真正认识遗址价值。例如，一些大遗址发现得很早，如良渚、三星堆解放前就发现，石家河、盘龙城、石峁是1950年代发现，但发现或简单发掘后就泯然众人了，认识到关键的科学内涵却是很晚近的事，其中除了怪运气不好、没有探/挖对地方，认识局限、水平不够也是原因之一。那种出道即巅峰式的考古发现实在不多，大概称得上的只有周口店和殷墟。

对探索夏文化来说，关键性的是郑州商城和二里头，发现不晚，持续工作也很久，但是如上所述仍有客观条件限制，谈不上已经全面掌握了重要遗存的分布。反过来说，由于力量有限+路径依赖，有了二里头之后再去主动探索其他大遗址的动力也降低了，与二里头近在咫尺的偃师商城，居然是被汉魏洛阳城工作队钻探发现的，这足以说明还有很多类似的灯下黑问题存在。但是需要提醒外行人注意，考古并不是为了证明夏的存在而工作，它从来也没有在这方面自我设限；考古工作者想发现大型都邑、想挖出科学意义上的好东西不假，如果这种发现增进了对于夏的认识，那也只能算作一种成果而已（对一些人而言不过是副产品）。现在由于认识和工作水平普遍提高，就考古发现而言，夏商周考古仍处在一个黄金时代，新的重大发现层出不穷，消化材料的速度都未必能跟得上，假设连续几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中都没有这一段的，那时候再产生提问者的担忧不迟。

第三，很多人回答中谈到，保留当时文字的遗物，可能并非不存在，而是由于埋藏原因而消失或者难以发现。但是有机物能否保存下来，本身有规律可循，除了古人自身行为、后人盗扰的因素不可预测外，其他都是可知的，比如地层、埋藏深度、沉积物特征、地下水位等等，只是目前很少去总结，对埋藏规律谈不上有多少认识，因而显得这种发现很「随机」。只有积累了足够的样本并建立预测模型，才能以一定的置信度去做推断。目前情况下断言发现的可能性很小，当然无法令人信服。

先回答——「有可能，但可能性很小！」

目前最早的甲骨文不一定是在约公元前1200年，而可能是约公元前1600年！

（对于 @silentwind 指出的问题，我在此表示抱歉，是我没说清楚，下面图片的原文其实也指出过，这三片甲骨其实是在清理的时候发现的，这对其所处的地层判断带来了很大影响。说它是1600bc是有争议的，特此说明，原答案已修改）

就是上图，一共发现3片带字卜骨，这片最出名，因为有「乇」字，被认为是证明「亳都」所在的有力证据。它们被出土于郑州商代遗址，距今约3600年，也就是约1600bc。

正如题主所问，「可能是夏朝的遗址被发掘了个遍」，其实没有，如图：

我们看到，在河南一个省里面，处于夏朝初年（2100bc~1900bc）的遗存，就如同一把芝麻撒在一张白纸上那么多。大多数巨型聚落和古城遗址都贯穿于整个「龙山时代」（约2800bc~1850bc）然后延续到后期三代，甚至秦汉等。

所以，根本没办法「发掘了个遍」，很多抢救性发掘之后，就草草结束，或者将会持续地、积年累月地发掘数十年！（比如我们熟知的三星堆遗址，现在都还没日没夜地在进行研究）

夏代早期随便一个地方的遗址群，就能多到吓死一头牛，文字性资料根本不好找！比如下面这两个很小的范围内，就有如此密集的文明遗存，何年何月才能发掘得完哟？

这是山东日照两城镇古城的古城址示意图！

这图，是晋西北和陕东北部分龙山时期「石峁古城」的石头城址分布图，多得数不清，这里只列举了出名的，根据一些期刊、论文的说法，那里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850年左右，一共出现了大大小小一千多座古城址！

还有龙山时代前期、早期至晚期的，诸如：成都平原古城遗址群、江汉地区屈家岭、石家河的古城遗址群、辽东半岛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古遗址群、良渚文化晚期遗址群、齐家文化遗址群、马家窑文化遗址群……等等。

就问你吓不吓人！都是公元前3300年左右至夏朝早期的遗址。

(??????) 要想都发掘完，估计还要靠后辈努力呀！

当然，要说「夏朝」，还是要在中原腹地、晋南等地去找！于是，古史学家、考古学家们，都把目光集中在了这里，所以，我们找到了二里头遗址（实际上是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根据历史记载找到的），可惜，文字资料始终没发现啊！

为什么没发现呢？

其一：当时的文字载体极难保存，诸如竹简木牍等，几乎就没有发现过早于3000年以前的，但是恰好又有证据表明那时候的人，就是用竹简木牍来书写文字的（唯尔知，唯殷先人，有典有册！典册，即竹简木牍等），所以很难保存！

其二：发掘某个东西存在「或然性」，比如殷墟甲骨文，如今流传于世的甲骨文片多达14万片之多，但是，其中99.99%（这个表述不严谨，我只是为了说明它多，不要当真！）都是来自于安阳殷墟遗址！除了这里，其他如洹北商城、郑州商城等地也有及其少量发现，就没了（可能还会有人较真，其实周代也有甲骨文，甚至汉代也有，不必太认真，我们说的是哪个时代的，大家心里其实都清楚，我也不是写论文，好多都是凭记忆写的）！所以，假如没有发现殷墟甲骨文，而是仅发现了郑州商城的那三片甲骨文，估计就会把它当成「孤例不证」的典型，认为那只是刻画符号，是不是文字就有待考证了！所以，它存在「或然性」！

所以，要想在二里头遗址、新寨遗址或者陶寺遗址发现成篇书写的文字，那是极其困难的！

那么，除了甲骨文以外，其他文化遗存有没有更早的类似文字的东西出土呢？

有！

这个是一个刻符，和甲骨文的「车」字写法一模一样！来自于约3750年至354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

这是一个陶器底部的陶文！来自于吴城文化一期，约3800年前，这是一个后来和商朝敌对的文化。他的刻符几乎与甲骨文毫无区别，简直一模一样！

甚至能将某些内容解读出来哟！

正如题主问题里的描述「至今仍未发现文字证明夏的存在」，文字一定是关键，没有出现类似「我是夏朝」这样的文字，真的是没法证明它出现过的。

但也有一个纰漏，那就是，在商朝以前，夏朝人自称「夏」吗？

万一它像西亚的文明一样呢？比如苏美尔文明，希腊人称之为「苏美尔」，所以，希腊之后都称之为苏美尔！

然而，他们自称，则是「黑头人」，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苏美尔根本就是希腊人编造的嘛，考古都不能证明，就像某些人极力否认夏朝 是一样一样的！

商朝以前，如同古巴比伦以前一样，都是存在更早的文明的，比如

二里头文化（约前1750年~前1540年）

新砦期文化（约前1850年~前1750年）

古城寨遗址（即龙山时期，约前2600年~前1900年）

他们都发生在这块疑似「夏朝」统治过的区域里，而且时间线连贯于整个虞、夏、商、周四代！

比如土上这个「新砦期」的都邑，就是在古国混战的龙山时代里，唯一一个胜利者，它直接「上承龙山时代文明要素，下启二里头文明特征」，是一个典型的过度期遗址，直接证明了二里头的王朝文明和龙山时期邦国文明的承接关系！

而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猜测，新砦期文化遗存，可能就是龙山时期王城岗集团的接棒者

王城岗古城所处的这个位置，在古代有一个名字，叫——阳城！

古代文献记载「禹都阳城」！这算是一个渐接证据，证明「夏」是二里头的可能性！

还有个问题，那时候有「文字」吗？

哈，还真有！

比如，上图所示，甲骨文中，明确记载，在商汤以前的先公，就有「史官」的存在了（约3800年之前）！也就是说，在「夏朝」纪年（约4100年至3600年前）内时，就有能「成篇」存在的文字了！

【关于「上甲史」和「帝史」是否为「史官」的怀疑，我想解释一下。我的意见是——我认为是！

〈参考了《商代史》等综合性材料的结论，而不只看部分论文〉

以上2018.9.1添加】

文字从被创造出来，到能达到初步成熟的书写体系的过程，就一般规律（比如苏美尔文明）而言，少说也要700年左右

（苏美尔文明始自约5500年前，最早的文字约出现于5300年前，能书写成篇文字约在4600年前）！

所以，如今的考古工作者，大都相信，在龙山时代，理应存在「甲骨文的前身」！如下两幅图，是许宏教授的观点：

所以，能不能出土文字，看运气！

能不能出土写著类似「劳资是夏朝」的文字，更要看运气！

毕竟，夏朝人的自称可能不是「夏」呢！

就好比古希腊口中的「米诺斯文明」，现在也是硬套在「克里特岛」的文明（他们直接就叫的「米诺斯文明」）头上的，这个文明的文字——线形文字A，出现于约公元前1800年，但根本就没有办法破译，后来入侵的迈锡尼文明基于此文字，衍生出了线形文字B，后来被现代人破译了，但里面也只字未提「米诺斯」。

可是，他们还是管这个文明叫「米诺斯文明」，而且时间被定位为约5000年至3450年前（文字出现于约3800年前）。

而且，当时的古城实在太多，谁知道中原地区的哪个类型遗存是「夏」呢？

比如这座古城，始建于4600年前（龙山时代），沿用到了汉朝以后。这里就是传说中的「轩辕丘」所在——新密古城寨遗址。

而根据记载，大禹世系是这样的：

黄帝-昌意-韩流-颛顼-鲧-禹

《古本竹书纪年》又说：

黄帝至禹为世三十

那么，这里，大禹也有可能住过呀！

这就是古城寨古城，一座龙山时代古城，由于保存得太完好，甚至被当做了周朝的古城！

有5层楼高，采用小块版筑的技术，得以历经5千年岁月而依然雄伟壮丽。

图片来自于水印

城墙剖面！

古城鸟瞰

最后，给大家献上一只金蟾宝宝，来自3700年前的凝视

别特么忘了点赞哦！（?ò ? ó?）

其实还有4000年前的，陶寺遗址的：

………………以上为201809的答案………………

没想到这个答案这么受欢迎，感觉考古和古史的话题一直都很小众，不过去年9月份的回答能受到接近4千人的关注，我还是非常兴奋的啊！

今日得宽裕，浏览了前面几个答案，其实，大家也不必对「夏朝文字」出土太过悲观，如同楼上的专业从业者的回答，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那个时代如果存在，我们就必然找到蛛丝马迹，这点毫无疑问，夏朝的存在，我个人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跑不掉的！没理由从西周一直到秦汉这接近1000年的时光里，一群读书人锲而不舍地去编造一个弥天大谎吧！

正如甲骨四堂之一王国维先生的观点：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这就是在肯定太史公的功绩了。利用地下资料与古籍记载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当然可以完整地推导出3600年前那个神秘王朝的存在！

我们相信夏代史存在文字的，这点已由出土的无数零散证据所证实，缺乏的只是像甲骨文这种大批量高度集中地出土罢了。

从二里头卜骨的出土不难看出，当时是有甲骨占卜的习俗的，但是刻辞在上面的习俗还没有形成，不过用甲骨占卜的习俗却是很古老的，早到8000多年前的贾湖遗址近的也有4300年前的石峁遗址！

这就是新密黄寨遗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二期刻辞，可以说和之前大家看到的那些「陶文符号」像文字太多了，而且也和甲骨文太像了！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少」，少就不成体系，不成体系就不能断定它「肯定」是文字

前面那个字上面像甲骨文「羊」字的上半部分，下面则像一个「八」字，个人猜测应该是某个专有名词。

而后面那个字就太明白了，凡是对甲骨文有所深入的人，第一个反应我觉得都是「民」字！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那是「夏」字，在我看来，这个判断，不无存在感情因素的判断在里面。但终究后一个符号，我个人觉得更像「民」字，组合起来应该是「某民」或者「民某」

无论如何，找到当时的文字，并证明「夏朝」存在的可能性是有的，比如像甲骨文一样，找到并证明了从约4000多年前的高祖夒、兕、河等一直到3050年前的帝辛之前的世系，只不过「能否找到」的可能性的「高低」，我认为在没有证明这个言论以前所下的断言，其实都是美好愿景的一个猜测而已了！

………………2019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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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

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虽然其中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比较模糊且又不一致，所以他便弃而不用，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

因此夏代究竟存在与否？夏与商的交接是在什么时候？二里头遗址真的就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的都城吗？

种种疑问接踵而来，甚至有些外国学者认为：所谓夏朝，根本就是商人臆想出来的历史传说。

随著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夏朝「信古派」和夏朝「疑古派」的矛盾最后集中在：二里头文化能否被命名为「夏」。

所以说「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

经过60年的科学考古发掘，二里头遗址有多项重要发现，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王国的兴起、王都的规制、宫室制度等涉及中华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019年10月19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口说无凭，我们一起在博物馆中寻找夏都遗证吧↓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二里头村，馆藏2000余件文物，距离洛阳市区20多公里，凭身份证免费参观，博物馆建筑本身的设计非常值得一提，外观古朴简拙，不算高大，但气势却无比恢弘。

非常有特色的一点是，因为二里头遗址发现了3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夯土宫殿建筑基址群，而且早期宫殿遗址都是用夯土筑造的，所以博物馆外围及内部装修大面积采用全手工夯土墙工艺，共使用夯土4000立方米，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

除了夯土，博物馆内部装修采用大量做旧的紫铜板装饰，因为夏朝是中华民族第一个青铜王朝国家。这里有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和青铜礼器，用夯土和紫铜，寓意一个『破土』而出的宫殿和一个最早的青铜王朝。

进入展厅前先走过的的是一条文化长廊，两边的雕刻把二里头遗址挖掘出来的重要文物都展示出来，仿佛带人穿越时间隧道，走回四千年前的泱泱王都。

前言：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在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双重证据中，正在从传说时代走向历史真实，《史记·夏本纪》正在成为翔实可信的历史记载。

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以来60年的考古挖掘、几代考古人的潜心探索，一个规划有序、功能悉备、宫室翼翼、百工齐聚、礼乐初成的东亚大都，揭开了尘封的记忆。

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汇多元以成一体，绥万邦而达天下，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由此奠定，华夏第一王都从这里走来......

Part 1：第一王朝（夏代历史发展脉络的传说及相关佐证）

这一展厅从大禹治水开始介绍，大禹治水结束后，将所到之地进行重新划定，归为九州，奠定了华夏国家的雏形。所以九州即禹迹，禹迹即天下，天下即中国，成为华夏民族的共识。

在大禹的传说中有禹征三苗、禹会涂山等历史记忆，这与长江流域的后石家河文化遗址、淮河流域的禹会村遗址相互呼应。同时黄河流域的王城岗、瓦店、古城寨、二里头等遗址，印证了禹都阳城、启享钧台、后羿代夏、少康中兴、桀居斟𬩽以及成汤代夏等一系列夏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这些证据都在第一展厅一一陈列。

有夏之居，邦国林立的中原沃土，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多重证据一次次在这里汇集。中华文明多元文化在经历了漫长发展和交融后，终于在河洛之间形成王朝国家的中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在这里上舞台。

▼1.1 茫茫禹迹 九州攸同

这一展厅主要内容为介绍大禹相关传说以及展示与其传说相吻合的佐证，以证明传说的真实性。

距今4000年前，一场波及黄河流域的特大洪水，使天下苍生忧患重重。这场洪水并非传说，考古发现，黄河流域的上、中、下游分别都找到了洪水堆积遗迹，时间在40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之间，恰好就是传说中的大禹时代。

二里头遗址位于伊洛河故道的二级台地上，从发掘地层的剖面分析，可见古洪水堆积层的清晰记录。

洪水肆虐，尧先安排禹的父亲鲧治水，鲧采用围堵的方法，九年无功而返，尧流放鲧并让禹继续治水，禹吸取了父亲的失误，改围堵的方法为疏导，并亲操耒耜(lěi sì：我国古代神农发明的农具, 用于农业生产中的翻整土地) ，披风沐雨，三过家门而不入，疏河浚川，最终平定水患。

在治水的过程中，庞大的工程使得广泛地域内民众和邦国的协力合作，为部族联盟和早期的国家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大禹洞察到了各地自然人文、了解到了各族民众的生活习俗，根据这些，大禹将天下划分为九州——这就是「禹迹」组成的九个部分，实际上也形成我们最早的行政区划。

从此以后，九州即禹迹，禹迹即天下，天下即中国——标志著中国早期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最早雏形由此诞生。

大禹治水传说相关辅证：

▼豳（bin）公𪾔（xu）

西周时期 现存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豳公𪾔为国家一级文物，为西周中期遂国某国君「遂公」所铸青铜礼器，铸有铭文98字，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献记录。专家认为这证实了大禹及夏朝的确存在。

▼秦公簋

春秋时期 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秦公簋铭文最出名是其制作方法，先用墨书、后契刻模型、再翻范铸造而成，开创了中国早期活字模之先导。但其内容也十分珍贵，铭文内容记载秦国建都于禹迹，引以为豪，历十二代，威名远震，说明「禹迹」的正统观念已经深入民心。

▼1.2 赐土命氏 祚仪天下

文献记载大禹治水后，舜传位于禹，之后经历禹都阳城、禹征三苗、禹会涂山等重要历史事件，奠定了夏平定天下、建立统一王朝的基础。 那么，最初的夏都阳城在何处？夏禹和东夷南下征？伐的苗蛮最后怎么了？禹会涂山是否真的完成了万邦来朝？这一展厅将相近时间段和相关地域遗址的考古成果展示给我们，有助于我们揭开这段历史的真相。

▼禹都阳城

《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继位后本想传位于舜之子商均，因此避居阳城，但是天下诸侯心向大禹，大禹最终遵从民意，即天子位。考古工作者在登封市王城岗发现了三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这里的墓葬坑已出现人牲，说明阶级已经开始出现。同时还在城址东侧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阳城城址，以及带有「阳城」戳记的陶器。结合文献和考古发现，专家认为王城岗遗址就是「禹都阳城」。

▼禹征三苗

早期国家的形成离不开军事征服和扩张，考古研究表明，分布在豫西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在夏代早期呈现明显的扩张态势，而同时期地处江汉平原的三苗文明的石家河古城走向衰落，并兴起了与王湾三期文明交融的后石家河文明。专家认为，上述变化应是「禹征三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考古文化上的具体表现，多重文化的交融，也为二里头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禹会涂山

大禹凭借治水功业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会天下诸侯于涂山，成为天下共主。中国完成了从古国社会向王朝国家的转型。自此，一个地域辽阔、族群多样、文化多元的「统一中国」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在蚌埠市的禹会村发现了一处重要的龙山文化时期的祭祀遗存，出土文物既有屈家岭文明又有石家河等文明的遗存，多种文化在这一时期同时出现，时间地点也比较吻合，专家认为此处应是禹会涂山导致的结果

▼1.3 夷夏东西 夏道兴衰

据《史记·夏本纪》和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夏代，统治时间超过400年，共历经十四世17位王。

因此，为了佐证夏的真实存在，探寻「夏」这个字意义非凡，从历代出土和传世文献中，综合学者的辨识考证，寻求「夏」字的演变规律，可以比对出二里头文化时期，密县黄寨遗址的卜甲刻符，正式「夏」字的雏形。

从地理位置上来探究，根据文献记载，夏代部族，彼此之间尚处于联盟状态，还没有明确的疆土，而且夏代的都邑也因为暴乱等种种原因屡经变迁。但从都邑的分布情况来看，主要控制区是豫西、豫东、豫北、鲁西和晋南部分区域，核心控制区则是豫西地区的洛阳盆地附近，该区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有夏之居」。

相关历史传说及佐证遗址：

▼有夏之居（大禹时期）——王湾遗址

王湾遗址位于洛阳市涧西区王湾村北，尤其是王湾三期遗存，是河南龙山文化的主体遗存，学界普遍认为这类遗存属于早期夏文化。

▼钧台之享（夏启时期）——瓦店遗址

禹崩于会稽之后，禹之子启自取王位，改禅让为世袭制，并在阳翟筑钧台大会诸侯，从而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地位，标志著夏王朝正式确立，开启「家天下」的统治模式。

瓦店遗址位禹州市瓦店村，遗址中台地上均发现有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型环壕防御设施。

还发现有建筑基坑、瓮棺墓和土坑墓，可见有迁墓的历史，有学者推测瓦店遗址有可能是夏启所都的阳翟。

▼后羿代夏（太康时期）——新砦遗址

夏启崩，子太康立，文献记载太康沉迷于狩猎，不理朝政，外失于民，内失于兄弟，因此国家衰弱，加之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凭借善射的能力取得太康的信任，并逐步进入夏王朝核心统治层，最后将太康取而代之，主厨朝廷，不得返国，史称「后羿代夏」。

新砦遗址位于新密市新砦村，主要遗存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设有外壕、城壕、内壕共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大型城址。

同时在这里发现一处天子才有权利会盟或主持最高等级祭祀用的「𫮃」，可以证明这里当属王都性质的都邑，而这里很多文物却具有东夷文化色彩。

比如，该遗址出土的一块陶器盖残片，上面以阴线刻出兽面纹样，就是我们熟知的饕餮纹，具有明显的东夷文化色彩。大量相关证据可以佐证后羿推翻了夏代正统，就把东边的这些因素带到了中原地区来，后羿代夏确有其事。

▼少康中兴（少康时期）

太康失国，在外流亡，后羿代夏，太康死后，立其弟仲康，仲康死后立其子「相」，时间都非常短。相薨之后，其遗子少康，团结夏众，完成了复国大业。之后少康励精图治，实行德政，国家大治，史称「少康中兴」，历经太康到少康这三四代王时期，夏王朝经历了失国、复国和中兴的全过程，可谓跌宕起伏。

少康之子杼继承父业，汲取史鉴，为镇抚东方诸侯，迁都于老邱，王朝战略重心东移，因其显赫的历史功绩，被称为圣主，夏王朝的统治也开始进入稳定繁荣期。

▼鸣条之战（夏桀时期）

夏朝末年（公元前1600年左右），由于夏桀暴虐无道，王朝内外矛盾重重，百姓愤慨，诸侯离心，夏的属国商渐渐演变为与之抗衡的对手。商王成汤孤立夏后氏，在鸣条进行最后的决战，最后一举攻克夏邑，这场战役就是夏王朝灭亡的转折点。

▼夏商更迭（商汤时期）——偃师商城遗址

夏王朝灭亡后，商汤任用贤能，广施仁政，国力日隆，引四方臣服，至此，作为中华文明社会和王朝的开拓者夏王朝，消逝于中华渊源流长的历史长河，商王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洛阳偃师商城遗址，商代早期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遗址，为商代的遗址，夏商文化界标，为商汤灭夏后所得，是夏商时期布局结构最清楚的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夏文化和商文化的分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小结：在大禹的传说中有禹征三苗、禹会涂山等历史记忆，这与长江流域的后石家河文化遗址、淮河流域的禹会村遗址相互呼应。同时黄河流域的王城岗、瓦店、古城寨、二里头等遗址，印证了禹都阳城、启享钧台、后羿代夏、少康中兴、桀居斟𬩽以及成汤代夏等一系列夏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

Part 2：赫赫夏都（二里头遗址考古成就）

二里头，古洛水之北，一个古老而又神奇的村落，尘封著中华文明的起源和记忆。

1959年，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根据文献记载和历史地理信息，在豫西一带寻找「夏墟」，开启了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的新征程。从此一代代考古人薪火相传，用60年的时间，虽然仅2%的考古揭露，但也取得了丰富成果证实，这里曾经是规划有序、布局严谨的华夏王都。其金玉共振、礼乐相和、龙腾华夏、戈兵攘攘，呈现出统领天下的中央王朝气象。一整套完备而规整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特质的王权礼制昭示著最早中国、第一个具有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

通过这些与传说的时间地点一一吻合的最高等级的礼器、兵器、图腾，来证明夏王朝不朽的文明是真实存在的。

▼2.1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以通神人，是凸显君权自天而授等政治伦理的主要手段；战争则是解决部族冲突的极端模式，是巩固和拓展世俗政治的有效方式。围绕祭祀与战争等「国之大事」，「夏礼」蓬勃发展。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欲究「夏礼」，就已感慨「文献不足征」。二里头遗址是王朝礼仪活动的主要发生场所，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但在残垣断壁之间，金玉陶骨之中，依然有「夏礼」的蛛丝马迹可寻。

▼王朝祀典

早期王国都邑，兼有实用、祭祀和礼仪多种功能。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以北有专门祭祀区，宫殿区内有专门的祭祀场，特定的祭祀场所往往经过特殊处理，显示了祭祀活动的神圣、威严。祭祀的贡品有动物牺牲，也有大量人祭。多种祭祀形式已形成一定的制度，这既是社会政治生活和登记制度的重要体现，也是二里头文化进入国家阶段社会复杂化的重要标志。

▼圆形祭坛

分布于宫殿区以北的祭祀遗迹，主要包括圆形的地面建筑「坛」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𫮃」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出土了大量随葬的铜、漆、陶等礼器。

▼幼猪祭祀遗存

位于宫殿区东北部的1号巨型坑，发现多处幼猪完整骨架和部分猪骨。完整的猪骨方向多样，但均为四肢向左、脊背朝右的侧身姿势，夏朝有尚「左」的习俗，应为有意摆放，可能是以幼猪为牺牲的祭祀遗存。

▼二里头出土的与祭祀相关的文物

还出土了大量与祭司有关的文物，已经包括占卜需要的甲骨，一些用来通灵的动物造型的陶器。

▼陶蟾蜍

该陶蟾蜍造型奇特，生动有趣，为后人研究夏朝陶器的制作工艺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同时，该陶蟾蜍的出土，说明从夏朝开始就有为吉祥之物做模型的习惯了，它寄托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白陶形饰

这种白陶形饰一般三个为一组，用绳子穿起佩戴在大巫师额头作为装饰，是等级非常高的装饰品。

▼礼已酒成

酒在中国古代祭祀仪式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礼」字本意就是以「醴酒」举行的仪式。夏人与酒关系密切，之前提到的少康中兴的少康被誉为「酿酒师祖」，史称「杜康」。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和陶制酒器中，依然可以窥探当时饮酒之盛。酒器是夏人礼仪制度中的重要载体。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和陶制酒器中依然可以窥探当时饮酒之盛。酒器是夏人礼仪制度中的重要载体，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制酒器有温酒、盛酒和注酒用的盉、鬶，温酒用的爵，饮酒的觚等，只有贵族们才可使用。还有用于酿酒和贮酒的大口尊等。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质及青铜酒器

青铜酒器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从陶质酒器的形制演化而来，数量极少，只有高级贵族才能够使用。在人们掌握铸造青铜容器技术后，这种贵金属首先被用来制作酒器，足见酒器在当时王朝礼制中的崇高地位。

▼白陶盉

这件盉用白陶制作，色微泛黄，造型规整优雅。烧出这种颜色要用到高岭土，烧制温度要从普通陶八九百摄氏度的烧制工艺提高到一千摄氏度以上，可见当时二里头祖先已经掌握了很高的制陶技术。

▼鸭形壶、象鼻盉

鸭形壶和象鼻盉具有南方江浙地区的艺术特点，通过对其出土情况和类型学研究、文化因素分析,可以发现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存在以象鼻盉为纽带的贡赐关系，作为重要礼器，凸显了当时二里头作为中心的强大影响力，是早期国家阶段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缩影。

▼铜斝——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铜斝之一

斝用于盛酒或温酒，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中最早出现的青铜酒器之一，而其源头则是龙山文化广泛出现的陶斝。据考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这件青铜平底铜斝为夏王朝晚期遗物，一共只发现两件，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铜斝之一。

▼乳钉纹铜爵——「华夏第一爵」

夏商尚酒，青铜爵在夏商时期的青铜器代表身份的象征，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爵，当属这件二里头遗址的夏代乳钉纹铜爵，被誉为「华夏第一爵」的夏代乳钉纹铜爵。

夏代文物简朴飘逸，乍一看虽然不起眼，细看却耐人寻味。就像这件乳钉纹铜爵，前有长流，后有尖尾，宛若一位轻盈舒展、迎风而立的窈窕淑女，周身散发著俊巧清逸的气息。说明当时工匠的艺术水平和技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高度了。

▼铸鼎象物

鼎是史前时期最常见的炊器。到了夏代，青铜鼎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礼器，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这一传统数千年延续不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鼎有青铜和陶两种质地，陶质圆鼎和方鼎的流行，反映出鼎在贵族礼仪实施中的重要功能和在夏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这种大口圆鼎的器型是二里头独有的器型。

▼陶方鼎——中国最早的方鼎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几个小方鼎，是中国最早的方鼎，不过是陶的，这些陶方鼎个头非常小，可能是模型或者玩具，但制作方式和快轮制陶原则的造型不同，所以这可能是铜方鼎的仿制品，中国古代的器物，方形比圆形的工艺更难，等级更高，分量更重。说明那个时代也许已经有等级更高的铜方鼎存在。

▼方格纹铜鼎——「华夏第一鼎」

这件青铜鼎其造型和纹饰风格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几乎完全一致，但材质却是当时罕见的贵金属——青铜。铜爵代表了先进的科技水平，方格纹铜鼎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我国最早的青铜鼎，证明了当时已有能力生产金属重器，被誉为王权礼制萌生的象征。这也是二里头发现的唯一青铜鼎，被誉为「华夏第一鼎」。

鼎在商周时期持续发展，郑州商城就发现买有大方鼎的铜器窖藏，殷墟则出土有重逾832公斤的后母戊大方鼎，两周时期则以列鼎制度彰显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夏商周三代在用鼎礼仪制度上一脉相传。

▼奉玉成礼

《左传·衰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玉、帛是敬献给神灵和地位尊崇者的礼物，是先秦礼制中的主要礼器类别。圭、璋、璧、琮、琥、璜等所谓的「六瑞」是玉礼器的代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主要有礼器和仪仗类的牙璋、璧戚、圭、琮、戈、钺、刀、柄形器和铃舌等，工具及武器类的铲、锛、凿、簇和纺轮等，装饰品类的圆箍形器、环、坠饰、尖状饰、管和月牙器等。

这些玉器制作工艺非常精美，有的甚至镶嵌了绿松石。其中显示王权神圣威严的仪仗用器，特别是有刃玉器受到高度重视。

▼青玉牙璋

牙璋的造型可能来源于农作物的铲，后发展成农业社会中政治权利的象征，作为中国王朝国家文化孕育原生地的牙璋，随著二里头的扩张，将王权礼制的影响辐射到南中国和更广大的区域。二里头牙璋传播的模式，反映出广域王权制度在东亚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波及，也印证出二里头政权成为此广域政治核心的代表。

▼七孔玉刀—— 二里头出土最大玉器

夏七孔玉刀保存得相当完好，是迄今为止二里头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玉器。

刀背处有等距且排成一条直线的七个圆孔，而且上面的网状几何格纹相当精美，说明当时已经有非常好的几何学知识，且年代久远位于夏中晚期，这期间出土的玉器非常少，为进一步探索夏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例证。七孔玉刀非常珍贵，但作用至今有争议，它可能是力量和王权的象征，也可能是丧葬的某种风俗，甚至可能是行刑的刑具（刀刃处有黄色沁）。

在二里头遗址中，铜、玉礼器与宫城、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大体同步，说明用以维持王权的宫廷礼仪已大体完备，可见来自东方大汶口——龙山文化、南方后石家河文化和西北的陶寺、石峁文化因素，通过四域的整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成为多元一体的实物例证。

▼乐以相和

高度发达的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在举行祭祀或其它礼仪活动时，往往伴随音乐。文献记述夏代的音乐已经十分发达。相传大禹治水成功之后，特命皋陶做夏?九成，以昭其功，是中国夏朝之前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型传统舞乐。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乐器有等多种类型，推测夏代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乐制。铜铃多配有玉、石质的铃舌，上残留有用于系挂铃舌的麻绳，外有纺织品包裹痕迹。

▼龙腾华夏

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中国人心目中的龙，集多种动物特征为一身，变化莫测，飞天潜渊，兴云布雨，成为万民敬仰的王权象征。龙的崇拜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经夏商周三代，至秦汉时期基本成形。

夏代有尚龙之俗，二里头遗址出土较多龙形象文物，绿松石龙形器制作精美，等级高、体量大，可以视为华夏民族最早的龙图腾。

▼兵戎森森

有夏一代充斥著战争。从禹征三苗到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的夷夏纷争，从夏桀伐岷山到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征伐与被征伐贯穿了夏王朝的始终。战争是巩固王权、抵御外敌的重要手段。战争起而军礼兴，军礼是彰显武功的主要形式。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兵器有戈、钺、斧等，既可用于实战，也可用作仪仗。青铜兵器的礼器化，是王权在二里头时代出现的重要标志。

▼青铜簇

簇是射远之器，二里头遗址出土有有铜、石、骨、蚌等多种质地的簇。簇的形制上承河南龙山文化的传统，分为无脊的扁平三角形簇和有脊的棒状簇两种，少数扁平三角形簇用于狩猎。而多数细长而分量稍重的簇则是实战用器。特别是在一墓主人胸骨上发现一枚铜箭头，两翼圆挺，其深射入骨，证明了簇的实战功能。

二里头文化晚期，这类实战性强并制作规范的青铜簇大量出现，意味著当时珍惜的铜料来源有了初步的保障，青铜器生产规模日益扩展。战争在国家文明进程中日益重要。

小结：这里曾经是规划有序、布局严谨的华夏王都。其金玉共振、礼乐相和、龙腾华夏、戈兵攘攘，呈现出统领天下的中央王朝气象。一整套完备而规整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特质的王权礼制昭示著最早中国、第一个具有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

▼2.2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

中华民族的传统生死观，强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主张「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由此发展出极为宏伟完备的丧礼。二里头遗址已经发掘了400余座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葬，充分展示了当时的丧葬礼俗、社会结构及其礼制。

▼墓葬等级制度解析

根据墓葬规模、葬具之有无及随葬品的种类与数量，可将已发现的墓葬分为以下几个层级。

▼一级墓葬

随葬有铜、玉礼器的墓。随葬青铜酒器爵、盉、斝等，大型玉器璋、刀、圭、钺、戈以及柄形器等，一般还伴出漆、陶礼器（含白陶器）等随葬品。这类墓有木棺、铺朱砂（一种红色矿物质，一般认为应与宗教信仰有关，同时也是身份登记的标志物），墓坑面积在2平方米左右。这类墓只发现了10余座。在宫殿区内发现的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等罕见的贵族墓应是其中规格较高者。

▼绿松石龙形器——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正统根源

在二里头遗址的这座一级墓葬的墓主人尸骨上，发现了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年代约为距今3700年前后，约为夏代中后期。墓内出土随葬品总数达上百件，包括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白陶器、漆器和海贝等。这些文物汇聚了不同地区的资源，体现出二里头统治者对四域文化创造的掌控和强力整合。这种构建广域王权国家秩序的努力，见证了二里头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

墓主人颈上挂著一串海贝（有的还组合成花瓣状），头部放3个斗笠形的白陶器，其顶上还各缀著一颗绿松石珠；绿松石龙形器在墓主人骨架之上，应是被斜放于墓主人右臂之上，呈拥揽状，一件铜铃置于龙身之上；脚下和身旁有漆皮色彩仍然鲜红的漆器，大量的陶器打碎后放在墓主人身体周围。

伴有铜铃的绿松石龙形器，应是墓主人在宗教祭祀和礼仪活动中奉之敬之的核心仪仗。

绿松石龙形器长64.5厘米，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有0.1厘米左右。其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身由绿松石片组成的菱形主纹象征鳞纹，连续分布于全身，龙头略呈浅浮雕状，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令人叹为观止。

夏代的绿松石龙形器，象征著华夏文明的龙图腾的形成。这一「超级国宝」的发现，专家学者无比兴奋，大家一致决定将其命名为「中国龙」，并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

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是极具二里头文化特色的重器。器身以青铜铸出主体框架，呈四角钝圆，略呈亚腰形，两侧各有对称环钮，其上以数百片绿松石拼合镶嵌出兽面纹，其加工精巧丝丝入扣，虽历经三、四千年无一松动脱落，是目前发现最早 也是最精美的镶嵌铜器，可以说他的发现开创了镶嵌铜器的先河。

二里头一共出土三面铜牌饰。出土时安放在墓主人胸部，从两侧有对称的穿孔钮可见，穿缀于主人胸前，应作为沟通天、地、神、人等的重要载体。

▼二级墓葬

二级墓葬是随葬有陶礼器的墓。随葬陶酒器爵、盉、鬶、觚等，其中不乏白陶器。一般还伴出陶质的食器和盛贮器，以及漆器、小件玉器和铜铃等。有的有木棺或朱砂，墓坑面积在1平方米左右。这类墓占正常墓葬的一小半。

▼三级墓葬

三级墓葬是随葬少量日用陶器或没有随葬品的墓。一般不见棺木，无朱砂。墓坑面积在0.8平方米以下。这类墓占正常墓葬的一半以上。

▼四级墓葬

四级墓葬是被用作人牲而埋葬在祭祀场所，或被随意掩埋、抛弃在灰坑、灰层中。有的尸骨不全，有的手脚被捆绑，做挣扎状。

小结：二里头文化不同等级墓葬，死者身份尊卑有别、贵贱不一，其随葬器物的使用、墓圹规模受到严格限制。可见当时社会依照等级高低而等差有序的礼制已经形成，特别是青铜礼器的有无和数量多寡已成为等级身份的核心标志。

▼2.3建中立极

「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是中国历代王朝所追求的地理正统观。二里头遗址所处的洛阳盆地，处「天下之中」的「国中」之地。

「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二里头遗址所呈现的都城整体布局，成就了前无古人的国家形态。恢弘而完备的都邑规划、排列有序且中轴对称的大型礼制建筑群、夯土围垣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从贵族到平民不同等级的墓葬、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区 等等，标志著具有广域王权的东方第一王都、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自此发轫。

先民为何选择了这片土地，又是如何集万众之志而成其大，多少秘密在考古工作者手中得以揭开......

▼土中大邑

二里头遗址位于豫西洛阳盆地，背依邙山，南望嵩岳，前临古伊洛河，后据黄河。洛阳盆地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伊、洛二水自西南向东北贯穿其中。

据古环境研究可知，二里头遗址位于当时伊洛河北岸的半岛形高地上，既避免了水患，又可以充分利用河流资源。其地势平坦，宜于农作，生态环境优越，生存资源丰富。

▼王都气象

二里头遗址西北低而东南渐高，在遗址的中部和东南部形成一块略显隆起的高地。遗址的中心区即坐落在这片高地上，两条南北向、两条东西向道路纵横交错呈方正、规整的「井」字形，构成中心区主干道路网路系统，构成了二里头都城功能分区的重要界限，形成「九宫格」的宏大格局。祭祀区、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这三个重要的区域恰好在「九宫格」的中路，宫殿区位居中心。宫殿区外围、道路内测是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的城墙。

宫殿区的周边，分布有贵族的居址及墓葬。祭祀区、贵族聚居和墓葬区、制造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都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

再外围，则是一般性居住活动区域。都城规模宏大、形制规整、排列有序，昭示著政治和宗教权利的高度集中，成为国家政治、文化和精神统治的中心，充分体现出当时国家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统治格局，独具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特质的王朝礼制已经形成。

▼一号宫殿

一号宫殿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600年，是中国最古老、也是最早的帝王宫殿，宫殿遗址向人们展示了昔日奴隶制夏王朝的繁华。这也是中国最早采用中轴线设计的建筑群，奠定了中国建筑的基础模型。

其中三柱围廊是二里头建筑特有的结构。

当时宫殿区已经有排水管，已经是非常先进的建筑形态了。

▼早期王朝与自然资源

二里头文化步入强盛和文化扩张的标志，是对不同地区物质资源的掌控和占有，对多元文化的汇聚和重构，多种先进技艺开始聚集。在这个过程中，早期国家的架构和功能走向完备，华夏文明的核心开始形成。

冶铸青铜器的铜、锡等原料在中国各地分布普遍。在二里头文化的周边，从河南北部到山西南部就分布著铜矿，尤其是山西最南部的中条山一带，是历史上有名的高产量铜产地。此外，中条山北麓运城盆地的河东盐池自古以来盛产食盐，供应内陆相当大的区域内的人民用盐。位于中条山南麓、黄河北岸的垣曲盆地，就是二里头文化的直接分布区，这里与二里头遗址的直线距离仅100多公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和江西一带，是中国铜矿储藏最为丰富的地区。

中国的早期国家阶段主要是指国家的初步形成阶段，即中国青铜时代的早期阶段。这一阶段，石器仍是最重要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工具之一，石料也是当时最重要的可获取的资源之一，对石料选择性开发体现了早期国家阶段先民对自然资源的认知能力和利用度，而政治变迁、人口变化和社会需求都会影响人们对资源的利用方式与选择性策略。

▼百工洋洋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遗物，出土器物主要有陶器、青铜器、玉石、绿松石器、漆器、纺织器、石器、骨器、角器、蚌器和牙器等。其中，出土于贵族墓葬的高规格器物更是类型丰富、设计精巧、制作精美、工艺精良，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这些器物绝大多数是在遗址内生产加工的。

▼制陶

陶器是用黏土或陶土经各种方式成形后烧制而成的器具，具有广泛的用途，早在距今12000年前，我国就已经出现了成形的陶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有酒器、食器、炊器、盛贮器、汲水器、食品加工器和杂器等。二里头遗址陶器制作精细，工艺精美，在这里还发现少量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盉残片，它们用高岭土制成、表面施釉、烧造温度高，已经具备了瓷器的基本特征，这些原始瓷片是研究我国由陶向瓷转化过程的重要标本。

▼铸铜

二里头遗址迄今为止发现的铜器200余件，包括容器、兵器、乐器、礼仪性饰品和工具等，这些器物有些已经采用复合范技术铸造，凸显了二里头青铜冶铸技术的领先地位。

二里头遗址官营作坊区南侧，发现有面积1.5~2万平方米的青铜器铸造作坊，使用时间自二里头文化早期直至末期，这是迄今所至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

作坊内发现的以及包括浇筑工场、陶范烘烤工房和陶窑等。浇铸工场还发现若干墓葬，死者可能是铸铜工匠，或铸器过程中举行某种仪式的牺牲。发现与青铜冶铸有关的器物有陶范、石范、炉壁、炼渣、小件青铜等。

▼制绿松石

在宫城以南发现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绿松石料坑(含原料、毛坯、破损品及废料)，料坑附近及以南不小于1000平方米范围内集中见有绿松石料，此范围以外则基本不见。由此推测，这里应是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

从现有出上遗物看，该作坊的主要产品是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装饰品。作坊至少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即已存在，一直使用至四期末。

二里头遗址自发掘以来出土了大量绿松石器，围垣作坊区出土了数千件绿松石原料，说明二里头先民拥有稳定的绿松石来源。

▼制玉

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制玉作坊，或与制玉有关的工具、原料、半成品、废料等。从发现的多件玉器， 特别是大而薄的器型、繁密的齿扉装饰、细劲的直横线对称或交叉成几何图形的直线纹以及高超的镶嵌工艺等，可知二里头遗址先民已经掌握制造这些精美玉器的高度发达的制玉技术，也应该有特定的工作场所。玉器工匠能以片切割技术把巨大玉料剖割为较薄的片状，并将大型玉器加工得规整、光洁，刻划出线刻花纹，钻孔镶嵌和扉齿等装饰。

制作最精美的一件分节兽面花瓣纹玉柄形器，综合了研磨切削、勾线、阴刻、阳刻浮雕、钻孔、抛光等多种技法，工艺及其精湛。

▼制骨

二里头遗址至少发现两处制骨作坊，年代属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至第四期。作坊以半地穴式房屋为核心，周围分布有相关遗迹。骨、角器多选用黄牛骨骼和鹿科动物角制作，采用片状工具切割截取，应该已使用铜质工具，工艺流程较为规范。

这只骨猴只有一个指甲盖大小，小到需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端详，颇具神韵。这个骨猴是随著一个小孩墓葬出土的，在骸骨的胸前位置。到底是谁用何种工具雕刻的，已经无从考证，可见当时工艺之高超。

结束语：

在独立起源的世界四大文明中，历五千多年沧桑而从未中断的，唯有中华文明，经过数十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持续性推进，在中国考古学与自然学、现代技术多重科学的研究下，中华文明的源头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

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未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开启了我国夏商周三代文明。以二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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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第一，夏朝时期的遗址可没有被翻遍，再挖100年也未必挖得完一个二里头，更别说更大的石峁这些了，而小规模的遗址更是成千上万。也就是说假如发掘这些遗址算作证明夏朝（不存在）的一个过程（如果挖完真没有发现夏朝，那就可以证明没有夏朝了），那么现在连证明进度的千分之一都没有。

第二，实际上有没有夏朝这个问题就是前段时间孙庆伟和许宏论战的延续。

具体看链接中：

到底有没有夏代？考古学家持续百年的辩论有了最新版?

mp.weixin.qq.com

孙认为「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

有个故事，讲曾经一直认为鸡蛋无法立起来，结果有个人直接用力放在桌子上，蛋壳底部碎了自然就立起来了。

夏朝的证明是一个道理，如果打破了「文字」的固定思维，那么夏朝就在那里完全可以证明。

当然，我在这里讲这些是没有用的。

因为既然问到：还有可能证明夏朝，就说明题主是更认同许宏的说法而不是孙庆伟。

既然认同许宏的说法，那就可以直接从许宏的回答中找答案了。

这里要重点说一下：许宏认为「二里头遗址极有可能是夏，或最有可能是夏」。很多人拿著许宏前几年的「二里头不排除为商都」来反驳夏朝，其实这是错误的，许宏从来都认为二里头「最有可能是夏朝」。

既然许宏认为它最有可能是夏朝，那就说明极有可能有证明的一天，现在是没有关键证据「文字」，但是根据上面的，二里头只挖了百分之一可以看出，未来仅从二里头看，也是有极大证明空间的。

第三，关于文字证明，我其实和孙庆伟的想法是一致的。

文字是证明历史最重要的证据，但并不是唯一证据。

以前我就提到过，文字证明要满足几个条件：

首先，要成体系，如陶寺那种几个字元的，其实意义不大。

其次，要可解读，如线性文字a，和印度河谷的印章文字无法解读，也就失去了记录历史的意义。

最后，要可对应，分成两点：与考古遗迹对应，如大邑商～殷墟，与文献对应，如王亥～王亥。

（甲骨文有王亥，可以和文献对应，但是王亥时代的遗址没有文字，王亥时代比殷墟早了400年，王亥本身又成了历史中的历史，要证明王亥甲骨文不是伪造的又需要王亥时代的文字，可以看作循环论证了。这也是文字证明的局限之一了。）

这三点缺一，则无法证明。真正完全满足这几个条件的中国只有商代后期的殷墟甲骨文。而国际上，4000年前只有苏美尔和埃及两家。其余包括印度、希腊都无法达到。

前两点不用细说，最后一点可以说一下，我们一般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其实如果按照许宏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

偃师商城没文字。

郑州商城有文字，但太少，解读有争议，其中一片牛肋骨刻文被认为有「亳」字，成为「郑亳」说的关键证据之一。

然而实际上争议还很多，比如偃师商城就是「西亳」说。

但是这些争议基本没有否认过这两个城市属于早商。（除了许宏，许宏曾经提到郑州城未必是商）。这两个城属于商基本是国内外学界共识，并没有文字证明。

事实上，殷墟之前必然有早商，甲骨文世系和殷墟王陵对照就可以发现殷墟之前商朝还有几百年历史。而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从考古学上讲属于同一文化人群，实际上已经基本证明了早商了，也基本成为所有人得共识，有人反对夏，但大都不反对3600年开始的商（除了许宏坚持的文字说）。

以早商为例子，就可以发现如果坚持文字说，那么证明将会很困难，可能有生之年是没戏了。甚至早商，或者古希腊，或者古埃及等等都会损失一大截历史。

发现文字本身已经是非常偶然的事件了，用文字证明夏朝比发现文字更难。陶寺、石峁、二里头都曾经发现文字痕迹。如下图，二里头文化的文字，但是咱们总不能说挖到一个「车」字，就把二里头叫做「车朝」吧。

更尴尬的是，万一二里头真自称「车朝」（甲骨文里也有一大堆车字），直到周朝才被周人称为「夏朝」（想想露西娅、罗刹、俄罗斯的区别），那么这个证明也就只是拿著钥匙找钥匙了。

综上可以看到，文字证明是有局限的。它虽然是最重要的证明方式，但确实是有很大局限的（直白一点就是碰运气）。如郑州商城的几窖青铜器几乎都是别人工地上发现的，而且整个城市都在现代郑州下面，基本没可能挖完了。再挖到大量文字可能性非常小。

二里头或者其他夏朝时期遗址也一样，二里头遗址上面就有几个现代自然村，二里头遗址本身还被洛水冲走了将近百万平方米。天知道文字这种贵族用的东西会不会被冲了，或者压在现代村子下面，天知道之后挖到文字里面会不会叫做「夏朝」，而不是自称「春朝、秋朝、冬朝」。

所以说，夏朝证明的可能性很大（几乎所有考古学家认为夏朝存在，包括许宏），但是如果用文字证明夏朝，则难度很大，完全碰运气。所以在寻找文字的同时，其实更多的是反思一下是不是证明方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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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我个人认为未必可以找到文字证据证明夏的存在。这并不是因为夏没有文字，从现在的考古证据来看，中国文字可能在8000年前就开始发展，至夏朝没有文字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二里头也发现过多个刻画符号，当然有争论认为那不是文字，但我认为从抽象程度来看，是文字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夏应该是有文字的，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把文字写在哪儿。如果是写在竹简丝帛上，除非极其机缘巧合，否则不可能发现了，应该全部朽坏了。商朝我们明确知道他们应该把字写在竹简上，但是商朝的竹简从来没发现过，发现最早的竹简好像是东周的。更早的竹简应该不可能保存到今天。这跟中国的气候有关，如果中国位于埃及或两河，那也是有可能发现更早的竹简的。我们现在能知道商朝那么多信息，全靠商朝人有个好习惯，爱在占卜的龟壳上记录占卜结果。但是甲骨文应该不是商朝主要的文字记录，缺乏很多信息也不奇怪。他们正经的历史，公务记录应该还是记录在竹简上的。就像今天如果中国的文字记录全灭，只剩抽签算命的签语保留下来，从里面找不到唐宋元明清的记载，那并不能做为否定唐宋元明清存在的证据。周朝人没有这个好习惯，所以周朝的甲骨文发现非常少，但是他们有另一个好习惯，爱在青铜器上刻字。那么夏朝是否有个类似的好习惯呢？那只能看天了。所以从二里头或其它夏朝遗址中能不能发现文字记载完全无法确定。不过我认为史记其实就是两千年前的文物呀，它其实就是夏朝的文字证据。毕竟史记的商王世系可以和甲骨文一一对应，甚至包括王亥，上甲微这些先商王室，这些人应该就是和夏朝同时代的人，如果史记能准确记录到他们，我是不相信对同时代的夏朝记录会完全错误的。当然如果一定要从考古中找文字证据，我觉得对早期商城考古也许有希望，毕竟殷墟是后期商城，当时应该不会没事算跟夏朝有关的事儿，毕竟夏朝已经灭亡数百年了。早期商城中如果能发现大量甲骨文，可能就有希望找到夏朝的直接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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