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孔子这些人，都来自与几千年前极其落后的社会，为什么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看不到这样具有大智慧的人呢？是根本就没有，还是出于某些原因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呢？

经评论区提醒，以下故事为引用，故事出自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中的《出关》

老子毫无动静的坐著，好像一段呆木头。

「先生，孔丘又来了！」他的学生庚桑楚，不耐烦似的走进来，轻轻的说。

「请……」

「先生，您好吗？」孔子极恭敬的行著礼，一面说。「我总是这样子，」老子答道。「您怎么样？所有这里的藏书，都看过了罢？」「都看过了。不过……」孔子很有些焦躁模样，这是他从来所没有的。「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很长久了，够熟透了。去拜见了七十二位主子，谁也不采用。人可真是难得说明白呵。还是『道』的难以说明白呢？」「你还算运气的哩，」老子说，「没有遇著能干的主子。六经这玩艺儿，只是先王的陈迹呀。那里是弄出迹来的东西呢？你的话，可是和迹一样的。迹是鞋子踏成的，但迹难道就是鞋子吗？」停了一会，又接著说道：「白[儿鸟]们只要瞧著，眼珠子动也不动，然而自然有孕；虫呢，雄的在上风叫，雌的在下风应，自然有孕；类是一身上兼具雌雄的，所以自然有孕。性，是不能改的；命，是不能换的；时，是不能留的；道，是不能塞的。只要得了道，什么都行，可是如果失掉了，那就什么都不行。」孔子好像受了当头一棒，亡魂失魄的坐著，恰如一段呆木头。大约过了八分钟，他深深的倒抽了一口气，就起身要告辞，一面照例很客气的致谢著老子的教训。老子也并不挽留他，站起来扶著拄杖，一直送他到图书馆的大门外。孔子就要上车了，他才留声机似的说道：「您走了？您不喝点儿茶去吗？……」孔子答应著「是是」，上了车，拱著两只手极恭敬的靠在横板上；冉有把鞭子在空中一挥，嘴里喊一声「都」，车子就走动了。待到车子离开了大门十几步，老子才回进自己的屋里去。

「先生今天好像很高兴，」庚桑楚看老子坐定了，才站在旁边，垂著手，说。「话说的很不少……」

「你说的对。」老子微微的叹一口气，有些颓唐似的回答道。「我的话真也说的太多了。」他又仿佛突然记起一件事情来，「哦，孔丘送我的一只雁鹅，不是晒了腊鹅了吗？你蒸蒸吃去罢。我横竖没有牙齿，咬不动。」庚桑楚出去了。老子就又静下来，合了眼。图书馆里很寂静。只听得竹竿子碰著屋檐响，这是庚桑楚在取挂在檐下的腊鹅。一过就是三个月。老子仍旧毫无动静的坐著，好像一段呆木头。「先生，孔丘来了哩！」他的学生庚桑楚，诧异似的走进来，轻轻的说。「他不是长久没来了吗？这的来，不知道是怎的？……」「请……」老子照例只说了这一个字。「先生，您好吗？」孔子极恭敬的行著礼，一面说。「我总是这样子，」老子答道。「长久不看见了，一定是躲在寓里用功罢？」「那里那里，」孔子谦虚的说。「没有出门，在想著。想通了一点：鸦鹊亲嘴；鱼儿涂口水；细腰蜂儿化别个；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我自己久不投在变化里了，这怎么能够变化别人呢！……」「对对！」老子道。「您想通了！」

大家都从此没有话，好像两段呆木头。

大约过了八分钟，孔子这才深深的呼出了一口气，就起身要告辞，一面照例很客气的致谢著老子的教训。老子也并不挽留他。站起来扶著拄杖，一直送他到图书馆的大门外。孔子就要上车了，他才留声机似的说道：「您走了？您不喝点儿茶去吗？……」孔子答应著「是是」，上了车，拱著两只手极恭敬的靠在横板上；冉有把鞭子在空中一挥，嘴里喊一声「都」，车子就走动了。待到车子离开了大门十几步，老子才回进自己的屋里去。「先生今天好像不大高兴，」庚桑楚看老子坐定了，才站在旁边，垂著手，说。「话说的很少……」「你说的对。」老子微微的叹一口气，有些颓唐的回答道。「可是你不知道：我看我应该走了。」「这为什么呢？」庚桑楚大吃一惊，好像遇著了晴天的霹雳。「孔丘已经懂得了我的意思。他知道能够明白他的底细的，只有我，一定放心不下。我不走，是不大方便的……」「那么，不正是同道了吗？还走什么呢？」

「不，」老子摆一摆手，「我们还是道不同。譬如同是一双鞋子罢，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

「但您究竟是他的先生呵！」「你在我这里学了这许多年，还是这么老实，」老子笑了起来，「这真是性不能改，命不能换了。你要知道孔丘和你不同：他以后就不再来，也再不叫我先生，只叫我老头子，背地里还要玩花样了呀。」「我真想不到。但先生的看人是不会错的……」「不，开头也常常看错。」「那么，」庚桑楚想了一想，「我们就和他干一下……」老子又笑了起来，向庚桑楚张开嘴：「你看：我牙齿还有吗？」他问。「没有了。」庚桑楚回答说。「舌头还在吗？」

「在的。」

「懂了没有？」「先生的意思是说：硬的早掉，软的却在吗？」「你说的对。我看你也还不如收拾收拾，回家看看你的老婆去罢。但先给我的那匹青牛刷一下，鞍鞯晒一下。我明天一早就要骑的。」老子到了函谷关，没有直走通到关口的大道，却把青牛一勒，转入岔路，在城根下慢慢的绕著。他想爬城。城墙倒并不高，只要站在牛背上，将身一耸，是勉强爬得上的；但是青牛留在城里，却没法搬出城外去。倘要搬，得用起重机，无奈这时鲁般和墨翟还都没有出世，老子自己也想不到会有这玩意。总而言之：他用尽哲学的脑筋，只是一个没有法。然而他更料不到当他弯进岔路的时候，已经给探子望见，立刻去报告了关官。所以绕不到七八丈路，一群人马就从后面追来了。那个探子跃马当先，其次是关官，就是关尹喜，还带著四个巡警和两个签子手。「站住！」几个人大叫著。老子连忙勒住青牛，自己是一动也不动，好像一段呆木头。「阿呀！」关官一冲上前，看见了老子的脸，就惊叫了一声，即刻滚鞍下马，打著拱，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老聃馆长。这真是万想不到的。」老子也赶紧爬下牛背来，细著眼睛，看了那人一看，含含糊糊的说，「我记性坏……」

「自然，自然，先生是忘记了的。我是关尹喜，先前因为上图书馆去查《税收精义》，曾经拜访过先生……」

这时签子手便翻了一通青牛上的鞍鞯，又用签子刺一个洞，伸进指头去掏了一下，一声不响，橛著嘴走开了。「先生在城圈边溜溜？」关尹喜问。「不，我想出去，换换新鲜空气……」「那很好！那好极了！现在谁都讲卫生，卫生是顶要紧的。不过机会难得，我们要请先生到关上去住几天，听听先生的教训……」老子还没有回答，四个巡警就一拥上前，把他扛在牛背上，签子手用签子在牛屁股上刺了一下，牛把尾巴一卷，就放开脚步，一同向关口跑去了。到得关上，立刻开了大厅来招待他。这大厅就是城楼的中一间，临窗一望，只见外面全是黄土的平原，愈远愈低；天色苍苍，真是好空气。这雄关就高踞峻坂之上，门外左右全是土坡，中间一条车道，好像在峭壁之间。实在是只要一丸泥就可以封住的。大家喝过开水，再吃饽饽。让老子休息一会之后，关尹喜就提议要他讲学了。老子早知道这是免不掉的，就满口答应。于是轰轰了一阵，屋里逐渐坐满了听讲的人们。同来的八人之外，还有四个巡警，两个签子手，五个探子，一个书记，账房和厨房。有几个还带著笔，刀，木札，预备抄讲义。老子像一段呆木头似的坐在中央，沉默了一会，这才咳嗽几声，白胡子里面的嘴唇在动起来了。大家即刻屏住呼吸，侧著耳朵听。只听得他慢慢的说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大家彼此面面相觑，没有抄。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老子接著说，「常有欲以观其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大家显出苦脸来了，有些人还似乎手足失措。一个签子手打了一个大呵欠，书记先生竟打起磕睡来，哗啷一声，刀，笔，木札，都从手里落在席子上面了。老子仿佛并没有觉得，但仿佛又有些觉得似的，因为他从此讲得详细了一点。然而他没有牙齿，发音不清，打著陕西腔，夹上湖南音，「哩」「呢」不分，又爱说什么「[口而]?」：大家还是听不懂。可是时间加长了，来听他讲学的人，倒格外的受苦。为面子起见，人们只好熬著，但后来总不免七倒八歪斜，各人想著自己的事，待到讲到「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住了口了，还是谁也不动弹。老子等了一会，就加上一句道：「[口而]，完了！」大家这才如大梦初醒，虽然因为坐得太久，两腿都麻木了，一时站不起身，但心里又惊又喜，恰如遇到大赦的一样。于是老子也被送到厢房里，请他去休息。他喝过几口白开水，就毫无动静的坐著，好像一段呆木头。人们却还在外面纷纷议论。过不多久，就有四个代表进来见老子，大意是说他的话讲的太快了，加上国语不大纯粹，所以谁也不能笔记。没有记录，可惜非常，所以要请他补发些讲义。「来笃话啥西，俺实直头听弗懂！」账房说。

「还是耐自家写子出来末哉。写子出来末，总算弗白嚼蛆一场哉[口宛]。阿是？」书记先生道。

老子也不十分听得懂，但看见别的两个把笔，刀，木札，都摆在自己的面前了，就料是一定要他编讲义。他知道这是免不掉的，于是满口答应；不过今天太晚了，要明天才开手。代表们认这结果为满意，退出去了。第二天早晨，天气有些阴沉沉，老子觉得心里不舒适，不过仍须编讲义，因为他急于要出关，而出关，却须把讲义交卷。他看一眼面前的一大堆木札，似乎觉得更加不舒适了。然而他还是不动声色，静静的坐下去，写起来。回忆著昨天的话，想一想，写一句。那时眼镜还没有发明，他的老花眼睛细得好像一条线，很费力；除去喝白开水和吃饽饽的时间，写了整整一天半，也不过五千个大字。「为了出关，我看这也敷衍得过去了。」他想。于是取了绳子，穿起木札来，计两串，扶著拄杖，到关尹喜的公事房里去交稿，并且声明他立刻要走的意思。关尹喜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又非常惋惜，坚留他多住一些时，但看见留不住，便换了一副悲哀的脸相，答应了，命令巡警给青牛加鞍。一面自己亲手从架子上挑出一包盐，一包胡麻，十五个饽饽来，装在一个充公的白布口袋里送给老子做路上的粮食。并且声明：这是因为他是老作家，所以非常优待，假如他年纪青，饽饽就只能有十个了。老子再三称谢，收了口袋，和大家走下城楼，到得关口，还要牵著青牛走路；关尹喜竭力劝他上牛，逊让一番之后，终于也骑上去了。作过别，拨转牛头，便向峻坂的大路上慢慢的走去。不多久，牛就放开了脚步。大家在关口目送著，去了两三丈远，还辨得出白发，黄袍，青牛，白口袋，接著就尘头逐步而起，罩著人和牛，一律变成灰色，再一会，已只有黄尘滚滚，什么也看不见了。

大家回到关上，好像卸下了一副担子，伸一伸腰，又好像得了什么货色似的，咂一咂嘴，好些人跟著关尹喜走进公事房里去。

「这就是稿子？」账房先生提起一串木札来，翻著，说。「字倒写得还干净。我看到市上去卖起来，一定会有人要的。」书记先生也凑上去，看著第一片，念道：「『道可道，非常道』……哼，还是这些老套。真教人听得头痛，讨厌……」「医头痛最好是打打盹。」账房放下了木札，说。「哈哈哈！……我真只好打盹了。老实说，我是猜他要讲自己的恋爱故事，这才去听的。要是早知道他不过这么胡说八道，我就压根儿不去坐这么大半天受罪……」「这可只能怪您自己看错了人，」关尹喜笑道。「他那里会有恋爱故事呢？他压根儿就没有过恋爱。」「您怎么知道？」书记诧异的问。「这也只能怪您自己打了磕睡，没有听到他说『无为而无不为』。这家伙真是『心高于天，命薄如纸』，想『无不为』，就只好『无为』。一有所爱，就不能无不爱，那里还能恋爱，敢恋爱？您看看您自己就是：现在只要看见一个大姑娘，不论好丑，就眼睛甜腻腻的都像是你自己的老婆。将来娶了太太，恐怕就要像我们的账房先生一样，规矩一些了。」窗外起了一阵风，大家都觉得有些冷。「这老头子究竟是到那里去，去干什么的？」书记先生趁势岔开了关尹喜的话。「自说是上流沙去的，」关尹喜冷冷的说。「看他走得到。外面不但没有盐，面，连水也难得。肚子饿起来，我看是后来还要回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么，我们再叫他著书。」账房先生高兴了起来。「不过饽饽真也太费。那时候，我们只要说宗旨已经改为提拔新作家，两串稿子，给他五个饽饽也足够了。」「那可不见得行。要发牢骚，闹脾气的。」「饿过了肚子，还要闹脾气？」「我倒怕这种东西，没有人要看。」书记摇著手，说。「连五个饽饽的本钱也捞不回。譬如罢，倘使他的话是对的，那么，我们的头儿就得放下关官不做，这才是无不做，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那倒不要紧，」账房先生说，「总有人看的。交卸了的关官和还没有做关官的隐士，不是多得很吗？……」窗外起了一阵风，括上黄尘来，遮得半天暗。这时关尹喜向门外一看，只见还站著许多巡警和探子，在呆听他们的闲谈。「呆站在这里干什么？」他吆喝道。「黄昏了，不正是私贩子爬城偷税的时候了吗？巡逻去！」门外的人们，一溜烟跑下去了。屋里的人们，也不再说什么话，账房和书记都走出去了。关尹喜才用袍袖子把案上的灰尘拂了一拂，提起两串木札来，放在堆著充公的盐，胡麻，布，大豆，饽饽等类的架子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作。

我更新一下， 好像不说明各位看客就没明白我贴鲁迅这篇《出关》的意思。

我没经历过鲁迅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所以我看不懂官方定义的鲁迅讽刺老子、孔子的点。

我看懂的是4类人。

第一类如老子这样的「大智慧」的人，讲究「无为而治」，就是什么都不做，也能让社会发展的很好，他们既在我们身边，又离我们很远。他不会批评你用抖音，也不会提倡你看书，只是在你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耐心的指点你，时不时的发一点有的没的「牢骚」，这类人在微博上也不少，会写诗，会评论政治，会发布一些自己拍摄的艺术品，用心感受生活。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他的粉丝很少，每一条动态没人点赞，因为普通人看不懂啊。这不就是文中的老子？安于乐道，孤独的智者。这样的人，我们身边有吧？

第二类人，就是文中的孔子，也是智者，文中的他在问道老子后离开了，离开后老子说他「他以后就不再来，也再不叫我先生，只叫我老头子，背地里还要玩花样了呀」，这是因为孔子这类人的知识水平在能和老子这类人所比肩后，他们就会无所不用极其的去入世，去出名，他们需要大把大把的粉丝，然后挤兑老子这类人，这也是文中老子要出关的原因。出名后，这类人就可以仗著大V身份去呼风唤雨。这类人呢，也是很聪明的。

第三类人，庚桑楚，是老子的徒弟，这类人属于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为鸡汤所迷惑，对事物有独到的见解，但是限制这类人的是一种固有的思想体系，由老子们所建立，他们的思想观万变不离其宗，总是有迹可循，这类人还需要大量实践与书籍的积累才能突破固有框架，然后独树一帜，成为「老子」「荀子」这类人。

至于第四类是文中的以账房先生为代表的「大家」，对于知识他们不懂，也不想理解（文中为「没有抄」「为了面子，只好熬著」），意指普通人，他们容易受到他人意见、政策导向所影响，他们拒绝理性而复杂的思考，对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只简单地选择两个极端，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是群氓。

各位不妨仔细想想，以上四类人我们身边少吗？我认为不少，现代社会依然有老子、孔子这样极高智慧的人，只是社会环境不允许。题主所认为的极高智慧的老子，孔子也恰好生活在一个「争国家未来的」社会环境下，他们的思想观才得到传承。何以见得？孔子思想在春秋末期乃至战国时期并没有被大众、君王所接受。而是汉武帝罢黜百家后孔子才变得人尽皆知。所以在我们身边，永远都不缺乏隐世的智者。

不信，你可以看看这个回答

你在生活中遇到过哪些「扫地僧」式的人物？

1，题主你并不知道老子、孔子的智慧有多高，你也不知道怎么衡量一个人的智慧的高低。你只知道老子、孔子的地位很高、名气很大，他们分别是道家、儒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所以，题主的问题等同于「在（中国）文化界，还会出现地位比老子、孔子更高的人吗」？

答案当然是没有。

——————————

2，抛开题主，回到问题本身，当然是可能有。

至于「为什么看不到」、「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出现在大众视野」，这种提问方式把「有智慧」和「有名」等同起来了。

——————————

3，推荐一下个人十分佩服的两位知友， @十万个为什么 ， @in nek 。

智慧与国学

王小波

我有一位朋友在内蒙古插过队，他告诉我说，草原上绝不能有驴。假如有了的话，所有的马群都要「炸」掉。原因是这样的：那个来自内地的、长耳朵的善良动物来到草原上，看到了马群，以为见到了表亲，快乐地奔了过去；而草原上的马没见过这种东西，以为来了魔鬼，被吓得一哄而散。于是一方急于认表亲，一方急于躲鬼，都要跑到累死了才算。近代以来，确有一头长耳朵怪物，奔过了中国的原野，搅乱了这里的马群，它就是源于西方的智慧。假如这头驴可以撵走，倒也简单。问题在于撵不走。于是就有了种种针对驴的打算：把它杀掉，阉掉，让它和马配骡子，没有一种是成功的。现在我们希望驴和马能和睦相处，这大概也不可能。有驴子的地方，马就养不住。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马儿的意见最为正确：对马来说，驴子的确是可怕的怪物。

　　让我们来看看驴子的古怪之处。当年欧几里得讲几何学，有学生发问道，这学问能带来什么好处？欧几里得叫奴隶给他一块钱，还讽刺他道：这位先生要从学问里找好处啊！又过了很多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演示给别人看，有位贵妇人说：这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道：刚生出来的小孩子有什么用？按中国人的标准，这个学生和贵妇有理，欧几里得和法拉第没有理：学以致用嘛，没有用处的学问哪能叫做学问。西方的智者却站在老师一边，赞美欧几里得和法拉第，鄙薄学生和贵妇。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出，根直露地寻求好处，恐怕不是上策。这样既不能发现欧氏几何，也不能发现电磁感应，最后还要吃很大的亏。怎样在科学面前掩饰我们要好处的暧昧心情，成了一个难题。 　　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重实用的倾向。他们还以为，这一点并不坏。抱著这种态度，我们很能欣赏一台电动机。这东西有「器物之用」，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些贡献。我们还可以像个迂夫子那样细列出它有「抽水之用」、「通风之用」，等等。如何得到「之用」，还是个问题，于是我们就想到了发明电动机的那个人——他叫做西门子或者爱迪生。他的工作对我们可以使用电机有所贡献，换言之，他的工作对器物之用又有点用，可以叫做「器物之用之用」。像这样林林总总，可以揪出一大群：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等，分别具有「之用之用之用」或更多的之用。像我这样的驴子之友看来，这样来想问题，岂止是有点笨，简直是脑子里有块榆木疙瘩，嗓子里有一口痰。我认为在器物的背后是人的方法与技能，在方法与技能的背后是人对自然的了解，在人对自然了解的背后，是人类了解现在、过去与未来的万丈雄心。按老派人士的说法，它该叫做「之用之用之用之用」，是末节的末节。一个人假如这样看待人类最高尚的品行，何止是可耻，简直是可杀。而区区的物品，却可以叫「之用」，和人亲近了很多。总而言之，以自己为中心，只要好处；由此产生的狼心狗肺的说法，肯定可以把法拉第、爱迪生等人气得在坟墓里打滚。 　　在西方的智慧里，怎样发明电动机，是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所以才会有电动机。罗素先生就说，他赞成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话还是有点绕。我觉得西方的智者有一股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要把自己往聪明里弄的劲头儿。、为了变得聪明，就需要种种知识。不管电磁感应有没有用，我们先知道了再说。换言之，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这是一种兴趣。现代文明的特快列车竟发轫于一种兴趣，说来叫人不能相信，但恐怕真是这样。 　　中国人还认为，求学是痛苦的，学海无涯苦做舟。学童不仅要背四书五经，还要挨戒尺板子，仅仅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的承受力，才没有动用老虎凳。学习本身很痛苦，必须以更大的痛苦为推动力，和调教牲口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夫子曾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他老人家是圣人，和我们不一样。再说，也没人敢打他的板子。从书上看，孟子曾从思辨中得到一些快乐。但春秋以后到近代，再没有中国人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了。一切智力的活动都是如此，谁要说动脑子有乐趣，最轻的罪名也是不严肃——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最严肃的东西是老虎凳，对坐在上面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据我所知，有些外国人不是这样看问题。维特根斯坦在临终时，回顾自己一生的智力活动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还有一个物理学家说：我就要死了，带上两道难题去问上帝。在天堂里享受永生的快乐他还嫌不够，还要在那里讨论物理！总的来说，学习一事，在人家看来快乐无比，而在我们眼中则毫无乐趣，如同一个太监面对后宫佳丽。如此看来，东西方两种智慧的区别，不仅是驴和马的区别，而且是叫驴和骗马的区别。那东西怎么就没了，真是个大问题！ 　　作为驴子之友，我对爱马的人也有一种敬意。通过刻苦的修炼来完善自己，成为一个敬祖宗畏鬼神、俯仰皆能无愧的好人，这种打算当然是好的。唯一使人不满意的是，这个好人很可能是个笨蛋。直愣愣地想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处，这是任何猿猴都有的想法。只有一种特殊的裸猿（也就是人类），才会时时想到「我可能还不够聪明」！所以，我不满意爱马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提出一个骡子式的折衷方案：你只有变得更聪明，才能看到人间的至善。但我不喜欢这样的答案。我更喜欢驴子的想法：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著。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著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物理学家海森堡给上帝带去的那两道难题是相对论和湍流。他还以为后一道题太难，连上帝都不会。我也有一个问题，但我不想向上帝提出，那就是什么是智慧。假如这个问题有答案，也必定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外。当然，不是上帝的人对此倒有些答案，但我总是不信。相比之下我倒更相信苏格拉底的话：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罗素先生说，虽然有科学上的种种成就，但我们所知甚少，尤其是面对无限广阔的未知，简直可以说是无知的。与罗素的注释相比，我更喜欢苏格拉底的那句原话，这句话说得更加彻底。他还有些妙论我更加喜欢：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对某种偏向是种解毒剂。 　　如果说我们都一无所知，中国的读书人对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孔夫子说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显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么了。后世的人则以为：天已经生了仲尼，万古不长如夜了。再后来的人则以为，精神原子弹已经炸过，世界上早没有了未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我当然不会反对这样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 　　马克?吐温在世时，有一次遇到了一个人，自称能让每个死人的灵魂附上自己的体。他决定通过这个人来问候一下死了的表兄，就问道：你在哪里？死表哥通过活著的人答道：我在天堂里。当然，马克?吐温很为表哥高兴。但问下去就不高兴了——你现在喝什么酒？灵魂答道：在天堂里不喝酒。又问抽什么烟？回答是不抽烟。再问干什么？答案是什么都不干，只是谈论我们在人间的朋友，希望他们到这里和我们相会。这个处境和我们有点相像，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无事可干，只能静待外国物质文明破产，来投靠我们的东方智慧。这话梁任公1920年就说过，现在还有人说。洋鬼子在物质堆里受苦，我们享受天人合一的大快乐，正如在天堂里的人闲著没事拿人间的朋友磕磕牙，我们也有了机会表示自己的善良了。说实在的，等人来这点事还是洋鬼子给我们找的。要不是达?伽马找到好望角绕了过来，我们还真闲著没事干。从汉代到近代，全中国那么多聪明人，可不都在闲著：人文学科弄完了，自然科学没得弄。马克?吐温的下一个问题，我国的一些人文学者就不一定爱听了：等你在人间的朋友们都死掉，来到了你那里，再谈点什么？是啊是啊，全世界的人都背弃了物质文明，投奔了我们，此后再干点什么？难道重操旧业，去弄八股文？除此之外，再搞点考据、训诂什么的。过去的读书人有这些就够了，而现在的年轻人未必受得了。把拥有这种超级智慧比作上天堂，马克?吐温的最后一个问题深得我心：你是知道我的生活方式的，有什么方法能使我不上天堂而下地狱，我倒很想知道！言下之意是：忍受地狱毒火的煎熬，也比阔了没事要好。是啊是啊！我宁可做个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自以为一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肯做个「智慧满盈」的儒士，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 　　我有位阿姨，生了个傻女儿，比我大几岁，不知从几岁开始学会了缝扣子。她大概还学过些别的，但没有学会。总而言之，这是她唯一的技能。我到她家去坐时，每隔三到五分钟，这傻丫头都要对我狂嚎一声：「我会缝扣子！」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想让我向她学缝扣子。但我就是不肯，理由有二；其一，我自己会缝扣子；其二，我怕她扎著我。她这样爱我，让人感动。但她身上的味也很难闻。 　　我在美国留学时，认得一位青年，叫做戴维。我看他人还不错，就给他讲解中华文化的真谛，什么忠孝、仁义之类。他听了居然不感动，还说：「我们也爱国。我们也尊敬老年人。这有什么？我们都知道！」我听了不由得动了邪火，真想扑上去咬他。之所以没有咬，是因为想起了傻大姐，自觉得该和她有点区别，所以悻悻然地走开，心里想道：妈的！你知道这些，还不是从我们这里知道的。礼义廉耻，洋人所知没有我们精深，但也没有儿奸母、子食父、满地拉屎。东方文化里所有的一切，那边都有，之所以没有投入全身心来讲究，主要是因为人家还有些别的事情。 　　假如我那位傻大姐学会了一点西洋学术，比方说，几何学，一定会跳起来大叫道：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这东西就是几何学！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确没有哪种禽兽会几何学。那时她肯定要逼我跟她学几何，如果我不肯跟她学，她定要说我是禽兽之类，并且责之以大义。至于我是不是已经会了一些，她就不管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她能学会这东西，而是说她只要会了任何一点东西，都会当作超级智慧，相比之下那东西是什么倒无所谓。由这件事我想到超级知识的本质。这种东西罗素和苏格拉底都学不会，我学起来也难。任何知识本身，即便烦难，也可以学会。难就难在让它变成超级，从中得到大欢喜、大欢乐，无限的自满、自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那种品行。这种品行我的那位傻大姐身上最多，我身上较少。至于罗素、苏格拉底两位先生，他们身上一点都没有。 　　傻大姐是个知识的放大器，学点东西极苦，学成以后极乐。某些国人对待国学的态度与傻大姐相近。说实在的，他们把它放得够大了。拉封丹寓言里，有一则《大山临盆》，内容如下：大山临盆，天为之崩，地为之裂，日月星辰，为之无光。房倒屋坍，烟尘滚滚，天下生灵，死伤无数……最后生下了一只耗子。中国的人文学者弄点学问，就如大山临盆一样壮烈。当然，我说的不止现在，而且有过去，还有未来。 　　正如迂夫子不懂西方的智慧，也能对它品头论足一样，罗素没有手舞足蹈的品行，但也能品出其中的味道——大概把对自己所治之学的狂热感情视作学问本身乃是一种常见的毛病，不独中国人犯，外国人也要犯。他说：人可能认为自己有无穷的财源，而且这种想法可以让他得到一些（何止是一些！罗素真是不懂——王注）满足。有人确实有这种想法，但银行经理和法院一般不会同意他们。银行里有账目，想骗也骗不成；至于在法院里，我认为最好别吹牛，搞不好要进去的。远离这两个危险的场所，躲在人文学科的领域之内，享受自满自足的大快乐，在目前还是可以的；不过要有人养。在自然科学里就不行：这世界上每年都有人发明永动机，但谁也不能因此发财。顺便说一句，我那位傻大姐，现在已经五十岁了，还靠我那位不幸的阿姨养活著。

-------------评论过百，更新一下----------------

王小波还有一篇文章《诚实与浮嚣》，我只摘录几句：

有人说，朱熹老夫子做了一世的学问，什么叫作「是」，什么叫作「应该是」，从来就没搞清楚过......不独朱夫子，中国人做学问时部是如此 ，

从「是」推理不出「应该」，在哲学上是有名的问题，叫休谟伦理难题。

简单来说，世界「是」怎样的，属于科学问题，是可以实证的。譬如亚里士多德说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快，伽利略说一样快，到底谁说得对？我们可以到比萨斜塔上做个实验检验一下。

世界「应该」怎样，属於伦理道德问题，不能实证。譬如遇到灾难的时候，有的人说应该让妇孺先走，有的人说应该让领导先走，这就没办法用实验的方式给出证明。那么伦理道德的依据在哪里？就是「先验」的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道德律（康德）。

伦理道德其实可以用进化论来解释——原始人遇到灾难的时候，让领导先走的部落都绝种了，让妇孺先走的才繁衍下来，我们都是后者的后代，所以本能的感到让妇孺先走是符合道德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才是正确的伦理。

用进化论可以解释很多东西，例如：

男尊女卑风俗的由来？?

www.zhihu.com图标

康德死的时候达尔文还没生出来，能认识到「道德是一种本能」已经很不容易了。说起来，康德还是从我们的国学中获得的灵感，孟老夫子早就说过：「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尔矣。」难怪尼采把康德称为「柯尼斯堡的中国人」。

所以，伦理和科学是两个方向上的东西，科学是基于经验的，随著我们探索世界积累的经验越来越多，可以不断进步；伦理是先验的，要向前追溯原因，当然，考虑到进化过程并未完结，还是一个正在验的准科学问题。

所以，王小波的《智慧和国学》实际上说的是科学和伦理。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技术，而无科学，我们的国学知识，都是关於伦理的知识。

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其实不好这么问，四大文明古国都没发展出科学来，所以我们应该问为什么科学会诞生在古希腊？（爱因斯坦好像就说过一段跟这差不多意思的话）

也许因为古希腊相对富庶一点他们吃饱了没事干就想入非非，也许是各种文化的交汇让他们具有了某些杂交优势，反正科学就在他们那里产生了。

不管怎么样，在科学上面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而不是固守著古老的国学，以老大帝国自居。

中国人崇古，所以我要说某某儒生（比如王阳明）的智慧超过了孔子，或者某某道学家在道学的成就上超过了老子，估计没人会信，甚至他们自己都不敢这么说。

但是，如果要把孔子，老子和西方的某位先贤类比的话，那么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地位明显不低于孔子与老子

而他们的理论在近代都被推翻了。

亚里士多德被称为近代科学家的升级包就不说了。

罗素可是把柏拉图骂的狗血淋头......

我们在讨论古代事物的时候总会存在幸存者偏差。

并不是现代就没有老子、孔子这样智慧的人了，而是几千年的大浪淘沙，替我们筛选出了老子、孔子这样智慧的人。

不是越久远的越有价值，而是越久经考验的越有价值。

推荐阅读：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