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西汉初年重施分封制的做法？
汉初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又重施分封制。开始时封异姓诸侯王或许是为了拉拢相关势力不得已而为之。剿灭各异姓诸侯后，又大封同姓诸侯王，封地面积将近汉朝的一半。汉初局势不稳定，或许有尽快稳定地方局势并且藩屏中央的目的。
看西汉后来的历史趋势，地方诸侯国和中央的关系主要还是呈现为矛盾的状态，主要还是中央在加强权力、削弱诸侯国的实力，最后使得诸侯国名存实亡。怎么看待西汉初年重新实施分封制的做法？有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从后来的历史趋势看，是不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呢？
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
汉朝定鼎之初，汉高祖刘邦便分封了七个异姓王，他们一早就拥兵自重，与其说分封，不如说是大家都要承认客观存在的现状，诸王的封地甚大，不仅占据了当时汉朝疆域的一半，而且还是位于东部最富庶的地区，由汉室直属的汉郡只有15个，对于家天下的刘氏来说，并不会长期接受现状。
所以随后的几年，刘邦千方百计以谋反之名，将其中六个异姓王铲除，只余下偏处南方的长沙王吴苪保留，只因长沙国处于南境，作为对南越的缓冲之地，加之吴氏谨小慎行，因此至文帝初年才因后继无人而废除，此后刘邦传言：「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为巩固刘氏的统治地位，开展了分封同姓诸王的进程，所以分封制仍然存在，不过所采用的是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混合形式：诸侯仍然领有群县，被称为「支郡」，名义上属于中央政权，但实际管治仍由诸候王负责。
吕后专政，大封外戚为王，废了梁丶赵，割齐楚，先后设立了八个与吕氏有关系诸候国。吕后死后刘姓诸候王与大臣联手，除掉诸吕，拥立文帝，复齐丶楚丶赵诸刘姓王国。
之后，文帝采纳大臣贾谊以亲制疏与「众建诸候而少其力」的建议，先把自己的亲儿由淮阳王迁为梁王，以牵制其他较疏远的诸候王，然后趁齐文王死后无子继位，将齐国一分为七，又迁淮南王为城阳王，把淮南国一分为三，使诸候辖境变小以削弱势力。
到景帝初年，御史大夫晁错提出削藩之策，将诸候国的支郡削掉，引起诸候王的强烈不满，引致「吴楚七国之乱」，后太尉周亚夫出兵平乱，不到三个月七国全被平定。
汉武帝执政后，采纳谋臣主父偃建议的「推恩令」，诸候王将领地分割给子弟，建立候国，土地改为相邻的汉郡统辖，一个诸候有多少个王子，就必需分封多少个王子候国，结果出现王子候国多达几百个，到西汉末年诸候王国变得只有三四个县的范围了。
历经文景武三帝的努力，终于将刘姓诸候王国的威胁彻底消除了。
（本文参考自葛剑雄主编，李晓杰著的《地图上的中国历史：疆域与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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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来说说这个事。
汉初实行分封制，这件事在当时顺应社会合情合理，应该没异议。另外说起来在当时那种统一民族形态尚不稳固、各种世家仍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单纯的郡县制会削弱公族力量，而且不利于民族融合。而且在此之前，秦国统一只有15年，名义上秦仍是一个国，只不过天下只有一个国而且天子由该国国君兼任而已，并没有破坏分封制嘛！那自然也算不上开历史倒车吧。
说到这个秦亡的原因，《过秦论》里这句话永远是一针见血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与秦暴政紧密相关的不是郡县制，而是严刑峻法 —— 放当时被扣以一顶帽子叫「法家」，而「法家」又强行被和「酷吏」捆绑在一起。农民和旧贵族起义，名义上打著复国的幌子，实际上只是为了反抗严刑峻法。汉初知识分子批判秦国，主要是在批判秦国的法家酷吏，粗暴认为法家就是灭亡了秦国的根本原因。所以观《汉书》《史记》，会发现人们对法家酷吏基本上抱著100%的反感态度。郡县划分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定型，汉初所谓郡国并存应理解为：天下有汉，代，荆，赵，梁，燕，韩，齐，淮南，长沙十国，各国之下又分若干郡县，汉为霸主，所辖郡县最多。
这里有个误区，先看《汉书·地理志》的话，很容易将郡国并存理解成：汉拥天下，将天下分为若干郡或国，个别国又辖多郡。这是武帝以后基本限制「一国领一郡」时的实际情形，也是后世郡国并存的实际情形，但汉初情形并非如此。然后分封异姓王是因为他们有功，要按常理出牌。汉国老本在关中，事实上等于是继承了秦国的老本。打倒项羽联合了不少关东诸侯的力量 —— 赵王张耳、齐王信、魏相彭越、九江王英布、长沙王芮（所谓战略合围），完事之后这些诸侯（除了彭越）还没怎么伤，正面刚项羽的主力用的还是关中秦卒。想马上统治天下消灭关东诸侯，那是不可能的。
刘邦也很清楚，不管世界怎么想，这天下最终还得是汉国的，不然和项楚时代那帮咸鱼有什么区别。所以后来慢慢换掉了这些异姓王，颁布推恩令，限制王国规模，降低国相地位以及提高郡守地位，并规定异姓不准称王。
至于汉初分封制的好处，一开始已经说了。藩屏中央的动机我是没看到，张良劝刘邦不要定都洛阳的时候就说过「关中三面险峻只东开一口以控山东诸侯」，把这些诸侯看得比北边的匈奴还恶劣。总而言之，汉初这些政策，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挺对的。贰 高祖遗策
藩王谋反，对西汉朝廷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高祖刘邦称帝之后分封的七大异姓诸侯，后来多数都有过谋反的历史，所谓「十年之间，反者九起」（贾谊《治安策》）。
从这些藩王谋反的规律来看，正如贾谊所说：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
——《治安策》
藩王谋反的根本原因是尾大不掉。一旦地方藩国的势力膨胀到中央难以驾驭，谋反就一定会发生。
因此藩国的实力越强，谋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照贾谊的逻辑推论，中央要控制地方诸侯，预防藩国谋逆，就一定要限制和削弱藩国的实力。
但达到这个目的其实很不容易。其中最困难的一点，主父偃分析道：
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
——《汉书·主父偃传》
削弱藩国最直接的手段是将其领土收归中央直辖，也就是「削藩」。
但是「削藩」的困难在于：将分封的藩国领土削夺，改为中央直辖的郡县，它的终极指向是取消封藩，全面实行郡县制。
这意味著所有的藩王都将是这个「削藩」政策的牺牲品。
一旦有某一藩国的领土遭到中央的削夺，其余藩国必然引起唇亡齿寒的恐惧。这将迫使他们结成同盟，共同对抗中央的削藩政策。
一旦造成这种局面，很容易引发中央难以应付的大规模联合叛乱。
刘邦称帝之后分封的七大异姓诸侯，如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等人，都是在楚汉战争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百战余生。
即使一对一地在战场上较量，刘邦都难有必胜的把握，要是让他们联起手来，那刘邦就只能是第二个被合围在垓下的项羽。
所以，在公元前201年十二月，韩信被人举报谋反的时候，刘邦虽然用计把他抓了起来并废除了他的楚王爵位，但是对韩信留下的楚国封地却没有以划立郡县的方式收归中央直辖。
相对于「削藩」，刘邦采用了更为务实而稳健的「拆藩」策略。
也就是拆解韩信的封地并重新分配，将淮水以西的领土分封给自己的少弟刘交，建立楚国；将淮水以东的领土分封给自己的同族刘贾，建立了荆国。
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是通过肢解楚国，达到了削弱诸侯的目的；
另一方面则是向其他诸侯表明：中央无意全面取消藩国制度，处分韩信只是一个由谋反引发的个案，与他人无关。
因此韩信被废并没有引发其他诸侯国的连锁反应，这为刘邦日后将他们各个击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高祖时代的「拆藩政策」虽然行之有效，但它的执行力度却受到了客观条件的严重限制。
正像晁错后来指出的：
昔髙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余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兄子濞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
——《史记·吴王濞列传》
因为刘邦只有三个兄弟、八个儿子，并且儿子们大多年龄尚幼，所以拆藩之后，新建藩国的刘姓诸侯人选相当有限，以至于拆分之后的吴国、楚国等诸侯仍然保持著尾大不掉的态势。
这就为孝文帝留下了同姓诸王谋反的遗患。
孝文帝上台之后，为了树立自己在中央的权威，在倾尽全力打压开国功臣集团的同时优容藩国。
虽然压制功臣的目的在「列侯之国」政策颁布后逐渐达成。
但缺少了异姓功臣的制衡，同姓藩王的威胁日益凸显了出来。
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先后谋反，吴王刘濞称病不朝，招纳亡叛。
这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的藩国谋反事件已经为孝文帝此前的怀柔藩国政策亮起了红灯， 是时候改弦更张了！
至于限制藩国的具体手段，孝文帝的思路是遵行高祖时代的「拆藩」办法，尽量避免「削藩」。
贾谊为孝文帝设计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中略）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
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
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
——《治安策》
贾谊的这个策略归纳起来有三个要点：
其一，「拆藩」的具体实施采用类似于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的方式，也就是藩国封土的继承并非从藩王子嗣中选择唯一继承人，而是由所有的儿子们来共同参与分家。
这样一来，世代相传的继承必然造成封国领土的持续碎片化，削弱藩国的目的自然达成。
其二，为了规避高祖时代子嗣过少，拆藩不力的困境，遇到藩王子嗣不多而封土很大的特殊情况，先尽量把封国拆分为若干小国。至于国王的人选，可以虚位以待，等著藩王的新生子们降临再往里填充。
其三，所有原属于藩国的领土和人民，只能以「拆藩」的方式授予新建的小国，中央绝不收归直辖。
这是为了避免出现因「削藩」而造成诸侯的普遍恐慌，合纵西向，对抗中央的局面出现。
正是按照贾谊的上述建议，孝文帝以谋反罪废黜了淮南王刘长之后，将淮南国拆分为三个小国，分别封给了刘长的三个儿子。
至于高祖时代最大的刘姓诸侯国——号称「东秦」的齐国，孝文帝甚至将它一分为七，齐悼惠王刘肥的六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分别成为了这七个诸侯国的新任国君。
在后来的「七国之乱」爆发之前，齐地七王之一的胶西王刘卬准备相应刘濞的号召，参与叛乱。
胶西国的群臣多数表示反对，他们说：
诸侯之地不足为汉郡什二，而为畔逆，以忧太后，非长策也。
——《史记·吴王濞列传》
和中央的直辖疆域相比，胶西国的地盘太小。对抗中央，无异于以卵击石。
这说明孝惠帝和贾谊的拆藩策略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削弱诸侯的目的。
但这其中也有例外，那就是坐断东南的吴国。
吴国是高皇帝刘邦在公元前196年亲手建立的封国，首任藩王是刘邦的侄子刘濞。
吴国下辖三郡五十三城的广大领土。因为地处东南，吴国本来就享有煮海水为盐的地利。更兼境内的豫章郡有铜山，方便铸币。当时吴国铸造的铜钱之多，遍布天下。
煮盐、铸币两翼齐飞，使得吴国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经济实力强得令人咋舌。
在孝文帝时期，吴国太子刘贤进京朝觐。因为在和太子刘启喝酒下棋的时候发生了争执，刘启一怒之下抓起棋盘把他砸死了。
这一盘棋酿成的血案让孝文帝刘恒和吴王刘濞这对堂兄弟之间结下了杀子之仇。
从此之后，刘濞宣称自己老疾在身，不再对皇帝行朝觐之礼。同时利用自己积攒起来的财富招降纳叛，卧薪尝胆地进行著反叛的准备。
照理说，对这个领土广阔、财大气粗同时还潜藏逆谋的吴国，孝文帝和贾谊应该优先使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解决它才对。
但蹊跷的是，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这一策略，遍数实施的对象：齐、赵、楚、燕、梁，就是没有提到吴国。
而《史记·孝文本纪》中也不见对吴国采取「拆藩」措施的记载。
虽然因为历史资料的缺失，我们无法完全了解孝文帝和贾谊刻意回避吴国的原因，但在吴国实施「拆藩」政策的阻力可能很大，甚至根本不具备实施条件，这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推断。
正是吴国这个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顽固堡垒，最终成为了引爆「七国之乱」的火药桶。
叁 晁错削藩
在如何解决吴国的问题上，文景时期的两位智囊贾谊与晁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
贾谊的「拆藩」策略应该是把最难啃的吴国先搁置起来，从易于下手的齐国开始肢解。
因为齐国早在吕后时期就被一分为四，虽然在孝文帝登基元年短暂恢复原貌，但是转到第二年（即公元前178年），中央又对它实施了「拆藩」措施。
当时孝文帝把原属于齐国的剧郡和济北郡分割出来，分别封赠给了在诛灭诸吕事件中立下功劳的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
刘章和刘兴居同是齐哀王刘襄的弟弟，这次封建表面上是犒赏功臣，实际上将齐国肢解为三，达成削弱齐国的目的。
既然有了这个成功的前例，那么后续的「拆藩」就应该把齐国的「样板房」推广到赵国、楚国等其余各诸侯国。
等到这些诸侯国都完成肢解，剩下一个势单力孤的吴国，无论它接不接受肢解，无论是要采取和平或者战争的手段来解决它，中央都显得绰有余裕。
贾谊的这个计划，显而易见的好处是稳健。由易到难，步步为营，力争避免将「拆藩」演变为平叛战争，实现治愈藩国痼疾的「软著陆」。
但这个计划的缺点是完成的周期比较长。
要知道，吴王刘濞可是夜以继日地做著反叛的准备，如果在他的力量膨胀之前，中央无法完成对其他藩国的肢解，让吴国抢先发难，那么「拆藩软著陆」的计划就会破产。
贾谊上《治安策》，提出「拆藩」计划应该在孝文帝前元六年（即公元前174年），可直到二十年后，也就是孝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这个计划仍然没有完成。
因此，时任御史大夫的晁错提出了新的「削藩」计划：
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煑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史记·吴王濞列传》
在这个新计划中，晁错提出了与贾谊截然相反的主张，认为眼下解决藩国问题必须从最难啃的硬骨头吴国著手。
因为前此二十年的时间里，专挑软柿子捏的「拆藩」策略没能有效地限制吴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增长，而其他诸侯国的肢解工作也没有全部完成。
时间已经在吴国而不在中央一边了，再这么旷日持久地耗下去，羽翼丰满的吴国一定会主动发兵造反。到了那时，叛乱的规模将难以想像。
与其等著吴国造反，不如先下手为强，趁它还没做好准备的时候就直接削夺吴国的封地。一旦吴王刘濞抗旨反叛，随即就用武力手段解决他！
早在孝文帝时代，晁错的「削藩」策略就已经成型，并在贾谊死后就此屡次上书孝文帝。
但谨遵高祖遗策，「拆藩」而不「削藩」的孝文帝拒绝了这个建议。
终孝文之世，晁错的「削藩」主张在朝中应者寥寥，但这并不代表他的策略完全没有市场。
当年贾谊曾经建议孝文帝：
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翼卫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
——《治安策》
要选择有道德、有思想、有见解的文官来辅导和培养太子。
虽然晁错的削藩策孝文帝没有采纳，但他的政治才华却由此受到了孝文帝的赏识。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晁错成为了孝文帝心中辅导太子刘启的上佳人选。
被安排到刘启身边工作之后，晁错深得太子的信任，太子家号其为「智囊」。晁错也借著辅导太子的机会反复向刘启灌输自己的削藩思想。
在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刘启登基之后，随即表态支持晁错改变汉朝既往的「拆藩」政策，改用更为强硬的「削藩」手段，力图尽快解决藩国痼疾。
正是这次巨大的政策转向导致了西汉历史上最严重的藩王叛乱——「七国之乱」的爆发。
但是，之前已经预测到削藩过程中必有叛乱的晁错最终却没能完成他朝思暮想的削藩大业。
当他的目光紧盯著七个叛乱的东方诸侯的时候，在他身后，一把刀已经悄然出鞘，并在不知不觉中给了他致命一击！
节录自「知乎」专栏——《晋公子读史记》
任何一个制度都有有优势和劣势，判断它是否先进不应该以其出现的时间为标准，而应该看其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所以不能简单粗暴地认为郡县制比分封制先进。 当然，历史证明，西汉初年的郡国制的确有很大问题，这是「汉承秦制，有所损益」的结果，秦亡在于人，不在于制。
我们后人去看，当然觉得郡县制比较好。
然而秦朝二世而亡，当时很多人觉得就是因为没有实行分封制所以导致农民造反时，没有宗室力量的帮忙。
但是郡县制的确有他的好处，因此汉代实行的是郡国并存制。既是对旧有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认可、延续，也是为了收揽下属人心，更是为了震慑外戚悍将。
现代中国人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洗礼，早已认可中央集权制，视之为常态。然而在秦末汉初的时候，时人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分封制度，这是分封制度能够推广的群众基础。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经有过关于郡县制度改革的激烈争论。
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守旧派朝堂上以丞相王绾为主，地方上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主。改革派以李斯为核心。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虽然，最终改革派战胜了守旧派。但是，不难看出，分封制作为一个从周朝建立起存在了将近八百多年的制度，仍然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
事实上，直至秦末，项羽消灭秦军主力后，重新建立全国秩序的时候，仍然采取古时的分封制，大分十八路诸侯。
刘邦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为了争取六国贵族后裔以及地方实力派将领的支持，也采取了分封制，主动或者被迫分封了很多诸侯王。
公元前205年，汉灭赵，为了安抚赵国，立原赵国丞相张耳为王。
公元前204年，燕王臧荼主动归顺汉朝。
公元前203年，垓下之战前夕，为了争取地方实力派韩信、彭越、英布出兵，刘邦裂土封王，分其为楚王、梁王、淮南王。
公元前202年，拥立刘邦的地方豪强吴芮及韩国王室后裔韩信被立为长沙王、韩王。
虽然，后来刘邦猜忌异姓诸王势力过大，翦除了异姓王的势力，但也只是将原来的异姓王国改封为其亲属子女，并未完全摈弃封分制。
这一方面是出于对前朝的得失总结，为防止再出现地方反叛势力一起，无强力藩王镇压导致全国崩溃的局面再发生。另一方面，也是忌惮于吕氏家族以及强臣悍将的势力，担心非刘王朝的建立。
1.吕氏家族由于谋反其功绩被史书刻意的隐瞒。然而，透过史记的一些寥寥之语，我们仍然可以推测出其作为一支特殊的势力，为汉朝的建立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吕后有两个兄弟，一个叫做吕泽，另一个叫做吕释之。
吕泽、吕释之，本身是以客入汉，发兵佐高祖定天下，汉军中很多高级将领，如靳歙、蛊逢、丁复、陈豨、郭蒙做过吕泽的部下。这些人都是以功封侯。其中还有几个是汉初十八侯。吕泽死后被追封为悼武王。
汉朝建立后，吕氏作为一支独立的势力，其实力已不容小觑。
但是，刘邦的继承人、吕后的亲子刘盈，生性仁弱，如果刘盈继位，吕后必定掌权。后戚干政，汉家江山有可能被吕氏所篡取。
刘邦对此早有顾虑。刘邦晚年发生了两件事情，反映出其对吕氏家族的猜忌。
一个是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另一个是，刘邦弥留之际，吕后询问宰相人选，
吕雉问：「陛下百年以后，萧相国也去世了，谁可以代替他？」
刘邦答：「曹参可以。」
吕雉又接著问曹参之后的人选，刘邦说：「王陵可以。但是王陵比较憨直，陈平可以辅助他。陈平才智有余，但是难以独任。周勃忠厚老实，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是安定刘氏的必然是他，可以让周勃担任太尉。」
安刘氏者必勃也。那乱刘家天下的又是谁呢？
吕后在刘邦死后，做了以下几件事情：称制，逐渐剪除刘氏诸王势力，大封吕氏为王，将平生所憎恨的戚夫人砍去手足，毒瞎双耳、双眼，投入茅厕，号为「人彘」。
历史中，也有一个女性有相似的事迹。称制，剪除皇室诸王势力，大封亲族，将生平所憎恨的嫔妃皇后砍去手足，投入酒瓮，号为「」骨醉「」。这个人后来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女皇帝。
刘邦死后，政治局势的走向正如他生前所预测的那样。
吕后称制，想封其吕氏亲属为王。王陵拿出白马之盟，强烈反对，罢官回家。
吕后死后，吕氏家族阴谋发动叛变。但是外忌刘氏诸侯，内惮功臣宿将，迟迟不敢叛乱。
最终，由陈平谋划，周勃坐镇指挥，粉碎了吕氏叛乱。
2.提到分封，就不得不提到刘邦手底下的功臣悍将。这个政策也是为了防止功臣宿将专权。
刘邦驾崩时，吕后曾与心腹密谋，「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
这话大致意思是，刘邦手底下的这些将领以前和刘邦都是平头老百姓，现在北面为臣，做了他的臣子，心里常常不快，今天竟然又侍奉少主，恐怕不诛其族，这些人是不会安分的。
吕后这样的忧虑并非毫无道理。
刘邦是什么货色？这些与其打拚天下的老兄弟再清楚不过。
所谓的赤帝子斩白蛇起义，这些也就说给普通百姓听听，你觉得见过其吹牛愿出一万贺钱的萧何能信吗？
所谓的沛公仁义，问问见过其为了自己摆脱追兵手推儿女下车光荣事迹的夏侯婴信吗？
说句不好听的，见了面，大家尊称刘邦为沛公或者汉王又或者三哥。
背地里，怕是不少人喊他刘三儿。
这些将领绝大多数也是为势所迫，投靠刘邦。
事实上，这些功臣宿将的势力已经强大到，诛灭诸吕，派使者迎立汉文帝，文帝颇有顾虑，怀疑其用心，逡巡不敢入长安。
但是因为分封制的存在，这些人讨灭诸吕后，即使想叛变，内惧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王之强，也不得不承认刘氏皇朝，迎立刘邦后人为帝。
总的来说，封分制是刘邦因势利导所采取的一个平衡之策。它构建了地方皇族势力、外戚、功臣三足鼎立的局面，既促进了汉朝的建立，也在汉朝建立初期维持了刘氏政权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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