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李维明先生透露，在夏代一片卜骨上发现了两个字，经他释读很可能其中一字为「夏」。详细情况会于晚些时候发布。

谢邀，刚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非常振奋，在仔细思考之后又觉得需要谨慎对待比较好。

首先，我们要明确知道的是，这片卜骨出自于密县黄寨遗址，李维明先生认为其出自二里头二期地层。

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关于这片卜骨出土的地层学报告，为什么判断是二里头二期地层？伴出什么器物？地层是否有扰动？卜骨是否经过整治？卜骨的形制和殷墟卜骨有什么异同？等等这些问题没有稳妥的回答，我认为将其定为夏代卜骨至少是不够谨慎的。

第二，对文字性质的判断。

实际上在我国的考古发掘中，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了大量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都具备一定的表意功能，但是由于不成篇、没有固定规律，所以很难认为是我们所寻找的「文字」。

我们应当明白，文字是文明社会进入较高等阶段的产物，文字的出现需要完全脱产进行文书书写和管理的阶层，这个阶层需要大量的物质基础进行支持，还需要与之匹配的社会机制。实际上不管是考古学还是民族志领域，文字并不是文明的必然产物，例如印加帝国作为一个无可争议的高等级文明，却没有书面书写系统。这告诉我们，文字是奢侈品，对于一个古文明来说是非常昂贵的。

在这片卜骨出土伴生的地层中，如果没有丰富的文化堆积，没有大规模的人类城市和居住遗址，没有大量高等级的礼器，出现文字都是诡异的。所以，这两个符号如果只是孤立存在，没有成篇的文字书写，没有足够的聚落等级，将其定义为夏王朝的文字都是有失偏颇的。

例如邹平丁公遗址的陶文

1991年秋至1992年夏，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实习队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发现一块刻有符号的龙山时代陶片，引起了广泛讨论。在这片陶片上共计发现了11个类似文字的符号，但是其书写体系与后来的甲骨文-金文体系大相径庭，无法释读。

一些学者认为丁公陶文可能并不是文字，只是随意刻写的符号，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丁公陶文有笔顺，结构合理，应该是一种手写体文字。

严文明先生认为：丁公陶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早期文字。

田昌五先生认为：在商代之 前 , 很可能有一个以陶器 为书写材料的 ` 陶书 时代 』

张忠培先生认为：看来 , 历史发 展到 一 定 阶段 , 都在创 造著文字 , 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 商人可能吸收了不 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居民的发明 , 把中国的文字 推进到甲骨文阶段。

在良渚文化考古中，也在陶器表面发现了不少类似于图画的符号，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文字。

这些符号表意性强，但是多不成篇，难以认为是用于记录的文字。

总之，我认为大家看到考古重大新进展的兴奋可以理解（我也是），但是仍然应当以考古学的视角谨慎而冷静地看待疑似二里头的带字卜骨。

这条新闻基本上没什么价值，写了篇文章简单评述了一下。

《二里头夏都博物馆开馆，学者称发现夏代文字，还不能证明夏朝存在》

2019年10月19日，二里头夏都博物馆开馆仪式在河南省偃师市翟镇镇四角楼村南的二里头夏都博物馆举行。据与会者称：「李维明先生透露在夏代一片卜骨上发现了两个文字，说明夏代可能是有甲骨文的。详细消息会于晚些时候发布。」本来这句话也只是与会者客观转述，但之后网路上却一片欢声雀跃，似乎21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即将一锤定音，就等「晚些时候」的到来。

太阳底下无新事。其实，李维明先生于2009年就发表过《夏代、商前期牛骨刻辞试读二例》，于2011年又发表过《「夏」字形探源》，其中就提到二里头文化的一片卜骨上有两个刻辞文字，并认为可能是「夏」字的早期写法。这片刻辞文字，据李先生的参考文献，出自《华夏考古》1993年第3期的一篇考古报告。也就是说，这并非什么新材料。但是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似乎没见多少学者主张支持此观点。

李先生师从考古学家邹衡，长期任职中国国家博物馆，但不是古文字专业学者。随著近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张，这个观点又重新提出来，不知道算不算老调重弹？至少从澎湃新闻2019年10月18日《二里头文化甲骨文推进夏文化探索》这一访谈来看，没提供任何新证据。「晚些时候」应该更多也是考释，而不会是证据。

更关键的是，「释读」涉及的不仅是释读一个「文字」，而是认为在先商时已经存在「文字」。那么这里的「文字」，不应该是一两个文字，而是一整套文字体系。但从现有资料来看，先商的文字资料是非常匮乏的，证明当时「文字」已经形成的证据不足，从而「文字释读」也成了无源之水。

另外，就算这个「文字」是夏，就能证明夏朝存在吗？这当然也未必。因为这个「夏」到底表示什么不得而知。「夏」的字形像人在日下、举头见日的样子，引申为夏天的「夏」，而作为族名、国名的「夏」是后起的含义、那么这个「夏」是不是夏朝？当然也就无法证明了。实际上正是由于缺乏文字体系的存在，所以单个符号根本不能确定其含义。就算这个「文字」是「夏族」的意思，又怎么证明出土所在地是「夏族」？

这与大量「商」字甲骨文证明商朝存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商朝是怎么通过考古证明的呢？

首先殷墟遗址的位置、断代与文献中商朝大致相合，更重要的是甲骨文中有大量「商」「中商」「天邑商」「大邑商」「入商」的记录，还有与《史记·殷本纪》基本一致的商王世系。但密县（今河南新密）黄寨遗址（注意，非二里头遗址！）的一片卜骨上的两个字之间一个疑似「夏」字，就能证明夏朝存在吗？「夏」字之前还有一个字，为什么不说是这个王朝？除了这片卜骨同时期还有其他刻划符号，是不是每个都可以是「夏朝」的族名？

这样看来，考证这片卜骨的大致断代期限和文化面貌，主要是考古学研究的工作，出土的密县黄寨遗址是否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这是首先要判断的问题； 而要证明卜骨符号是否「夏」和「字」，这应该又是个文字学问题，李先生自己也承认「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没有把话说太满；进而要因此证明「夏朝」是否存在，这又主要是历史学研究的范畴。但耐人寻味的是，李先生并非认为该「文字」证明「夏朝」，而是事先就认为存在一个「夏代」。

李先生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澎湃记者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援引夏鼐、邹衡等前辈的观点佐（dang）证（qiang），但不难看出其观点，如《夏代、商前期牛骨刻辞试读二例》一文标题就认为了夏朝存在。众所周知，目前呼声最高的就是二里头文化等于夏文明。但这里却有个问题，尽管李先生一直声称「夏代」「二里头文化」，但出土卜骨的毕竟是新密黄寨遗址，新密离偃师尚有一段距离，是否能认定属于二里头文化呢？

实际上就算这点也有争议。考古报告曾认为新密黄寨遗址是二里头文化早期，但河南新密还有一个同时期的新砦遗址，新砦遗址鼎盛期形成了「新砦类遗存」，断代大约是公元前1850年—前1750年，很明显，新密黄寨遗址有新砦类遗存的一部分。那么新砦类遗存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是什么？李先生的观点是新砦类遗存属于二里头文化，但社科院新砦考古队长赵春青先生则认为是独立的「新砦期文化」，介于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

关于李先生与赵先生的论（si）战（bi），见于李维明《郑州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赵春青《读〈郑州青铜文化研究〉——兼答李维明先生对新砦期论证的疑惑》（《殷都学刊》2014年第1期）、李维明《读〈郑州青铜文化研究〉——兼答李维明先生对新砦期论证的疑惑》辨正》（《殷都学刊》2014年第3期）。赵指责李「危言耸听」「一稿三投」「乱扣帽子」，李回击赵「意气用事」「玩笑学术」「无中生有」「欲盖弥彰」「按需曲解」「随意评判」。

那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叫「夏都」是否合理呢？其实国家文物局2017年4月13日对河南省文物局《关于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设项目涉及二里头遗址建设控制地带选址的批复》明确提到「建议该遗址博物馆名称不含『夏都』」，可见国家文物局的观点认为二里头是否叫夏都，应该说目前证据并不充分；但河南省文物局没有采纳该建议，最终仍然以「夏都」来命名。这表示二里头遗址是否夏都，即使官方高层也有不同的声音。

这里要说一句，总有些脑子不太好使的网友，评论说质疑夏朝是否存在这一行为，是陷入「西方的证明标准」。笔者不知道什么是「西方的证明标准」，「西方」是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不是只有一套标准，以及这套标准是什么？实际上，中国学者也有质疑的，比如历史学家杨宽先生、陈梦家先生、复旦大学文博系陈淳先生、社科院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先生；而外国学者也有认可的，比如日本学者宫本一夫《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等等。

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朝，目前来说证据力度还是不够，主要在于没有文字自证，而不是什么东西方标准。新密黄寨遗址亦同理。但要说二里头遗址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这个没有多大疑问，目前主要争议在于龙山文化时期是否算文明。所以说二里头文化是夏文明存在疑问，不等于质疑在二里头文化不是中华文明。那么，二里头文化不管姓「夏」还是姓「商」还是姓什么，都不影响它代表古中国，并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

话说回来，笔者个人还是倾向于二里头文化遗址就是夏朝，因为就目前证据来看，还是夏朝的嫌疑最大，符合的证据最多。问题就是关键性证据缺失，这个事实不得不承认。至于「新砦类遗存」，是不是夏朝或者先夏，那就更不好说了。所以还是期待进一步考古发现、文字释读与历史研究吧。

参考文献：

李维明：《夏代、商前期牛骨刻辞试读二例》

李维明：《「夏」字形探源》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

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卜骨出自密县黄寨遗址。

2.第一字李维明先生解读为用陷阱狩猎之意，但是古文字界还有不同意见，尚未定论。第二字是否确认是夏字，也还待更多专家发表意见。

3.郭沫若认为甲骨文无夏字，后世学者也有不同意见，这一发现算是对郭老意见的一个挑战。

4.李维明先生释读的一个前提是夏商文字属于一个系统，这个有待二里头文化时期或者再以前更多的文字出土证据。

5.夏字是否是夏人的自称，也有疑问。

6.从这个字的释读到实证夏朝的存在，还有很多学术研究工作要做。

7.李维明先生在大会发言中说，他通过河南省考古研究院找到了原物，并且获得了原物的照片，那么可以预料，照片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论文中出现。

我的态度是谨慎观望。

这么大的发现，不经过个十年论战，谁都不敢下断言——要不然沦为日韩「人造考古」了谁负得起责这个责任？

比如说商代的存在，从19世纪末发现甲骨到1915年罗振玉判断是殷商王室遗物，就用了十几年。再到后来甲骨文的释读、大量青铜重器的出土又是几十年的功夫。

其实无论能否证明「夏朝」存在，中华先民的历史就在那里——「夏」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后人所取的代号，中华文明必然是从原始时代经过这个过程逐渐发展而来的（而不像是某些一神教经典记载的古国从几千年前某一天突然从石头缝里蹦出来）。无论是二里头文化还是陶寺文化，含金量总不会比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更差。

回到甲骨文字的释读上。哪怕十年之后论争的结果出来，有个确凿的结论告诉我们——「夏」这个名字错了，当时人管她叫「冬」——那我们反而也应该更加欣喜，说明我们距离历史的真实又更近了一步。

（然后围绕为什么商周人管冬朝叫做夏朝，这个产业又能养活多少学者？）

反对 @郑庄公 的回答，这篇回答缺乏基本的先秦史和古文字学常识。刚刚在评论区没办法发图片，所以新开个回答来说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51508202/answer/865081357

历史考据是一门严谨的学问，不是靠一拍脑袋就可以猜出来的。郑庄公说商朝和周朝称前朝为「夏朝」、「商朝」，称自己为「本朝」。

我们来查一下《字源》，了解一下「朝」字的字义演变。

「朝」字的本义是早晨。甲骨文从「日」从「月」，字形像残月当空，而红日尚隐于草中。表示「朝暮」之「朝」。《说文》：「朝」，旦也。后来引申为「初期」之意。古代早朝听政，百官皆至，所以把朝见也称为「朝」。

由此可知，先秦的「朝」字本就没有朝代的用法，何来「夏朝」、「商朝」的说法？

查《辞源》可知，「朝」作为「朝代」的意思，最早出自《贞观政要》：「汉朝之刑以弊」。

先秦文献，无论是出土的金文和简牍还是传世文献中本就没有「商朝」、「周朝」的用例。所以郑庄公的回答基本属于直接靠想像发明历史的民科行为。

在评论区的交流中，我引用了论语举例，答主说论语中的「周」指周文王时期的周。

下面我们查一下杨伯峻老师的《论语译注》对引文的解释。

注释的很清楚，「吾从周」的意思是「我主张周朝的」，并没有特指什么周文王时期。

除此之外，其它各种权威注释，例如程树德《论语集释》、刘宝楠《论语正义》、杨树达《论语疏证》等一些权威学者的注释也并未提及论语中的「周」特指周文王时期。

希望郑庄公改一下在回答历史题中张口就来的作风，也希望各位真心热爱历史学的朋友不要受此作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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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郑庄公 在他答案的评论区又发表神论

郑庄公称汉朝没有定过自己的国号。首先我们来查一下国号的定义。

国号：国家的称号。中国历代因王朝更易，皆改定国号，如汉、唐、宋等。（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

解释的很清楚，王朝更易皆改定国号，汉朝的国号就是「汉」。「」汉这个国号不是汉朝定的，难道是晋朝定的？唐朝定的？

再来看一下相关古籍文献中涉及「国号」的论述：

《史记·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 ， 帝颛顼为高阳 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 ， 帝舜为有虞。」

《北史·崔宏传》：「时晋使来聘，帝将报之，诏有司议国号…… 道武从之，于是称魏 。」

《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 李绍真 、 孔循以为唐运已尽，宜建国号。」

辞书和文献清清楚楚的说明了国号是在新朝初立时定下的， @郑庄公 居然言之凿凿的说汉朝人脑袋让驴踢了才会定自己的国号。

这是要全部推翻传世文献记载和权威辞典定义的伟大创举。

强烈建议 @郑庄公 发《历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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