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李維明先生透露，在夏代一片卜骨上發現了兩個字，經他釋讀很可能其中一字為「夏」。詳細情況會於晚些時候發布。

謝邀，剛剛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非常振奮，在仔細思考之後又覺得需要謹慎對待比較好。

首先，我們要明確知道的是，這片卜骨出自於密縣黃寨遺址，李維明先生認為其出自二里頭二期地層。

但是我還沒有看到關於這片卜骨出土的地層學報告，為什麼判斷是二里頭二期地層？伴出什麼器物？地層是否有擾動？卜骨是否經過整治？卜骨的形制和殷墟卜骨有什麼異同？等等這些問題沒有穩妥的回答，我認為將其定為夏代卜骨至少是不夠謹慎的。

第二，對文字性質的判斷。

實際上在我國的考古發掘中，新石器時代晚期就出現了大量的刻畫符號，這些符號都具備一定的表意功能，但是由於不成篇、沒有固定規律，所以很難認為是我們所尋找的「文字」。

我們應當明白，文字是文明社會進入較高等階段的產物，文字的出現需要完全脫產進行文書書寫和管理的階層，這個階層需要大量的物質基礎進行支持，還需要與之匹配的社會機制。實際上不管是考古學還是民族誌領域，文字並不是文明的必然產物，例如印加帝國作為一個無可爭議的高等級文明，卻沒有書面書寫系統。這告訴我們，文字是奢侈品，對於一個古文明來說是非常昂貴的。

在這片卜骨出土伴生的地層中，如果沒有豐富的文化堆積，沒有大規模的人類城市和居住遺址，沒有大量高等級的禮器，出現文字都是詭異的。所以，這兩個符號如果只是孤立存在，沒有成篇的文字書寫，沒有足夠的聚落等級，將其定義為夏王朝的文字都是有失偏頗的。

例如鄒平丁公遺址的陶文

1991年秋至1992年夏，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實習隊在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發現一塊刻有符號的龍山時代陶片，引起了廣泛討論。在這片陶片上共計發現了11個類似文字的符號，但是其書寫體系與後來的甲骨文-金文體系大相徑庭，無法釋讀。

一些學者認為丁公陶文可能並不是文字，只是隨意刻寫的符號，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丁公陶文有筆順，結構合理，應該是一種手寫體文字。

嚴文明先生認為：丁公陶文是一種比較成熟的早期文字。

田昌五先生認為：在商代之 前 , 很可能有一個以陶器 為書寫材料的 ` 陶書 時代 』

張忠培先生認為：看來 , 歷史發 展到 一 定 階段 , 都在創 造著文字 , 經過漫長而曲折的歷程 , 商人可能吸收了不 同譜系的考古學文化居民的發明 , 把中國的文字 推進到甲骨文階段。

在良渚文化考古中，也在陶器表面發現了不少類似於圖畫的符號，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文字。

這些符號表意性強，但是多不成篇，難以認為是用於記錄的文字。

總之，我認為大家看到考古重大新進展的興奮可以理解（我也是），但是仍然應當以考古學的視角謹慎而冷靜地看待疑似二里頭的帶字卜骨。

這條新聞基本上沒什麼價值，寫了篇文章簡單評述了一下。

《二里頭夏都博物館開館，學者稱發現夏代文字，還不能證明夏朝存在》

2019年10月19日，二里頭夏都博物館開館儀式在河南省偃師市翟鎮鎮四角樓村南的二里頭夏都博物館舉行。據與會者稱：「李維明先生透露在夏代一片卜骨上發現了兩個文字，說明夏代可能是有甲骨文的。詳細消息會於晚些時候發布。」本來這句話也只是與會者客觀轉述，但之後網路上卻一片歡聲雀躍，似乎21世紀最偉大的考古發現即將一錘定音，就等「晚些時候」的到來。

太陽底下無新事。其實，李維明先生於2009年就發表過《夏代、商前期牛骨刻辭試讀二例》，於2011年又發表過《「夏」字形探源》，其中就提到二里頭文化的一片卜骨上有兩個刻辭文字，並認為可能是「夏」字的早期寫法。這片刻辭文字，據李先生的參考文獻，出自《華夏考古》1993年第3期的一篇考古報告。也就是說，這並非什麼新材料。但是至今二十多年過去了，似乎沒見多少學者主張支持此觀點。

李先生師從考古學家鄒衡，長期任職中國國家博物館，但不是古文字專業學者。隨著近來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開張，這個觀點又重新提出來，不知道算不算老調重彈？至少從澎湃新聞2019年10月18日《二里頭文化甲骨文推進夏文化探索》這一訪談來看，沒提供任何新證據。「晚些時候」應該更多也是考釋，而不會是證據。

更關鍵的是，「釋讀」涉及的不僅是釋讀一個「文字」，而是認為在先商時已經存在「文字」。那麼這裡的「文字」，不應該是一兩個文字，而是一整套文字體系。但從現有資料來看，先商的文字資料是非常匱乏的，證明當時「文字」已經形成的證據不足，從而「文字釋讀」也成了無源之水。

另外，就算這個「文字」是夏，就能證明夏朝存在嗎？這當然也未必。因為這個「夏」到底表示什麼不得而知。「夏」的字形像人在日下、舉頭見日的樣子，引申為夏天的「夏」，而作為族名、國名的「夏」是後起的含義、那麼這個「夏」是不是夏朝？當然也就無法證明瞭。實際上正是由於缺乏文字體系的存在，所以單個符號根本不能確定其含義。就算這個「文字」是「夏族」的意思，又怎麼證明出土所在地是「夏族」？

這與大量「商」字甲骨文證明商朝存在，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商朝是怎麼通過考古證明的呢？

首先殷墟遺址的位置、斷代與文獻中商朝大致相合，更重要的是甲骨文中有大量「商」「中商」「天邑商」「大邑商」「入商」的記錄，還有與《史記·殷本紀》基本一致的商王世系。但密縣（今河南新密）黃寨遺址（注意，非二里頭遺址！）的一片卜骨上的兩個字之間一個疑似「夏」字，就能證明夏朝存在嗎？「夏」字之前還有一個字，為什麼不說是這個王朝？除了這片卜骨同時期還有其他刻劃符號，是不是每個都可以是「夏朝」的族名？

這樣看來，考證這片卜骨的大致斷代期限和文化面貌，主要是考古學研究的工作，出土的密縣黃寨遺址是否屬於二里頭文化時期，這是首先要判斷的問題； 而要證明卜骨符號是否「夏」和「字」，這應該又是個文字學問題，李先生自己也承認「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沒有把話說太滿；進而要因此證明「夏朝」是否存在，這又主要是歷史學研究的範疇。但耐人尋味的是，李先生並非認為該「文字」證明「夏朝」，而是事先就認為存在一個「夏代」。

李先生一直沒有正面回應澎湃記者夏朝是否存在的問題，而是援引夏鼐、鄒衡等前輩的觀點佐（dang）證（qiang），但不難看出其觀點，如《夏代、商前期牛骨刻辭試讀二例》一文標題就認為了夏朝存在。眾所周知，目前呼聲最高的就是二里頭文化等於夏文明。但這裡卻有個問題，儘管李先生一直聲稱「夏代」「二里頭文化」，但出土卜骨的畢竟是新密黃寨遺址，新密離偃師尚有一段距離，是否能認定屬於二里頭文化呢？

實際上就算這點也有爭議。考古報告曾認為新密黃寨遺址是二里頭文化早期，但河南新密還有一個同時期的新砦遺址，新砦遺址鼎盛期形成了「新砦類遺存」，斷代大約是公元前1850年—前1750年，很明顯，新密黃寨遺址有新砦類遺存的一部分。那麼新砦類遺存與二里頭文化的關係是什麼？李先生的觀點是新砦類遺存屬於二里頭文化，但社科院新砦考古隊長趙春青先生則認為是獨立的「新砦期文化」，介於龍山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之間。

關於李先生與趙先生的論（si）戰（bi），見於李維明《鄭州青銅文化研究》（科學出版社2013年）、趙春青《讀〈鄭州青銅文化研究〉——兼答李維明先生對新砦期論證的疑惑》（《殷都學刊》2014年第1期）、李維明《讀〈鄭州青銅文化研究〉——兼答李維明先生對新砦期論證的疑惑》辨正》（《殷都學刊》2014年第3期）。趙指責李「危言聳聽」「一稿三投」「亂扣帽子」，李回擊趙「意氣用事」「玩笑學術」「無中生有」「欲蓋彌彰」「按需曲解」「隨意評判」。

那麼，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叫「夏都」是否合理呢？其實國家文物局2017年4月13日對河南省文物局《關於二里頭遺址博物館建設項目涉及二里頭遺址建設控制地帶選址的批複》明確提到「建議該遺址博物館名稱不含『夏都』」，可見國家文物局的觀點認為二里頭是否叫夏都，應該說目前證據並不充分；但河南省文物局沒有採納該建議，最終仍然以「夏都」來命名。這表示二里頭遺址是否夏都，即使官方高層也有不同的聲音。

這裡要說一句，總有些腦子不太好使的網友，評論說質疑夏朝是否存在這一行為，是陷入「西方的證明標準」。筆者不知道什麼是「西方的證明標準」，「西方」是不是一個人的名字，是不是隻有一套標準，以及這套標準是什麼？實際上，中國學者也有質疑的，比如歷史學家楊寬先生、陳夢家先生、復旦大學文博系陳淳先生、社科院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許宏先生；而外國學者也有認可的，比如日本學者宮本一夫《從神話到歷史——神話時代、夏王朝》，等等。

二里頭遺址是不是夏朝，目前來說證據力度還是不夠，主要在於沒有文字自證，而不是什麼東西方標準。新密黃寨遺址亦同理。但要說二里頭遺址已經進入文明時代，這個沒有多大疑問，目前主要爭議在於龍山文化時期是否算文明。所以說二里頭文化是夏文明存在疑問，不等於質疑在二里頭文化不是中華文明。那麼，二里頭文化不管姓「夏」還是姓「商」還是姓什麼，都不影響它代表古中國，並已經進入了文明時代。

話說回來，筆者個人還是傾向於二裡頭文化遺址就是夏朝，因為就目前證據來看，還是夏朝的嫌疑最大，符合的證據最多。問題就是關鍵性證據缺失，這個事實不得不承認。至於「新砦類遺存」，是不是夏朝或者先夏，那就更不好說了。所以還是期待進一步考古發現、文字釋讀與歷史研究吧。

參考文獻：

李維明：《夏代、商前期牛骨刻辭試讀二例》

李維明：《「夏」字形探源》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

許宏：《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

1.卜骨出自密縣黃寨遺址。

2.第一字李維明先生解讀為用陷阱狩獵之意，但是古文字界還有不同意見，尚未定論。第二字是否確認是夏字，也還待更多專家發表意見。

3.郭沫若認為甲骨文無夏字，後世學者也有不同意見，這一發現算是對郭老意見的一個挑戰。

4.李維明先生釋讀的一個前提是夏商文字屬於一個系統，這個有待二里頭文化時期或者再以前更多的文字出土證據。

5.夏字是否是夏人的自稱，也有疑問。

6.從這個字的釋讀到實證夏朝的存在，還有很多學術研究工作要做。

7.李維明先生在大會發言中說，他通過河南省考古研究院找到了原物，並且獲得了原物的照片，那麼可以預料，照片可能會在接下來的論文中出現。

我的態度是謹慎觀望。

這麼大的發現，不經過個十年論戰，誰都不敢下斷言——要不然淪為日韓「人造考古」了誰負得起責這個責任？

比如說商代的存在，從19世紀末發現甲骨到1915年羅振玉判斷是殷商王室遺物，就用了十幾年。再到後來甲骨文的釋讀、大量青銅重器的出土又是幾十年的功夫。

其實無論能否證明「夏朝」存在，中華先民的歷史就在那裡——「夏」只是一個名字、一個後人所取的代號，中華文明必然是從原始時代經過這個過程逐漸發展而來的（而不像是某些一神教經典記載的古國從幾千年前某一天突然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無論是二里頭文化還是陶寺文化，含金量總不會比的克里特「文明」和邁錫尼「文明」更差。

回到甲骨文字的釋讀上。哪怕十年之後論爭的結果出來，有個確鑿的結論告訴我們——「夏」這個名字錯了，當時人管她叫「冬」——那我們反而也應該更加欣喜，說明我們距離歷史的真實又更近了一步。

（然後圍繞為什麼商周人管冬朝叫做夏朝，這個產業又能養活多少學者？）

反對 @鄭莊公 的回答，這篇回答缺乏基本的先秦史和古文字學常識。剛剛在評論區沒辦法發圖片，所以新開個回答來說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51508202/answer/865081357

歷史考據是一門嚴謹的學問，不是靠一拍腦袋就可以猜出來的。鄭莊公說商朝和周朝稱前朝為「夏朝」、「商朝」，稱自己為「本朝」。

我們來查一下《字源》，瞭解一下「朝」字的字義演變。

「朝」字的本義是早晨。甲骨文從「日」從「月」，字形像殘月當空，而紅日尚隱於草中。表示「朝暮」之「朝」。《說文》：「朝」，旦也。後來引申為「初期」之意。古代早朝聽政，百官皆至，所以把朝見也稱為「朝」。

由此可知，先秦的「朝」字本就沒有朝代的用法，何來「夏朝」、「商朝」的說法？

查《辭源》可知，「朝」作為「朝代」的意思，最早出自《貞觀政要》：「漢朝之刑以弊」。

先秦文獻，無論是出土的金文和簡牘還是傳世文獻中本就沒有「商朝」、「周朝」的用例。所以鄭莊公的回答基本屬於直接靠想像發明歷史的民科行為。

在評論區的交流中，我引用了論語舉例，答主說論語中的「周」指周文王時期的周。

下面我們查一下楊伯峻老師的《論語譯註》對引文的解釋。

注釋的很清楚，「吾從周」的意思是「我主張周朝的」，並沒有特指什麼周文王時期。

除此之外，其它各種權威注釋，例如程樹德《論語集釋》、劉寶楠《論語正義》、楊樹達《論語疏證》等一些權威學者的注釋也並未提及論語中的「周」特指周文王時期。

希望鄭莊公改一下在回答歷史題中張口就來的作風，也希望各位真心熱愛歷史學的朋友不要受此作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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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鄭莊公 在他答案的評論區又發表神論

鄭莊公稱漢朝沒有定過自己的國號。首先我們來查一下國號的定義。

國號：國家的稱號。中國歷代因王朝更易，皆改定國號，如漢、唐、宋等。（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

解釋的很清楚，王朝更易皆改定國號，漢朝的國號就是「漢」。「」漢這個國號不是漢朝定的，難道是晉朝定的？唐朝定的？

再來看一下相關古籍文獻中涉及「國號」的論述：

《史記·五帝本紀》：「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為有熊 ， 帝顓頊為高陽 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 ， 帝舜為有虞。」

《北史·崔宏傳》：「時晉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國號…… 道武從之，於是稱魏 。」

《資治通鑒·後唐明宗天成元年》：「 李紹真 、 孔循以為唐運已盡，宜建國號。」

辭書和文獻清清楚楚的說明瞭國號是在新朝初立時定下的， @鄭莊公 居然言之鑿鑿的說漢朝人腦袋讓驢踢了才會定自己的國號。

這是要全部推翻傳世文獻記載和權威辭典定義的偉大創舉。

強烈建議 @鄭莊公 發《歷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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