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联邦制这种较为松散的政府结构，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内部环境，较为宽松的外部空间，才能从容实现的。

美国也不是一开始就是联邦制，从独立战争--邦联制--联邦制，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相对来说，美国当时的环境比较宽松，可以从容思考这些问题。

然而自清末以降，中国内外环境十分严峻，一度分割成各种不同的割据政权，一直到蒋介石勉勉强强统一中国，也是名义上统一，实际上比联邦制更为松散，中央政府政令只能在有限的地区施行，其中还有外国驻军问题，租界问题，「伪满洲国」以及红色政权。这些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自然就谈不上搞什么联邦制。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政府不能集中力量抵抗侵略，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权利过于分散。

中国现有制度的巩固和先进性，最重要的实例就是获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时刚建国一周年，工业力量弱小，仍是个农业国家。出兵朝鲜，政治局都是反对声一片。非常现实的问题，实力完全不够嘛。

然而中央政府通过集中权利，政令从上至下，从中央到村社，从国家领导到普通党员到最偏远山村里的农民，战争动员令畅通无阻。给志愿军制作的炒面是成千上万的市民家庭生产出的，重庆乡旮旯从来没有出过大山的农民在给从没有见过的志愿军腌制榨菜。我们老家的农民在村委会的动员下，主动请缨保家卫国，扛著红旗徒步走了200公里到达兵站，很多人是第一次走出乡村，有的人再没有活著回去。

如果说当时是联邦制国家，可以肯定地说，这场战争绝不会胜利。

从更长的历史来看，唐朝的节度使制度，就非常像联邦制。

节度使初置时，作为军事统帅，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而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后来渐渐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节制，并兼任驻在州之刺史。

中央政府被弱化，权利被集中到地方，节度使的辖区就是一个个联邦。这个制度到五代十国达到顶点。

五代时期，节度使的权势达到了极点，皇帝的拥立与罢黜都取决于节度使，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开国君主均为节度使。

节度使常常是犯上作乱的主力，造成政局动荡，而后就被废弃了。

美国的联邦制度或者印度的联邦制度没有酿出大乱子，主要是收归了兵权。如果美国各州都拥有强大的军队，那又是另一番景象。

军权收归中央，治权归属地方。其本质还是中央地方博弈，人民大量向富裕的州迁徙，而处于内地较为贫弱的州人口稀少，这个现象最突出的就是俄罗斯联邦，大量的人口集中到欧洲部分，西伯利亚地区的人口近似于无。

美国的地理位置之好，直接接壤的国家主要就是加拿大、墨西哥。中西部地区人口稀少完全没有问题。而中国不行，搞联邦制的话，沿海地区人口爆炸，越往西人口越少，那么边疆地区就会极不稳定。

从历史和现实以及地理来看，联邦制都不能成为中国的制度。

联邦产生的前提是「现有邦才能联」，即现有联邦各成员，才能组成联邦；联邦由各成员让渡的权力而生，行使联邦成员签订的《联邦宪法》约束下的权力。

中国离联邦制差了十万八千里，历史上只有两次差点搞了联邦制。第一次是民国初年很多军政要员和高级知识份子鼓吹「联省自治」。

其实我们中国有联邦主义实施的尝试，就是像美国那种的联邦制，各省相当于一个邦，省里自己选举政府，制定宪法，然后通过省的联合成立起大中国。时间段就是在清末民初。

具体情况是这样事的：

俗话说「天下大事，合就必分，分就必合」，在历史的长河中，大中华这块土地上是分分合合好多次了。

清朝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最高程度的朝代之一了，凭借的手段就是剽悍的八旗军，严密的官僚统治，还有恐怖的文字狱。

但是风水轮流转，到了晚清时期，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军队松弛，官僚腐败，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逐渐松弛。

地方的能臣将相都起来了，比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他们在地方搞军事、搞科技、搞经济，做得有声有色，中央对他们的控制就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闹得不可开交，一世英名的老佛爷慈禧也被义和团小战士刀枪不入的热情点燃起来，得了失心疯，居然向欧美日等十一国宣战。

宣战诏书下达下来后，南方的这些省居然拒不执行，公然称为「伪诏」，还搞起了「东南互保」运动，和外国达成协议，保护外国的权益。

你说讽刺不讽刺，中央政府正在和敌国开战，而地方政府却和敌国闹得火热。

这说明地方势力不断在增强。

历史发展往后，地方势力越发增强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湖北率先独立，成立军政府。一粒星火，瞬间燎原。其他省份也跟随潮流，敲碎衙门的砖瓦，闹了「革命」，宣布独立。

这是特殊情况下出现的特殊现象，就是国还没有出现，省却先有了，叫作「省先国而生」。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何把这些省联合起来呢？建立怎么样的中央政府呢？

各界仁人志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首先有这样一批人，觉得美国的联邦制很好，很符合当下中国的状况，因为清朝灭亡，先有省，把这些省联合起来，不就像美国的邦吗？

这批人的代表人物就是孙中山。

孙国父在1911年11月的《在巴黎的谈话》中说，中国的新政权「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最相宜。」

国父说中央集权不适合中国，理由是什么呢？

他这样分析：

「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因中国省份过多，人种复杂之故。美国共和政体甚合中国之用，得达此目的，则振兴商务，改良经济，发掘天然矿产，则发达无穷。……唯有共和联邦政府为最美备，舍此别无他法」。

简要总结他的理由是，中国地域广袤，有欧洲那么大，省份很多，各省情况都不一样，风俗不一样，地理经济也不一样，大而统的制度没有办法因地而宜，所以要各省充分发挥主动性，管理好自己的事务，这样国家也就发达了。

这种联邦制的观点得到了当时很多人的赞同，因为他们大多崇尚美国的制度。

其实1911年12月3日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几乎处处以北美十三州立国之初的制度为蓝本，所以当时的临时政府就是一个以「省」为单位的联合政府，各省都督和临时省议会掌握实际主权。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联邦制，它的对立面是单一制，代表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他明确说美国和德国的联邦制都不适合中国，「美之联邦制尤与中国格不想入！」

理由是啥呢？

美国各州原来都是各有特权的殖民地，而我们中国的省却是行政单位，而且统一成整体由来已久，中国绝不能破坏统一而效法美国之分裂；另外，目前各省的独立是相对与满清政府，而不是新建的民国政府；而且呢，列强环视，只有密切统一，中华才能强大。

这一派支持者也不少。

于是，联邦派和单一派也是互相叫嚣。

正当联邦制派和单一制派正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时，形势一下子向联邦制倾斜，那就是袁世凯在北方继任民国大总统。

袁世凯这个老头子坏的很，耍阴谋手段，执意不按照约定去南京继任大总统，而且大权独揽。

这让革命派感觉到有必要限制袁世凯的权力。用什么方法呢？

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就提出了用联邦制，用各省自治来监督中央，以地方分权来限制袁世凯。

然而，这也有反对者，那就是宋教仁，他觉得限制袁世凯的权力用不著地方分权，关键是要靠责任内阁制，用总理的权力限制袁世凯大总统的权力，而国家则要用中央集权。

可是，还没有等宋教仁竞选到总理，他就被暗杀了。

宋教仁遇刺

紧接著，袁世凯就称帝了，这样一来，全国更是向著联邦制一边倒了。

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戴季陶先生提出来了：

「中华民国非组织为联邦不可「。

袁世凯称帝，全国各地开展了讨袁护国运动，西南各省打出了建立联邦政府的旗号，比如云南军蔡锷主张就是要「拥护共和、组织合法中央政府、公开政治、实行代议制度、采用联邦制度」。

这些不仅顺应了当时社会上的反袁心理，使得联邦主张成为了反对袁世凯集权独裁的武器，同时也引发了后来西南各省推进的「联省自治「运动。

「联省自治「运动是当时20世纪20年代的一种政治思潮，更是一种政治运动。

这个词的主张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容许各省自治，让每个省制定自己的省宪法，依照省宪法来组织省政府，统治本省；二是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回忆，制定一种联省宪法，以完成国家统一。

这种联省自治被看成了当时的治国良方，可以防止中央集权，让每个省根据自己的情况管理好自己，又有利于发展，而且还可以防止地方割据，通过联省来实现国家统一，同时又通过省宪来促进国家宪政。一举多得啊。

那么这种联省自治的主张有没有实行下去呢？有没有实践呢？

有！

谁做得呢？

那就是湖南省。

新民学会组织了「驱张请愿团「，这个「张「就是湖南的督军张敬尧，他当时统治湖南专横跋扈。

新民学会的会员一起提出了改造湖南、保境自治的主张，他们召开了湖南宪法会议，制定了《湖南宪法》，这是我们国家近代史上第一部由省制定的、以联邦制为基本原则的宪法。这就掀开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联省自治运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部湖南宪法是由湖南全省人民公投产生的，公投！1921年11月1日，湖南开始公投，经过40多天，到12月11日结束，以1800万多票通过了宪法，1922年1月1日正式颁布施行。

继湖南之后，浙江、江苏、陕西、四川、福建、广东等省也纷纷展开，这种联省自治的联邦运动却是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潮流，是中国近代追求共和和宪政、限制集权的历史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这种轰轰烈烈的联省自治运动，并没有最终让中国成为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联邦制国家。

为什么呢？

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弄潮儿只是把联邦制当作了一个政治工具或者暂时的策略，孙中山、宋教仁等人在有的时期赞同，有的时期又倾向於单一制。

而各地的军阀又拿著联邦制当作割据一方的外衣，在外表看来，似乎联邦制有加强国家分裂的倾向。

当然了，从政治思想上来看，这个从欧美来的联邦制对于我们刚结束帝王统治的老大中国来说，既新鲜又陌生，不少人接受不了，把联邦制直接看成了分裂，无法真正理解联邦制的内涵。

在当时一破一立的纷乱之际，当时的政治家应该好好地研究联邦主义，从法理和学理的角度让它更适应中国，然而当时的历史情况并没有给学者和政治家们这样的时间和机会。

1927年，国民党执政，联邦制的言论彻底被压制下去了。

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那种联邦主义和联省自治运动确实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环节，请大家记住这件事，记住当时的人都在呼吁民选政府和宪法，记住湖南那部公投而产生的宪法。

这丰富了中国的近现代政治思想，谁知道会不会还会对我们中国有作用呢？

评论里提醒说，「说到联省自治，怎么能够不提陈炯明？」

的确，说到近代的「联省自治」，必须得提陈炯明。

对于陈炯明的印象，我们大多应该停留在中学课本上，「凶狠的军阀」 「革命的叛徒」，「辜负了孙中山先生」，「炮轰广州总统府」等等，总之是负面的。

历史总是复杂的，还有这么一种对陈炯明的评价：

秀才出身的他，曾在广东法政学堂以「最优等」毕业，能讲英语，略同法文，又好为诗文，多数公文均亲自执笔，不假手秘书。他手握重兵，却毫无军阀习气。此外，其私生活非常严谨，毕生只有一妻，以不二色自豪，一生不治私产、不贪污、不受贿，居港后经济窘迫，死后别无长物。

陈炯明和孙中山本来是革命的好战友，孙中山很欣赏他，说「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甚至曾经用过三个字来概括他的革命作风——「狼、大、快」。看来孙国父也推崇用「狼性精神」这个词啊。

但是后来两人怎么就分道扬镳了呢？

问题就出在「联省自治」上。

陈炯明是联省自治的强烈支持者，他还专门写文撰稿阐述了一套理论，比如《建设方略》《中国统一刍议》等。他的理论自圆其说，而且有清晰规划，也能回答评论区的一些问题。

陈炯明觉得当时的中国必须得走「联省自治」，中国得实行「自治省联邦制」，非此不可！

原因很简单：

在他心中，世界只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种，「大抵大抵国小民寡，集权之制容或可行，否则无不用分权制者」。

中国自然不是小国寡民，而是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民族众多，各地情况复杂，因此中国必须要采用地方分权。

陈炯民坚信地方分权和人民自治有益无害，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幸福安康。

他的逻辑是这样式的：

」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厉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

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

也就是说中国人多，政事复杂，必须让人民自己做主自己的事情，不能光靠中央，只有发挥地方人民的首创能力，才能实现民族的真正幸福。

这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了，中国人素质低，怎么实现自治？

陈炯明说，错了！中国地方自古以来都是自治，乡亲们推举乡绅，在祠堂议事，最基本的自治民主形式。

「中国社会原来富于自治的组织，以之建筑民主政治，尤为适当。」

故而，中国有自治的基础。

那么还有人说了，这个地方自治会造成分裂，怎么能完成统一呢？

陈炯明对此深恶痛绝，骂他们是「盲论」：

「盲论之士，往往以主张分治，即为破坏统一。曾不知分治与集权，实为对待之名词，于统一何与！北美合众国成例俱在，岂容指鹿为马。民国以来之祸乱，正生自论者误解集权为统一，于是野心者遂假统一以集权。」

他的意思是「自治」二字并不是「分裂"，对应的词是」中央集权「，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也不同。因此，地方自治，各自管好各自事务，会更加巩固，而不是破坏国家统一。

而且，这个「联省自治」正是一种和平统一的新思路。

他说

国乱有年，非谋统一不可。但真正统一，须建筑与法治上，乃能永久运用，而不用分裂。民国纷乱，在于中央地方许可权部分，军事民政各不归位，故民政应分权，中央乃改而成集权，军事应集权者，中央反令各省据为己有。」

民国的军阀纷战，就是在于中央和地方权力划分不清，该分权的没有分，该集权的没有集。因此，必须建立各省自主的自治共和体，把属于地方的治权交还地方，同时把政党、国家、军队的权力分开，然后逐层举办选举，培养民主信念，保障新闻自由和基本人权。这样，才可以组成自由的省构成的永久性的联邦制国家。

他甚至把这个思想扩大，然后亚洲、美洲、欧洲也应该各自联合，完成三大组织，最终建成「万国联邦」。

然而，20年代的孙中山却不想「联省自治」，鉴于以前总是大权旁落，他更倾向于收揽大权，以武力统一全国，进行北伐。

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必须向领袖效忠，打手模印时，陈炯明坚决反对，孙陈就此分裂。

陈炯明的自治思想在他管理广东省时得到了很好的实践，使广东成为当时全国最开放、最民主的胜负，他也被和陈独秀、胡适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三大领袖。

1933年，陈炯明病死香港，当时家里穷得连个棺材板都买不起了，但是他还念念不忘「共和"。香港得《工商日报》评价

「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我们回望历史时，总是云遮归途，很多事情都被忽略、遗忘，选择性地记忆，或者丑化和美化。

最后以陈秀才的一首诗结束：

地中海的风浪平了，大西洋的风浪又起，

起时无数平民哭声高，落时几个帝王卷入波涛去。这场祸水，正惊魂甫定了，谁知道汪汪的太平洋，耐不住波平如砥，东边的大陆，中间的岛国，望著潮头，说是早晚必至……

参考文献：

郭姝：《省宪运动与「联省自治」——中国近代联邦主义的萌芽、省思与启示》

余轩：《略论20世纪初中国的联邦主义思潮及政治实践》

陈明：《民初政体重建&之省制缺失》

任玥、袁刚《陈炯明「联省自治」思想浅析》

《陈炯明：悲伤的乌托邦》

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变成了邦联。

权力是复杂的，理论上和实际运行是两回事。不要觉得联邦制就意味著分权，相比于薛定谔式的高度「集权」，相对稳定的较高集权度反而是的联邦制的优势（同等资源下）。

中国历史从周朝开始，几千年发展的大趋势，就是中央集权的巩固以及地方权利向中央集中的过程。

强大的中央王朝常常能够更加长久且能够开拓疆域，让国家的结构抗风险能力更强，而弱中央强地方，基本上离乱世就不远了。

个人的观点，中国传统治理结构上是家国同构的结构，非常注重道德伦理尊卑长幼，从家庭到地方到国家，都是由少数精英来治理，人治远远大于法制，每一级的治理者向上负责而不用向下负责，一级一级的文官体系的作用形成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治理体系。这种治理结构和中国传统文化和家国结构是相互适应的。

联邦制从人们的基本观念上与治理结构上和传统中国有很多不契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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