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可做一参考
29军在长城抗战之前是西北军战败后收编部队,因此装备很差,「步枪上没有刺刀,自己制造不了,就利用西北军原有的特点,打了些大刀,发给士兵用。枪弹奇缺,则多造手榴弹,以资补救。」这便是大刀队夜袭的本来面目。
29军在何梅协定后驻扎进入华北,此地因何梅协定,中央军撤除驻防。因此在77抗战前,29军就已夹在日本 中央军,地方伪化势力之间,既要抗战,又要求生存。
到77抗战爆发时,29军处于一种前狼后虎的境地,若全面与日军对抗,则力有不逮;若不抗争,则华北为日军所有,29军无法生存;要抗争则必要引入中央军北上,则29军依然要失去地盘。无论何种选择,都是求存艰难。
因此在77事变阶段29军既表现出了抗争性,也表现出了妥协性,这种抗争与妥协性二元对立情况充分表现在几位军师长的命运上,
军长宋哲元多次向日军妥协,选择抗战后担心丢失华北责任,在忧郁中病死。
副军长佟麟阁 抗战阵亡
第37师 冯治安 在77事变时所部积极抗战,解放战争时部队被何基沣张克侠拉走战场起义
第38师 张自忠 77抗战时负责妥协拖延时间,引起国人不满,最终抗战阵亡
第132师 赵登禹 抗战阵亡
第143师 刘汝明 一路升到兵团长,最后败退台湾,典型国军将领人生轨迹
第9骑兵师 郑大章 40年投敌,加入汪伪政权。
29军这份军师长名单,引咎病死,抗战阵亡,部下战场起义加入解放军,一路升迁,以及投敌叛国,各种归宿几乎涵盖了一名国军将领可能的所有命运。其该军命运坎坷,可见一斑。这只部队能打还是不能打?有气节还是没气节?不可一概而论,各种表现都能在该军身上看到,不能用教条主义的眼光去看了,应该去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
请不要把他们当作一个杂牌军符号去看待,请把他们当作一群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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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这种冷门问题居然有人看,认真多写点吧
通常来说,军史里提嫡系和旁系之别,旁系更接近于「杂牌」,国军嫡系,一般直接指北伐后形成的国民党新军阀部队。通过参加北伐,胜利方收编失败方,各派系都不同程度的增强了实力。
国民党新军阀部队以蒋介石派系为例,其北伐前仅两个军校教导团,北伐部队仅有两个军,而到28年新军阀混战前夕,通过收编各军阀,其控制部队多达十八个军。再到抗战前夕,蒋系已有48个嫡系师,30个北伐开始跟随或战败被改变的旁系师。另外就是地方不部队。
一般来说,蒋嫡系部队装备较好,旁系部队得不到补充,装备极劣,而地方部队可依靠地方军校和财源补充,装备素质又较蒋军旁系好。
蒋介石通过将收编部队与嫡系部队合编,派遣嫡系将领的方式,将旁系部队逐步嫡系化。这个过程从北伐到解放战争一直在进行,因此即使是嫡系部队,其中大多数也很难血统纯正,追寻系统沿革经常能找到旁系军阀头上。
蒋系军阀能打败其他派系,不仅是战斗力的问题,更多的是凭借其控制国家最富庶的财源,控制中央,金钱与政治手段多管齐下的结果,以我看那段历史的感受,毛骨悚然,对蒋操纵政治的能力深感恐惧。但这也为其将来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从新军阀混战到抗战前地方军阀部队命运也有所不同,比较有趣的举两例,一个石友三,一个范石生
石友三属于见小利而忘命的例子,蒋许诺他当省主席他就拥蒋,蒋反悔就反蒋,张学良将其收留,日本人给点好处他又要叛张,一步步走向被活埋的命运。
范石生属于有情有义有远见的类型的,朱德是其同窗,范27年为第16军军长,在27年多方寻找南昌起义南下失败残部,为其提供收留整补。通共是蒋无法容忍的,之后这支部队被派去剿共,进而一步步缩编,最后与王耀武的补充一旅合编,成为第51师,51师与57师共同组建成74军。将来这支部队会成为抗战传奇,再将来它将被共军歼灭于孟良崮,而歼灭其的华野司令员和代司令员,曾经都是那支被第16军收留的南昌起义残部成员之一。
到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的敌人变成了日军,原先军阀混战的经验不再适用于对日寇作战了。特别是淞沪的阵地战,无论嫡系还是旁系 地方,也就顶7-12天,然后就打光,嫡系时间稍久。中国地域辽阔,各部队风格也不同,一些以人海冲锋为特色的部队反倒因此垮的更快,桂系 粤系属于此列;擅长土工作业的部队则能顶的久一些,如西北军王修身部,顶的时间就比中央军更长。但是,这些部队打光以后的命运并无不同。
到南京保卫战时,广东部队邓龙光,叶肇两个军也很出彩,不是说歼敌多少,怎么怎么不怕死,而是这两个军从正面突围,并非拥挤到江边,逃脱了被屠杀的命运。虽被打散,但依靠下级军官收容散兵,依然有数千从敌占区转进到我方。
到抗战相持阶段,大量旁系和地方部队部署在敌后方或敌进军路线上,受到旧军阀文化的影响,其处境很难,选择很少,出路是看不到。
表现好者,例如傅作义所部。在39年末到40年初的国军冬季攻势中,五原大捷是一个少有的亮点,在日军扫荡时坚壁清野大踏步后撤,在日军后撤时组织反攻,歼灭日伪孤立据点。颇有共军风采。
中国战线太辽阔了,认知有限,也仅能复述于此,总的来说,旁系和地方部队,除正规作战能力外,还表现出一些自身地域特色,这些自身地域特色就不能被战斗力一概而论了。
抗战中许多国军旁系和地方部队伪化投敌,一般常识里可能觉得伪军战斗力和战斗意志都不行,但实际也不一定,偶有出彩。以赵云祥所部为例,本为汪伪政权下孙良诚所辖伪军,一支连百度都找不到履历的杂牌军,杂到不能再杂。抗战胜利而该部向新四军投诚,与地方军区合编成为华中十纵,反手就参加苏中保卫战(苏中七战七捷),作为前哨部署在江北,直接威胁南京。
总的来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淮北则为枳。
抗战爆发后,个别杂牌军如孙良城,吴化文等投降,本来就战斗力有限,当了皇协军就更不用提了。
大部分杂牌军还是很有民族气节的,桂军、川军、西北马家军、晋绥军、粤军、滇军、入关的东北军……都能接受中央政府统一号令,开赴前线。在武器全面落后的情况下,他们没有退缩,真正表现出了那个时代军人的风骨。一是据不完全统计,抗战中牺牲的国军将领105人,其中杂牌军将领54人,占牺牲将领的51.4%。
二是在牺牲的国军将领中,最高职务为集团军总司令的2人:张自忠、李家钰。正副军长9人:佟麟阁、郝梦龄、吴克仁、冯安邦、陈安定、郑作民、唐淮源、武士敏、王甲本。其中只有郑作民出身黄埔,剩下都是杂牌军将领。
三是在牺牲的国军将领中,最高军衔为上将,共有7人:佟鳞阁、赵登禹、郝梦龄、饶国华、张自忠、唐淮源、李家钰。他们均为杂牌军将领。四是在疆场上自杀殉国的国军将领共12人:饶国华、王铭章、李必蕃、黄启东、范筑先、钟毅、梁希贤、唐淮源、寸性奇、许国璋、阚维雍、陈济恒。其中,除梁希贤外,均为杂牌军将领。即便付出了巨大牺牲,虽然也有台儿庄会战这样的辉煌胜利,但大部分时间他们还是很难正面对撼日军,伤亡不成比例。诚可谓,有心杀敌,无力回天。他们尽力了。向他们致敬!
川军当时在全国军界,被称为「中国最糟糕的军队」,或「杂牌军中的杂牌军」。
杨森的第二十军,更是川军中装备最差的一支部队,以二十军第二十六师为例,一个连有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步枪的枪柄是用麻绳系著的,以防脱落。
这支部队,10 月 12 日抵达淞沪战场,打到最后,全师 4 个团长,两个阵亡。14 个营长,伤亡 13 个,连、排长共伤亡 250 余名。
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 4000 多人,这场仗打完仅剩下 600 多人,但最终还是坚守住了阵地。
1
用刘湘自己的话来总结,自己 49 岁之前的经历是四个字:「不甚光彩。」
1888 年出生的刘湘,20 岁时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立志从戎。
在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中,刘湘一直都是站在袁世凯这一边的,并且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在 1917 年,刘湘 29 岁的时候,就已经被北洋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从 1918 年到 1933 年的 15 年,是刘湘在四川沉浮的 15 年。
在这 15 年里,刘湘先后和熊克武、刘存厚、杨森、刘文辉等一大批四川的大小军阀恶斗,几进几出,掌权又下野,下野又复出,连年征战,终于掌握了四川的军政大权,成为公认的「四川王」。
好不容易坐稳了位置,刘湘又开始面临另一个难题:蒋介石下令要他「剿共」。于是,从 1933 年到 1937 年的这 4 年,刘湘又开始与共产党军队作战。
作为「川人治川」的积极拥护者,刘湘一方面严格制止蒋介石的中央军入川,另一方面,又希望给自己留条后路,和共产党的军队一边打一边沟通,可谓是费尽了心机。
总而言之,从 1918 年到 1937 年这 19 年里,川军给全国都留下了一个「差评」的印象:派系林立,频繁内战。连刘湘自己都承认:「一直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了 1937 年 7 月 7 日。
卢沟桥一声枪响,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三天后,刘湘就做出了一个让人有些意外的举动: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战。
当时全国那么多大小军阀,刘湘是第一个致电蒋介石要求抗战的人。
7 月 14 日,刘湘通电全国,称「日军侵略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拼与一绝」。8 月 7 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在那场会议上,主战派与主和派都有,蒋介石说,你们表决吧——表决不是举手,而是要起立。蒋介石说,同意和日本人打的,站起来。「呼」的一声,刘湘带头就站了起来。
刘湘做出承诺:「四川愿意出 30 万军队,500 万壮丁,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四川所有人力财力,均可贡献于国家。」
他当时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我们的民族要亡国灭种了!我们整个中国的人都要说日语了!川军要为民族、为国家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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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说到做到,回到四川,就开始总动员。
虽然刘湘是「四川王」,但四川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绝非想像中那么简单。很多军长和师长根本就不愿意出川。刘湘想尽一切办法,甚至亲自在报纸上发文,号召四川军民「誓复国雠」,要用日本人的血,洗刷川军内战的耻辱。
远离烽火第一线的四川,迸发出了巨大的抗日激情。
1937 年 9 月 5 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刘湘发表讲话:「四川人一直有吃苦耐劳的、反侵略的光荣传统,我们现在就要发挥这个传统,派到前线去参加抗战,我作为一个川军统帅,我一定不要辜负四川父老的希望,上前线英勇杀敌,就是从尸山火海中爬出来,也要把日军赶出中国去!」
随后,川军的主要将领邓锡侯、唐式遵等都发表了讲话。唐式遵因为常年打内战,被四川人骂为「唐瘟猪」,但那天他推开了话筒,直接念了一首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诗念完,场下很多当初骂他「瘟猪」的老百姓都流下了眼泪,数万人掌声如雷。
那一天的数万人里,有不少是妻子送丈夫或父母送儿子去参军,其中有不少人直接写好了遗书。
有一个叫王者成的 50 多岁老汉,主动报名要去打日本人,被告知超龄,他就让自己的儿子王建堂去参军。王建堂去集合的时候,王者成送了他一面旗,旁观的人一看都肃然起敬——上面写了斗大的一个「死」字,旁边还有小字: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父手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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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非常希望刘湘出川的。
一方面,中日双方一上手就互丢「王炸」的淞沪会战,消耗了蒋介石大量的部队(包括他的嫡系中央军),急需补充兵源。另一方面,蒋介石早就有把四川作为战略大后方的准备,所以一直希望能分割消灭刘湘的川军势力。所以,刘湘主动请缨出川,蒋介石求之不得。
严格意义上,川军名义上是属于国民革命军,但一直是一支独立的军队:川军的每一件军装、每一根皮带、每一颗手榴弹、每一颗子弹、每一支枪,都是川军自己制造、自己购买、自己供给的,军官也是自己培训的。
这也带来了一些预料不到的后果。
出川在即,刘湘发现川军根本没有收到国民政府的拨款,他马上给军事委员会发报,第二天接到的复电是:「责成本省自筹」。
于是,刘湘只能自己拿出 10 万大洋做抗战经费。在刘湘的带动下,川军高级将领也纷纷解囊,筹集了近 50 万元,后由四川省政府拨款 40 余万,民众募捐 50 万元,出川抗战的费用才落实下来。事实上,之后川军和其他杂牌军享受的也是一样的待遇:军饷只有中央军的一半,至于弹药装备补充、武器更新,更是往后靠了。
以刘湘的精明,何尝不会洞悉蒋介石的心思?但是这位标准的「旧式军阀」,还是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底——把川军分为二十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辖 5 个军 3 个独立旅,出川抗日。
刘湘出川前,对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只有一个:出于语言习惯等多方面原因,希望能和龙云的滇军、白崇禧的桂军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方面军使用。
但本来就有意「边攘外边安内」的蒋介石,怎么可能答应让这三个「刺头」聚在一起?三个方面军后来被安插到了三个战区,不仅如此,刘湘出川前的最低要求——川军必须要放在一起使用——也被蒋介石拒绝了。
川军一出川,就被以军和师甚至团和营为单位,分散到了各个战区,接受各个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
可以说,川军一出川,刘湘就已经失去了控制权。接下来,全靠四川子弟兵们自己,证明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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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出川的第一仗,就是被称为「绞肉机」的淞沪战场。
1937 年 9 月,川军第二十军在杨森率领下,进入淞沪战场——当时,没人看好这支部队。
川军当时在全国军界,被称为「中国最糟糕的军队」,或「杂牌军中的杂牌军」。因为川军的军事素养一般,装备更是非常差。几十万川军,短裤、草鞋,背著「老套筒」(开几枪可能就哑火了),甚至背著大砍刀,就热血沸腾地出川了。而杨森的第二十军,更是川军中装备最差的一支部队,以二十军第二十六师为例,一个连有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步枪的枪柄是用麻绳系著的,以防脱落。
这支部队,9 月 1 日从贵州出发,没有交通工具,穿著草鞋,每天白天徒步行军 100 多公里,夜里再自己编织新的草鞋,昼夜兼程,到了湖南才坐到了船。坐完船再换火车,经历了 40 多天的颠簸,10 月 12 日才抵达淞沪战场。
刚刚抵达,二十军就被投入到惨烈绞杀的上海大场一带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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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中原大战,这场国民党新军阀的大型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阀战争,应该很能说明问题。主要论西北军和阎军,并谈西北军的结局。
阎军给人的印象是情报能力和恐怖的炮兵火力。陇海线上兰封大战,阎军用252门大炮炸垮顾祝同,然后西北军全线反攻。蒋调熊式辉师西进孤注一掷的电报为阎截译并发徐永昌,徐永昌当即要来9个炮兵团,用324门大炮炸垮熊式辉师,蒋军全线动摇。直到蒋得知了石友三秘报张学良准备投奉倒阎,中央军各将领才稳住阵脚。
西北军胜在军事纪律较强,战斗勇猛,能攻善守,战术灵活。兰封攻防战,刘峙第二军团与鹿钟麟所率之冯阎联军对决。右翼孙良诚挖掘宽深外壕,派奇袭部队夜袭顾祝同,给予极大杀伤后迅速撤退。顾祝同尾追而来,却被外壕所阻,在阵前被孙部机枪和阎军炮火杀伤,死伤惨重。反击战中,孙良诚和吉鸿昌部猪突猛进,数度包围陈诚11师,11师伤亡惨重,唯凭优势火力数次突出。西北军还集中骑兵组建骑兵集团军,陇海线战斗正酣之际,郑大章率骑兵集团军骚扰蒋军后方,牵制蒋大量兵力。5月31日夜,西北军骑兵疾驰80里,突然出现在归德机场,烧毁12架飞机,俘虏机师地勤50余人后全身而退。彼时蒋介石正在归德机场附近的火车站车厢内指挥战斗,因未预备开车,连火车头也没有准备。若非西北军骑兵不知情报,历史又是一个写法。
西北军的长处即是阎军的短处。兰封方向反击开始后,孙吉两部进展神速,两翼之阎军则迟迟不动。鹿钟麟要求阎军积极配合,徐永昌说:「我们的军队你还不知道么,叫他们守住一个地方,倒是有些办法;要他们一往直前地进攻,那就不能和西北军相比了。」总体而言,阎军只擅长城市防御,其余一切均不行。
至于其他或大或小的,卷入中原大战的小军阀,徐永昌评价说:「唐生智毫无实力,刘文辉的川军就没有出来过,刘珍年白宝山,那都是骗钱的。」
中原大战中蒋的胜利,并非完全出于军事优势,而是蒋在组织团结度、战略眼光和财政上对冯、阎形成了降维打击。
冯阎关系上,冯部自从1925年以来就吃阎的亏,受阎的骗。1925年夏国民军被张作霖吴佩孚讨赤联盟赶到大同,阎锡山突然截击,国民军落得兵散塞外。北伐胜利、张作霖退出华北后,冯和鹿钟麟韩复渠等出身直隶的将领一直寄希望于重返华北、入主平津,却因蒋从中作梗,被阎抢了人头。北伐编遣会议初期,阎摆出两面人姿态,暗中联蒋,导致冯的意图流产。1929年蒋冯初战失利后,冯不得已亲赴山西拉阎倒蒋,却被阎软禁。这造成冯军上下对阎恨之入骨,阎军上下也忌惮冯部。开战后阎锡山为人吝啬小气,对冯部不肯接济,使得战时两军关系日益紧张。陇海路八月攻势,冯集中最后力量孤注一掷打徐州,却因阎不愿看到冯获得胜利,自动退出济南,山东蒋军得以南下,使冯失去即将到手的徐州,战况自此转折,西北军急转直下。
财政上,冯阎均无法和蒋比拟。
蒋在第一次下野期间,取得了江浙财阀的支持,经济实力雄冠全国。这不仅使得他的军队能获得更多的粮饷和武器,还让他在财政上拥有更多的主动权,甚至能够随意发起银弹攻势,策反其他新军阀的部队。
阎虽然掌握平津两地税收,却因1929年受宋子文的骗,交出了平津两市的经济权力。作为交换,宋答应由中央财政部拨付阎军粮饷,但发了一月就未再付。阎便要求蒋偿还北伐时期山西银行垫付的3000万军费,蒋不答应。经济问题,向来最为阎锡山这个钱铺老板所关心,盖成为阎同蒋翻脸、决心倒蒋的导火索。
冯经济状况最为恶劣,自从其称西北军后就未发过十足的粮饷,导致韩复渠等在战前就被蒋拉拢收编。西北军参加中原大战,为了打下几个富省过好日子,初期顽强拼搏、全力奋战,孙连仲部更是从陕西徒步走来参战,最后解围毫州,重创蒋军。然到后期看不到胜利希望时,西北军却为恶劣的经济状况彻底压倒。冯军官兵多不愿再回西北吃苦,陕西饥荒饿殍遍地更是雪上加霜,最后冯军轻易地在蒋的政治经济军事三重攻势下彻底瓦解。
阎、冯个人的性格脾气和战略抉择也成为左右战局的缓建因素。
阎个人的部署有许多匪夷所思之处,徒增阎军将领之间的矛盾。
津浦线上的攻势,本由阎亲自指挥。然阎热衷于召开扩大会议,大军开进山东后,便只身跑去石家庄开会。津浦线战事,故交由晏城行营主任傅作义指挥。傅指挥第4路军6个军又3个炮兵团在归德苦战击败韩复渠、攻克济南。这时,阎忽然又派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率2个军编第2路军南下,与第4路军组成二四路联军,张任联军总指挥。面对左右的质疑,阎说:「我有多年的经验,你不要管。」,并责成张负责济南的弹药和给养。傅不久打电报来说:「张不发给养弹药」,张则来电:「傅不听指挥」。傅张二人相互攻击,战事迟滞不前,阎乃派左右携带私章前往济南代行权力,却无济于事。韩复渠由胶济路全身而退。后经调停,第2、4路军分头行动,最终分别在胶济路、曲阜等地陷入对峙。
阎视财如命,不但不接济友军,连策反敌军也不愿花钱。八月攻势前,蒋介石调来的上官云相第9军,原是孙传芳五省联军所部收编而成。孙自龙潭战役失败、一蹶不振后仍不忘向蒋复仇。此次找到机会,便伙同原军长王金钰对该部官兵作大量联络工作,致使第9军上下动摇。对于这些情况,阎是知悉了的。如阎抓住机会,以重金发动银弹攻势,第9军势必倒戈。然视财如命的阎不肯掏钱,第9军遂为蒋所用,最终致冯歼蒋主力的计划落空。阎论富虽不及蒋,但策反一个军的财力还是有的。故阎之吝啬,可见一斑。
冯个人的性格和战略眼光的低下同样导致了他的最终失败。
冯向来只知道喊一些救国救民的空泛口号,竖不起能够团结众人的政治理想,仅用北洋时期延续的上下级情谊维系其军队。冯对下属采用家长式作风。北伐胜利后,一些经他由基层军官乃至士兵一手提起的司令、总指挥、省主席,冯对他们还动辄打骂、罚跪,说一不二,冯的将领「连在他面前吸烟的自由也没有」。而这些人如石、韩等,发展到这一地步,愈加渴求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空间,以便他们为所欲为。冯因此和下属产生了裂痕。加之冯的性格反复无常,利益当头之际不论亲疏都不留情面,使得里外都对冯产生忌惮。
冯看问题主观片面,个性又极强,故而有时显得反复无常,有时显得天真无邪。冯的战略眼光和大小决策在整个中原大战期间都令人不敢恭维。
全国编遣会议上,冯一再向蒋示好,天真的以为可以以北伐战功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与蒋平起平坐,共治天下。却不知蒋早已对其产生忌惮。
蒋桂战争爆发后,蒋来邀冯助战。冯欣然答应,却令韩复渠等缓慢南进,作壁上观,待胜负渐分之际取渔翁之利。结果桂军速败,冯不但因韩部动作太慢丧失了夺取武汉的良机,还引起了蒋桂双方的怀疑。蒋更是抓住了韩南进的机会,把他召开汉口收买,使得韩叛冯投蒋,使冯备受打击。最后的局面,是冯弄巧成拙。
阎软禁冯期间,鹿钟麟已同韩复渠、石友三等联络三路攻打太原,且获得了南京何应钦的支持。西北军上下恨阎入骨,一致表示拥护。西北军脱胎于北洋直系精锐的混成16旅,国民军时期受苏联顾问训练,后又经中共完成部分的改造。而阎军之战力,自北洋时期就为北洋团体各军事领袖所看不起,在新旧军阀中都是末流中的末流。故三路讨阎,胜利很有把握。打垮阎锡山后,西北军便能掌握华北,进而有与蒋南北分立的底气。然阎因上述两件经济上被蒋害了的事,以及截译了鹿钟麟等秘谋的电报,亲自访冯并表示联合倒蒋的决心并将其释放。结果,冯又天真得以为阎的合作完全真诚,召集诸将宣布联阎倒蒋,使得鹿钟麟等思想上颇不能接受。又因冯在西北军内说一不二的地位,西北军诸将只得默不作声,对未来局面充满怀疑。须知联阎讨蒋即便胜利,凭两军实力,联合起来(实则貌合神离)也无法完全消灭蒋(蒋势必缩回江南),还要再来对付阎(阎一定保存实力),相比直接倒阎实在是得不偿失。
中原大战爆发后,冯天真地相信阎的态度真诚,逢人即夸赞阎(与编遣会议期间阎到处讲冯的坏话形成了对比)。而吝啬的阎锡山不肯给予西北军良好的补充和粮饷。阎军吃罐头,西北军往往连咸菜都没得吃。尤其孙连仲等部从陕西徒步走来参战,弹药粮草全靠士兵个人携带,十分疲劳,作战的艰苦程度远甚于补充较好的阎军和以逸待劳的蒋军。毫州解围三孙会师重创蒋军后,本应按计划直捣蚌埠宿县,却也无力执行。西北军看到阎军丢在地上的空罐头,往往指天大骂。冯的左右和部下一再指出阎的两面态度,冯也不肯改变他天真的看法。直到津浦线上阎自动放弃济南,致打徐州的陇海路八月攻势最终失败,冯才说:「阎百川这个老弟真不是个好东西。」
冯军在平汉线上对蒋收编的小杂牌军取得了全面胜利。冯的左右和大部分将领的意见,多倾向于在平汉路乘胜追击、扩展战果,迫蒋的小杂牌军们投入倒蒋联盟,进而迫蒋两线不能兼顾,只得求和。然而冯坚持主力东进,布口袋之阵歼灭陇海线蒋军主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结果蒋得知情报,待孙连仲部东调后在平汉线全力反击(加之桂系因中共发动左右江暴动,回师广西),反而造成冯军两线不能兼顾,胜利果实即失。陇海线上,蒋调来上官云相,又亲自赴柳河部署,被围蒋军突出重围。虽然西北军战斗勇猛,以刺刀冲锋与蒋军短兵相接,致使蒋损失惨重,但未能伤及蒋的元气。冯在陇海路上功亏一篑,除缴获蒋军丢弃的一些辎重外,企图完全落空。冯的决定的结果,造成两线均出死力而一无所获,为其左右所诟病。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入关,站在蒋的一边。此时津浦线上阎军已开始向山西撤退,津浦线上的西北军也跟随阎军「自由行动」。而冯此时「尚在梦中」,不断催促阎调有力部队南下作困兽犹斗。对于返回潼关的交通线,也只派了宋哲元两个师在洛阳一带把守。最终的结果不言而喻:冯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之中。
战火由编遣会议和蒋「削藩」而始,经陇海线兰封段、平汉线的冯阎军局部胜利,津浦线上阎军克济南,陇海线口袋之战和毫州解围等数次战斗,西北军锋芒已尽,虽数度重创蒋军并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很大的倒蒋声势,但仍无法撼动蒋军的战线。西北军在陇海路发起最后一搏的8月总攻击,蒋则投入刘峙、陈诚等精锐扑向济南。适逢天降暴雨,冯军在一片泽国之中苦战、至徐州既得之际,阎军突然退出济南,致使西北军功亏一篑。汪精卫等对倒蒋事业逐渐冷淡,战争的天平已向蒋倾斜。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入关。10月初,蒋军攻取郑州、开封。1930年11月,中原大战结束,历时5个月,双方投入140万人(蒋军60万打阎冯军80万),死伤共30万,惨烈程度,居辛亥革命后至抗战爆发前全国军阀战争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