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刚即位时，第一人丞相卫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和道家是同盟。不在罢黜之列。卫绾想罢黜黄老，但窦太后支持黄老。卫绾只罢黜了法家和鬼谷门。

但卫绾任丞相在三年，儒家确实占主导地位。这三年政治清明，言论自由。没有一人因言获罪。

以后汉武帝开始重用法家酷吏。法家酷吏张汤认为颜异欲骂天子，不言而入腹。便以腹诽罪之名，处死颜回十世孙，儒家大师颜异。

之后汉武帝越来越重用法家酷吏张汤、杜周、江充，罗织罪名，制造冤狱。把群臣和皇族屠戮殆尽。

汉武帝还重用法家桑弘羊，卖官鬻爵，死罪可花钱赎罪。致使国家吏治腐败。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会言论自由。法家得势，就会扼杀思想，扼杀言论。

汉武帝时期，黄老与法家结盟，一起捍卫君权，奴役臣民。儒家无与道家结盟，最终儒生被汉武帝全部罢黜。

在汉朝历史上，董仲舒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儒学大师，他提出的独尊儒术，成了汉朝黄老之学过渡到儒学治世的分水岭。那么，董仲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说服汉武帝放弃汉朝初期一直沿用的黄老之学而改为独尊儒术呢？

董仲舒，广川（今河南景县西南）人。少时就研究《春秋》，因此出名，在汉景帝时就担任博士。董仲舒治学相当专注，厉害到了「三年不窥园」的地步。而且他言行举止都合乎礼节，所以十分受到儒士的尊重。汉武大帝即位以后，通过察举方式为国家挑选贤良之士，而董仲舒也参加了对策考试，就在这些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儒家大师。

董仲舒跟汉武大帝对策前后总共三次。

第一次时，汉武帝向询问五帝三王的天命及情性。董仲舒以《春秋》中的天人感应关系来对策。他解释说道：如果国家将有失道之败，上天往往先降下灾害来谴责；如果地上的君王统治者还不能觉悟，就会再次出现级别更大的怪异现象让他引起惊惧；而如果人君还不觉悟怎么办呢？那上天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就注定人君走向败亡了。从天人感应论的角度来说，上天对人君是有仁慈及爱护之心的，希望人君能够勉励自己，积极向学，以仁义礼乐之道推行教化，以此达到国家大治。同时，人君受命于天，如果做出得天应心的事情，就一定会出现人力所不能达到的祥瑞之兆。

汉武帝听了董仲舒这个高论之后，十分惊奇。于是又第二次向他询问为什么尧舜与周文王用不同方法都能达到了天下大治，而自己兢兢业业地工作，却出现阴阳不调的现象？

就这个问题，董仲舒是这样解释的：尧舜受命于天，以天下苍癸为忧愁，逐诛乱臣，务求贤圣，所以教化大行，天下大治，人民安居乐业。而到了商纣王，却逆天而行，诛杀贤臣，残害百姓，以致天下大乱，百姓不安。面对这种现象，周文王顺应天意，启用圣贤，拨乱反正。这个过程相当辛苦。由此可见，圣贤的大原则尽管一致，但劳逸不同，那是因为时代改变了，时局不一样的缘故。而如果天下有太平之象，却功业没有体现到百姓身上，那么就是说明天子的仁心慈爱没有得到推广，所以人君就必须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汉武帝听了以后，认为有理，第三次下诏询问，董仲舒都一一回答。最后，他终于亮出了自己大一统的观点。

他说，《春秋》所说的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而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因此皇帝无法把持一统，以致法制数变，下民不知依据什么。所以他就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持一以明法度。

而当时，汉武帝刚上位不久，积极有为，渴望做一翻大功业，所以他看了董仲舒的对策之后，认为抛弃黄老之学无为的时候已经到了，启用儒学之术治术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为奖赏董仲舒，更下诏任命他为江都相，侍奉易王。之后，汉武帝也认真的推行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思想。

一、德治与仁政

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人也，义，我也。仁之法在爱人，不在我爱；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众人不察而反之，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董仲舒在「德治」中回应了两周时期的「德治」思想，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二、法治

同时也提出了法治的概念，这一点颇为可贵：民无所好，君无以权也；民无所恶，君无以畏也；无以权，无以畏，则君无以禁制 也；无以禁制，则比肩齐势，而无以为贵矣。 故圣人之治国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 官府爵禄，利五味，盛五色，调五声，以诱其耳目；自令清瘘昭然殊体，荣辱踔然相驳， 以感动其心；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 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 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劝赏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恶，是以畏罚而不可过也；所好 多，则作福；所恶多，则作威——《春秋繁露·保位权》

三、君权神授

这一点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之前也有，例如《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受）天命」，但是，汉武以前，基本上君王与神还是分开的。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而且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还具有对君王进行「训政」，如《尚书》中的「谟」与「训」都是知识分子对君王的训言。

而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后，王权得到了空前加强，这也是汉武帝能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大动力，但是我们不能只用今天的眼光去看。

试回想下，在西汉王朝，实际上君权帝制社会是第一次成熟，两周因为用分封制，皇权本身就不是绝对的权威；而秦帝国创造性地改革为郡县制，本来是很有利于加强皇权的，但是秦法刻薄少恩，无法以德服人。

因此，到了汉武帝的那个时候，经济上来了，是时候要彻底统一思想了，那么，这个前提下，加强皇权是必然的事。

汉武帝与董仲舒的作用被今天的我们远远低估。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但同时又保留了秦法秦制，再加上文、景两帝与西汉立国时的黄老道学，再配上「君权神授」，终于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国之性格与族治性格，那就是「外儒内法」+「外圣内王」=外柔内刚！

另外，由于西汉王朝采用了以「圣人」为标准的儒学，那么，本来已经变成了「神」的皇帝，又有了人性的要求，因此，你可以看到汉武帝敢于作出《罪己诏》的自省精神。

西汉董仲舒著。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汉景帝时曾当过博士，设帐教学，专心致志，攻读儒家经典，有「三年不窥园」的称誉。他曾经当过汉王朝分封的一些贵族侯国的相。汉武帝即位以后，「举贤良文学之士」，他以三篇对策，提出了一套巩固封建统治的哲学理论，同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他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千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张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举贤良对策》）

这里所说的「百家殊方」是汉初以来开始复活的先秦各派，特别指黄老之学。他认为这些都是妨碍统一的，要罢黜。一切都要统一到今文经学派的「儒术」上来。董仲舒的这个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了。从此以后，他被汉儒奉为「儒者宗」，而被他神秘化和系统化了的孔孟之学也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他晚年虽「去位归居」，但「朝廷如有大义」，还要派专人「就其家而问之」。

董仲舒的一生著述繁多，现遗留下来的有《举贤良对策》三篇和《春秋繁露》一书。

《春秋繁露》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它认为有意志的「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它写道：「天者，百神之大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郊义》）这就是说，天是至高无上的神。《繁露》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神秘化的比附，认为是「天按照它自身的体制有目的地制造出人类以及人世间的种种事情。「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为人者天》）。它具体地比附自然现象以论证「天」是怎样制造人的。说，「天」有三百六十六日，所以人的小骨节也有三百六十六；「天」有十二个月，人的大骨节就有十二；「天」有五行，人就有五脏；「天」有四时，人就有四肢；「天」有阴阳，人就有哀乐；「天」有昼夜，人有觉醒睡眠。」（参见《人副天数》）总之，「天」按照自已的形体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类的形状、体质、精神以及道德品质都是「天」的复制品。这就叫「天人合一」。「天」不但制造了人类，而且还安排了人类的秩序和等级官制，特别设制了一个「天子」代替它在人间的统治。「受命之君，天意所予也」。（《深察名号》）即是说，君主的权力是天授予的，并且是按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的。在君主的下面，还有许多依次从属的等级，也是上天安排的。为此，《繁露》写道：「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顺命》）《繁露》认为，这种君臣，父子，夫妻的主从关系，皆由天意决定。因为天意是「阳尊阴卑」，而君、父、夫属阳，臣、子、妻属阴。因此，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以它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繁露》在先秦儒家提出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的基础上，进一步概括出作为封建等级关系和伦常秩序的主干「三纲」，并给「三纲」披上「天」的外衣，于是现实中等级制度和道德秩序就成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了。

《繁露》认为，天制造了人类，安排了人间事理以后，并不是就此置之不顾了，而是还在注意人间的事情，天降福祸于人间，人间一举一动体现天的意志。这就叫「天人感应」。如果人间违背了封建道德即天的意志，天就要降点灾害，如水旱灾之类加以警告。不改过，天就要显示日蚀、地震之类的变异现象来示威。再不改过，就要受到天的惩罚。《繁露》认为，不但天以灾异来影响人，认的行为和精神活动亦能感动天。在遇到灾难时，只要顺从天的意志，就可以免除灾难。天通过灾异以告诫统治者，统治者如果能体会上天的意志，减轻人民的负担，就可以不出乱子。《繁露》认为，既然人是天的副本，君权是天授的，那么人性也是天决定的。「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为人者天》）它说：「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两有贪仁之性。」（《深察名号》）就是说，既然天有阴阳二气，那么人就有善恶两个方面，善是性中之阳，恶是性中之阴。有时《繁露》将人性中仁和善的一面叫性，将人性中贪和恶的亠面叫做情或情欲。无论性与情，都属于人的自然之质，都是人的先天本性，「仁贪之气，两在于身」。（《深察名号》）因此《繁露》不主张性恶，也不主张性善，而是主张善恶二重的人性论，反对性善说。为什么要反对性善说呢？这是因为它发现了性善说与君权神授及德教说有理论逻辑矛盾。《繁露》的君权神授和德教说，宣扬天为了教育人民，使之向善，而为民立王。但按性善说，人民之性本来已善，那么王教就根本没有必要了。为了消除这个矛盾，进一步论证君权神授和德教，《繁露》不得不提倡二重论，反对性善论。《繁露》的二重论消除了这个矛盾，但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果「万民之性」有待于立教而为善，那么，王的性又有谁来教而为善呢？如果王的性得不到教育而为善，那么又如何去教万民呢？对于这个矛盾，《繁露》是通过折衷主义的性三品说解决的。它把人性分为三个品级：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只有「中民之性」才「两具仁贪」，而「斗筲之性」，却只有贪和恶，「圣人之性」则纯为仁和善。这样，圣人本身不用教化，就可以教化万民了。这就解决了性二重论所带来的矛盾。《繁露》的性三品说，实质上是孔子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发展。

《繁露》并不停留在论证君权神授这一步上，它根据天意建立起来的整套制度和统治方法是永恒的，绝对的。他认为，「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基义》）这里具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但《繁露》认为，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协调合作的关系，是下对上卑对尊尽义务的伦理关系。故而它写道：「天为君而复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面生之，夏为子而养之」。（《基义》）《繁露》虽然看到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在性质和地位上是不一样的，比如阴阳是矛盾的两个方面，阳为尊，阴为卑；阳为上阴为下；阳在先，阴在后；阳是主，阴是从。但是，它认为矛盾著的双方地位和性质的不同是永恒的，不可变动和不可转化的。它写道：

「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悬于后而守空处。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基义》）

这就是说，阳和阴两个方面，一主一从，尊一卑的地位是注定不变的，是「天之常道」。《繁露》这种否认对立面的斗争，否认对立面的转化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目的还是论证它的「王道三纲」的永恒性。因此在它看来，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永远处于主导、统治地位。这个「道」是永远「不变」的。

如果天创造人是体现天意，那么，人的认识主要就是认识天意，求得与天意的符合。人如何实现对天意的认识呢？《繁露》认为只须向内反省，不须外求。它说：「道莫明省身之天」，（《为入者天》）「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二端》）意思是说，没有比向内反省更加能认识「天意」的了。因此，它对于名词概念的解释为：「名之为言，鸣而命也；号之为言，蔼（呼叫）而效也」，「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深察名号》）「名」与「号」反映的不是事物，而是表达的天意。不是事物决定概念，而是概念决定事物。「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深察名号》）天的意志决定人的认识，人的认识决定万事万物。

在董仲舒看来，只有圣人能体察天的意志，并代天命名，圣人的认识是不受任何客观制约的。它写道：「圣人者见人之所不能见者也。故圣人之言，亦可畏也。」这就是说，圣人具有天生的非凡的神智，他们是一些能知「天地鬼神」、知「古往今来」、知「人事成败」的先知先觉者。故此，圣人绝对可畏，不可侵犯。圣人的地位「同诸天地」，「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王道通三》）最高统治者掌握生死予夺之权，具有压倒一切的权威。

董仲舒主张复古主义循环论，它为了论证汉王朝统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提出「三统」、「三正」的学说。《繁露》认为社会的具体制度的形式可以改变，但作为社会秩序根本原理的「道」实际上是不改变的，是万古长存、永恒不变的。

①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战国阴阳五行家邹衍认为，历史中的朝代更替是由于五德运行产生的影响。按照邹衍的学说，每个朝代必须与五德之一相联，因此，这个朝代就应当遵循这五德之一的要求来运转。董仲舒修改了这个理论，认为朝代的更替不是依循五德运行的顺序，而是依循「三统」，即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他在《三代改制质文》中说：每个朝代都依循一统，每统又各有其为政的系统。按董仲舒的说法，夏朝代表黑统，商朝代表白统，周朝则是赤统。夏、商、周三朝完成了这一历史循环。之后，历史又开始一次新的循环，新的朝代又应当代表黑统。照董仲舒的看法，继承周朝统治的既不是秦朝，也不是汉朝，而是孔子，他承受天命，创立了黑统。孔子所受天命，不是一种「法统」，而是一种「道统」。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

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按董仲舒一派的说法，《春秋》是孔子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其中，孔子树立了他的道统的统治。孔子代表了黑统，并创建了黑统的各项制度。董仲舒对《春秋》的解释十分著名，他的各项学说都可以从《春秋》中找到根据，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权威来自《春秋》，这是他把自己的著作称为《春秋繁露》的缘故。

①思想方面：肯定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汉武帝说：「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

②政治方面：用文学儒者数百人参与国家大政。扩大了官员的队伍，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巩固了封建统治基础，成为汉武帝文治武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给后世封建王朝在用人方式方法上面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迪。

③教育方面：兴办太学，使天下文士都学儒家经典。这是封建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兴办教育、提倡儒学，其必然对整个社会的教育事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汉武帝的这两点措施，为儒家思想上升到独尊的地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延续了两千年之久。

君权神授学说，是一种极权理论，它把皇权推向了一种毫无制约至高至上的顶峰，是儒家恩想的伤筯动骨的改造，将儒学变成了儒术，是将法家的极权理论强行禄接到儒学体系之内，形成了汉武时代儒表法里的极权理论体系，为至后的历代帝王所效仿，给中国留下了无尽的祸患，阻碣了社会的进步，对人文思想发展是一种绞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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