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辜鸿铭的历史地位？
简单评价辜鸿铭先生：怪杰、名士、博学
辜鸿铭在清末民初算得上是大名鼎鼎的了。人们要么津津乐道于他那非同一般的外文造诣和对近代西方又化的精熟。要么念念不忘他对纳妾、留辫、缠足等陋俗的曲辩。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作文《一个有思想的俗人》，尝言：「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
他的奇闻逸事流传极广，尤其是他那亦庄亦谐嘻笑怒骂、如排炮一般的犀利妙语，令人绝倒，但他因此也被人视为狂目为怪，甚至被人径呼为「辜疯子」。因为辜氏多以英文写作，虽然在西方名噪一时，但国人无从寓目，也就谈不到理解其思想言论了。
在近代的中西古今文化之争中，辜氏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立场，他既有别于清季的洋务派、国粹派，也不同于民初的东方文化派。他因为早年留学于西方，深受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归国后又服膺于孔孟之道，凭借这种渊源，他力图以现代性批评传统、以传统批评现代性。他将当时中西文化冲突还原为现代性与西方古典文明的冲突，以促进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理解。应当说，这一文化策略是可取的，这一点由他在西方享有的盛名可知。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一个误区，这就是启蒙与救亡的矛盾。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救亡，使人们忽视了民智的启蒙，忽视了对现代化的反思与批评，误以为现代化就是全能的拯救力，可是成功的现代化恰恰需要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与思考。辜氏熟知近代西方文明，了解其弊端，可他只能眼睁睁看著中国趋向现代化，急切不得捩转，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只能以嘻笑怒骂辛辣伤时来传达了。
辜鸿铭曾经关注过的两个问题——对现代化的反思和人类社会的道德建设一在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
关于辜鸿名的评价，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名。可见，辜鸿名在西方人的影响力。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语讲演《春秋大义》，不但要售票，而且票价要高于「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戏票价格为一元二角，而辜鸿铭的讲演票则开价两元，却还很叫座。更加足见他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关于辜鸿名的仕途生涯可谓不足一谈，但是他在著述方面的成就跟他在近代上历史地位不能说没有关系。作为翻译家，辜鸿名一方面是将中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虽然辜鸿名14岁便开始出国留学，但他一生都积极推崇儒家文化，并向西方宣传东方文化。辜鸿铭也是近代一位学贯中西大家。但是近代，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对他的评价并不高。尤其是胡适等人，积极宣传西学，而辜鸿名则宣传要维护传统文化地位，与胡适等人针锋相对，而成为当时思想解放潮流中的「逆流」。
其实，辜鸿名宣传儒家文化，维护传统文化，没有什么不对，毕竟一味推崇西学而完全否定中国几千年文化，确实是一弊端。但是于当时的潮流而「逆」，因而被扣上了思想界的「顽固派」帽子。他一生虽然主张皇权，但不是皇权的痴迷者。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改变西方人价值观方面有过分自信的表现，但不管人们对辜鸿铭译的评价如何，但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这点上是功不可没的。
因此，评价辜鸿名的历史地位，除了看他的成就和不足外，还是应该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的社会环境中去，客观看待。
怎么说呢，辜鸿铭是个「怪老头」。
关于辜鸿铭的段子层不不穷。
比如说他早在英国留学时，他已剪掉辫子，西装革履，一副洋派。后来人人谈论反清革命，他反而把满清人硬栽上的辫子重新留了起来。原因很可能是「立异以为高」。当然，也符合他复古派的身份。北大的学生嘲笑他，他反唇相讥：「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
还说他还曾对学生说：「现在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便是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要去革命，到现在仍在革命。而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在保皇。」
他这种有点尖酸刻薄的语言风格背后，是他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我行我素，其实他并非真正的清朝遗民，与王国维等人还有所不同，只是想与时代潮流相悖而已，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这也是士大夫的一个积习而已，不必将其放大。
二是学贯中西，这个词已经用滥了，其实真正的可以做到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也就辜鸿铭、陈寅恪等二三子耳！他们既受到了功底扎实的传统国学教育，又受到了现代外国教育的熏陶，精通中外文，视野也无比开阔，是现在的所谓「教授们」望尘莫及的。
这个怪老头留下的著述其实不多，这倒不是最可惜的，最可惜的是，他被深深误读。
在写这篇读后感之前，有必要将本文的主要脉络梳理一下。全英文的文章对于我这种水平的读者来说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在此不得不佩服辜鸿铭的英文功底。
中国人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的精神也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在辜鸿铭身处的那个时代，传统中国人的精神被所谓先进的西方文明打压地一文不值，人人喊打。辜老睹此惨况，意欲从传统中找寻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加诸于其时的中国人之上，来证明传统的优越性与塑造进步的、现代的中国人。
首先，中国人是温顺的，几千年的文明熏陶令中国人一扫野蛮气息。即使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有诸多的缺点，他也很少会让他人厌恶。正因为这种温顺——同情心与真正人类智慧的产物，使中国人拥有著高贵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人性，使中国人几乎完全地过著一种精神生活。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自古以来会过著一种精神生活呢？因为几乎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都藏著善与孝等许多优良的品质。其次，中文是一种精神语言，用头脑与智力是很难学会的，只有用自己的精神与其息息相通，才能够较为容易地学会。再次，因为中国人用自己的心去记忆，所以中国人拥有精彩的记忆。最后，真正中国人的礼貌是发自内心、来自精神层面的，是一种绝对尊重他人的礼貌，与日本人刻板一般的礼貌截然不同。因此，中国人过著精神生活，中国人的生活缺少精确性，但是他们拥有关心他人、尊重他人的礼貌方式，拥有精彩的记忆，拥有精神语言——中文，讲孝道，具有悲悯一切的同情心。
中国人的精神，是永远年轻的精神，不朽的民族精神。其中的不朽就是心灵与头脑的完美联合。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永葆年轻呢？答案在中华文明中。几千年之久的中华文明没有现代欧洲文明发展进程中争执不休的争斗，而且中国人对于宗教的渴求并没有西方人那么热切，换句话说，中国人没有宗教，取代宗教的，则是拥有一套完整哲学与伦理道德体系、关乎人类社会文明的综合体——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为什么能够取代宗教呢？宗教的产生来源于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人们希望宗教能够为他们驱除恐惧，尤其是平民。儒家思想恰恰具有如此的特性，能够为人们提供安全感与永恒感。其实在广义上而言，儒家思想也可以被称为宗教，但是它与西方宗教是不同的，它教导人们泛爱大众，其中的君权神授观念能够帮助统治者更有效地治理国家。另外作为一种广义而言的宗教，儒家思想强调一种荣誉感，即君子之道（西方的绅士法则），其中的信条——名分大义，是维系社会安定的重要基础。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往往用利益、武力、欺骗的手段来维持安定，而这样的安定往往是不能够持久的。
如此一种荣誉感，为婚姻的神圣性授权。周礼作为中国的绅士法则与荣誉法典，历史上第一次为婚姻的神圣性授权。孔子则将周礼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宗教，将其发展成为人人都要遵守的名分大义，在此国家宗教之下，夫与妻之间的忠诚，人们对统治者的忠诚，是孔子所激励极力强调的。借此，孔子维护了家庭与国家的稳定，由其编定的《春秋》即为书写名分大义的中华文明的宪法性文献。如此的儒家思想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安全感与永恒感，给予人们一种效忠皇帝的神圣责任感。正是这样的一种荣誉感，即绅士法则，能够使大多数人遵守道德法则并保证对君主的忠诚。
回过头来谈谈宗教。智人们信神，是对宇宙神圣秩序的崇拜。平民们信神，信的是人为杜撰出来的神。而宗教之于平民的价值就是依靠著这个神及其衍生出来的附属品使平民感到安全，受神灵的驱使，令其遵循道德行为准则。我们必须要遵守道德行为的法则，也即君子之法，绅士法则，在这一点上来说，宗教比哲学的道德律更加精炼、深刻，孔子的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广义上的宗教亦然，我们必须要学会做君子，服从于生命的法则——良心，尝试拥有君子的美好情操或修养——荣誉感。这种荣誉感、君子之法即宗教的生命，即仁，仁能够使大多数人都能够遵守道德行为法则。
所以宗教的价值为何？在于其能够传达一种灵感与强烈的情感给大众。每一著名宗教的创始人往往都具有强烈的情感本性与强烈的想像力，使他们有能力感受爱、传递爱，并创造出上帝之类的造物主，通过教会之类的机构来为人们提供存在的力量，让人们不由自主地产生对于创教者的崇拜，使人们遵守道德准则。但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并没有教会，也没有号召人们崇拜孔子，儒者们靠学校教导人们如何成为一个好人，靠诗、礼、乐来鼓舞人们的灵感与强烈的情感。但是更进一步讲，其实儒家国家宗教组织的真正形式是家，儒家国家宗教的灵感之源、真正的动力是有能力使绝大多数人遵守爱父母、爱祖先的道德行为准则，这与西方的爱上帝是相对等的。
因此，儒家思想与中国人的精神有著莫大的关系，名分大义是一个中国人必备的基本道德行为准则。中国人的精神拥有著成人般的理智生活，又具有孩童般的纯真心理，是灵魂与智慧的完美结合。
二
概而言之，辜老在这篇长达五十页的英文文章———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所要论述的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他认为儒家思想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儒者们依靠孔子等（文中主要谈孔子）一代先贤制定的一套符合中国人的道德行为准则———名分大义来统摄国民，将中国人安置于小到家庭、大到国家的一套有机体中，从而有效地提高了中国人的素质，更重要的是，维护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统一与安定。
其实，抛开如今盛行的用辩证思维看待儒家思想的定势看法，并结合辜老当时身处的社会实际，可以看出他所写这篇文章的良苦用心所在。其中之详细，前人已多备述，在此若赘述，则无多大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看出辜老提出的中国人的精神是否在如今还拥有著借鉴意义，并以其文章中提出的主要论点回头来审视我们以前批判不止的所谓糟粕。
我们必须要重新审视「忠」这个字的意义所在。近代以来，三纲五常早就被批倒批臭，特别是在辜老生活的那个年代，除了一帮子遗老遗少，新生的社会中坚力量绝对不会为这四个字所代表的社会意义摇旗呐喊。我认为，辜老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他看清了一个道理：任何存在的事物都有其为何存在的积极意义。蕴含著「忠」的内核的三纲五常能够延续两千余年，必定是符合中华民族的一套道德行为法则，是真正土生土长于华夏大地的，对于辜老而言，就是所谓不变的真理所在。如果真的要推翻这一套道德法则，那首先必须要提供给中国人另一套行之有效的道德体系，那么试问：一个能够被全体人民中绝大多数人民都认可并遵循的道德体系的推翻与再造是一朝一夕、五年十年之事吗？当时的人，爱国则爱国矣，激进则太过矣。西方自近代以来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斗争持续到了现在依然没有谁能够彻底打败谁，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说明了传统事物与新生事物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看来，似乎是永无止尽的。忠这个字，即名分大义之所在，不仅仅在古代，它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就是在当代，在社会物质文明与所谓精神文明「极大发展」的今天，即使中华民族信仰的道德体系是从外国移植进来的，不也披上了「中国化」的外衣吗？而这个中国化之内的「爱国爱家」，「团结在某某领导核心周围」之类的话语，不就是「忠」的翻版吗？可以见得，当代中国人与古代中国人相比，在道德体系建设方面的乏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越会发现辜老的独到之处，他一眼洞见了存在即合理这个这个哲学命题，更重要的是，他似乎还能预料到儒家思想在他当时到底未来世界中依然能够发挥无限大的作用。因此，当时的他，虽然被绝大多数人所不理解、所鄙视，但还是有少数的精英人士高瞻远瞩，对于他给予了极高的赞叹，如李大钊所言：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诚哉斯言！
切勿奉外来之一切为圭臬。今日我们说这句话，都是受他人的影响而鹦鹉学舌，呱呱乱叫。辜老作为学贯中西的真正一牛人，确实看出了中华文明的独到之处与西方文明的不足之处，才敢在当时冒天下之大不韪，有这样的想法，估计他不剪辫子，也是是当时盲目崇洋媚外无声的抗议吧。当时绝大多数外国人并不了解中国，辜老写这篇文章，初衷是为了让外国人明白，虽然现在的中国表面上看哀鸿遍野，满目疮痍，无论是清政府也好，还是民国时期的各种政权力量，都执外国人为牛耳，但是中华文明却从来未曾丢失，它紧密地依附于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除非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彻底变味外国人的殖民地达几百年之久，否则我中华文明还是中华文明，不会生锈，不会褪色，请你们，好好地看看，深入地了解一下中华文明。确实，他这篇文章在西方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翻译给西方的四书之类经典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东方文化向西方「渗透」的例子。当时绝大多数国人一味讲求用西方的话语来救中国，视一切抱著四书五经不放的所谓腐儒为国家前进的的绊脚石，却很少能够停下追逐西方文明的脚步，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传统文化。这一方面是盲从，盲从的基础是从来没有全面了解某些事物，听从了别人的只言片语，就一味地看好它，这种教育态度下诞生出来的知识分子最可怕；一方面是对于本民族文化极度不自信的表现。只有极少数精英分子能够看破中西，站在绝大多数人站不到的高度俯视东土与西方。
辜老其实与梁启超很像，这两位卓尔不群、遗世而独立的精英分子一个写出了《中国人的精神》，一个拥有《少年中国说》这样脍炙人口的篇章，都是不世出的人杰。既然在那样一个极度崇洋媚外的年代，都有人能够振臂高呼返归中国文化自身思考中华民族的复兴，那么在当代，提倡本民族文化的繁荣还需要疑问吗？真理，也许从来只掌握在少数人之间罢了！
各位，题目是要评价辜鸿铭先生的历史地位！
——五百年前未有，五百年后亦未有之！
补充一点——辜鸿铭先生之所以复古，尚古。除了他父亲在他临走到西欧去时的讲话——流淌著中国人的血液，是黄皮肤的中国人。同时他的养父对他的教育亦是传承了东方的教学法。竟然莎士比亚全集都会背诵下来。在学贯中西后，亦然发现东方循环往复的生生不息的文化才是世界之文明，文化的重点！他对东西方文化有著常人所不及的文化水平。所以，可以敢称前后五百年未有之！
一家之言，还望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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