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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抛出结论，第一个问题：不是。

第二个问题：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改造，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以经学为核心，从世界观的层面重新构建了系统化的儒家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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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仲舒与「经学时代」

这个说法来源于冯友兰先生。在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中，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划分标准以董仲舒为界限。冯友兰先生认为先秦没有「经学」，只有「子学」。而董仲舒终结了「子学时代」，开辟了「经学时代」。

不过，冯友兰先生的这个提法，一直存在著争议，有不少学者就认为，董仲舒只是「影响」了经学研究，而非「开创」了经学研究。

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争议，我们姑且按下不表，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董仲舒会和「经学」绑在了一起？

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先要驱除一些人心中的「成见」。

我们对董仲舒有关的历史事件，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提法是极为不严谨的。

我们来看《汉书》中对这个历史事件的几个说法：

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董仲舒传》）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传》）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武帝纪赞》）

这三条说明了什么？

董仲舒的策论实际上是：罢黜百家，尊奉孔子之术与六艺之科。

而汉武帝采纳的实际上是：罢黜百家，遵奉六经之科。

这一来一回，没有任何一句话提到「儒术」。

更何况在早先，汉文帝时期，《孟子》《孝经》等儒家经典都是置「博士」的：

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孟子题辞》）

但到了汉武帝时期，《孟子》其实也在百家「罢黜」之列：

不观刘歆《移书太常博士》乎？书云：「孝文世《尚书》初出于屋壁， 《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宫，为置博士。」诸子传说即《孟子》等书也。后罢之则以董仲舒对策，专崇六艺云。（《四书释地》）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我们后人不够准确的描述。真实的说法应当是：罢黜百家，独尊经艺。

董仲舒和「经学」绑在了一起，是因为他的主张和「六艺/六经」绑在了一起。六经之外的诸子学说，皆在罢黜之列，学术就此由「子学」转向「经学」。

关于汉武帝到底有没有沿用汉文帝「《论语》置博士」的做法，学术上存在争议；但汉武帝确确实实罢黜了《孟子》等书的博士，这是没有争议的。

所以诸位墨家信徒、法家信徒、道家信徒等等，不要再一知半解地扣屎盆子了。先秦诸子，在这场「大一统」的运动中，几乎是都没有幸免，包括儒家。

钱穆先生就说：

故《汉志》于六艺一略，末附《论语》《孝经》、小学三目，此亦以孔子附六艺，不以孔子冠儒家也。

六艺多传于儒生，故后人遂混而勿辨耳。（《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

至于董仲舒上书推崇经艺的原由则很简单，在《董仲舒传》中写的很清楚：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

说白了，当老师的想太多，当老百姓的想太多，当统治者的也想太多。致使朝令夕改、百姓不知道听从谁的教导。

——这是为了「大一统」而愚民，甚至是「愚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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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构儒家系统的董仲舒

上文已经描述清楚了，董仲舒建议汉武帝遵奉「经艺与孔子」，汉武帝最终只尊了「经艺」。

为什么董仲舒提出要「尊孔子」呢？因为董仲舒是个「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的大儒，是儒家学者们的「领头羊」：

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

董仲舒《春秋》之学作的极好。好到《汉书·董仲舒传》都为他鸣不平，说公孙弘的水平不如董仲舒，公孙弘却可以全凭溜须拍马上位：

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

《董子年表》更是把董仲舒的学术水平吹到天上去了，认为汉儒治经学，董仲舒比郑玄还要高明：

余以为汉儒经学，当首董次郑。

那么董仲舒的《春秋》之学作了什么呢?

我们首先要明白，《春秋》是一本什么书。韦昭在《国语解》中谈过多次：

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

春秋，纪人事之善而目以天时，谓之春秋。

韦昭认为，《春秋》嘛，就是「天时」与「人事」。董仲舒显然也是这么想的。董仲舒一直在思考《春秋》中的这种「天人关系」，最后，董仲舒拿出了他的「学术成果」：

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

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董仲舒传》）

董仲舒认为，孔子之作《春秋》，是上揆天道，下探人情，参考古今变故而作出的。人的行为，是会影响天意的。那么具体怎么做才不会招致祸端呢？就要按《春秋》来做。

《春秋》真的能包含一切行为准则吗？董仲舒认为：能。

古之人有言曰：「不知来，视诸往。」

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效难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是故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春秋繁露》）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很「与众不同」的思想，中国人认为「历史」可以当作「今天」的镜子，我们可以「以史为鉴」。

这种思想的根源，就来自于董仲舒对《春秋》的解读。董仲舒认为，《春秋》中的「人事」，就是今天的镜子，道往而明来者也。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董仲舒甚至提出了「经义决狱」——以经义内容，作为断狱的依据。

在确立了以《春秋》为核心，「《春秋》可以涵盖一切行为准则」的这个基础之后。董仲舒开始了对儒家思想的发展。

我们今天常说的「仁义礼智信」，就是董仲舒在《春秋》（公羊传）中看出来的。董仲舒把它们称之为「五常」。

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

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一套「天人感应」：如果按照五常来做，就受到天的庇护，反之，则会受到天的惩治。

因为有了「五常」，所以董仲舒又引入了我们今天熟知的「五行」云云（《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此外，董仲舒对于「仁义礼智信」还有许多新的阐述。比如说「仁」，孔子认为「仁者爱人」。董仲舒则认为，仁者，天心也，所以仁者不仅爱人，也爱花鸟鱼虫。这其实就有道家思想的影响了。

董仲舒对其他学派的思想吸取非常之多，比如《春秋繁露·立元神》等章节，就能看见道家的影子；《考功名》、《保权位》等节中则有提倡赏罚分明的法家思想（也有人认为是延续荀子的「隆礼重法」）；甚至在《阴阳义》等节中，我们能看到汉初民间十分流行的阴阳家思想的影响……

这些其他学派的思想，都被董仲舒用来扩充了儒家思想的内涵。

所以题主问董仲舒改造了多少，可以说基本上改造得面目全非。比如阴阳五行此类，当属「怪力乱神」，荀子虽然谈到过，但不如董仲舒谈得那么「著魔」；「天人感应」虽然也脱胎于儒家传统的「天命说」「性命说」，「君权天授」却是实属先秦儒家不会讨论的话题。

但董仲舒大刀阔斧地改造了儒家，并不代表他不是个伟大的学者，更不代表他是儒家的叛徒。（知乎上很多人认为董仲舒之后没有「真儒家」了，这是很荒唐的判断）

如果我们真的读过先秦诸子的著作，就会发现他们的内容大多是散乱且不成系统的。董仲舒能够汲取他们的精华与核心思想，放入一个系统的框架中，使先秦诸子零碎的思想能够长成「一棵文明的大树」。这难道不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吗？

你当然可以批判董仲舒：这么搞，就没有文化多样性，没有「百家争鸣」了。可对汉武帝来说，他并不需要什么争鸣，他甚至连儒家内部的争鸣都不需要。

「大一统」终究是一个历史必然。没有董仲舒来提倡，也会有别人来提倡，这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时代来临时，必然会提出的政策。

难得的是，董仲舒能在「大一统」的历史趋势中，尽可能多地保留不同学派的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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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大喊：「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使是对于儒家思想内部，董仲舒也完全无视孟轲的仁政、荀况的刑法这些先进思想。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引用了孔丘的原话：「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反对政、刑，提倡德、礼。董仲舒提出的三大策略——「承天意」、「明教化」、「正法度」，后两者正是孔丘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他自己的创造则是「承天意」，也就是天人感应。董仲舒的儒家思想总体是一种「法古」的儒家思想，回到了德教治国的孔丘时代，《汉书·艺文志》的「六艺」包括《论语》，但不包括《孟子》、《荀子》，因为这些后世儒家被法古派认为脱离了孔丘原意、脱离了古代体制，只能和其他百家思想一起列入「诸子」。

……

董仲舒用四百年前的孔丘思想和一千年前的商周迷信，取代近三百年来的进步思想，并且最终获得了成功。自董仲舒之后两千年，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前，复古和迷信始终在中国思想界挥之不去。某种意义上来说，诸子百家的成果，确实亡于董仲舒。

金石：先秦十四子解读·附：董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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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儒是以孔夫子孟夫子为首的

除了对道德的追求

想将儒的大道播于天下

以理念里的仁礼去治国

就别无他物

而老董说到底

其实他没改变儒学的什么东西

他只是扩展了儒学

给了他一个去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和完整理念

如果但说老董，他是成功的

因为他用天命这种东西成功限制了皇权

使道义实施，并且社会良好发展

但是这也让儒学也有了很多糟粕

特别是后期的二程朱熹

他们不知行合一，严格的标准注定失败

还没有好的办法来限制皇权

让儒学变得伪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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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子对儒学没改造什么。只不过把先秦儒学更清晰的表达出来。全部汉朝经学，都由荀子传出。所谓什么董子综合阴阳家、法家还有什么别的家而自成一家的说法，皆是现代人不懂儒学，搞不懂汉学是什么而胡说八道的。现代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儒学中汉学、宋学的区别了，所以才会说出一些一本正经的胡话。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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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

儒家最初是由周礼等一系列制度演变出来的一套国与国、君与君、人与人之间的制度要求和思想品德准则。在天下还有个周天子的时代，这一学说有著「核心价值观」的至高地位，也是所有贵族基础教育的必须课。

「礼乐崩坏」之后，再守著周礼那一套确实有点儿落后了啊，儒家是「基础学科」，但是应用层面需要更多更实际的操作和管理制度，光讲一些思想品德的大道理并不能解决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实际问题。对儒家来说，这时候也需要变革和进化了。

董仲舒正是儒家变革的代表，这时候儒家已经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做出了一系列地自我蜕变。董仲舒不是唯一的儒家改革家，儒家的变革最早在叔孙通的时候就已经为满足刘邦「重塑天子权威」的需求做出变通了。

于是紧紧围绕著以刘彻同志为中心的新时代大汉特色儒家思想出现了，这个思想是在摸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的，最终在王莽手中腐朽并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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