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高棉，可能是许多人对柬埔寨的第一印象，也或许是唯一的印象。无可置疑，这里曾是繁盛一时的王国，人口逼近百万，领土面积更是几乎遍及整个中南半岛。然而自15世纪开始，各种天灾人祸相继扑来，帝国开始步向倾颓。昔日光环不再，柬埔寨顿时成为各国觊觎的对象，即使中间经历过相较平稳的几年时间，但仿佛气数已尽，抑或是受到诅咒，美丽的微笑转变为哀愁的悲歌，过往的辉煌一去不复返。尤其是赤柬掌握实权的1975年到1979年，更是让这片土地成了人间炼狱。

炼狱一词也许都不足以精确传递出彼时的惨况。据统计，在短短不到4年的时间，约莫有200万名柬埔寨人遭杀害，等同于整个国家人口的四分之一。不仅前朗诺（Lon Nol，1913-1985）政权的军政人员被清算，就连医生、教师及其他受过教育的人民都难逃遭处决的命运，柬埔寨彻彻底底回归到「纪元零年」。一位名为辛林毕（Seanglim Bit）的柬埔寨人认为，「现今的柬埔寨人被动消极，幸存者是那些善于装聋作哑的人。」装聋作哑是逼不得已的生存之道，但时至今日，赤柬的幸存者们早已不再噤声，纷纷透过一则又一则的真实故事揭露那段惨无人道的历史。黄良亲笔写成的《他们先杀了我父亲：柬埔寨女孩的回忆》即为其中之一。

赤柬，又译作红色高棉（Khmer Rouge），指的是波尔布特（Pol Pot，1925-1998）领导下的共产政权「民主柬埔寨」。如同其他共产政权，赤柬同样以「人人平等」为号召，企图消灭一切因阶级与剥削造成的不平等：「在民主柬埔寨中，我们全都是平等的，无需在任何人面前畏缩……从现在开始，你们要用『同志』来称呼彼此。」不仅如此，他们还禁止拥有私人财产，所有的饮食、衣著及住所皆改为统一分配，「在这个村里，就和在我们纯洁的新社会一样，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集体的体制下分享一切。没有私人拥有的动物、土地、花园，甚至是房子。一切都是属于柬共的」。当时不满6岁的黄良，在柬共的欺瞒之下，被迫跟著家人长途跋涉离开金边的家，搬进属于「新社会」的村庄，成为柬共的一份子。

为了建立崭新且纯净的共产乌托邦，柬共亟欲消灭过往所遗留下来的一切，尤其是来自西方的科学与科技知识，以及象征资本主义的汽车、手表、电视等产品，都是造成阶级差异的邪恶源头，是以他们必须从实体上和文化上彻底清除这些腐败的产物。此外，柬共还想进行种族清洗，排除其他宛如毒害一般、非纯种高棉人的人，「如此一来，真正的高棉文化才能再次发扬光大」。因此，拥有中国血统的黄良，为了活命，「经常必须在我的皮肤上涂抹泥土和黑炭，以便看起来和基地人士一样黑」，她写道。

在阅读《他们先杀了我父亲》的同时，我不禁回想起脱北者石川政次的《暗夜之河：北韩逃脱记》，他们经历几乎如出一辙。就像北韩的政治文宣经常可见代名词「你」的运用，期望让受话者产生强烈共感，柬共的口号也是不断诉诸于「你」，好似所有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权力的中心：「你们是柬共之子！我们的未来在你们身上……你们是我们的救星。权力就是你们的！」然而，口号仅止于口号，柬共规划的美好乌托邦也不过是空想，「虽然柬共说我们在民主柬埔寨是人人平等的，但根本不是。我们居住和被对待的方式都像奴隶，」黄良如是说。在这里，高高在上的波尔布特所领导的柬共是一切的中心——虽然没有人见过波尔布特，甚至不知道他是谁——负责执行任务的士兵则拥有广大无边的权力，「可以审判、陪审、维安，以及行使军权」，至于人民，充其量只是一个个随时可取代的劳动力，必须时时为柬共进行生产：生产粮食，以及生产子女。

柬埔寨人一方面被剥夺主体性，另一方面还被迫放弃思想，「任何拒绝柬共要求的人都是敌人，将会被消灭！任何质疑柬共的人都会被送往思想改造营！」士兵喊道。一时间，人人噤声；事实上，他们大多也没了多余的气力发声；因为无止尽的饥饿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黄良的描述中，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想方设法填饱肚子，任何能放进嘴里咀嚼的东西都成了食物来源，甚至不惜冒著生命危险去田里偷玉米。即使如此，死神却还是紧紧跟著他们，「许多人都死了，大多数都是死于饥饿，有些是吃了有毒的食物，有些则是被士兵杀死的」。故而，在饥饿的痛苦与死亡的恐惧双重交织下，人们仅剩求生的本能。黄良自陈，她曾趁家人熟睡时，偷走家中的一把米。即使罪恶感沉重地压著她，仍敌不过饥饿的煎熬，让她做出可能害全家人饿死的自私举动。

脱北者石川政次曾言：「这个体系已经让身在其中的人们完全丧失人性。」身处柬共政权底下的柬埔寨人何尝不是如此？黄良曾因一只小野鸟成了他们的食物感到难过，渐渐地，她开始对死亡麻痺；到了最后，她终于体认到「弱者是无法在柬埔寨存活下去」，在无数次的梦中，她从「那个原本被追杀的人，转而成为猎杀者」。一次，越南佬逮到一名赤柬士兵，众人获悉之后纷纷赶往监狱，意图公开处决那名囚犯，让他血债血还，一命偿一命。黄良听闻后也十分兴奋：「我们终于有这么一次机会可以杀他们其中一个。」愤怒的情绪让所有受尽苦楚的人蒙蔽了理性，原本的良善与怜悯之心早已消磨殆尽，只剩下一个个异化之人。「他的政府养出了一群一心想要复仇、嗜杀成性的人民。波尔布特把我变成了一个想要杀人的人，」黄良说：「我几乎为他感到怜悯。但现在要放走他已经太迟了，要回头已经太迟了。对我的父母和我的国家而言，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但是，你能责怪他们吗？

许多研究显示，从赤柬时代活下来的柬埔寨人，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患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他们甚至将创伤压力症候群及相关心理病症传到下一代。是故，如今的柬埔寨人民变得消极，习惯对当权者的恶行充耳不闻，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赤柬时期养成的习性，但更多是出自于羞愧的罪恶感，为了隐瞒过去的作为，他们选择了沉默。赤柬的统治让所有人染红；那红，与其说是代表了共产党，不如说是无数人民的鲜血。「不要摔进去了——否则那味道永远也洗不掉！」黄良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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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乔．布林克里（2014）《柬埔寨：被诅咒的国度》台北市：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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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良（Loung Ung，1970-），作家、讲师、人权护卫者，一生致力于在祖国柬埔寨与全世界促进平等和人权。柬埔寨基金会的发言人、「无地雷世界运动」国家发言人。世界经济论坛选为「明日100位全球青年领袖」之一。黄良已经回到柬埔寨三十多次，现与丈夫住在美国俄亥俄州。另著有《幸运的孩子：柬埔寨的女儿与她遗留在故乡的姐姐重逢》。

【书籍资料】
英文书名：First They Killed My Father: A Daughter of Cambodia Remembers
作者：黄良（Loung Ung）
译者：蒋庆惠
出版社：高宝国际
出版日期：2019年1月9日
语言：繁体中文
ISBN：9789863615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