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跟林语堂有什么仇什么怨？王安石真的是十恶不赦是北宋覆灭的祸根吗？
林语堂跟王安石肯定没有仇没有怨。导致北宋灭亡的，恰恰不是革新党「王安石」，是保守党「司马光」。
都说民国出了一大批国学大师，其中就包括「林语堂」。民国时期，所谓的一大批「国学大师」，严格地来说都是「西学大师」。这批人，有的很小就去国外留学，有的成年后去国外留学，很多人去过好几个国家，在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这一批人，对西方文化相当了解，而对中国文化了解并不深。
民国时期的所谓大师们，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比如，鲁迅把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全部归咎到中国传统文化，鲁迅曾说过很极端的话:「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陈寅恪等人，也都发表过一些奇谈怪论。
究其原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人们开始从人种、文化、思想、制度等方面，寻找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新文化运动」，首当其冲就是砸烂「孔家店」，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民国时期的一批留过洋的所谓「大师们」，他们对西方的了解远比中国更了解，他们为中国传播先进科学思想，真的是「功不可没」。
但是像林语堂们少小就留洋，年轻的时候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太了解，到了中年以后再回头研究「国学」的时候，「西化」的思想加上「有色眼镜」看历史，一切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他们这批人不能正常的看待「国学」，语出惊人和研究成果怪诞不经，那是必然的结果。
林语堂50岁以后，于1947年写成《苏东坡传》，说实话林语堂的研究成果不敢恭维，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不是肤浅的问题，而是纯粹的「混血文化」，他对王安石的指责，是非常不明智和肤浅的，而他对苏东坡的吹捧，也有点过头了。
北宋软弱的原因，在开国皇帝赵匡胤身上，重文轻武导致北宋对外战争中，总是「小胜而大败」，1004年，宋对辽的「澶渊之盟」，1044年的庆历合议，北宋每年送给辽和西夏银30万两，绢25万匹（折合白银150万两）。这两项岁贡成为北宋沉重的经济负担。
到了神宗时期，北宋的经济已经接近破产，这才催生了「王安石变法」。新法尽管不太完善，在实施过程中也有点问题，但是，王安石变法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神宗死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彻底废除了新法，北宋彻底失去了最后一次「变法图强」的机会，北宋的经济到徽宗时期，也就彻底的崩溃了。
王安石死后，苏东坡等人也认识到司马光废除新法的弊端，苏东坡就和司马光决裂了，但是，苏东坡也是回天无术了。苏东坡从京官贬为地方官，在惠州、琼州（海南）为别驾时，朝廷共欠苏东坡奉银600多两银子。可以想见的是，作为地委书记、副书记的工资，都拖欠成这个程度，实际上北宋经济已经彻底破产。
北宋亡于司马光废除王安石「新法」，废除新法后北宋财政破产，财政破产后必然横征暴敛。梁山泊的「下湖税」，直接导致渔民和官兵的对抗，拖欠饷银造成部分官兵反叛，横行河朔、数万官军不敢挡的「宋江起义」爆发了。宋徽宗在江南搜刮「花石纲」，催生了「方腊起义」。数年后，仅仅七万金兵，就攻破东京汴梁，徽钦二宗都做了俘虏，北宋灭亡了。
说实在的，民国时期的留过洋的所谓「国学大师」，都是混血型的专家，他们对西洋文化的了解，远远的多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因此，林语堂、鲁迅、陈寅恪们，才会语出惊人，故作「大师」之状。这些全盘西化的「大师们」，把他们称为「西化大师」更恰当，张大千毁掉的敦煌壁画，比他创作的「国画」，值钱的太多了。
北宋覆灭最大祸根是没有坚持王安石的变法。王安石变法后财政收入有了很大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在位期间国库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不但抑制了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问题，而且通过很多措施减少了农民负担。
军事是一个国力最好的提现，在王安石新政时间。北宋熙宁六年，在王安石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彻底扭转了宋对西夏的局势，并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蔡上翔评价王安石政绩：
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
王安石新政期间国家无论是财力还是军事，都是宋朝的巅峰。事实摆在眼前，还有什么好争辩的。只可惜王安石罢相之后，变法也随之终止了。变法之人肯定要得罪很多人，不是不通人情，而是变法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不能通情。
在生活中王安石并非是不通人情的，相反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夫人为他娶了一个小妾，他把人家送了回去，而且还帮她还了债。若他把小妾送回去你可以说他不通人情，但是人家替人把债还了，才送回去说明他不但通人情，而且还有良好的品质。关于王安石的人品他的老对手司马光就曾说过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可见诋毁王安石的不是近代才有，而是自古就有，司马光都看不下去了。梁启超先生也曾悲痛后人对王安石不公平的评价
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我不评判林语堂的人品如何，仅就事论事。林语堂写《苏东坡传》贬低王安石很正常，因为苏东坡是保守派，而王安石是改革派，两人在政治立场上完全是对立的。问题是，林语堂似乎非常推崇苏洵对王安石的看法，而苏洵更是作《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了强烈抨击，而林语堂显然认为苏洵的说法是对的。
苏东坡和王安石的矛盾
苏东坡和王安石的矛盾自然在于变法。宋神宗在启用王安石变法之后，由于变法内容触碰到了保守派和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最终导致了「新旧党争」。苏东坡由于自己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和新学格格不入，加之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全部站在旧党一方，所以他和王安石之间爆发矛盾简直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苏东坡更是曾经以《上神宗万言书》对新法进行全面抨击，更是直指王安石本人，这种情况下，由于宋神宗是站在王安石一方的，为了新法的推行，苏东坡遭贬简直正常不过。
苏洵的《辨奸论》
苏洵显然也是属于保守派，在《辨奸论》中对王安石进行抨击也很正常，当然《辨奸论》是否为苏洵所作至今存疑。但是我们看《辨奸论》的内容，以诸如「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这类的言论对王安石进行抨击显然带有浓烈的个人情感在里面，《辨奸论》通篇内容根本不是对王安石变法内容的讨论，而更像是作者由于讨厌王安石本人，从而针对王安石个人形象、行为、性格等进行的全方位攻击。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从林语堂为苏东坡立传就可以看出，他显然是比较喜爱苏东坡此人的，所以在书中对苏东坡的正面形象进行提升很正常，可是提到苏东坡显然无法绕过王安石，由于「新旧党争」的影响，苏东坡的多次遭贬显然由此有关，因此对王安石进行贬低也就很正常了。这并不能代表王安石就是这样，只是林语堂从抬高苏东坡的一种方式而已，或许这就是爱屋及乌吧。
关于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失败了，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更引起了「新旧党争」，但不可否认王安石的出发点是好的，也不能否认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更不能以此就断定王安石就是奸佞，而将宋朝灭亡的责任推给王安石更是大谬。
将北宋灭亡的责任推给王安石的都是什么人？最早这种说法出自于变法的反对派，到了南宋之后更是通过修史的方式对王安石的改革内容进行了全面反驳和定性，并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而正是由于南宋的修史，基本决定了后世对王安石变法的定性，虽然陆九渊等人对此进行过争辩，但毕竟不是主流。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依旧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王安石跟林语堂没有什么怨恨，只不过林语堂太喜欢苏轼了，或者说他的苏东坡传写的太专注了，对于苏东坡政治上的主要敌人王安石，肯定是采取否定负面的态度。因为苏轼最为一代文豪，被大多数人喜欢，北宋那场变法又众说纷纭，于是关于王安石，大家似乎看到的都是批评的意见多，因为基本上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基本上都是这些文人士大夫，当然最有名的还是和王安石做了一辈子对手的司马光。
苏轼一生狂放不羁，其性格直爽，所做诗文非常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欢，一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只一句便唱碎了多少人的心。一句「老夫聊发少年狂」又让多少中年男人感到热血澎湃，豪放与凄婉都能在苏轼的词中找到，非赤子之心不能写出如此真挚热血的文章。
王安石，人称拗相公，可以说为人十分的倔强，内心十分的坚定，也就只有这种人才能推动变法这种自古以来就非常难办的一件事。王安石变法的对错，实在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但如果从穿越的角度上讲，王安石的做法，跟符合一个现代人对经济的理解，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多士大夫是不理解的。
其中最有名的反对派就是苏轼，没办法谁让苏轼是文坛领袖呢，这么有名的一个人，反对变法，可想王安石当年推行变法是多么的困难。如果站在苏轼的角度，王安石当然是一个不近人情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林语堂写苏东坡传，也只能站在苏轼的角度，来批判王安石。
但是有一点，不管是苏轼还是司马光，他们反对变法，却从来对王安石的人品是肯定的，北宋文人之间，还保持著一种彬彬有礼的风气，王安石的敌人也只不过是攻击变法，却从来没说王安石这个人贪污受贿，中饱私囊之类的人品污点。而且私下里，这些人还是可以言论文学和艺术，他们把政治和生活分的很开。完全不像明清两代，只要是敌人，就先从腐败和生活作风上搞臭你，这种做法是避重就轻，完全是一副流氓打假的做派，完全不像苏轼这个时代，实事求是一码归一码，所以说无数文人的梦想就是回到北宋那个文人汇集，环境宽松的年代。
很多人读历史都会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觉得一个王朝的毁灭都怪昏君奸臣，殊不知，很多时候，忠臣、能臣、贤臣的危害比昏君奸臣更大。君不见东林党人在明朝覆亡过程中起了多少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一个王朝的覆灭肯定不能只归咎于一个人。
我们现在提到王安石变法，似乎都是说他多么好，多么超前。但是问题在于，太超前了！我们知道他的思想是对的，他的法令是好的。但能执行吗？如果不能执行，是不是就说明，有些不切实际？
当然，一个王朝的覆灭不可能归罪于一个人。司马光也有责任，后来那些新旧两党领袖都有责任，皇帝也有责任。但不应对王安石变法一味吹捧，其中的问题还是非常明显的。客观务实、循序渐进、日拱一卒式的改革或许才是正道。
王安石跟林语堂八竿子打不著。
他们又不是同时代的人，能有什么仇呢？有的只是世界观的不同，做事的方式和方法不同。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改革家，功不可没。王安石乃真正的伟丈夫，人品没有问题，他和苏东坡矛盾只是政见的不同。没有其他乌七八糟的事儿。
北宋的覆灭跟王安石没一点关系，祸根全在太祖当年定下的政治军事制度，重文轻武倒至北宋的覆灭，倒是王安石的变法差点挽救了北宋王朝。
北宋熙宁三年，王安石拜相，主持变法。变法主要内容有.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免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等。其中以方田均税法最有名，以青苗法争议最大。
新法施行后，对社会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国防军队变强了，人民负担减轻了，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但是，新法变革触动了大地主官僚的利益，他们利用各种手段阻止破坏新法，加上王安石用人不当，以至新法变革变了味，最终好事变成坏事，终在元祐元年，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得势，新法废除，王安石郁闷逝于钟山。
林语堂在其《苏东坡传》书中指责王安石变法昃北宋国力衰竭的罪魁，把王的变法说得一无是处，王本人推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往前是王莽，住后是希特勒。真是评价的让人气愤。倒是导师列宁说得好: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关于主导熙宁新政的王安石是不是间接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时至今日依旧争论不休。林语堂先生著的《苏东坡传》，不失为一本优秀的人物传记作品，但在文中对王安石的描写略带主观臆断的成分。
写苏东坡传记，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便是王安石，两个同时代的文坛巨匠本身就有无尽的话题，更别说在政坛上的碰撞了。
苏东坡的贬逐流放和他反对王安石变法有直接关系，林语堂在书中毫不掩饰对苏东坡的喜爱以致钦慕，爱屋及乌，自然而然的将造成苏东坡政治失意的对手王安石大加贬损，虽没有明显的攻击言语，但口口声声围绕在王安石身旁的是一帮小人，可见他心里将王安石早归结为小人之流。
我认为林语堂对王安石的看法有失偏颇，抛开变法结果，他选择性忽略王安石变法的初衷，以及变法政策中对国家人民有利的内容，完全站在苏东坡的角度来批判变法，他可能太美化苏东坡了，认为他所有都是完美的，包括政治才能，换个思维，假如让苏东坡在宰辅的位置上，改变当时宋朝冗兵冗员，积贫积弱的现状，恐怕他没有王安石那样大无畏的勇气和宏大的志向吧，这一点应该毋庸置疑。正如以后哲宗登基，司马光当政，苏轼官至礼部尚书，元祐党人除了不遗余力的废除王安石新法外，其他并无建树。
对王安石的文学水平，林语堂在书中竟然说苏轼超过王安石很多，这句话，让我难以认同，恐怕苏轼也不敢说这样的话，苏轼对王安石的博学应该是心悦臣服才是，王安石去世后苏轼为其写的《王安石赠太傅制》一文中，对王安石才华德行表示了极大的钦佩。欧阳修认为王安石可以接替自己领导文坛，虽政见不同司马光也对王安石才华品德惺惺相惜。
王安石的想法是超前于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人无法理解，包括苏轼，面对巨大的阻力，王安石执拗的艰难前行，他太需要朋友了，但朋友都站在他的对面，他为了尽快给摇摆不定的皇帝树立信心，未加严格考察便快速提拔了一些迎合他的小人，加大步伐，开足马力，想将形式尽快稳定下来，所以用独裁的方式罢逐反对他的人，这样的作风让苏轼等人愤怒，也让苏轼忠实拥趸的林语堂愤怒，将所有人祸天灾一股脑推到王安石头上。最终变法因各种原因导致失败，王安石成了受众人唾弃的独裁者。
王安石若是个自私自利的奸佞小人，那么把北宋亡国的根源追溯到他身上或许争议不大，事实上王安石的才华品德连政敌都挑不出瑕疵来，又不恋栈权位，他只想实现为国为民的伟大抱负，这样的人该如何评价？至于林语堂说他祸国殃民导致北宋最终灭亡的说法，有待商榷。梁启超对王安石推崇备至，认为他是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
我很反感林语堂，我并不认为在国际上、在学术界有多高成就，就一定人品好，就德高望重，撤掉光环，他也只是个普通人，
我反感他的原因，主要是留洋回来后，就觉得中国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写《苏东坡传》，居然用英文写，苏轼的诗词也是英文版，然后别人回译成中文，这就有点过了，
其次抢了梅贻琦的南洋大学校长的职位，和让一家人都在南洋大学任高官的事就不谈了。
你如果让我写《鲁迅传》或者《梅贻琦传》，那肯定也要把他写进来，而且是反面。
当然，我说的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写《苏东坡传》也是一样，你抬高苏轼，肯定会拿出王安石作反面人物的，就是《岳飞传》永远离不开秦桧一样。
苏轼和王安石不是一个派系，苏轼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受到打压是必然的，何况在当时，新党上台，旧党就下台，旧党上台，新党就下台，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苏轼这个人，新党旧党都不喜欢他，当然，倒不是他人品有问题，反而是他人品太好了，不参与党争，喜欢就事论事，所以，无论谁上台，他都没机会，都被打压。
这跟王安石没多大关系，但千百年来，王安石名声并不好，究其原因，就是他「变法」，没有一个变法者的名声是好的，下场是好的。
林语堂想抬高苏轼，就打压王安石，很正常的事，就如秦桧跪了近一千年一样，是不是真相不要紧，要紧的是，岳飞的形象高大了。
踩了王安石，他的《苏轼传》里的苏轼，自然也就高大了，这只是写作手法罢了。
至于王安石的为人，这个毋庸置疑，可以说，有奸臣会去「变法」吗？
不管结果如何，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富国强兵，必须点赞。在那个顽固守旧的大宋，贵族认为家族的利息高于一切，王安石动了贵族的蛋糕，那他就要滚蛋，所以宋神宗过后，王安石的好日子就到头了。恰如后来的清末百日维新，变法失败是需要牺牲品的——其实不管成败都得要牺牲品，如商鞅变法成功了商鞅亦被车裂。不管某些文人如何看待王安石，我是喜欢王安石诗词的，厚实中有淡雅，如泊船瓜洲，元日，梅等。不像某些诗人，整日放浪于花柳之间，虽然诗词优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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