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撤离大陆时都带走了什么重要的人或物？
鲁迅先生为反对古物南迁还写了一首诗来讽刺：「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一名为吕云鹏的普通市民，直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函，声称：
「请中央政府毫无犹豫地排除万难，以大无畏精神断然下令，将北平故宫博物院中所有全部古物内，除酌留少数极有关我国文化外，概行公开拍卖，预估代价不下几万万元，若以拨充建设空军之需，当宽裕。」
故宫文物的七次大迁移：从大陆到台湾
作者周兵为2009年大型纪录片《台北故宫》的总导演。
从大陆到台湾
1947年12月，文物回到南京，存放在朝天宫库房。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办公处也设置在那里。朝天宫旁边有一座治山，山下平坦处修建了工作人员的宿舍。宿舍都是铁皮的活动房子，底下打桩，铁皮屋就立在木桩上，既可通风，人也可以弯腰钻进去，颇得孩子们的喜欢。铁皮屋冬冷夏热，并不适宜长期居住。条件虽艰苦，但在南京的这一年，倒是文物和人都相对比较安稳的一年。
这年的春天，中央博物院第一期工程在南京中山门内半山园竣工。中央博物院是1933年由蔡元培先生倡议成立的，刚在南京鸡鸣寺设立了筹备处，还未正式开始运行，抗战爆发，中博的文物与故宫文物一道四处漂泊，又一道东归南京，并于5月29日至6月8日，联合故宫博物院一起在中博新馆内举办了两院联合展览。故宫展出历代名画和名窑瓷器，中博展出殷周铜器、汉代文物、历代帝王像、边疆民族标本和印度名画等。此次展览吸引了十万多名观众，包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著名书法家于佑任。开展的第二天，蒋介石也在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陪同下来到展场，并在司母戊大方鼎前停留了许久。
原本的计划将文物运回北京，但战争的爆发使北运计划搁浅下来。徐蚌会战，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政府危险的局势使杭立武心急如焚。这时的他已经担任了国民政府###政务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等职务。作为抗战时期文物战略性大转移的负责人之一，杭立武忧心的并不是个人安危，而是那一批他为之尝艰辛、历磨难，九死一生而从不生悔的故宫国宝。杭立武对共产党没有更深的认识，缺乏了解，他只是单纯认为战争可能会对这些国宝会带来危害。
翁文灏，1889年出生于浙江瑾县，近代中国地质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比利时鲁凡大学），第一个撰写中国矿产志，编成第一张全国地质图，主导发现及开采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
翁文灏此时正处于他人生中最焦头烂额的时候。这位在国内、国际学术界均享有极高声望的标准的学者，不知怎么回事，在1948年5月，居然被蒋介石拉进了国民政府行政院，成为「行宪」后的第一任行政院长，当然按惯例，也就同时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理事长。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翁文灏在任上仅6个月，「八、一九」币制改革便遭到失败，金贺券大幅贬值，他的内阁因此而解体。
翁文灏一开始不同意杭立武提出的迁台计划。内阁是11月3日提出总辞的，杭立武找他商议转移文物时，他还是内阁的行政长官。作为行政长官，翁文灏必然要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当时徐蚌前线战事激烈，如果这时将大批国宝转移至台湾，消息传出去，民心军心势必动摇。
这个观点，与当初九一八之后北平市民反对文物南迁相似，但时局日坏，古物不能不搬，否则悔之莫及。几经考虑，翁文灏也觉得文物迁台是个可行的计划，因此当杭立武提出由他出面主持召集故宫理事会商议此事时，翁文灏同意了。
为慎重起见，正式开会之前，翁文灏把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当时中国文化学术界中最具权威的几位人物请到了自己家中，请他们与自己一起来决定文物的最终命运。
1948年11月10日，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徐鸿宝、李济、蒋复璁和杭立武在翁文灏位于南京的官邸中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谈，并形成了三条决议:1、故宫文物迅速迁台；2、中央图书馆的藏书和文物一并迁台；3、中央研究院历史评议研究所的图书与文物也一起迁台。
20多天后，故宫和中央博物院正式举行了关于文物迁台的两院理事联席会议，决定由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外交部五家单位各出一人组成「五机关联合办事处」，全权负责抢运两院文物赴台事宜，同时，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的明清绘本和军用地图18箱，国民政府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和国际条约文本也随同故宫和中博的文物一起运台。这五人是:杭立武、傅斯年、朱家骅、李济、王世杰，其中杭立武担任主任，负责筹款、接洽商船和协调运输等。
杭立武向行政院申请了运输费金圆券28000元，分配如下:故宫1万元、中博筹备处6千元、中央图书馆3千元，中研院史语所6千元、外交部3千元。
若在平时，这钱也就够了。但这是战时，本身物价就极不稳定，兼之币制改革失败，金圆券随时都在贬值。金圆券由由1948年8月开始发行，两个月后的1948年10月11日，北平《益世报》上便有一条消息称:币制改革以来，物价上涨10倍，北大教师为饥寒所迫，不得已只好自10月28日起，忍痛停教5天，进行借贷，以维持生计。到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价格就要4亿多金圆券，等到1949年7月金圆券停止流通时，贬值已超过二万倍。幸好此时杭立武已将文物顺利运往台湾，但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尽量地安排好这每天都在贬值的运输费，杭立武真是绞尽了脑汁。
抢运开始了。
没有想到，这批文物注定是要远离故土的，仅仅一年之后，它们又一次踏上远去的旅程，并且再也没有回来。
12月22日清晨，中鼎轮起航。船上装著712箱精心挑选，价值连城的精品文物，分别来自故宫博物院32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212箱、中央图书馆60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评议研究所120箱，另有外交部重要档案60箱。文物都放在中间的大舱，一个一个的木箱摞起来，用绳子固定住，上面包著油布。在海上航行的那几天里，一部分工作人员晚上就用梯子爬上去，睡在文物箱子上面。押运总负责人由李济之担任，其他专家分别是:故宫的庄尚严、刘奉璋、早若侠、黄坚，中博筹备处的谭旦冏、麦志诚，中图的王省吾，中研院史语所的李光宇。此外，专家们的家属也随同一起前往台湾。为使家属们的随船更名正言顺，文物小组给他们安上了工作人员的名号。比如庄尚严的几个儿子，小的不过十来岁，也都是文物押运员。
12月的台湾海峡，风浪很大，还时有大雨。中鼎轮是平底船，在江河中行驶还算平稳，到了海上颠簸得厉害，很多人都晕船，严重的到后来已经吐无可吐，吐出来的全是胃酸。最有趣的是，桂永清没上船，但托工作人员将自己的一条大狗带去台湾。没想到这狗晕船晕得比人还厉害，一晕就叫，叫完就吐，还得劳烦一个水兵专门去伺候它。到了晚上，海风的呼啸声、海浪的轰鸣声、大狗的狂吠声、木箱相互之间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不知船上本来就自觉是逃难的人们是否倍感凄惶？
在海上漂泊了四天，中鼎轮到达基隆港。据庄严的儿子庄灵回忆，那天刚好是大晴天，风平浪静，船停泊在港湾里，大太阳底下，山峰翠绿，海水碧蓝。从风雨飘摇的海上到达这么一块宝地，大家都很高兴，纷纷向周围划著小舢板的渔民买香蕉吃。庄严的同事，画家刘士贤喜欢吃香蕉，看到基隆这么多便宜又新鲜的香蕉，很高兴，连吃好几天。结果吃到最后，把自己都给吃伤了，不想再吃。
文物迁台的计划决定之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杨师庚和中央历史评议研究所的芮逸夫便先行赴台选址，定下了通运公司在一个名叫杨梅的小镇上的仓库作为文物到台后的落脚点。中鼎轮到达基隆的第二天，所有文物卸船，上火车，傍晚时分即到杨梅。
文物进了仓库，人也跟著住进仓库。仓库里除去放文物的地方，其余部分分成井字格，把捆行李的绳子拉起来，搭上油布做分隔墙，一家人住一间，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每天早上，各家女主人都在一块生炉子做早餐，用的是那种煤球，然后拿竹编的扇子来煽火，到处烟雾弥漫。条件可谓十分艰苦。
文物在杨梅呆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因为这个仓库很小，放不下后面陆续将要运到的文物，杨师庚、芮逸夫和中博筹备处的谭旦冏便前往气候干燥的台中地区考察，打算另选他址。
去台中考察是杭立武的主意。文物运台前，杭立武花了很多精力去查询，以便决定文物最终的存放地。对古物而言，气候的干燥非常重要。那时广州有很多台湾人，杭立武一一找他们了解台湾各地的气候状况——新洲是有名的风都，基隆是雨都，高雄、台南太炎热，气候最温和又干燥的是台中。最后，考察人员相中了台中糖厂的仓库。当时台中市的市长陈宗熙正好是杭立武在金陵大学的同学，台中糖厂的厂长于升峰又是谭旦冏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台中糖厂不仅出借两栋仓库作为文物库房，还将旁边的一块地皮用于修建跟随文物来台的专家们的宿舍。第一批来台文物终于暂时安顿了下来。
第四次迁移:仓皇海沪轮
1948年底，第二批文物很快挑选了出来。这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共3502箱，包括故宫168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486箱，中央图书馆462箱，中研院史语所856箱，北平图书馆18箱。其中故宫运出的文物尤为重要，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共七部，故宫文渊阁所藏是第一部，也是缮写得最为完整的一部，共3459种，36609册。《四库全书荟要》系四库全书重要部分的摘录，供皇帝随时取阅之用。全书仍分经、史、子、集4部，473种，11178册。《四库全书荟要》共缮写了两部，一部存于紫禁城御花园的离藻堂，另一部存于圆明园味腴书室，后毁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时。也就是说，运去台湾的这一部《四库全书荟要》，已是世上所存之唯一了。
负责押运这批文物的人是:故宫博物院的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黄居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李霖灿、周凤森、高仁骏；中央图书馆的苏莹辉、昌彼得、任简；中研院史语所的董同和、周法高、王叔岷。
第二批国宝运到了下关码头，等待装船，但这时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已经再也派不出一艘军舰了。杭立武只得与招商局联系，包租了招商局的轮船海沪号。
五天后，中共方面对外公布了首批43名战犯的名单，除蒋介石名列榜首之外，翁文灏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名单公布的第二天，海沪号驶离下关码头。
这一次的文物运输很顺利，码头没有海军眷属抢占船舱，航行中没有风浪和狗吠扰人心绪，海沪轮本身又宽敞又平稳。1949年1月9日，第二批文物到达基隆。12日，除中研院史语所的文物留在杨梅外，其余全部运往台中糖厂仓库。
第五次迁移:飘摇昆仑舰
第三批文物的搬运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了。
1949年1月10日，徐蚌会战结束，解放军全面胜利，进入南京指日可待。1月14日下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紧急召开理事会，出席的理事有朱家骅、张道藩、徐鸿宝、萨本栋、傅斯年、胡适、翁文灏和杭立武。会议最后决定尽量将尚留在南京的4000箱文物全部运到台湾，并聘请代理主任杭立武为中博筹备处的正式主任。
1月28日，农历新年的除夕，南京城内细雨连绵。2000箱国宝露天堆放在下关码头已经好几天了，木箱上面盖著挡雨的油布，静静地等待著运送它们去台湾的船只。
没有船。这时的南京，交通非常紧张，连火车顶上都站满了人。此前杭立武已经找遍了全城，也没有租到一艘商船。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再向桂永清求助。
28日下午，桂永清派出的昆仑号军舰终于抵达下关码头。但这艘船并不是专为文物而来，它另有任务，只能在下头码头停留24小时，文物必须马上装船，否则过时不候。而此时正值除夕，码头工人都想回家过年，不愿意干活。
工人方面还没谈妥，得知昆仑舰将去台湾的海军总部官兵和家属们又来了。跟上次中鼎轮一样，人们再次蜂拥而上，昆仑号两个船舱很快被他们占了一个，剩下的一个，只能放下500箱文物。
杭立武再次请出桂永清。然而这一次，桂永清也不起作用了。以当时时局的紧张程度，人人想要逃难，既上了船，就不肯再下。桂永清一上船，还没开口，整个船舱里的男女老少便放声大哭。对著自己的老部下和他们的眷属，海军总司令「希望大家以国宝为重」的话实在是说不出来。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打开舰上全部的官兵卧舱，尽量容纳下所有的人，文物则分别送到甲板、餐厅和医务室。
安顿好官兵和眷属，再答应给工人发放新年特别奖金，2000箱文物终于开始装船。由于临时容纳了太多的人，导致故宫文物中有728箱，中图文物中有28箱没能上船，重新运回了原仓库。已经上船的文物1248箱，包括故宫972箱，中博筹备处154箱，中央图书馆122箱。这批文物的运输原计划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姚从吾先生总负责，由于姚从吾先行赴台布置工作，后改由各机关共同负责了。参与此次押运的人员分别是:故宫博物院的张德恒、吴凤培，中博筹备处的索予明和中央图书馆的储连甲。
临起航时，又有四口箱子赶到了下关码头。四口箱子里，装的是日本战败后归还我国的第一批被劫文物。
说起这批归还文物，就要追溯到日本侵华的五十余年。在日本军队的大肆掠夺和毁损下，中国文物损失严重。这些文物包括典籍、字画、珍宝、古玩、碑帖，以及价值连城的文化古物，如北京人化石等。国民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侵略我国敌军往往有擅长金石书画掌故目录之专家随行军中，凡敌蹄所及之处，彼等立即殚搜穷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专门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主持战时文物的清理和保护工作，据「清损会」不完全统计，战时全国被日军掠夺、损毁的书籍、字画、碑贴、古物等共计3607074件又1870箱。损毁古迹741处。
后来经过清损会成员的艰辛努力，1950年3月到1951年7月之间日本陆续归还文物6批文物105箱，从日本横滨运往台湾高雄港，这其中包括辽阳汉墓出土的陶器、玉器、钱币；山东曲阜汉灵光殿出土的砖瓦残片以及南京大鼎。后来这前后7批109箱日本文物分别藏于今天的台北故宫和台湾的历史博物馆。归还文物中的翡翠屏风就藏于台北故宫，南京大鼎从靖国神社中追还后，如今就立于台北故宫的正门口，而多年追查的周口店「北京人」化石却始终没能发现。
此刻即将上船的这四箱文物，包括沈阳张三畬堂的缂丝和古画，汪精卫访日时献赠日本天皇和皇后的翡翠屏风、青玉瓷瓶和白玉瓷瓶。这批文物于1948年6月由日本运往上海后又转运南京，张三畬堂的缂丝和古画由故宫南京分院接收，汪精卫盗献的三件国宝则由中博筹备处接收。由杭立武派来的押运人告诉中博筹备处负责押运文物的索予明，杭先生吩咐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四箱文物带去台湾。但这时昆仑舰上已经没有空地可以容纳这四口木箱了。经索予明耐心地向昆仑舰舰长诸廉方解释了这四箱文物不同寻常的价值和历史意义后，禇廉方二话没说，下令将一间官长室中的办公桌椅拆除，硬是把这四只箱子装了进去。
终于开船了，这天是1月29号。就在头天的凌晨三点，一艘名为太平号的客货办，从上海开往基隆的途中，与一艘名为建元号的货办相撞，近千人丧生。太平号可谓东方的泰坦尼克号，它的船东就是当今台湾著名的电视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事后分析事故的原因，重要的一条就是超载。
昆仑舰超载也很严重。不仅超载，在途中还多次遇到解放军的炮火，不仅多次遇到解放军的炮火，船上还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大事。
昆仑舰开出没多久，刚过长江口，船上的人突然发现船在往北开。到台湾应该往南，朝北那是去解放区的方向。副舰长觉得事情不对，找到舰长禇廉方。禇廉方一口承认他想要起义，带著文物投奔共产党。后来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已经没人清楚了。总之禇廉方起义失败，昆仑舰最终仍然到了台湾，但到达基隆港时，已经是2月22日，昆仑舰在海上一共航行了二十多天！至于褚廉方，据说船到岸后即被杀掉。
第三批文物运出后，杭立武积极准备抢运第四批。然而当时国共又开始了新一轮和谈，为避免影响和谈气氛，李宗仁阻止了杭立武的行动。
马衡的坚守
在抢运南京文物的同时，杭立武和行政院没有忘记留在北平故宫博物院的精品。
从1948年11月起，东北、华北野战军就已经将傅作义的军队围困在了北平、天津、新保安和张家口一带，到12月14日，北平已经完全被解放军包围。行政院和杭立武惦记著北平的文物，心急如焚，电报飞向紫禁城，催促北平故宫博物院赶紧遴选精品文物，通过空运送到南京，再随同南京的文物一起赴台。
然而，此时的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已经做出了与杭立武等人相反的选择——不去台湾，留在大陆。
马衡，1881年生于浙江鄞县，中国近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著名金石学家、篆刻家。马衡与故宫的缘分始于1924年11月，他与那志良等一起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担任清点清宫物品的工作。1933年日军入侵，马衡选择离开北平，带上文物南迁，并于1934年4月被推选为故宫博物院院长。16年过去了，文物再次迁移，而此次，马衡选择了留下。
马衡的留下与他的儿子、著名戏剧家马彦详有关。通过马彦详，马衡很早便与北平的地下党组织有了联系。在杭立武等催促马衡迁运文物的同时，马彦详也从解放区捎来了中共方面的诚意，希望马衡不要迁运故宫文物，并许诺北平解放后仍由其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
为敷衍行政院和杭立武，马衡召开了一次院务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古物馆的朱家溍，代表身在上海的馆长徐鸿宝；文献馆的单士魁和张德泽，代表已经赴台的馆长姚从吾；还有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总务处处长张庭济和秘书赵席慈。
院务会看起来开得很认真，马衡与参会人员仔细讨论了选择哪些文物装箱，以及如何装箱等，并告诫大家一定要细致谨慎，「要稳重妥当，要保证不损坏。不要求快，记住！不要求快。先准备箱板、木丝、棉花和纸，用多少要做个计划交总务处购置。」
其实，故宫里的包装材料像板箱、棉花、木丝等都是现成的，一面挑选，一面造册，一面装箱很快便可完成。但在马衡「安全第一，不要求快」的工作方针的指导下，工作人员们都没有了抗战时抢救文物的雷厉风行，这个包装工作慢条斯理、拖泥带水地进行著，一直磨蹭到1948年的12月14日，这一天，北平城彻底陷入了解放军的合围当中，对外陆路交通断绝。在中共地下党发起组织的「故宫博物院职工警联谊会」的促使下，马衡关闭了午门、神武门和东西华门四门，选装好的精品文物再也无法运出。
一个月后，1949年的1月14日，马衡致函杭立武，信中写道:「嗣贱恙渐痊而北平战起，承中央派机来接，而医生嘱勿乘机，只得谨遵医嘱，暂不离平。」对于文物迁台事件，他更作了明确的表态:「窃恐爱护文物之初心转增损失之程度。前得分院来电，谓三批即末批，闻之稍慰，今闻又将有四批，不知是否确实。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后不再续运。」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对庄严，马衡也写了一封信。庄严与马衡本是师生，在北大的时候，马衡是庄严最欣赏的学生之一，后来又一起在清室善后委员、故宫博物院工作，关系非常深厚。马衡决定留下后，给庄严去信劝他也留下来，被庄严拒绝，两人的师生关系就此缘尽。
在马衡的周旋下，北平的文物没有运出一箱，全部留下了。
第六次迁移:白市驿机场
1949年月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这时，在偏远的西南地区，国民党运送文物的行动还在继续。
1949年10月14日，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到重庆。某日，「河南省政府主席」赵子立带著一班逃亡重庆的河南官员找到杭立武，说河南博物馆有69箱文物，抗战时期从西安转移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河南方面没有急于将这69箱文物运回，一直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里。
河南博物馆，1927年6月在冯玉祥将军的倡议下正式成立，地置位于开封市三圣庙。抗战爆发后，博物馆精心挑选了珍贵文物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册，分装69箱运往汉口法国租界，后又循陇海铁路西行宝鸡，再由汽车运抵重庆，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内。这69箱文物计有陶器23箱、铜器34箱、玉器1箱、瓷器1箱、甲骨2箱、织锦1箱、图书6箱、档案卷宗1箱。
赵子立的话引起了杭立武极大的关注。他知道河南博物馆的藏品多来自于安阳、新郑、洛阳、辉县，都是殷商时期的繁华胜地，其出土的文物价值之高，丝毫不让于故宫和中博。当时有学者对河南博物馆有这样的评价:「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按说河南这部分文物不在杭立武的职责范围之内，但只要是古物，杭立武就觉得自己有责任，现在形势这么危急，不能让这批价值连城的文物毁于战火或落入###手里，最好最快的解决方法是立即面见蒋介石，因为运送文物所必需的配备以及交通等都得有蒋的允许。正好蒋介石和儿子蒋经国15天前乘「美龄号」从台北飞来重庆督战，还留在重庆没走。
听完杭立武的汇报，蒋介石当即决定运走该批文物。此时海路早已不通，只能走空运的路子。蒋介石的指示下到空军司令周至柔处，命其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抢运这批文物去台湾，同时又命令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直接负责此事。朱家骅接到任务，转头便交给了杭立武。的确，再没有比杭立武更合适的人了。
杭立武接下任务，立即四处联系运输事宜。69箱文物要从柏溪运到白市驿机场，需要足够的人力、船只、车辆，但那时重庆局势相当混乱，交通工具紧张，国民政府的官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和小算盘。杭立武一边在这些人之间周旋，签字、办手续，一边派「###」总务司司长班镇中、社教司司长程行可和专员何九思三人赶赴中央大学柏溪分校。
周至柔也派出了两架国民党空军运输机，编号分别为306和233，专门运送河南文物。运输机空间狭小，没有办法装下所有69箱珍宝，而形势逼人，空军既不可能再派出更多的运输机，也不可能为运输文物在重庆台湾之间连飞两次。杭立武思来想去，觉得第一，我们已经把文物的精华，差不多95％都运到台湾了。第二，中共不像日本人。对日本人而言，一个国家不是他的文化，就算他任意摧残，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的感受。而共产党毕竟是中国人，对待中国的文化应该不会像日本人那样。相信这些文物，中共也不会像日本人那样任意地把它处理，也一定会保管它的。因此，河南博物馆从这69箱文物中只选出了38箱精品运往台湾，这38箱包括陶器17箱、铜器11箱、玉器1箱、甲骨2箱、织锦1箱、图书5箱以及档案卷宗1箱。现在这些文物都完好的存放在河南博物馆里。
1949年月12月28日清晨，306和233两架国民党空军运输机，停在了白市驿机场。按原定计划，在这个清晨，文物应该已经装在飞机上，由重庆飞往台湾了。
但是文物还没运到。
当时的柏溪不通公路，班镇中、程行可和何九思在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直到12月27日才到达柏溪，随后三人经过整整一个通宵，把38箱文物装上小船，28日中午时分运抵重庆成渝码头。此刻的重庆早已陷入了无序状态，「###」派出的三辆卡车堵在路上，运载文物的船只不敢靠岸。杭立武只得赶往空军第五军区司令部恳请延期起飞。司令部的回答是，最多只能等到29日，再晚，不是飞机等还是不等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走不了了。
1949年11月28日，已升任「###」部长的杭立武率领一班工作人员等候在重庆白市驿机场的停机坪上。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终于，第一车文物13箱由张来福押运于下午4点半抵达机场，第二车12箱由一名陈姓工友押运于下午5点50分也赶到了机场，然而第三车，也就是最后一车，仍然未到。
夜晚降临了，一边是远处清晰可闻的解放军攻城的枪炮声，一边是空军飞行员的催促「再不飞，就来不及了」。就在大家几乎快要放弃的时候，午夜12点，陶怀中押著第三辆车，载著13箱文物飞也似地驶抵白市驿机场，杭立武和在场所有的人都大大松了一口气。
可以装机了，杭立武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
按规定，运送这批文物去台需要河南博物馆与杭立武等在现场清点文物并办理交接手续，然而河南博物馆的代表却迟迟未到。而且由于时间仓促，这批文物既没有清单，箱件上也没有封条，更糟糕的是，有两只箱子已经破损，里面的书籍隐约可见。如果在平时，这种情况下是无论如何不能装机的。
情势紧急，顾不了那么多了，杭立武下令立即装机。于是，就在这一夜的凌晨3点钟，38箱河南博物馆的文物全部装上了飞机。
11月29日上午9时30分，两架军用运输机腾空而起。233号装载21箱文物，由由郭莲峰、易价、秦铭新三人押运，当日下午4时到达台北松山机场，文物暂存国立编译馆。306号飞机装载17箱文物，刚一升空就发生了机械故障，但当时机场形势已十分危险，无法降落，于是改飞昆明，第二天由昆明飞海口，12月1日下午由海口飞抵台北松山机场。12月2日中午，全部38箱文物存入了台中糖厂仓库。
在机场时运送这批文物，一个河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等文物到了台湾，不仅河南博物馆的人来了，连本来跟博物馆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河南人也来了，并自说自话地成立了一个「河南文物监护委员会」，要接管这批文物。运文物来台的###只好答应由他们推举一人来管理，因为当时在机场没有清点造册，现在要把这个工作补上。没想到由于日军入侵，文物从开封匆忙撤退，包装过于简单，加之十多年舟车辗转，根本没有机会清理，其中大部分的陶器和铜器都已经破损，图书档案也有不同程度的霉烂现象。最可惜的是，因为启运时太过慌乱，许多甲骨上的腊板没有取下，如今，腊板早已霉变，伤及了这部分甲骨。
这批文物一直由后来成立的「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代为管理，1956年3月，台湾「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即现在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在台北成立。经在台的河南籍人士同意，这38箱精品文物移交该馆。可以说，如今的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就是在这38箱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第七次迁移:最后的飞离
12月9日，成都新津机场，国民党当局一批政府官员——「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政务委员」陈立夫以及「###」部长杭立武——即将从这里撤离大陆，前往台湾。
飞机还没起飞，一帮人等候在机场上。别人还好，唯独阎锡山表现奇怪。他随身携带著两口箱子，一口被他坐著，另一口放在手边，神情恍惚，身体微摇。杭立武一到机场便发现了阎锡山的反常，但他以为那是因为「行政院长」正陷入自己的去国情思之中，因而没作他想。直到朱家骅和陈立夫把他叫到一边，几句话一说，杭立武才知道，原来阎锡山的箱子里装的是黄金！而机场上的政府要员们，都正在为阎锡山的黄金犯愁——飞机小，人多，本身就已经超载了，如果阎锡山还要带上他的黄金，大家性命堪忧。但阎锡山此人，自辛亥革命组织太原起义，至1949年逃离大陆，长期统治晋绥一带，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称「山西土皇帝」，想要劝他在这关键时刻放弃黄金，实属痴心妄想。
杭立武与阎锡山关系一向亲厚，朱家骅和陈立夫便把劝说阎锡山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杭立武想半天，想了个主意出来，由他、朱家骅、陈立夫三人共同签字给阎锡山写一封保证书，只要他肯放弃这两箱黄金，到台北后由他们恳请蒋介石照原数补给他。
这书生气十足的建议马上被朱家骅否决了。
三人商议半天，没有结果。一筹莫展之际，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人——张大千——突然来了，带来了新麻烦。
张大千乘坐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的座车。车子开得极快，风驰电掣冲进机场。车未停稳，张大千便跳下车来，径直走到杭立武面前说，他带来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要求与这批画同机撤离。
张大千的请求遭到朱家骅等人的拒绝，说飞机已经超载了，你那画又不只是几张轻飘飘的纸，那么重，还要加上一个你，怎么可能？
但杭立武知道，这78幅敦煌临摹壁画虽非古物，其价值并不低于真正的古物。他想要带走这批画，但眼前这架飞机的确再也载不下一个人和78幅画的重量了。朱家骅和陈立夫对杭立武说:「保护文物是你的责任，你要履责，我们不反对。你去说服阎锡山丢下黄金，把张大千和他的画带走吧。」
民国末期，通货膨胀，纸币如废纸，政府官员的薪水都以黄金代替，阎锡山的金条也部分来源于此，想要让他丢下绝无可能。而且此去台湾，前路茫茫，谁也不知道将来的景况，非要让人丢下活命的保障，也属过分。
然而，杭立武毕竟非一般人可比，他转身从飞机上拿下了自己的行李，对张大千说:「这里有二十几两黄金，是我的全部积蓄，现在我把它丢下来，运你的画去台湾。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这个画将来不属于你，你要捐给故宫博物院，捐给政府。」
张大千满口答应。
杭立武又说:「口说无凭，你要立个字据。」
张大千从身上摸出一张名片，当场在名片下写下了今后将画捐给故宫博物院的凭证。
就这样，最后一班飞机载著5名党国要员，一名艺术大师、两箱黄金和78幅名画，一同飞抵了台北松山机场。
到台北之后，杭立武便将那78幅画交给 「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保管。交接时进行清点，发现那78幅画作中只有62幅是敦煌临摹壁画，其余16幅是张大千私人收藏的古画。
从内心深处来讲，张大千对他那78幅画是万般不舍的，当初之所以答应杭立武的要求，不过是情急之下的权宜之计。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不能直接向杭立武索取，以免授人以出尔反尔的话柄。抵台几天后，索要壁画的借口就给他找到了，而且还非常之冠冕堂皇——送敦煌壁画去印度展出。
杭立武明白这是个借口，但送国外展览是好事，便没有阻拦，只是一再叮嘱张大千，一定要言而有信。
印度展览结束后，张大千又把这批画带到巴西，直到1969年才兑现承诺，托人送回台湾，重归台北故宫博物院。
至此，从1948年12月21日中鼎轮的起航算起，到1949年12月9日新津机场国民党最后一班飞机起飞之时为止，从大陆到台湾，共运出多少文物呢？
海运:中鼎轮、海沪轮、昆仑舰在64天的时间里，从南京共运出分属六个机构的文物和档案5522箱，其中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博筹备处852箱、中央图书馆644箱、中研院史语所976箱、北平图书馆18箱以及外交部60箱。数量虽远不及抗战期间南迁的文物，却占到了当时全国精华文物中的95%。台北故宫博物院，便是在这批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空运:白市驿机场运出河南博物馆文物38箱，新津机场运出张大千62幅敦煌临摹壁画和16幅私藏古画。
此外，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政府从1948年6月到1951年7月，将其在中国境内疯狂掠夺的部分珍贵文物分装109箱，分7批陆续归还中国。第一批4箱已由昆仑舰运至台湾，其余105箱则从日本直接运往高雄港，再转运台中糖厂。
如此算来，除张大千62幅敦煌临摹壁画和16幅私藏古画外，直接间接运往台湾的珍贵文物一共有5606箱。这5606箱文物中，属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央图书馆的，都相继归还，河南博物馆的文物送到了台湾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即后来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剩下的3879箱25万多件文物属中博筹备处和故宫所有。
1965年8月，中博筹备处和故宫合并，1965年12月,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历经颠沛流离的国宝们，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居所。
泻药
1944年3月，蒋介石下令在中央设计局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作为收复台湾的筹备机构。4月17日，以陈仪为主任的台湾调查委员会正式成立时，聘任的委员中即有中山大学教授丘念台、国际问题研究员李万居等学者。在他们的建议下，调查委员会对台湾社会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尽快培训各类干部、以便顺利接收的建议。为此，国民政府组办了「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和「台湾干部讲习班」，为收复台湾著手培养干部。到1945年4月，共培训台籍干部130多人。这批学员大部回到台湾担任中级以上领导，为光复后台湾社会的顺利接管提供了良好的干部人力储备。
当时台湾岛内各类专业人才严重缺乏，学校教师紧缺最为典型。据1944年《朝日年鉴》统计，全台中等学校教员2033人，台籍仅100人，不及0.5%；小学教员15483人，台籍仅7161人，占46%； 1841名大学教员中，台籍600人，其中教授仅一位。1944年5月初，陈仪就曾致书教育部长陈立夫：「收复前教育上必须准备的工作，第一是师资的师资，即师范学院、师范学校的教员。第二是中等学校的行政人员。至于小学教员（缺）太多，无从准备，只好以后再说。」 15日，他进一步补充道；「弟以为收复以前所急要预备地只限三种人。(一)中等学校校长约计四十九人。(二)中等学校的教务、训育、总主任每校共三人、合计一百四十七人。(三)师范学院，约共计五十人。以上共计约二百五十人左右，最好于收复前预备。」陈立夫收信后，即命各部研究筹划，拟定在国立海疆学校设科培植人员，并另行编辑国语、国文和历史教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筹备接收事宜。台湾调查委员会通过《台湾接管教育计划草案》，明确了台湾教育机关和学校接管的具体计划。根据这一方案，台湾各类专门学校、中等学校以及国民学校，由台湾省政当局接收，而台北帝国大学及其附属单位则由教育部负责接收。由于战后日籍教师大批遣返，补充和培养师资成为重建台湾教育工作的急中之急。行政公署接收台湾后，一方面成立了教育甄选委员会，在台湾本省甄选、考选、训练教员，还设立了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采用短期培养方式尽快就地补充培养。另一方面多渠道、多层次向大陆各省征选教员，以解师资紧缺的燃眉之急。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战后全国教育善后工作会议，特别规定「在内地举办志愿赴台湾任教的教师登记」。1946年2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电函厦门市政府，在闽南招选240名师范毕业、年龄26岁以上、能操国语及闽南语的语文教员。至9月，计有小学教员600多人、中学教员400多人赴台任教。11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又在重庆、北平、上海设立临时办事处，计划在3个月征选两地400名中小学教员赴台。
光复初期，厦门大学的8位结业生从闽西长汀出发，辗转经福州，于1945年9月抵达台湾任教。1947年海疆学校首届毕业生「计162人，多服务于台湾等地」。当时台湾中学的美术音乐教师，几乎都是杭州国立艺专和福建音专毕业生。仅厦门大学在3年间，就有300多人到台湾工作。而河南大学也有40余人赴台服务。大批专业人才赴台从教，使战后台湾教育的恢复全面展开。至1946年底，全台中小学教员增加9000人；中学生增加25000人；专科以上的学生增加2500人。不少台生还参加了中央政府在台湾举行的司法考试、文官考试及海军军官的招录考试。
日本人先后在台湾设立了台北帝国大学、台北经济专门学校、台中农林专门学校、台南工业专门学校等5校。这些学校 「规模虽甚宏大」， 但「多为日人而设，台胞很少有享受教育的机会」。光复后，国民政府即将这些学校接收过来，台北帝国大学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台湾区教育辅导委员会接收，改组为国立台湾大学，内分文、法、理、工、医、农六学院。台北经济专门学校由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接收，改为省立台北商业专科学校；台南工业专门学校由教育处接收后改为省立工业专科学校，1946年10月改为省立工学院。光复初期，当局还于1946年6月设立了省立师范学院，1948年秋，又设立了省立台北工业专科学校。光复之初，台湾部分人士还创办了私立延平学院，后因师生参与「二二八事件」而被当局查封。这些学校废除了旧招生制度上对台胞的限制，大学入学率迅速扩大。1946至1949年间，台大学生数分别递增2983、3176、4112、5909人。
作为在台设置的唯一国立大学，教育部长朱家骅直接部署了台北帝国大学的接收。1945年9月，朱家骅在重庆约见中研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罗宗洛，委派前往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12月中旬，教育部明令台北帝国大学更名为「国立台湾大学」，罗宗洛为代理校长。12月，苏步青、陆志鸿、蔡邦华、杜聪明分别被聘为理、工、农、医学院院长。1946年7月罗宗洛辞校长职，由陆志鸿继任。关于陆志鸿，当时文学院长钱歌川有过中肯评价：「陆志鸿校长是一个好好先生，勤奋有余、魄力不足。」 由于当时台大人事任命权掌握在行政长官公署手中，种种工作一直处在停滞状态。文学院「原有的教师都遣送回日。
「二二八」事件后，随著长官公署撤废，原公署文教人员转入台大，原教育处长范寿康转任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编译馆馆长许寿裳转任中文系主任，而黎烈文则到台湾师范学院任教。1947年8月，文学院改为哲学、历史、中文、外文四系，许寿裳任中文系主任。许「到职后，积极任事，并与台静农等旧友共事，认真擎划中文系课程与全校国文教育规划」。在许寿裳多方奔走下，原编译馆的周学普、杨云萍、谢康、李何林、周家凤等分至外文、历史、中文各系任教职。「从某种角度来看，长官公署文教势力在公署撤销后大量转入台湾大学，而许寿裳正是他们无形的领袖」。有学生回忆：「一学期过后再回到学校，发现整个楼全成了中文系的研究室，分别以『总集』、『专集』、『近代』等命名」，「我们看了精神为之一振，觉得我们的中文系是很快地在进步、改善。」
1947年夏，许寿裳任中文系主任时，台静农是中国文学史任课教师。此课由外文、中文系共修，只有陈诗礼、叶庆炳两个学生。1948年许寿裳辞世后，台静农接任中文系主任。在延续许寿裳办学思路的同时，先后邀聘刘仲阮、洪炎秋、戴君仁、郑鸯等为教授。在学风上，他在力避来自官方政治干预，专意培养独立思考精神和学术自由风气，一扫中文系保守作风。台静农执掌中文系的20年，从系务筹划、师资聘任，乃至课程设置、提携后辈等诸种情形，隐然可见到当年「五四」后的北大风范。他严谨的治学风格、宽厚的待人原则与执著的人生追求，影响了台湾一代学人。台湾学界赞誉他：「学问、襟抱、道德、文章，犹令后学敬仰。」
光复初期，要实现台湾从日据「皇民化」到「中国化」转变，语言文字是核心问题。许多学者以推广国语、国文教育为使命，应邀赴台开展工作。1945年8月，浙江大学郑晓沧应邀赴台。在历时月余考察了台湾城乡山区教育后，他写信给台湾省政府，建议「多拨经费，进一步加强国语推行委员会工作」。此后不久，魏建功赴台组建了「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重庆、上海等地多位专家应邀加盟。他们通过编订汉语拼音国语教材，举办国语示范广播，在各县市相继设立的「国语推行所」，将普及国文、国语的工作全面铺开。应台湾省训练团电邀，厦门市短时间代征了多位「大学出身的、曾任高中国语教师及通闽南语者」赴台担任训练团国语教员。厦门大学郭一岑、陈景磐、虞愚教授亦先后赴台，在公私立中小学校长、教导主任暑期训练班讲课。
光复初期，大陆赴台参观、考察团体络绎不绝。据统计，1947年，厦门大学、福建医学院、福建农学院、国立海疆学校等校都组织了赴台考察团。而大陆教师赴台短期讲学也比较活跃。1948年8月，厦大哲学教授虞愚应台湾省政府之聘，为该省教育人员暑期讲习会作专题演讲。12月初，厦大法学院院长王亚南应台大之请前往讲学；中研院数学所姜立夫、胡世桢、王宪钟研究员及杨忠道、廖山涛、陈杰三位助理员亦在岛内短期服务。这种短期讲学、培训活动，时间虽短，但对提升台湾文教队伍结构发挥了一定作用。国民党政府败退之际，一直计划高级知识分子南撤赴台。1948年1月，平津形势趋紧，朱家骅在蒋介石授意下谋划「抢救」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300多人，包括胡适、梅贻琦、汤用彤、毛子水、罗常培等。12月，除清华梅贻琦等25人和南开大学代校长何廉南下外，所有教授都选择了留下。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当局又企图将中央研究院迁台。1949年4月，在中央研究院会议上，社会、地质所公开拒绝。中研院14个单位，除办事处、史语所外， 12个留在大陆。506名学者中，迁台80人，占6.8%。由于不得人心，到台湾的高级知识分子并不多。中研院81名院士中，华罗庚、苏步青、茅以升等60人留守大陆，胡适、陈省身、吴大猷等12人远走海外；只有朱家骅、傅斯年、董作宾、吴敬恒等9人辗转到台。而在1949年科学社理事会27位成员中，只有1人去台。毫无疑问，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
中研院迁台单位中，史语所在傅斯年努力下还算完整。馆藏14万件文物、7万张金石拓片和31万件内阁大库档案都运到了台北。图书馆主任黄宽重回忆说：「从大陆到台湾，大部分的重要资料、书籍，比如明清档案、汉简、俗文学及善本书等等都带过来了」。甲骨文发掘人董作宾也随文物迁台，出任台大教授，讲授古文学和殷商史。当时，中研院每月日常费，仅新台币两万六千元。而史语所迁台后，搬过去的书籍、文物、材料装箱堆在一起，无处上架，困窘异常。但即使如此，该所仍在困难中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人才。新考据史学在傅斯年、胡适、董作宾等人耕耘下，成为台湾占主导地位的史学流派，推动了考古学发展和商代历史研究，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表——1姓名 生卒 籍贯 学校 学历 专业凌纯声 1902一1981 江苏武进 巴黎大学 教育学 民族学苗逸夫 1898一1990 江苏漂阳 东南大学 外文系 人类学高去寻 1909一1991 河北安新 北京大学 历史系 史语学石璋如 1902一2004 河南僵师 河南大学 史学系 考古系方东美 1899一1977 安徽桐城 威斯康辛大学 哲学系 新儒学蒋复聪 1898一1990 浙江海宁 清华大学 图书馆 图书馆学赵丽莲 1899一1989 广东新会 莱比锡学院 音乐系 外文系方豪 1910一1980 浙江杭县 圣保禄神学院 历史系 历史系钱思亮 1908一1983 浙江杭县 伊诺伊州立大学 化学系 化学系1949年败局已定后，国民党当局曾有计划将北大、清华、北平艺专等校南迁，后还有迁浙大、复旦、厦大的企图，不过都遭到了抵制。在节节败退中，教育部曾动员各大学校长及重要教员跟随撤离，并在南京、广州、重庆设立委员会，接待跟随撤离的教育界人士。到1949年7月，总计接待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396人、学校63所。在国民党政府挟裹下，少数对共产党政策不了解、不理解的师生随之迁移。例如，1948～1949年间，河南大学苏州分部计有校长姚从吾、前训导长杜新吾，及包括农学院、医学院、产护校在内师生300余人赴台。而原校长张鸿烈、李敬斋、查良钊、邓萃英、刘季洪、王广庆、田培林等也从各地赴台。原西南联大学人中有约210人迁居台湾，其中多为学界翘楚。他们共同构成了台湾大学和中研院的班底，引领台湾学术研究的潮流。
除台大外，新成立的省立师范学院也成为去台知识分子聚集的一个渊薮。1949年6月，梁实秋偕妻女抵台，出任「国立编译馆」人文组主任。年中，受省立师范学院聘请，担任该校英语系教授，兼系主任职。1955年6月，省立师范学院改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被聘文学院院长。在主政文学院廿年间，他创立课程、慎选师资，并取得美国亚洲协会资助，创办英语教学中心。此间国文系历任主任计有张同光、高鸿给、程发初等；历任所长为林尹、李渔叔等，师资与台大中文无分轩轻。学生王邦雄回忆：「师大国文系号称全国第一大系。为了培养需求量最大的中学国文师资，每年级有三、四班之多，外加夜间部两班，真的是兵多将广，军容壮盛」。
至1954年，在去台学人努力下，台湾已有台湾大学、师范大学、省立农学院、省立工学院等一所大学、三所学院及六所专科学校，均在师资及学科建设方面走上了正轨。1954年起，由于「反攻大陆」遥遥无期，而社会用才孔急，当局陆续开放大陆各校在台「复校」。第一批有政治大学、东吴大学，随后辅仁、清华、交通、中央等大学也陆续 「复校」。1951年，东吴大学旅台同学会在台北汉口街重建东吴大学，当时仅设法政、商会及英文3科；1955年12月，梅贻琦筹设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1956年初，在新竹复校，只有一个研究所和十八名研究生，任课由台大教授兼任；1957年5月，教育、国防四部会呈行政院，请求恢复交通大学。1958年6月，交大电子研究所成立。由于当时「大学重建」和「迁址」实际上是新建大学，规模不可与大陆母校同日而语，系科也不齐全。有的著名大学在「恢复」初期，只有一个学科，其专业教育特色十分明显。
1954 阳明山士林镇 私立东吴法学院 苏州东吴大学
1954 台北县木栅乡 政治大学 南京政治大学1955 台中市西屯区 私立东海大学 大陆13所教会大学1956 新竹县新竹市 台湾清华大学 北平清华大学1958 新竹县新竹市 台湾交通大学 大陆四所交通大学1960 台北县新庄市 私立辅仁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1962 桃园县中坜镇 中央大学 南京大学1980 高雄市鼓山区 台湾中山大学 广州中山大学1949年，浙江大学迁台湾部分，文理学院并入台大，工学院部分注入省立工学院。1955年8月，省立工学院升级为成功大学。其未能复校者，则办起中学，如金陵女大学校友创办了金陵女中，复旦校友在桃园筹设了复旦中学。正如吴伯雄南京大学演所说：「当时在大陆的名校校友到台湾来,一心一意怀念、爱护原来的学校，纷纷在台湾复校。但学校彼此之间绝对不是闹双胞、打对台，而是基于共同拥有的历史、校风，拥有的很多人才，在台湾跟大陆有一样校名、一样校史。」以法律系闻名遐迩的东吴大学，英文名就叫「Soochow University」（苏州大学）；而清华「西山苍苍，东海茫茫，我校庄严，巍然中央！」的校歌亦是与大陆清华学子同歌共勉的。
迁台过程中，由于国民党当局败退太快，不少随迁院校难以跟进。如南京解放后，中央政校南迁广州，10月终经重庆、成都办学后解散。1948年11月，南阳十六所中学、五千多名师生组成豫衡联中，由湖南零陵、经广西抵达越南，1953年6月，辗转到达高雄，仅余208人。而刘安祺兵团所统15万人还包括了青岛各临时中学师生近万人，台当局在澎湖设为他们设立了临时中学。而山东联合中学8000多师生从武昌经粤汉铁路风雨苦行，最后由广州来到台湾。1953年当局在南部设立了员林实验中学，辅导他们完成学业。他们中有后来写了《野鸽子的黄昏》的王尚义，也有民国史专家、1992年当选中研院院士的张玉法教授。据台湾学者徐有守统计，1949年大迁徙100多万来台移民中大约有 三、四万大专院校及初高中流亡学生。这些学生多是离乡背井流亡来台。为了笼络青年，当局对于其进行了救济安置，委托各教育厅局代办流亡登记，设临时接待站管训27200多人。台北七洋行公司大楼，三层楼住了至少四千名流亡学生。西南联大教授陈雪屏主持的台湾教育厅，对大专毕业具有中学教师资格的流亡学生，聘为教师；未毕业的学生则任命为学校职员，许多中等以上学校因此注入了新鲜血液。有志入学深造青年，经甄试合格后，核拨救济金设法辅导就学。他们中产生了不少专家学者、大学校院长和各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栋梁之材。1949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随著国民党政府迁居台湾，大批军政官员、公教人员和普通民众开始了现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南迁行动。据台「内政部」统计，1946年，台湾地区的人口约609万。而到1950年时已达755万，增加了146万余人。这一数字包括了政府官员、武装部队、企业员工，知识分子以及大专院校和初高中流亡学生等。这群外省籍人不少是大陆社会精英。由于他们所带来的知识、强烈的文化意志、组织治理力及发展经济方面的能力，正好填补了那时刚从被束缚、被压制的不平地位解脱出来的台湾各方面的空虚，并为后来台湾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资源储备。
今天台湾遍地大学，遍地博士硕士，台湾学生比大陆学生更容易到欧美留学，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国民党在台湾的教育和建设。
陈水扁赤贫家庭，读著国民党建设的大学，本硕毕业后成了一个律师；蔡英文本硕博都是学法律的，民进党四大天王，谢长廷、苏贞昌也是读著律师出身，吕秀莲也是学法律的。
而且根据《台湾总督府职员录》的资料显示，柯文哲的祖父柯世元自1924年起开始担任教职，职位是」新竹州新竹第一公学校训导「（今新竹市新竹国小），1926年调往」埔顶分教场「（今新竹市龙山国小），1927年再调回」新竹第一公学校「；1932年调任」新竹州新竹第二公学校训导「（今新竹市北门国小），1940年调任「新竹州新竹第四公学校训导」（今新竹市民富国小），1941年调任」新竹州新竹市新富国民学校训导「（今新竹市光复国小）；1944年配合总督府政策，改名为」青山观也「。
当了皇民的柯世元在日殖时期共担任21年公职，当来当去，调来调去，都是」训导「，也就是现在的小学教师，连当」教谕「的资格都没有，教谕就是中学老师。而他的儿子柯文哲今天是医学博士。最后中国国民党为首的外省精英们在台湾七十年呕心沥血培养了一大批高学历的台独人才，同心协力掏空了「中华民国」。
果党最重要的当然是千古完人的常公咯！难道还有比他更重要的人么？有诗为证「天不生常公，万古无完人。」论文武兼备，常公「文能赋诗啊革命，武能女装刺焕卿。」论其治党治国之公正，常公能「秉公枪决郑三发」论修身养性：「日记三省吾身」「每逢嫖赌是畜牲」论言行一致，常公完全做到了：「遗忘介梅，霸业遂成」「佛前立誓，誓言成真」「地图圈点，开疆拓土」论兵法谋略：常公熟练掌握了水火本源，能教千里江山化泽国，千年古都化灰烬的能耐，纵使古之共工祝融复生也多有不如。尤其是「一日转进三千里，南京重庆一日达」的能耐，经常使得日寇追之不及，已然使得日军成为疲惫之师。不愧是当年公然「扬鞭洗马于倭寇国土」的男人。所以果党隐退宝岛，所携带最为重要的人，莫过于常公和常公的日记本。
带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总司令蒋介石。
试想此人不走，无论是被公审还是特赦，中国对于近现代史的若干问题和抗日战争的若干问题恐怕都会有不同的定论。更不要说两岸问题了。
这是国民党撤走的最重要人物，没有之一。
……各位是否有过这样梦想，中国人每人给我1元钱，我就拥有14亿元，成为亿万富翁了。蒋介石已经替你们实现了这个梦想，蒋从大陆带走的黄金、美元等，现在看微乎其微，但这是用大陆5亿人的家底，去繁荣800多万台湾人，何况当时的家底即使对5亿多大陆人来说，也不是可有可无。
……1、黄金、美元等硬通货
自1947年2月，国民政府实行紧急措施方案后，即出现资金逃流海外现象。随著军事上的惨败，逃资更加剧。据1949年3月25日联合社报道，国民政府的金银外汇储备2.75亿美元，在上海保管者不过1/3，约0.73亿美元的储备已运台湾，余均存国外。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两次下令用轮船从上海运走国库黄金277 5358两、银元1520万枚、美元1537万元、珠宝以及大量外汇，总价值约5亿美元。」 （可以说，277万两的黄金数目确实是当时中国国库的绝大部分储备。据后来中国国家档案馆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时，在国库中只接收了6000多两的库存黄金。
……2、工厂设备、文物等。
当然还有「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质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蒋介石还逼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将珍藏在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宫所藏历代古玩字画精品，包括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1424箱，图片画册1334箱，历史档案204箱，合计文物23万多件全部抢运到台湾。」
……3、各种工业化人才。
台湾拥有科技人员3万多人，和大陆的科技人员数相当——来源：美国耶鲁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出版丛书之《台湾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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