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陕西榆林人，年幼时被张献忠收为义子，勇猛善战，为张献忠立下汗马功劳。张献忠败亡以后，又效忠南明，成为南明后期极其重要的军事统帅。

顺治九年，即1652年，是李定国大放异彩的一年，七月四日，李定国包围桂林，定南王孔有德穷途末路，阖家自焚而死。 十一月，李定国又在湖南衡阳击毙敬谨亲王尼堪。

桂林、衡州之战，是明末清初历次战争中，难得的大胜，以至于黄宗羲评价说，李定国「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自万历戊午（1618年）以来所未有也。」不过，南明之所以不能像历史上的东晋南宋一样，力挽狂澜划江而治，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内部始终四分五裂，各自为战：小算盘打的太多。

换句话说，李定国能从一名推翻明王朝的掘墓者，转变成为忠心耿耿的维护者，其他人却不一定能做得到。

一、孙可望的嫉贤妒能

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等三人都是张献忠部下，彼此并无根本意义上的高下之别。然而永历政权的虚弱，使得孙可望产生了野心，他先是强行索封秦王，营造自己高于其他三人的氛围。

继而又在1651年二月，自称「国主」，篡位之心溢于言表。

此后，他不是全力打败清军，而是把心思用在自己人身上，尤其是重点打击一心效忠永历的李定国。

当李定国取得桂林大捷的时候，克服广西全省的时候。他担心其军功太盛威胁自己的地位，不顾抗清实际情况，坚持调李定国北上湖南，导致之前恢复的桂林等地再次陷落。

当李定国布置衡阳战役的时候，孙可望密令部将冯双礼、马进忠等人退师，失去了全歼尼堪所率清军，大量消灭满清有生力量的大好时机。

随后，孙可望又密谋设计杀害李定国，被李定国发现后，后者率军放弃湖南永州，撤入广西。从而丧失了「两蹶名王」之后广西、湖南的大好局势。

二、郑成功的虚与委蛇

郑成功及其军队是明末重要的抗清力量，长期控制东南福建沿海一带，李定国所拥戴的南明永历政权历经逃亡后，以云南、贵州为抗清基地。由于地理位置相隔遥远，南明后期这两支重要的抗清力量被满清从中隔开，只能遥相呼应。

要想推翻满清，李定国必须联合郑成功，而联合的最佳办法就是打通联系通道，双方汇合，形成一股打击敌人，在稳固战略后方的前提下，重夺大江以南，继而向北徐图恢复。

这个通道就是李成栋败亡之后，沦陷于满清之手的广东。

为此，李定国从1653年就开始积极策划恢复广东之役，作战计划依赖三方面力量：李定国、广东本地抗清武装、郑成功。

可以说，这是南明能否中兴的关键之役，然而，无论是1653年的肇庆之役，还是1654年的新会之役，郑成功始终并没有真心配合李定国。第一次肇庆之役的时候，郑成功正忙著和清朝进行似真似假的谈判，至于第二次广东之战期间，他派出的军队出发迟缓，前后拖了三个多月，才于十二月十五日抵达距离广州四百余里佛堂门停泊。

而此时，因为没有后顾之忧，清军已经放手集中全部力量于两次击败李定国军。

经历两次失败后，李定国被迫撤军广西，至此以后，再无机会进攻广东。

南明中兴也彻底失去可能性。

1657年，孙可望还悍然发动内战，失败后又投奔满清，出卖南明全部山川图形、军事机密等，加速了永历朝廷的败亡。

可以说，在南明后期的抗清斗争中，孙可望、李定国、郑成功是南明能否中兴的关键三人。但在这三人当中，孙可望既有不臣之心，又嫉贤妒能，而郑成功私心太重，始终把经营闽海一带利益看得太重。

只有李定国一人，始终从抗清大局出发，一方面忍辱负重争取孙可望，一方面又真心盼望郑成功与自己配合作战，然而李定国的一腔报国之心完全付诸东流，南明也就在这无穷无尽的内讧中，被满清各个击破，最终彻底败亡。

李定国自己和满清的对抗中，在广西，战败定南王孔有德，孔有德战死，后面清廷派亲王尼湛再战李定国，尼湛兵败，自杀身亡，在南明时期，只有李定国和台湾能稍微对抗清廷，甚至台湾明郑偏安一隅，还比不上李定国，若不是孙可望的叛变，李定国没那么快郁郁而终

李定国军势鼎盛时期打得孔有德兵败自焚，阵斩建奴亲王尼勘，后来如果不是叛徒出卖几乎全歼吴三桂！然而孙可望兵变不成功就投降建奴，把晋王这边南明永历小朝廷的兵力部署全部告诉了建奴！再加上朝廷里一帮儒家文官勾引斗角，晋王也无力回天！

大明论人才是满清的几倍几十倍，但是在大明的环境里，这些人才死在内斗里的概率远高于死在战场上，死在同僚的坑里，多于死在对手的计谋里。

上下不一心，各打各的算盘，能打赢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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