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历史影响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历史影响叶仲录 标签：历史社会文化2013-12-01 00:20 星期日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历史影响
现在有人评论说,中国文革开始应从《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这篇文章开始。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下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给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以及文艺界的有关负责人传阅, 并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一并附上。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是这样写的：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注销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得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 泽 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从毛泽东的行文来看：
一方面对李、蓝二人的文章评价甚高，上升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是一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另一方面，该信表现出对文艺界"大人物"与学术权威的强烈不满。
毛泽东称李、蓝二人为"小人物"，他指示《人民日报》袁水拍写文章对学术界、文艺界、党政机关不注意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进行了严厉批评。
文章中说"应该指出，这决不是《文艺报》的问题，许多报刊、机关有喜欢"大名气"、忽视"小人物"、不依靠群众、看轻新生力量的错误作风。文化界、文艺界对新作家的培养、鼓励不够，少数刊物和批评家，好像是碰不得的"权威"，不能被批评，好像他们永远是"正确"的，而许多正确的新鲜的思想、力量，则受到各种各样的阻拦和压制，冒不出头；万一冒出头来，也必挨打，受到这个不够那个不够的老爷式的挑剔。资产阶级的"名位观念"、"身份主义"、"权威迷信"、"卖老资格"等等腐朽观念在这里作怪。他们的任务似乎不是怎样千方百计地吸引新的力量来壮大、更新自己的队伍，反而是横躺在路上，挡住新生力量的前进。"
此后，"小人物"往往被视为新生力量的代表，而大加推崇。
毛泽东这种"小人物"情结，我们从他与斯诺的谈话可见一斑。"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
1919年毛泽东来到北京，由其老师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李大钊让毛泽东担任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
毛泽东回忆道：我"每月有八元钱。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井眼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坑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
单世联认为，与其底层出生相联系的是，毛泽东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小人物"、"下等人"、"穷人"、"被压迫者"的位置上，而与"大人物"、"上等人"、"富人"、"压迫者"保持天然的敌视和极端轻蔑，这种对立不一定是在政治/阶级的意义上对立。
1949年以后，毛对高级官员常常发出不满、反感和警告，也常常自我批评"官做大了"等等，赋予上下、大小、贫富等以一种感情和价值的含义，从而满足了底层平民的心理需要。
"三十多年以来"显然是指从1921年胡适创立新红学算起。
文中提到"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转载","有人"明显指的是江青，而 "给以反对"的"某些人",则是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等人。
书信的主体则是对拦阻两个"小人物"的《文艺报》及冯雪峰以严厉批评，认为这是"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在这里，毛泽东将胡适、俞平伯等定位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
这封信折射出毛泽东对发动《红楼梦》批判运动的目的与意图：借"两个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为由,以此开展一场文化思想运动,以便清除三十多年以来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巨大影响。
毛泽东的这封信,当时并未发表，只是在小范围内传阅。
他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指定了可以阅读这封信的人,也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毛泽东对这场《红楼梦》研究批判的重视度。他支持两个"小人物"向红学权威开火，其意义并非只是要纠正《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倾向，也不只是批判俞平伯，是下定决心以《红楼梦》问题为突破口，发动一场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
胡适是五四运动的主将之一，在新文化运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知识界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不仅以自身的学术魅力主宰了1954年前30年间的红学研究，而且在哲学、史学、文学、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广泛存在。
在夺取了全国政权，恢复了国民经济生产以后，毛泽东需要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进一步为构建其领袖权威而扫清障碍。
在推动政治、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时，需要发动一场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思想的革命，以建立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学术领域的指导地位。
可以说，假若没有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以及"小人物"的批评和批评受到压制的事件，性质相同的思想批判运动也会发生。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说得十分清楚，提出批判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但都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也没有在思想与学术领域形成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运动。
毛泽东以其对文史的偏好，敏锐地捕捉到两个"小人物"撰文向权威挑战遭不予理睬这种很平常的小事为突破口，取写信、批语或文章的方式迅速完成他要打一场思想政治战役的构想。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向党内高层公布了他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随后的历史皆有其相似的轨迹。
1957年5月15日，在阳谋"大鸣大放"达到最高潮之际，毛泽东疾书《事情正在其变化》一文，突然改变了整个形势，开始了整风反右运动，全国共划出右派分子55.28万人。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7月16日毛泽东将彭德怀给他的信，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形式公诸于众，发起一场"反右倾"政治运动。
1966年8月7日，毛泽东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正式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锋芒所向。
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掀起了"批陈整风"运动；林彪集团垮台后，毛泽东将《给江青的信》作为批林整风文件印发传达。
一个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学术问题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运用权力出面干预进行讨论，其本身就意味著非同寻常。
原本学术问题迅速升格，发展成全国思想政治运动。一顶"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代表者"的大帽子已牢牢地扣在俞平伯先生的头上，那一年，他54岁，已过知天命之年，但他不明白这场厄运是何以落到他身上的，可以感觉的是门庭的冷落，别人的退避三舍和报刊异乎寻常的围攻。
1967年5月26日，毛泽东给政治局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在报上发表，俞平伯才明白1954年那场冲击是怎么回事。
他在80岁时曾得句："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
据俞平伯的外孙韦柰回忆，外婆后来一次闲谈中说，1954年大批判"我和你外公都很慌，也很紧张，不知发生什么事"。
在《红楼梦》研究上颇有造诣的俞平伯，此后绝口不谈《红楼梦》，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也不对人提及此事，即使他的日记也无片言只语的记载。
最高领导人支持"小人物" 批判俞平伯与冯雪峰及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开了建国后把不同学术观点之争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的先河。
政治粗暴地干涉学术，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使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群体不仅失去了说话的自由而且失去了沉默的自由。
这次批判采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学术思想问题，助长了极左思潮的泛滥，政治与思想的界限混淆不清。
在学术问题上，只有批评没有反批评，缺乏百家争鸣的气氛。
由最初的学术观点、思想观点之争发展为政治、路线问题，并且断章取义，随意捏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些都为后来"文革"的发动开了风气之先。
【本文资料摘自：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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