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康

摘要：20多年来的我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在确立中轴地位、发掘文本思想、阐发基本命题、发散相关领域、推进体系变革、促进国际对话、指导社会发展等方面,均发挥了极为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在基本概念反思、学科功能定位、相关学派辨析、深化人性理解、全面系统研究方面还有待深入。本文主张积极开展实践哲学研究,深度反思实践概念,合理规范实践活动,提升实践思维方式,加速当代哲学建构,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当代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应当在「返马克思哲学之本」和「开世纪学术之新」这两个方面同时著力,在宏观的前提性、总体性层面和微观的具体性、分支性研究等多方面多层次展开,推进哲学与人类思维的当代发展。

关键词：实践; 实践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探讨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的复杂系统工程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是:立足于时代高度来发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践哲学思想,全面把握历史和现实中关于实践问题的哲学研究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反思性地总结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克服其已有的和可能的思想误区,在当代人类实践的基础上建构真正科学合理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1]这样提出和研究问题,既是依据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的深度解读,也是有感于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对于实践问题的研究相对滞后于实践本身的发展,落后于实践对于哲学的要求,还包含著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对话和对其合理成果的自觉吸取,同时也是对于当代我国哲学发展走向的一种积极预测与探索。本文就此谈些初步的看法与构想,与识者共同探讨。

一、综观当前我国的实践哲学研究

我国的哲学研究自1978年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来,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直接指导下展开的,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确立实践标准在社会政治生活与思想理论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到深入实践内部,探讨其要素、结构和功能,进而提出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原则,恢复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科学本性,并在此基础上依据于当代大实践、大科学和大哲学的丰硕成果来发展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的发展历程。[2]20多年来,国内哲学界同仁从现实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对一系列哲学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探索,由概念到命题,由分支到总体,从内容到构架,提出了许多有创意的哲学构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实践本身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从学术的角度看,这种成就大体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加以概括。第一,确立中轴地位:通过讨论统一认识,重新确立了实践和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中轴性地位,并以其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向导,贯穿到所有的相关哲学问题研究,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空间与科学的方法论原则。第二,发掘文本思想:依据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尤其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重要著作,在「回到马克思」或「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致思走向下发掘和阐发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提出和论证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建构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为当代实践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阐发基本命题:对实践概念和实践问题做了多方位的探讨,提出和论证了与实践问题有关的许多重要概念和问题,例如,探讨了实践的要素、结构和功能;实践的多样化形式和相关运行机制;实践观念、实践理性、实践价值、实践标准、实践模式等。第四,发散相关领域:探讨实践和实践论与相关哲学问题或哲学分支的关系,如实践论与认识论,实践论与本体论,实践论与价值论,实践论与方法论,实践论与伦理学,实践论与交往理论、实践与文化学,实践与人学,实践与发展理论等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新兴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野,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基础。第五,推进体系变革:把实践问题的探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构密切联系起来,突破前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和教条化理解,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原则,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重构和内容更新,也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与教学改革。第六,促进国际对话: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研究之间开展积极对话,以开放的心态和科学的态度,批判性地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思想内容,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第八,指导社会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实践论方法,并将其运用于对当代人类实践的宏观探索,尤其是指导当代中华民族不断推进思想解放,加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使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手中的理论、武器与方法,在实践中发挥出十分积极的作用,等等。

当然也应看到,在我们的实践哲学研究中还存在著许多有待探索的问题,这些问题妨碍著理论的深化,有必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具体说来,其一,在最基本的概念层面上,对「实践」概念本身还没有达成比较一致的或公认的认识,甚至还存在著相去较远的理解。在对于实践的宽泛理解与严格定义之间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也还有很大的分歧意见。有学者将这种情况概括为「实践内涵的经验主义理解和实践观念的泛化,消解实践概念的超验维度」[3]。而对实践概念的界定对于实践哲学研究来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前提性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于任何概念都不可能也不应当要求有完全一致的界定和理解,但既然我们是在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作依据,又通过多年的探索,就不仅需要也应当对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有一个比较科学合理和易于接受的界定,以便在相对一致的基点上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其二,在学科的层面上,对于实践哲学的规定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还有待深入探讨。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实践哲学,而是叫做实践的唯物主义,并把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内在联系起来。但对于什么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它定义的关系,人们的理解也还存在著较大的分歧。有学者把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对立起来 ,要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来取代辩证唯物主义,而一些主张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提法的学者则由此而拒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提法。一些人认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就需要进一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也有学者从实践本体论、实践一元论等角度来解释实践的唯物主义,引起了更多学者对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疑虑。现在看来,合理阐明实践哲学与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的唯物主义等的关系,已经成为建构当代实践哲学的必要前提。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不能准确地界说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就难以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历史上哲学的超越性,也难以更好地论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4]其三,对于如何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西方思想家,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思想的探索,并与之开展健康有益的对话,还有待深入探讨。我们知道,在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实践仅仅作为一个与认识论相关的概念而限定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和层次上。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实践问题重新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并在「实践哲学」的名义下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研究: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等同于「实践哲学」;卢卡奇把「实践总体性」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本质特征;柯尔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种以革命实践为基本逻辑的主体—客体辩证法;弗洛姆所主张的以实践为本质的人本主义;萨特的「实践人学辩证法」;南斯拉夫的实践派;等。[5]在当代西方哲学中也有伽达墨尔的「实践哲学」等等。对于实践问题的研究粗看起来是名目繁多,形式各异,但仔细分析又都有贯穿或渗透著一种相关或相似的理念或取向,就是试图发挥和发掘马克思的实践思想,理解当代人类实践。尽管这里不乏误解和曲解,但也不无积极探索,尤其是从某些特殊视角对于马克思实践思想的阐发和对当代人类实践的反思。过去我们要么不加分析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滥用而一概加以排斥和否定,要么不加批判地搬过来加以宣传,而缺乏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和科学分析。近年来,我国学界在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有所调整和端正,但要对它们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与批判性吸收则还需要一个过程,有待更大的努力。其四,从与人的本性的本质联系方面来理解和研究实践还非常不够,因此对于实践在人的生存与发展中的基础和超越作用方面缺乏足够的理论阐发。实践的本质问题与人的本质问题内在相关,对实践的深入研究和理解离不开对于人性的深度理解,反之亦然。近年来有学者积极从实践论角度开展人的生存问题和生存哲学研究[6],或从实践论角度研究交往问题和交往实践理论,研究文化问题和文化哲学,提供了一些非常积极的研究思路和理解方式,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要在这个方面真正有所成就,也还需要一个过程。其五,对于当代人类实践的本质和特点缺乏足够充分和深入的哲学关注,因此难以准确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实践基础。依托于当代大科学和大技术,当代人类实践无论是其方式、范围、过程还是效应等都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革与转型时期,这既为新的实践观念的建立提出了紧迫的要求,也提供了现实的材料。其六,如何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建构一个结构合理、内容丰富的实践哲学研究体系,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建构、内容更新和形态变革。

二、当代实践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发挥和深化前述我国哲学界在实践问题上取得的成就,解决并超越存在的问题,促进实践问题研究的深化,带动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化与发展,这就是当前我们开展实践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以下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谈开展提出实践哲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一)对实践概念进行前提性反思

从实践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已经成为人们在研究思路和思想方法中的一个公认的基本原则。然而,随著认识和研究的深化,一个内在隐含却又特别重要的问题日渐凸显出来:当我们从实践出发来思考其他各种哲学问题的时候,是否还有必要对实践本身加以反思。也就是说,作为我们的探索和思考前提的实践本身是否是自明的和不言而喻的?它是否当然地具有作为我们的理论前提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或者说是能否当然地成为我们的前提?这仍然是需要探讨和论证的。过去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并将其预设为我们谈论许多问题尤其是认识论问题的前提。实际上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甚至情况远比我们能够想到的要复杂得多。应该说,过去我们没有或较少地从这个角度来提出和思考问题,这就在实际上留下了许多难解的困惑。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作为前提的概念应当是最为简单、明了和确定的,具有某种自明性,不易发生歧解,它在内容上应当是比较单一、中性和稳定的,易于为人们所客观地加以把握。而实践概念则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复合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多义性,在内容上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理解空间。人们对于实践概念本身实际上有著不同的理解,由此而赋予它以不同的内涵。应该说,把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目的在于确立实践标准的权威性,但如果对于实践本身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则对这个权威性的标准可能有多样的、不同的甚至背反的理解,这样实践标准本身就缺乏唯一性,也就难以树立起权威性,很难发挥其独特功能。哲学的本性在于不断地寻根究底和追本溯源,进行前提性的批判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也需要对自己的实践前提进行必要的反思。在这种意义上,实践哲学研究的首要前提就是对实践本身做出科学合理的界,在此基础上争取人们的共识,以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比较科学和坚实的基础。

(二 )对实践活动进行价值论评价和合理性规范

从功能上看 ,我们重视实践 ,研究实践 ,是为了更好地引导实践,发挥实践的正向价值功能。从价值论的角度看,从实践出发,还有一个从什么价值取向和社会功能的实践出发的问题。实践本身便蕴涵著对于价值的追求和创造。在现实生活中,实践活动不仅在形式上是多样的,在价值取向上也是多元的,可以也应当从各种角度来加以评价和度量。 尤其是在存在著利益分化和价值冲突的条件下,对实践本身就需要进行功能性和价值性评价,进行合理性评价。

在各种特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人类的实践活动并不都是完全有效的和合理的,其中包含著各种无效的或负效应的实践(如法西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歧视与压迫、封建迷信活动等)。这种实践及其结果不是有助于人类自身主体性的确立和强化,而是对其起著消极、背反,甚至阻碍的作用,造成某种反主体性效应,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合理的实践。这种实践,既依据于一定的错误理论原则和方法论指导,又必然作为一种现实基础而孕育和生发出新的错误理论、思想和观念,从而作为一种消极的甚至反动的力量与人类进步、合理、有效的实践相对峙、抵触甚至冲突,破坏人类实践的合理化发展,阻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而以此类不合理实践为基础来建构的哲学思想、观点和流派,也势必成为真正时代哲学的对立和反动的方面。因此,只有合理的实践才代表著真正的时代精神,才能产生真正科学的哲学,而不合理的实践必然产生不合时代精神的哲学。要使一定的哲学始终行进和发展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就必须保持对人类的各种非合理化实践的严肃的反省和科学的批判,使人们的实践和社会历史运动自觉地趋向和逼近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和升华的基本方向。这正是哲学的实践性,也是真正的实践哲学的任务 实践哲学研究的任务不是一般地简单反映和再现所有实践,而是在对不合理实践的批判中促使人类实践展开自己的合理化进程,进而为自身的科学建构和有效发展创造出合理的对象性前提和现实基础,并在人类实践的合理化发展中有效地发展自身。[7]当前人类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关系中所面临的各种严重问题,不论是全球问题还是个性问题、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和平问题还是战争问题、生存问题还是发展问题、民族问题还是信仰问题、一体化问题还是多极化问题,等等,都从正面或反面向我们提出了开展实践哲学研究的必要性。

(三 )对实践论思维方式加以阐发和确立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不是一种完成态的终极理论体系,而是一种科学地认识实践和从实践出发认识与理解其它一切事物的科学合理的哲学方法。确立实践论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实现哲学变革的关键之点,也是我们今天发掘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最重要任务。马克思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有其丰富的内容,是一种由多种因素有机结合而成的活性构架,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批判性。笔者曾经专门撰文探讨马克思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及其对于新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意义,认为,以唯物主义的能动性方式科学地理解和解释实践是实践论思维方式的首要前提,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哲学的性质、特点和功能是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哲学依托,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人、人的世界和人与世界的关系及其时代特点是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基本要求,自觉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从事双向批判与双向建构是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双重指向。[8]我们相信,对于实践论思维方式的深入探索、科学确立和普遍运用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的当代发挥与实现提供有效途径。

(四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当代建构提供根本理论原则与方法

20多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历了一个由真理标准探讨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发展历程。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为此必须借助于各种参照系来从各方面加以探讨,提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各种形式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本质规定。在我们看来,这包含著唯物性、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 (为人性 )和实践性等五个基本要素和特性。其中 ,唯物性是最为基础性的,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归属,其他四个特性则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加以说明和限定,使其与各种形式的哲学流派既区别开来又联系起来,获得自己丰富的而且也是独特的哲学内涵。在这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最根本之点,是统摄其它规定性的总纲,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自己的科学性、革命性和批判性,从而能够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立足于实践论的高度,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性、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它们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 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辩证的、历史的、人道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系统规定,也才能找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总纲。

(五 )展示和提升马克思主义实践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是在人类思维方式的当代提升、科学技术的时代性进步、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的合理化发展中得到表现和实现的。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研究对于更好地发挥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9]具体说来,它有助于从当代哲学的思维高度来清理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进程,把握其从本体论思维方式经过认识论思维方式、主体性思维方式、人本论思维方式、实证论思维方式的发展逻辑;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批判性审视当代哲学的实践基础 ,把握当代大实践及其发展趋势 ;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反思当代科学及其哲学意义,把握当代新科学技术革命及其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意义;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反思当代西方哲学及其走向,积极开展各方面的对话;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反思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当代意义,为人类文化的世界性发展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有助于更好地立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建构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

三、实践哲学研究的基本构想

就其基本思路而言,实践哲学研究应当在「返本」和「开新」这两个方面特别著力。所谓「返本」就是要回返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之本,为此必须努力消除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思想的种种片面和肤浅之解,对其有关文本进行深度解读,在历史与逻辑、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加以深度发掘,并从时代的高度上来加以阐发。[10]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返本」即「回到马克思」或「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过程。「回到马克思」作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一种普遍呼吁,表明了把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建构在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基础之上的强烈愿望。应该说,回到马克思,这不是一件绝对的事,具有很强的解释学意义,实质上是重新理解马克思,它强调的是对于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及其当代意义的重视,表达著超越各种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的紧迫愿望,寄托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真精神来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烈追求。

然而,回到马克思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必要条件和手段。马克思与我们毕竟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间距,他没有也不可能穷尽我们在现时代所必然面对的所有理论与实践问题,更不可能满足我们在现时代的所有理论需求;他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启迪著我们的思想智慧,但却不可能代替我们自己在今天的探索、思考与创造。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当代建构无疑离不开马克思的思想资源,需要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深度解读和发掘。但马克思的哲学却不应当是我们在今天的唯一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不应当也不可能是马克思哲学在新时代的简单照搬和原样放大,而是其本真精神在现时代的提炼、提升、发挥和再创造。正是依据于对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真精神的自觉理解和深度把握,我们才有资格继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来说话和写作。而且,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人类在实践、科学和哲学等各方面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探索与创造,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它们都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思想资源。正是立足于当代大实践、大科学和大哲学,并回答它们所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获得了自己的坚实基础,展示出自己的特别功能,发挥出自己的当代价值,并发展出自己的时代内容。

在这种意义上,开新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来说又显得特别重要和突出。我们要立足于当代人类实践来解读和发挥历代的重要实践思想,尤其是马克思的哲学文本,把握人类实践的历史发展及其现代特点,吸收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恢复和发挥中国传统思想的实践哲学传统[11],在历史与逻辑、批判与反思、描述与规范的统一中展开思路,分头研究,集体研讨,协作攻关,力求在思路和方法上有所突破与建树,实现思路变革和综合创新。具体说来,要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立足新世纪,注重预见与超越精神。要具有自觉的世界意识,立足世界文化,面向人类文明,注重全球发展。要强化特色意识,立足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注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要强化主导意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立场、基本精神、基本方法,注重坚持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对于实践哲学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比较宏观的层面,对于实践问题的元哲学追问,一个是比较具体的和分支问题的研究。

在宏观的层面上,要开展对于实践哲学的总体性研究。在这里有许多问题和向度可以加以探讨。要系统回溯中外学术史上实践思想的历史发展,批判性反思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与实践思想,准确把握当代西方哲学的实践思想内容,注意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实践意识,深入发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践唯物主义与实践哲学思想,在当代人类实践总体发展和当代人的个性化生存的统一中,对实践的概念、本质、结构、活动、历史形态、现代特点、未来走向等诸方面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系统探讨。要充分发挥「作为实践诠释学的马克思哲学」[12]所特有的方法论功能,从各种角度展开对于实践问题的多样化研究,特别注意研究实践目的与人的价值追求、实践动力与意志品质、实践情感与人性提升等复合关系,要重视对于不同类别的实践的专门研究,例如,科技实践与文明进步、生产实践与生活样态、交往实践与文化传播、宗教实践与人性教化、道德实践与人生境界等的关系,把实践批判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内在结合起来,建构具有时代气质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体系。

为了把实践哲学问题研究真正引向深入,还必须开展各种相关问题的专门研究。按照我们的构想,目前大体上包含以下方面。

实践生存论研究立足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从生存论的高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建构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观,揭示人的生存的丰富内涵、真实意义、内在矛盾、历史建构、发展走向,重构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信念。

实践合理性研究立足于对当代西方哲学中合理性理论的批判性反思,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高度考察合理性问题,并对实践的合理性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反思,尤其是实践中的目的合理性、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等,探讨实践的合理化发展途径。

实践意志论研究立足于对当代西方意志哲学的批判性反思,从实践观的高度发掘马克思哲学的意志论思想,对意志的本质、特点、作用、合理性以及意志自由等重要问题加以系统深入探讨,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意志论。

实践批判论研究立足于清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扬弃其不合理内容,发掘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于实践的批判本性的科学论述,揭示实践在理论批判和实际批判中的特别地位和作用,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的批判和导向功能。

实践规范论研究立足于人类在实践中的自觉性和规范性,批判性地借鉴西方行为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发掘马克思实践观中关于实践活动及其规范导向性的生存、演进及其作用,揭示实践规范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特点,提高人类实践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合理性,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类实践的规范功能。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实践之树常青。通过对于常变、常新的创造性实践活动的持续的哲学关注与深度合理性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保持其生命与活力,并在人类文明的当代发展中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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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俞吾金.实践诠释学——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J].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76.

作者简介：欧阳康(1953— ),男,四川资阳人,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助理,哲学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认识论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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