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的竹书纪年的内容真实吗，如果真实岂不是颠覆历史？
别一提《竹书纪年》，就是只有一本《竹书纪年》，懂吗？
网上关于《竹书纪年》的讨论。99.9%的人都是胡扯！根本都不知道《竹书纪年》是什么东西，就在那里一番评头论足。
「《竹书纪年》简史」：
1、晋朝太康年间从战魏国出土的，叫《原版竹书纪年》2、宋代后散佚，原本已经丢失。只有晋隋唐宋以来索引过《竹书纪年》的古史籍里还有孑遗。
3、明天万历年间著名藏书家范钦的「天一阁」里出来了一本《竹书纪年》，号称《古本》。4、但是，它与上述说到的「晋隋唐宋以来索引过《竹书纪年》的孑遗」有不少出入——这一点当然会引起人怀疑。5、清朝道光年间进士朱右曾，把「晋隋唐宋以来索引过《竹书纪年》的孑遗」都搜集了出来，编撰成了一本书，叫《汲冢纪年存真》——简称《存真》。6、此书一出，就揭穿了明代《竹书纪年》的画皮，它和《存真》非常不一样。此事朱右曾造不了假，所谓的「孑遗」，都是来自这些历史悠久、又流传广泛，历代天下读书人都看过的名家书目：
晋《春秋经传集解后续》、北魏《水经注》、唐朝《史通》、《括地志》，《宋书·符瑞志》《太平御览》《资治通鉴外纪》《路史》《永乐大典》《楚辞通释》等。
毫无疑问，明代《竹书纪年》就是伪书！
7、因此，《存真》得到广泛认可，被称为《古本》，而明代范钦版的则被认定为《今本》。
在《存真》的基础上，王国维又编写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此版本为目前是最被公认且认可的《古本》。
8、 1981年，内地学者方诗龄与王修龄又在《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的基础上编撰出版了《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简称《辑证》。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古本》实际上是《古今本》，因为《辑证》是融合了《辑校》与明代范钦版的《今本》的内容的。
▲纯属多此一举！
正是因为《辑证》，导致了近三四十年年来，无数人好混淆了《竹书纪年》的古、今本。
9、那么：《辑校》与《辑证》到底有何不同？
详细的不说，但是涉及「禅让」，两书的不同是清清楚楚、显而易见、一目了然！
《竹书纪年》原名《纪年》，因为是竹简，所以才加上《竹书》，它同时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汲冢书》。
但是，事实上《汲冢书》并不是只有《纪年》一本。
《晋书·束皙传》：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
看清楚了没？
与《纪年》一起出土的，还有：
《易经》（二篇） 。
《易繇阴阳卦》（二篇） 。
《繇辞》。
《卦下易经》（一篇）。
《公孙段》（二篇）。
《国语》（三篇）。
《名》（三篇）。
《师春》（一篇）。
《琐语》（十一篇）。
《梁丘藏》（一篇）。
《缴书》（二篇）。
《生封》（一篇）。
《大历》（二篇）。
《穆天子传》（五篇）。
《图诗》（一篇）。
杂书四篇，分别是：
《周食田法》 《周书》 《论楚事》
《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包括《纪年》，一共有20类书，注意看清楚束皙的原话，他所说的「与《春秋》大异」的对应主体，是涵盖这20类书在内的，并不是只针对《纪年》1类。
所谓「大异」者，我总结如下：
①夏国祚比殷商长。
②禹禅让给益，启篡位，后益因干政被杀。
③太甲被开商功臣伊尹篡位，太甲杀之。
④周穆王没有一百岁。
⑤周幽王被杀后，「共国」诸侯「和」代行周天子政。
一共「5大异」，那么，这「5大异」究竟分别出自上述20类书里的哪一类？
其他先不说，但涉及「禅让」的，有两件事：
?禹禅让给益，启篡位，后益因干政被杀。
?太甲被开商功臣伊尹篡位，太甲杀之。
启杀益的出处：
目前来说，最早的是唐朝的刘知己的《史通》：
《史通·疑古》：「《汲冢书》云：益为启所诛。」
《史通·杂说上》：「《竹书》云『后启杀益』。」
正如笔者前面所述：必须要《纪年》才是=《竹书纪年》，其他一切《汲冢书》《竹书》不能肯定就是《纪年》。
以上例子可见，这些说法是指涵盖20类《汲冢书》的，那么，到底是哪一本呢？？？
答：无法得知。
但是，下面发现的一例，却让人很怀疑那些所谓的「《竹书纪年》云/《汲冢书》云/《汲冢纪年》云」的来源，似乎是不太可靠的：
唐《史通·疑古》云：『案《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
唐《史记正义》云：「 『《括地志》云：《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
唐《广弘明集》卷一一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云：「《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
上面带「《》」号的书籍，首先要十分注意《琐语》这本书——今多称《汲冢琐语》或《古文琐语》。
?「原版《竹书纪年》」（晋朝出土时的版本）的作者为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尚书郎束皙。
因此，对于《琐语》这本书，原作者的评价当然是最有说服力的：
「《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晋书·束皙传》。
在所有索引《汲冢书》的史籍里，只有《纪年》或《琐语》两本书是有具体的书名指向的，其他18类书无一涉及。
由此可见，考据「《竹书纪年》之孑遗」的另一个重要书籍，就是这本《琐语》。
这本书目前没有传世文献完本，与《纪年》和其他《汲冢书》一样都亡佚了，因此，我们同样只能被迫去「孑遗」里面找。
在所有「指名道姓」中出现「毁三观」的「《汲冢书》类」里，只有1例——也就是唐朝刘知己《史通》里的那例「《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的这一记载。
除了这段以外，其他的「毁三观」只言《汲冢竹书》或《竹书》，根本没有明言《纪年》——可见索引的作者不一定看过原版的《纪年》，或看过了也不一定就很了解。
《广弘明集》的索引出处就很模糊——《汲冢竹书》到底是指《纪年》还是《琐语》？语焉不详。
这种「佛学书」居然也被《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收录，可见方诗铭、王修龄的治史态度是多么的不严谨，与朱右曾、王国维两位差远了！
由《琐语》作为唯一一本被「点名」的「毁三观」的书可以推论，那些不指明《纪年》而又说是《竹书》《汲冢书》等的「孑遗」，很有可能就是来自《琐语》。
但是！这本明明是「妖怪之书」！
可见，不是「异说」就一定可信！
?鬼神之书当不可当为言史。
10、朱右曾与王国维的《辑校》为什么能够获得多方认可？
因为《纪年》是流水账的记录，它主要就是按时间线条来进行记载，而朱、王两位「复原」《古本》的方法就是按照这种体例来编撰，凡是不符合此类体例的，都作疑存，下举一例：
《古本竹书纪年·商帝太甲》篇（也就是《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约按：伊尹自立，盖误以摄政为真尔。〕
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天大雾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约按：此文与前后不类，盖后世所益。〕
十年，大飨于太庙。
上面的「约按」同样是出自「晋隋唐宋以来索引过《竹书纪年》的孑遗」，但是朱、王两位发现它的体例和前后文明显不同，《纪年》的内容，是很少叙述这么详细的，因此朱、王两位将它作为「约按」放在书中，而并未直接删除，说明足够严谨。
朱、王两位的判断，最终被后世所证实：
关于太甲杀伊尹，考古发现却并不支持这一说法：
目前发现所有有关伊尹的甲骨卜辞里，伊尹的祭祀级别同殷商人的先公「上甲微」与「商汤」是同等级别的。
可见：太甲杀伊尹不可信——人，怎么会祭祀杀死自己先王的人了，是不是？？？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太甲杀伊尹」，极有可能就是后世添加，而不属于原本的。
其实，早在清嘉庆年间，时著名学者赵绍祖就对明代范钦版的《竹书纪年》里的「《竹书》云/《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说道：
『「其言不似《纪年》本文」。
朱右曾与王国维两位大师果然目光如炬！
用文本分析一眼发现了《今本竹书纪年》的问题。
↓
所以，曾经有人怀疑过有关《竹书纪年》里的所谓「毁三观」，实际上是代曹魏而立的西晋司马氏故意篡改成「血雨腥风」——目的是为了给自己逼迫曹魏「禅让」找合理理由，而利用《琐语》编造了各种杀来杀去的故事。
我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
毕竟，「禅让」是春秋战国的共识，整个春秋战国800年，从来没出现过违背传统「禅让」史观的记载：
?「吕不韦」这样的法家人物说：「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吕氏春秋·去私》
?「墨子」这种反儒标杆人物说：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尚贤上》
?1993年出土的荆门郭店楚简名《唐虞之道》开篇：「唐虞之道，禅而不专」。
特别是出土楚简的证明，为春秋战国时所有史籍的「禅让」史观而背书。
《竹书纪年》本身就是魏国与晋国的史官一起撰写的，如果他们两国的记载与天下共识有这么大的差异的话，那么，那时候肯定已经是大新闻，严重点，还会引发战争——魏晋两国会被尊《周礼》的国家联合围剿，一点都不夸张！
但是，魏国与晋国却是「根正苗红」的儒家大国：
双方同为姬姓大国，都尊王攘夷。
魏国和韩国、赵国直接继承晋国，魏立国君主「魏文侯」，他的国师就是孔子的大弟子「子夏」——在魏文侯的支持下，子夏在魏国的「西河」地区创立中国的第一个独立学府、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官办的儒家高等学府：西河学宫：
而现存的《子夏》著述，从来没有出现过与传统的儒家不同的异说。
晋国，不用多讲了，建国君主为武王之子「唐叔虞」，根正苗红到不得了。
晋国的「曲沃代翼」自古以来就一直被当作是春秋战国的反面教材来看待，所谓「殷道亲亲、周道尊尊」——说的是殷商的兄终弟及，和《周礼》严格的讲究父子传续、长幼有序、嫡庶有别的传统。
如此重视血统的晋国，怎么会有毁《周礼》观的史官？？？
而最无法解释的是：《晋书》所载，《汲冢书》（含20类书目）是盗发至「魏襄王」（一说作魏安厘王）墓——这位《汲冢书》20类书的主人墓地得来，亦即「魏襄王」或「魏安厘王」，但是，他可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儒家粉：
《孟子见梁襄王（即魏襄王）》：
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之？』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译文自己搜，懒得解释了。
?总之就是纯的儒家思想。
一个儒家的忠实粉丝君主，带著「毁儒家三观」的书入葬，这该有多么的不合理、多么的不可理喻？？
如此看来，魏、晋两国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的那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史观土壤。
到底真相如何？
我没有100%肯定的答案，我只能告诉你：
?从考古发现的「硬证据」（甲骨文）来看：
伊尹不可能是杀死商王太甲的人。
?从逻辑上来讲：
《琐语》与其他出自诸「晋隋唐宋以来」史籍所谓「《竹书》云/《纪年》/《汲冢书》云」，在春秋战国时，没有「存活」的条件。
在当时的魏、晋两国里，这种说法无异于邪教！！
最后，如果真的有所谓的「昔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等等「大新闻」的话！
那么，第一手接触出土版的《竹书纪年》的西晋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尚书郎束皙三人，不会一字都不提及。
正如《晋书·束皙传》里束皙本人提到的「与经传大异」的5大点一样——该提的，他都提了。
「启杀益、太甲杀伊尹」这些算什么？
「尧舜禹互相攻杀」才是真正的大新闻好吗？
可是，他们就是没提到。
所以，「毁三观（毁尧舜禹禅让）」的记载，是非常可疑的。是典型的突然冒出来的孤证。
最新的考古发掘，也支持尧舜之间，存在禅让：
「尧舜之都陶寺的政权之和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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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孑遗里面的自相矛盾之处，事实上已经揭示了那些「毁三观」的东西，是完全不可信的。《古本竹书纪年：夏帝启》篇：
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
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
六年，伯益薨，祠之。
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
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
王国维与朱右曾整理的这篇《帝启篇》，里面根本没有启与益互相仇杀的故事。
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整理出来的？
答：《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的内容，主要来自南宋人罗泌的《路史》。
所有「《纪年云》」的「孑遗」记载，《路史》是最多的，因此，当是它最权威，在《路史》里记载的启与益的关系来看，那《晋书·束皙传》与唐刘知己《史通》里的「《竹书云》」和《汲冢书》云」的「启杀益」，根本就不能「好好的坐在一起」！
一个是杀了。
另一个没杀。
怎么可能「统一」？
两者之中，必然有一个是错的。
去《史通》的原著里看看原文：
《汲冢纪年》语曰：「传闻不如所见。」斯则史之所述，其谬已甚，况乃传写旧记，而违其本录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书》，《春秋》所记之说，可谓备矣。而《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名和。则与经典所载，乖剌甚多」。——《史通外篇·疑古卷三》
对照《晋书·束皙传》可以看出，刘知己根本就是在阐述《晋书·束皙传》上的说法，根本就不是它自己看了《纪年》而得出的结论。
「尧舜禹相爱相杀」的故事，也果然不出所料！
《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又曰：「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凡此数事，语异正经。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史通·外篇·疑古卷三》。
刘知己根本没有说明是《纪年》。
后面的「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还是在引述《晋书·束皙传》。
《史通外篇·疑古卷三》本身就前后矛盾，一会说「舜放尧于平阳」是出自《汲冢书》，一会又说出自《琐语》。
▲刘知己不是一次两次记载混乱：
《史通·疑古》：「《汲冢书》云：……益为启所诛。」
《史通·杂说上》：「《竹书纪年》：后启杀益。」
▲一会说《汲冢书》，一会说《竹书纪年》，前后矛盾。
可见，《史通》的可信性非常低！
一是根本是后世的人错误的理解了刘知己的意思，把人家转述《晋书·束皙传》的话，当成了《纪年》里写了舜杀尧、禹杀舜，再「启杀益」。
二是刘知己自己就语焉不详，并无明说！
对于此类者，最适合就是鲁迅先生的这张图。
结论：
《今本竹书纪年》——也就是明代范钦本，与1981年内地出版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都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
那就是不加辨析的对古史采取「通通拿过来的主义」——导致了记载混乱。
笔者为了弄清楚「毁三观」的「真相」，专门研究过《辑证》，我发现，看这本书，确实是多余的。
因为它就是弄出了一份大杂烩而已。根本不负责判断，是也行，不是也行，看了等于白看。
这就是我开头写的「多此一举」。
12、西晋司马家族100%篡改了《纪年》，而且篡改得十分拙劣！《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帝癸（桀）》云：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始壬子，终壬戌〕。〕
按照「壬子年」到「壬戌年」用「六十甲子年」来算的话，夏朝怎么也才只有430或顶多490年！
按书里面的「帝一年、二年、三年………」一直这样算下去，计夏有17帝，含禹在内也只有440年。
魏国与晋国的史官连这个都会算错吗？
答案=0！
天干地支在古代，就跟我们的1234567890等阿拉伯数字一样，这么简单断然不可能算错！
《古本竹书纪年·商纪·帝纣》篇云：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始癸亥，终戊寅〕。〕」
按「癸亥年」到「戊寅年」按「六十甲子年」算，应该是508年！
按书里面的「帝一年、二年、三年………」一直这样算下去，计商共有30为帝王，共历525年！
无论《夏纪》还是《商纪》，白纸黑字，一帝不少的记载完整的，但居然与史官落笔的年限字数相差这么远。
答案只有一个：删掉了一些事情！
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帝王纪年」与「史官纪年」出现这么大差别的原因。
?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去掩盖——越篡改，就越不合理。
西晋司马氏篡改《竹书纪年》，完全确凿！
并非晋朝，而是先秦的晋国
《竹书纪年》的资料很容易查找，题主可以查阅一下这方面的论文和专著，可说并不少见。至于记载的是否真实，那倒未必，但这要分成三个方面来看。而单从史实言，如历史事件发生的年限看，基本可说是真实的。因为太史公的时代，文献保存是个大问题（竹简和帛书都很难保存下来），尤其还经历了秦朝李斯提议的焚书事件和挟书令事件，所以到了汉朝，史料阙如的情况下，构建历史就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说个题外话，笔者看到《纪年》是八、九年前，当时的天涯和一些群里都比较喜欢说这个问题，笔者当时尚年轻，就也追了一把时尚。
笔者最初找到纪年时，发现其上限是从黄帝开始的，而非当时流传较广的尧舜禹始，同时，一些人也不谈这本史书对汤武革命的态度。但如果我们自己读过书就可以发现，《纪念》把所有上古帝王都喷了个遍，没有一个落下，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圣王在《竹书纪年》作者群的眼里差不多都是乱臣贼子。
笔者以前在群里时，记得有人引韩非子和曹丕来说明《纪年》涉及到主观判断的地方可靠，当时笔者尚才疏学浅，也没有走向专业化，所以比较认同这种观点。后来却发现，曹丕事件本是孤证，而孤证不立。至于《韩非子》，我怕这些人根本就没好好读书，否则，任何一个读过韩非子作品的人总会发现，韩非子对「舜囚尧……」这些人的观点之态度根本就是——乱臣贼子、党羽之言。可见，就算韩非子本人，也绝不认同这些观点。而很多人之所以会如此坚定的认为韩非子有近似的言论，那是因为把舜迫尧误作了舜囚尧。韩非子的态度其实是，大臣如果修身明德，就会把君王比下去，这就是迫君，臣子最好的做法是，暗地里做好事，明面上则把成就都归功于君主。可见，迫和囚绝不是一回事。
《竹书纪年》为何会出现这种怪异的历史观呢？不清楚，但后世的黄老学派可能跟它有关，因为二者都相信，无论君王如何混账，只要臣子反抗了，便是大逆不道。所以我们看《竹书纪年》，它从不说那些末世帝王有多坏，也不说反抗者的品德如何，而单纯只考虑一个问题——做大臣的，永远不要反抗君主，否则就是乱臣。或许正是在这个原则的驱使下，那些史实才会被做了改动——起义和革命都是大逆不道的反叛，采取禅让制度而不是家庭父子承包制，那我们就写你杀死了君主。
我们知道，孔子是否作了《春秋》尚存在著一定的争议，但春秋笔法，这个用法大家都耳熟能详。问题在于，春秋笔法之于先秦，本是很常见的作史原则，即使说孔子确实作了春秋，却也不能把对春秋笔法的批评推给孔子。从《左传》中不难发现，当时的史官记史本身就是在史实的基础上较大程度上以君王为准则。但孔子的《春秋》（笔者比较认同这一种观点），却是对天子和诸侯双方同时做出了批评，所谓罪我者春秋，除了孔子并非史官外，对天子和诸侯双方的批评才是后人可能批评作者的重要理由。另外，当时的史官把重心放在君王身上，不意味著他们作史就没有危险，当时本是礼坏乐崩的年代，史官所记，必然要得罪权臣诸侯，而后者要杀前者，简直易如反掌。
所以，《古本竹书纪年》虽然对我们校正《史记》有很大帮助，却未必没受到春秋笔法的影响。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它相较于早期的史书而言，是绝对的唯天子论者。
清朝学者从另一角度指出，晋人本身就有弑君的传统，所以，他们很可能像曹丕那样，把自己的行为普遍化。有点像什么呢？今日若有个大偷偷窃了不少财物，必定会想像，全天下人可能跟我一样都是偷窃犯——它们属同一个范畴。
不过，《纪年》还有一种可能，除了韩非子的批评，我们推测的史书书写原则，以及清人某些学者的推测三种情况外，公孙龙子之前的一些荒诞而不可看作信史的名家人物或也有关联。这些传说中，确实存在从反面理论批驳三皇五帝的例子，那么即便不是信史（非公孙龙子以前的情况，而是在其后），也未必能说后来没有随著辩论思潮出现过这些思想。或许，正是这些思想影响了史书作者的看法。
历史的真相
历史的真相不是一两本史书能说的清楚的，任何人在著书立说的时候，都会带入自己的主观因素，这是必然的现象，主观因素是由于人对相同事物的不同认知产生的，是无法避免的，如果说谁能完全客观的判断一件事的话，做为我个人来讲是不太相信的。
因此关键在于你看了这些记载之后，是否有自己主观的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偏听偏信，这才是最重要的。很同意民国时期一位史学家说过的一句话「中国人不缺少历史知识，缺少历史观点！」有自己的观点，就拜托了遇到事情无法选择和判断的窘境，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人迈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进化的认知记得在初中学习历史课时老师讲过在五帝时代采用的禅让制，但从轩辕来看，这不是禅让而是武力夺权。后面的几位虽然不涉及武力夺权，但也不能算是禅让制。要么是世袭制，要不就是武力推翻，历史的车轮总是在世袭制和朝代更替（武力夺权）间不断的切换变化，禅让制这种东西只能说是对武力夺权的美化吧，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大家都说尧传位于舜是禅让，可我看尧传位于舜而不传位于丹朱，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吧。我相信做父母的第一个想法肯定是自己的孩子，尽管舜也有五帝的血统，但是如果考虑帝位承接的话首选肯定还是自己的儿子。?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舜呢？尧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不仅是丹朱一个人，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被灭族也说不定。正是为了避免武力夺权的发生，尧才将帝位进行了禅让。史记里说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舜做妻子，让自己的儿子和舜做朋友，目的不仅因为器重，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舜变成自家人，继续延续五帝的血脉。还有一点就是舜也是五帝血脉，大家看原文就能发现这一点，传给他还不算是传给外人。
完美的虞舜，识趣的丹朱舜近乎是个完美的存在，在尧去世后，舜将帝位交给了尧的儿子丹朱，欲擒故纵这是我想到的，结果三年间所有的人都去找舜，没有人去找丹朱。看到了吧，不是我舜要抢夺丹朱的帝位，确实是大家都支持我，这就是所谓的众望所归，四海归心！?
背后是什么呢？孤立丹朱，因为舜一直在替尧治理天下，丹朱尽管是尧的儿子，但影响力远不如舜，找他还是得交托舜去办，还不如直接找舜，渐渐的丹朱的存在感就越来越低了，这个时候如果还没有自知之明的话，那就要血溅五步了。丹朱尽管没有大才，但还算知趣，求个安稳也不错这是明智之举。
看到了吧，人最应该具备的能力是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和位置做出最恰当的选择，让自己的获益最大，而不是一定要去争，丹朱给我们做出了表率，不争免祸自求多福。
读史明智，亦有所得从舜和丹朱的身上，我明白了这样一些道理：
一、很多事情要欲擒故纵，不要一下子接受，以退为进你会获得更多；
二、当所有资源都向你倾斜的时候，你距离目标就不远了；
三、对身边的人好一点，多帮助他人，多做一些似乎和自己无关的事，你会收获信任、能力和支持以及社会的认同；
四、传承的力量，读五帝本纪会发现实际上存在那么一个群体，禅让不过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本质和世袭差不多。
五、保持美德不仅有益于自己，同样有益于他人，美德可以让你化解仇恨，道不同者可以为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六、你要通过持续行动让人认识到你的价值，不能和牛人平等，那就让他认可你的价值。?
评价别人容易，认知自己很难。通过读史，可以从先人的身上找到处世的哲学和人生的智慧，每天多一点思考，每天多一点变化，形成自己看待世界的主观意识，这点才是最重要的，史书记载的真实与否就不需要去问别人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竹书纪年是西晋挖坟出土的，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
竹书纪年原本在晋朝八王之乱的时候丢了，后来有初释本，后来又有看考正本。再后来到宋朝又丢了。宋朝理学兴起，竹书纪年这样的「异端邪说」自然不能留存。后来明清又来了一次考正。
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已经非原貌了。
我在网上找到了一本《古本竹书纪年》，是经过多方考正的。
我们先且不论《竹书纪年》是否是原本，就算是原本，它的内容就可信了吗？
竹书纪年最早是春秋时开始写的，而且不止一个人写的，是晋国（春秋末年，三家分晋，晋国解体）和魏国的官修史书。
尧开始于公元前2145年，东周开始于公元前770年，相差了一千多年。
所以，竹书纪年可信度究竟有多少，这是存有疑虑的。
竹书纪年说舜囚尧，伊尹放太甲而称王，这都是站不住脚的。不单单史记说尧舜禹是禅让，上海博物馆战国竹简《容成氏》也说上古是禅让制的，而且有二十多位帝王禅让的。。。
竹书纪年殷纪颠覆了《史记》记载的历史第一位贤相伊尹的形象。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杀害。幼主被大臣流放欺压，这似乎更符合历史的真相。但是由于现代对不同地区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译，发现整个商代伊尹都是师权的象征，地位尊崇，并且有伊尹放逐与迎回太甲的记载，并且整个商代伊尹的后人都有很高的地位与权力，因此这部分存疑。当然，究竟如何，还要加以考究。
所以，即便是原本的竹书纪年还留存于世，它的内容也是不能全信的。《史记》与《竹书纪年》相距年份不过两三百年，也许战国历史，竹书纪年更准确，但是尧舜禹时期，竹书纪年和史记的准确度都差不多的，不可全信，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吧！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上下记载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此书在宋时历经了佚散后又重新收集整理的过程，可信性已打折扣。
西晋出土
《竹书纪年》是在西晋咸宁五年（279年）于魏襄王（或曰魏安厘王）的墓葬发现，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因竹简散乱，战国文字在当时已不能尽识。时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遂有初释本竹书纪年。
八王夺位，永嘉之乱爆发，竹书纪年的竹简亡佚，而初释本、考正本传世。《隋书·经籍志》录有竹书国异一卷，或是后人据此两种本子所作的校记。
宋时亡佚
《竹书纪年》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逐步开始散佚，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尤在宋朝，二程、朱熹一派的理学居于正统，而《竹书纪年》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当然不能容存于世。
元明清至今
历经战乱与朝代更迭，初释本、考正本渐渐散佚无存。元末明初至明代中期，出现竹书纪年刻本。清朝学者热衷于训诂考究，而研究竹书纪年的很多，王国维、范祥雍等人又进行考证与修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史学家们再次重加编撰与考证。
这是一本从出土之时，便已不全的史料，历经各朝各代的战乱与不断考证修录，如今流传于世的《竹书纪年》早已不在是原本。史学家认为：竹书纪年的出现，可以从另一角度审视史记内容。史书记载，要客观看待，有证可评！
上海科技报科普问答主持人：主任记者 吴苡婷
《竹书纪年》是西晋时代一个盗墓人在盗掘战国时期魏襄王墓葬时得到的一本古籍。这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魏襄王是魏国第四代国君，他为什么会带著这本书陪葬，也是一个谜团。
因为深埋在地下，《竹书纪年》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没有经历秦始王统一六国战火和焚书坑儒事件的编年通史。
夏朝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谜，而《竹书纪年》却叙述了夏朝的历史，比另一本古籍《史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太康失国的历史，还记录了羿代太康的史实。
另外在《竹书纪年》关于五帝的记载中，也颠覆了过去我们认识的尧舜禹是禅让的认识，权力的更迭中充满了阴谋诡计，这些帝王的丑恶面昭然若揭。他们的所作所为颠覆了过去我们的传统思维。也印证了《韩非子·说疑》的话语，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还有《吕氏春秋·当务》中所记载的「尧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汤、武有放杀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世皆誉之，人皆讳之，惑也。」
但是《竹书纪年》的真实性也有很多争议，因为出土事件在西晋时代，也经历了历史上很多战火，《竹书纪年》的版本有很多，各个时代的学者都它进行过研究和注释，这些史实的是否真实也无从精准考证。但是无论如何，它是我们窥视华夏5000年历史的另一个窗口，多角度看待一个历史问题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也是一件幸事。
谢邀～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如果是真，那么几乎揭开了「禅让」背后血淋淋的伤疤；如果是假，那又为何要造假？
我是阳Sir，深耕考古，言之有物，关注勾搭
一、不准与汲冢竹书
准确来说，不准（音否彪）才是历史上最有「贡献」的盗墓贼，也是我们所知古人盗古人墓的典范。
他来自公元3世纪的魏晋时期，是河南新乡卫辉市人。他盗的是位于河南汲县的魏襄王墓！其实，在秦始皇焚书的举措之下，各国史籍已经基本无存。但这次不准的盗墓行为，却意外地发现了共计10车、凡书75篇、其言10万余言的竹简文书。 史称「汲冢竹书」！
二、竹书纪年汲冢竹书，被晋武帝派人清点整理为《古本竹书纪年》，到了明代再次整理为《今本竹书纪年》传言其成书要比《史记》早200多年！
那么，它与司马迁的《史记》，究竟何者更为可信？我们从一个著名公案入手:那就是关于商王朝的存在时间，从盘庚迁殷至武王灭商。
《竹书纪年》记载为273年；
《史记》中记载为773年；
两者之间竟然相差500年！
所幸，由于有考古出土了甲骨文这种自证性质的「史料」存在，王国维先生最终研判出:《竹书纪年》是正确的，它纠正了《史记》中一个罕见的错误！
三、关于禅让既然《竹书纪年》中商王朝的记载比《史记》更可信，那么其上记载的有关「禅让」的信息是否同样可信？
毕竟，它几乎冲击了儒家之根基道德体系: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放，流放）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是否「囚」、「放」这些血淋淋的字眼之后，才是历史上关于「禅让」制的真实面目？很多人都说，看到竹书纪年这段上古惊天阴谋之后，真的让人三观崩塌！
其实，细心之人会发现两点可疑之处:
1.这批竹书出自魏国魏襄王墓中
2.这批竹书曾被晋武帝派人整理
想想「三家分晋」，想想「司马代魏」，好了，阳Sir言尽于此，大家自由发挥吧！欢迎热烈讨论
谢邀，汲冢古书《竹书纪年》，是晋代一个叫不准的人盗掘战国魏襄王的墓发现的晋国史官编写的编年体通史，因为这个墓在汲郡所以称为汲冢古书，又因为是写在竹简上的史书，因此也称为《竹书纪年》。全书共十三篇，叙述夏商周三代直到魏襄王二十年的历史，共载录89位帝王，1847年。这本书有两个特别之处，一是在地下躲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把先秦古籍除科技占卜之外的都烧了，很多书是汉代人根据记忆口诉重新编写的，譬如《尚书》就有今古文之分，今文是根据师传重写的，古文据说是鲁恭王折孔子家旧房，在夹壁中发现的。二是这本书散佚过，宋代后重新整理的。竹书散乱后恢复原貌是很麻烦的，错简漏简在所难免，也有人考证认为这本书是宋人伪托，不是当年唐代史官刘知几所见原夲。但无论如何，有总比没有好，个人认为还是相当有史料价值的。最近，这本书突然炒得热了起来，我想是那些疑古者，以此证明历史主流论述是谬误，是人为编造的，网路上动不动就冒出一句"你被骗了几千年"以招眼球。其中举得最多的就是儒家津津乐道的古圣贤尧舜之间禅让的故事。儒家墨家都肯定尧舜之间的禅让，而《竹书纪年》记载:」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尧的儿子)，使父子不得相见」。于是有些人就据此否定尧舜之间权力交接是主动禅让的任人惟贤之举，而是谋逆篡位所得，其实这种说法，早在《竹书纪年》发现之前的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都说过，因他们是师生关系，所以取荀子的说法为主:"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荀子可是大师，也许真看过晋国的史书。但是孟子也是大师呀，他在与学生万章聊天时，言之凿凿的肯定禅让之事，说明当时禅让之说还是很流行的。因此司马迁写《史记》将禅让之事纳入五帝本纪之中。那么谁是谁非呢？个人以为可能两者都存在，先有禅让，而后有囚放。尧舜的时代处于氏族联盟的中后期，当时洪水是威胁各部族的大问题，需要有影响力的领导者，在氏族首领联席会(四岳)上，大家公推舜作为新的共主，尧就把权力移交给了舜，后来意见相左，尧联合旧势力阻挠舜的新政，于是遭到舜的流放。这样的情况，在后世的禅让中屡见不鲜，最典型的就是战国时赵武灵王与儿子赵惠文王之间的禅让故事。提到"胡服骑射"大家应知道赵武灵王也算得上英明之主，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为了一心一意的开疆拓土，主动把王位禅让给儿子何(赵惠文王)，自称"主父"。没想到这儿子在大臣肥义的辅佐下干得有声有色，把他晾在一边，连个兵都调不动，心里那个不爽难以言表，他这时想起被他废掉的大儿子公子章，于是他想了个主意，把公子章立为代王，一国两王，他这主父象下棋一样，通过两儿子的制衡有了用武之地，没料到他这主意遭到赵惠文王和肥义的断然拒绝，文的不行来武的，赵武灵王与公子章密谋利用到沙丘看墓地的时机，召见儿子，乘势刺杀赵惠文王，这招也被肥义所提防，他代表赵惠文王先到沙丘宫刺探，被公子章所杀，赵惠文王见肥义不归，知道事情有变，派兵包围沙丘宫诛杀公子章及其党羽，遣散宫中所有人员，独留赵武灵王一人于宫中，可怜英勇善战的一代英主，因为禅让被活活饿死在自己的行宫之中。这个例子或许是尧舜的翻版。
《汲冢竹书》这东西，作为战国史的权威和可信度都很高。
尧舜禹的东西都是胡扯。儒家只是借这些传说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从来不敢一五一十的列什么时间表。为什么？儒家出身就是历史专业，对待历史是很严谨的。说故事可以，当真就不行了。而《竹书》不是，列的很细致，跟真的似的。仔细一看，上古帝王在位时间都是上百年，90年都算短命。在社会生产力极为地下，医学完全没有的石器时代，这些人瑞一代接一代的出来，真他妈让人不得不相信，上古是个多么发达的文明。
但是其春秋战国史部分价值是非常高的，我们从很多资料考据证明了其史料的真实性，甚至记录了一些我们之前不知道的但是很重大的事情，比如二王并立，比如长城之战等。
你搞清楚昨天办公室的争吵是为什么吗？如果连近在咫尺的事都不清楚，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前的文字什么叫真实？
中国的历史不是西方傻乎乎的学术性历史概念。中国非常重要的历史书「资治通鉴」，名称就很清楚。中国历史是非常实用的：其主要功能是：
1、现实的镜子，就是理清历史，给今天决策做参考。背后的意思是，古人一些经过的事作为情境，分析评判给今天做事做标准；这样今人减少对没经过的事无从判断的问题。也就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但为突出总结的结论，一些史实会有意调整，以更典型更便于对照。这样难免有主观叙述的问题。古人已经知道史实不可能真的问题，所以以镜子作用为基础也就不奇怪了。这也是「竹书」在当时虽然轰动一时，但因与儒家理念不和，最终被完全抛弃的原因。
2、史官、谥号是儒家在为政者头上立著的一把剑，皇帝有没限制的权而缺少制衡，史书和谥号让那些有一点关心身后名声的皇帝或大臣小心行事避免恶政。
反观西方历史一味追求真实（连昨天自己做什么都记不清，何谈真实历史？这以此前十年到上古在技术上根本不可能！而西方社会根本不注重历史镜的作用，因没有实际作用，各种文物、文献造假只要能赚钱无所不用其极，哪里有什么真实性？！例如：北美原住民的消失历史资料隐匿；如古希腊所谓雕像、文物造假；如中国掠夺的大量文物、文献、资料的隐匿。），整的历史文献不过是个流水账而已，除了拿出只言片语来洗脑，半点社会公用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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