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安史之乱后，唐朝藩镇割据更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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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安史之乱是唐朝为治边而不得不加强藩镇权力的必然结果。而安史之乱之后的暂时性战略平衡也是靠藩镇之间的相互制衡才得以实现的。唐朝的军制，显著的一点是继承前朝在重要地点设置都督府。睿宗时设节度大使，玄宗时开始扩大节度大使职权，并在边境设置十节度使，统称"藩镇"。由此，形成了所谓的藩镇雏形。
唐朝攻灭众多隋末割据势力，统一之后，又逐步攻灭周边多国，扩张占据广大疆域，还打败吐蕃、松外诸蛮、契丹、奚等等。但是在唐高宗时期，吐蕃崛起，从唐高宗中期开始，双方频繁发生交战。到了武则天时期，后突厥复辟。唐玄宗好大喜功，边将无不以拓疆开土来封官发财。由此，唐朝与吐蕃频繁发生交战，此外，唐朝在北方、东部也要增加军队遏制突厥，以及打服契丹、奚。一方面，唐朝广大的疆域需要唐朝在远离中央的地方作战;另一方面，唐玄宗时期，府兵制已完全破坏，开始实行募兵制，这必然会造成兵随将走，将领拥兵自重。无形中其实已经提供了藩镇形成的条件。唐玄宗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藩镇节度使掌握地方兵权，是唐朝在远离中央的地方进行战争的需要;藩镇节度使掌握地方财政大权，是唐政府缓解财政压力，解决边防驻军后勤供应的需要;藩镇节度使拥有辖区数州的行政权，是更有效地执行军事任务的需要。总之，藩镇节度使是唐军事战略变革需要的产物。
关于唐代藩镇的不同类型，在当时一些著名政论家和政治家的有关论述中就已提及。如晚唐杜牧的《战论》、《罪言》曾分藩镇为四类:河北诸镇为一类，是割据的中心地带;防遏河北骄藩的中原诸镇为一类。西北边镇及东南诸藩则构成另外两种类型，所谓「咸阳西北，戎夷大屯，吓呼膻臊，彻于帝君，周秦单师，不能排辟，于是尽铲吴越荆楚之饶，以啖兵戎」(注:《樊川文集》卷五。)。
杜牧描述的这种藩镇形势，在中唐名相李吉甫《元和国计簿》中亦有体现。他所说的「皆藩镇世袭」的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镇，实即杜牧所言河北镇;「皆被边」的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等镇，实即杜牧所言「咸阳西北」诸镇;东南八道四十九州实即杜牧所言「吴越荆楚」等镇;此外，他未提的藩镇，则多为杜牧所言中原藩镇(注:《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元和二年十二月条及胡注。)。
上述带有明显地域差别的藩镇分类比较实际地体现了各类藩镇与唐朝中央的政治、军事和财政关系，也大体符合自安史之乱平定迄黄巢起义爆发这一时期的藩镇基本形势。根据这种分类，可将九世纪初叶《元和郡县志》所列四十四个藩镇分别归类如下:
(1)河朔割据型(简称河朔型):魏博、成德、卢龙、易定、沧景、淮西、淄青。
(2)中原防遏型(简称中原型):宣武、忠武、武宁、河阳、义成、昭义、河东、陕虢、山南东、河中、金商。
(3)边疆御边型(简称边疆型)，分西北疆与西南疆两部分。西北疆有:凤翔、邠宁、鄜坊、泾原、振武、天德、银夏、灵武。西南疆有:山南西、西川、东川、黔中、桂管、容管、邕管、安南、岭南。
(4)东南财源型(简称东南型):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荆南。
可对唐代藩镇形势作如下申述:
第一，唐代藩镇割据主要表现在河朔，而河朔割据又集中在三镇。此外绝大多数藩镇，虽然也有重兵驻扎，也不是唐廷的赋税之地(东南型除外)，也有频繁的动乱，但它们都是唐王朝控制下的地方政权，不是割据性藩镇。其节度使的调任和派遣基本上由中央决定，其动乱只是内部兵乱，不是割据叛乱。这些说明了藩镇割据的区域性。
第二，中原、边疆、东南型藩镇虽然不属割据性质，但是由于它们各自不同的地理特点及其与唐王朝的政治、财政、军事关系，深刻影响著整个藩镇割据形势的发展。具体说就是，东南型从财力上支撑朝廷，边疆型(西北)从武力上奠定了关中，中原型从军事上镇遏叛镇。河朔割据形势的变化，不光取决于河朔本身的势力消长，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三类藩镇的动向。这一点，可以称之为藩镇割据的制约性。
第三，各类藩镇之间的总体关系，在代宗时业已形成，至元和时除淮西、淄青相继肢解外，基本格局并无变化，长庆后又故态复萌，最后黄巢起义打破了这种格局:举足轻重的中原型藩镇大部分被野心勃勃的朱温吞并;李克用据有河东及西北边镇之一部而与之抗衡;西北边镇之另一部则为李茂贞等所据，并且动辄称兵犯阙;东南型藩镇也不再供给唐朝的财源;「国命所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注:《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光启元年三月。)--主要是西南边镇，唐朝的灭亡只待时日了。但五代的历史仍然明显地受到唐代藩镇格局的影响:北方相继递嬗的五个小朝廷的激烈争夺和南方若干小王国的相对安定，实际上多多少少反映著唐代北部藩镇(河朔、中原、西北边疆型)重兵驻扎、动乱频仍和南部藩镇(东南型)驻兵寡弱、相当安定的差异。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唐玄宗为了应对帝国东北部契丹和奚等外族，帝国西北部吐蕃，党项等外族入侵，在天宝元年设置十位节度使，除了河东镇治所位于太原，处于内地外，其余各镇都处于西北和东北边疆战事频发之地。在这些藩镇，唐朝集结了重兵，特别是安禄山麾下的河东、幽州和平卢三镇，拥有十八万大军，占据唐朝精兵三成以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朝中原腹地和江淮以南地区武备松弛，大唐防务外重内轻，这种内外不均的形势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唐玄宗和唐肃宗不得不临时在中原地带和江淮地带新设了大量藩镇。在公元763年平定叛乱之后，这些新设的藩镇并未被撤销，反而长期存在下来。从数量看，根据史料记载，唐朝藩镇最多达五十个，一般保持在四十五个左右，出现了「天下尽裂于藩镇」的局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安史之乱的后遗症（主要集中表现在河朔诸藩镇），更是唐代宗及其以后面临的新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所决定的。
在安史之乱后期，特别是史朝义杀死其父史思明自立之后，唐廷为了早日结束河北战事，决意对除了逆首史朝义之外的参与叛乱的人员予以赦免。唐代宗即位之初，就明确表示「逆贼史朝义已下，有能投降者，当超予封赏」，东都洛阳收复后又下诏:「东都河北应受贼胁从署伪官并伪出身，悉原其罪，一切不问」。甚至还对投降的原安史旧部李宝臣、李怀仙、薛嵩、田承嗣等人，各授以节度使，使得他们得以恢复元气，继续发展势力，而唐廷在西北地区吐蕃等外族入侵和内部权力斗争的影响下，无力继续铲除安史旧将在河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影响，由此造就了河朔魏博，卢龙，成德等藩镇的实质性割据局面。
西北地区吐蕃趁虚入侵，西北诸藩镇非但不能裁撤，反而需要继续囤积重兵安史之乱爆发后，河西、陇右等藩镇奉命东进参与平定安史之乱，造成边防空虚，吐蕃、党项等外族势力趁机入侵进逼长安。在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十月，吐蕃甚至兵临长安城下，唐代宗被迫出逃避难，吐蕃占据长安十五日，期间还拥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差点颠覆大唐政权。唐廷不得不在京西北地区常年集结大量军队，甚至每年还需要从中原地带调集数万防秋兵备战，为此，西北地区的藩镇兵力常年保持在二十万以上，还不时需要增加。
内外均衡的战略需要迫使唐廷扶持中原地区藩镇做大唐朝藩镇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河朔割据型、西北御边型、中原型和东南赋税型。前两类就不再赘述，东南赋税型藩镇向来被朝廷牢牢掌控，是朝廷赖以立命的重地，兵力薄弱，不具备割据的现实条件。在边疆重兵无法裁撤（河朔藩镇为了自身考虑也起到了打击契丹势力的作用），如果内地的藩镇尽数裁撤，兵力空虚，又会使得唐朝内外军事布局失衡，很有可能重演安史之乱的悲剧。为此，中原型藩镇囤积重兵恰好可以解决这一失衡难题。事实上，中原型藩镇居腹心之地，具有控扼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原型藩镇还是唐廷对河朔藩镇用兵的主力军，为了确保长安的战略安全，大力扶持中原型藩镇乃是现实选择。
总的来看，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又得以享国一百五十余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藩镇制衡藩镇的策略，在各个藩镇之间保持微妙的均衡。也是就是所谓的「弱唐者，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也就是说藩镇并立使得大唐衰弱，但是，唐朝衰弱却能够持续很久而没有灭亡，主要在于各藩镇共同作用维系它。这种微妙的战略制衡，一直坚持到唐末黄巢起义打破了藩镇之间的平衡，唐朝也因此走向了灭亡的境地。
天下没了皇帝，群雄当然争霸，最终也是为了自保。
唐朝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各种内乱外患不断，中央号令难出潼关，各个藩镇割据，自立为王。本质上这也是一种自保，不这样，自己就会可能被吃掉。同时人心浮动，一些野心家也想称王称霸，伺机而动。
藩镇是唐代最为明显的一种分封制度。本质上是皇帝权力的一种让渡，给予地方诸侯一定的军事与收税，以及自治的权力。
在建国早期，唐朝通过这种分封，本质上是激励豪杰驻守边关，是一种期权激励制度。到了明君圣主以及国泰民安的时代，天下对朝廷的信赖有加，换句话说，朝廷的信用没有破产，所以大家都维持著一团和气。
而一旦皇帝的信用濒临破产，人心就会浮动，就会从治世变成乱世，这时各个封疆大吏就开始蠢蠢欲动了。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内政被权臣与宦官把持，皇帝再也没有出现唐太宗，唐玄宗那样的人物，无力削藩，只好空开支票，用一藩镇去制衡另一藩镇，再次回到周天子诸侯群雄时代。
一旦过了社会和经济的承受点，就必须来一次天下大乱，重开秩序，重新分配利益。这就是宋朝兴起的原因。不过宋朝虽然杯酒释兵权很成功，国家导向文官治国，但军事实力上的过于弱小，也导致宋朝长期军事上积弱，成为了历史上最繁荣也最悲剧的时代。
身在闹市，心向青山
唐朝藩镇源自节度使，与汉朝末年的州牧相似，也相当于现代的大军区。
汉唐的军事体制均为「重外虚内」，所以对外战争多，边境设立节度使是必然的结果。
安史之乱的产生便是因为安禄山兼任范阳、卢龙、河东三镇节度使，拥兵自重。
1，与我们常常想像的不同，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到黄巢之乱，绝大部分藩镇是不割据的，曾割据的也只是「河朔三镇」，但割据的藩镇也是承认大唐的，也「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且唐宪宗时期曾一度结束「河朔三镇」的割据。
大规模的藩镇割据，从黄巢起义开始，这与汉朝群雄割据从黄巾起义开始极为相似。
2，藩镇~节度使本质上是大唐的封疆大吏，与汉朝州牧、明清总督巡抚没有不同。
唐朝藩镇最多的时候有四十多个，可以分为河朔藩镇、中原藩镇、东南藩镇、边疆藩镇四种，其中
河朔藩镇确实大半时间是割据的。
东南藩镇一直是从财力上支撑朝廷的。
边疆地区的藩镇负责对外作战，所以唐朝后期依然有不少对外战争，也有李晟、李朔这样的名将。
中原藩镇的作用是遏制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作用。
正是河朔藩镇与中原藩镇的对立、边疆藩镇、东南藩镇与中原藩镇在武力和财力的相互依赖，使大唐在安史之乱后又统治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
3，所以，简单的从数量上来说安史之乱侯藩镇割据更严重是不正确的。
大唐之亡，确实由于藩镇，可是大唐在安史之乱后又存在了150年，这也是藩镇之功。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很简单，这同三国时期诸侯割据多如牛毛，是一个道理。
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藩镇并不多，而且实力较弱，成不了什么气候。
711年，贺拔延嗣被任命为凉州（治今甘肃省武威市）都督，为防范吐蕃的入侵，河西藩镇成为唐朝第一个藩镇。
唐玄宗时代，唐朝国力到顶峰。
当时唐朝的地域辽阔，而技术落后，没有今天的通讯和运输技术，管理这么大的帝国很困难。
尤其是边境地区经常叛乱，必须迅速处理，不能等到中央政府决定，错失战机。
所以713年始置幽州藩镇（驻今北京市）节度使与朔方藩镇（驻今宁夏灵武市）节度使。717年置剑南藩镇（驻今四川省成都市）节度使。718年始设置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至天宝年间，已增至10个节度使(天宝十节度)：河西、范阳、陇右、剑南、安西、朔方、河东、北庭、平卢、岭南节度使。
这些节度使并不是很强！
只是安禄山深得唐明皇信任，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这才形成强大的藩镇力量。
然而，安史之乱期间，唐朝中央政府的军队接连败退。
无奈之下，为了对抗安禄山，只能鼓励民间终于唐朝的武装力量协同作战。
同时，为了收编分化安禄山、史思明的部下，也必须让他们成为世袭的节度使。
于是，安禄山、史思明垮了，但唐朝藩镇增加到40多个。
这些藩镇拥有自己的军政大权，实际不受唐朝皇帝控制，但多少也受到左右。
唐邓节度使李愬，率领九千士兵雪夜袭克蔡州，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
这就是一个好例子。
吴元济的实力，当然不足以威胁大唐帝国。
但是，唐军也长期拿吴元济没有办法，实际上吴元济就是国中之国，等于是独立的。
唐朝整个中后期，藩镇虽然有很大危害，但国家内部总体还是稳定的。
真正搞乱国家的，是皇朝的起义，把大唐从南到北搞了个底朝天。
期间，藩镇节度使纷纷隔岸观火，拥兵自重，借机扩大势力。
到黄巢攻破长安的时候，唐朝中央政权力量所剩无几。
朱温把持朝政，成为实际上的皇帝。但他对付不了包括李克用在内的藩镇实力派，最终天下大乱，藩镇群雄逐鹿，本来就名存实亡的唐朝彻底灭亡。
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藩镇割据并不是说安史之乱结束后就出现了
唐王朝在讨平安史之乱到黄巢之乱前中央政府(不仅仅是皇帝，还包括朝臣宦官这类的中央朝廷)对于全国统治力是很强的，始终不服的只有河北三镇而已。
我们印象里就是说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朝廷命令就不听使唤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印象里朝廷等于皇帝等于皇权，实际上在中央皇帝、宦官、朝臣三派力量在唐中叶都把持著朝廷大权和权威，维持著中央和地方势力之间微妙的关系。直到唐武宗时代朝廷还有能力依靠武力和政治手段干涉河北藩镇统帅问题，如唐武宗时代即任命张仲武为卢龙节度使同时令卢龙军北征回鹘(即唐击乌介可汗之战)，而张仲武之子暴虐，朝廷亦罢其职。甚至直到唐昭宗时代唐朝中央亦还有实力的，不过因为昭宗错误的政策导致了宦官亡、朝臣死、皇帝休的结局，因为本身唐中后期就是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央皇权的权威。
只能是是可惜，因为从唐宪宗时代名臣将相齐放到唐武宗时代李炎李德裕二人转到「孤独」的唐宣宗，唐朝中央没有出现清醒的对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的认知，而对中央皇权的微妙相处消耗了大量中央的精力，如唐后期最有作为的李炎就小心翼翼的处理仇士良的关系，一昧除宦官或靠朝臣都会导致朝局失控，李炎还算是英明且任用朝臣，但是继承人都由不得自己，后来的立宣宗只能说是朝廷内部实权派的政治妥协。
唐王朝在安史之乱时就是依靠忠心耿耿的郭子仪、李光弼等节度使，随后李晟、李愬、李光颜等名将先后为朝廷尽忠尽职，黄巢起义前张仲武、白敏中、高骈等宿将都能替朝廷去征伐周边，而黄巢起义后朝廷中央面对内乱采取的政策还是任用节度使。导致节度使不断坐大而中央权威实力不断下降，此时才真正的开始出现全国范围的藩镇割据。到了昭宗继位后，昭宗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昭宗时代唐廷中央还有财富能够组建军队。
可是在昭宗在征伐两川和河东等地区时中央禁军损失殆尽皇帝和中央权力尽失。昭宗征伐两川的最大「收获」就是壮大了王建，讨伐李克用使得本就羸弱的禁军覆灭，至此唐廷中央完全丧失了权威实力。战败15年内唐朝即灭亡。
唐末安史之乱让节度使都看到了唐朝中央已经是腐败透顶，被一个安禄山打的毫无还架之力，安史之乱是因为他们内乱而平定，不是唐中央评定的。这就好像领头羊效应，大家一看他造反差一点就成功了，那我某某某不比那俩货色强，然后就是藩镇割据，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唐朝的节度使制度给了节度使太大的权力，唐中央一衰微，地方就都想当皇帝了。东周和清末也是这个道理。
在平定安禄山、史思明叛乱过程中，各地又冒出了新的军阀。这时的皇帝没有唐太宗李世民的才华，自然对这些藩镇(军阀)很无耐。大唐刚立国时，文武双全的李世民率军消灭了王世充、刘武周、李密等割据的军阀。
和东周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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