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洋务派人物，为何李鸿章和恭亲王却反对康有为？
因为康有为太激进，不靠谱！
恭亲王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代表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代表维新派。这两派之间的治国理念和做事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多为地方封疆大吏。他们既懂现实的政治，又有实干的经验。在晚清的时局中，他们都是经历过各种政治考验而脱颖而出的精英。像曾、左、李这三位，不仅带兵打过仗，宦海沉浮数十年，非常了解中国实际的国情和官场的政治生态。特别是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还搞过洋务，办过实业。他们的所作所为折射出这一代中国精英对治理国家的理念，即「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的机器来增强自己的实力，已达到制衡外部压力的目的。
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更偏向于理论。他们不仅没有官场的从政经验，而且对中国实际的国情非常不了解。他们仅凭自己的一厢情愿和几篇外部报道，就开始设想对中国进行改造。当然，这很对光绪皇帝急于摆脱慈禧太后管控的胃口。
在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主导发布了两百多道政令。这对当时缓慢、拖沓、僵化的清王朝来说，完全适应不了。前面发布的政令还没有执行，后面新的又来了。而且，康有为做事操切，想法也单纯。自己不掌握实权的情况下，竟然说出「杀一两个一品的红顶子，这变法就成了」的话。这无异于把洋务派推向保守派，为自己树更多的敌人。
所以，康有为的主张不仅在政治理念方面与洋务派格格不入，而且将改革的矛头直指洋务派，不被反对才怪。
康有为不靠谱。
要做成一件事起码得有一个靠谱的人吧，看看康有为。
一、康有为大量造假，掩盖真相，粉饰自我。
茅海建教授指出，康有为在《我史》中描述戊戌变法时，大量作伪，「他用了张扬的词语，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夸大自己的作用，并尽可能地将自己凌驾于朝廷高官之上。」
戊戌政变后的9月24日，康有为在上海被英国船只「重庆轮」所救，《我史》声称听说光绪帝遭遇不测，「痛不欲生，即预为蹈海计」，并当即写下绝命诗和遗书，结果为英国人濮兰德拦阻。但根据英国领事的报告，康有为没有欲投海自尽和写遗书之情事。康此处自述，显然是自我标榜对光绪帝的忠心，彰显儒家强调的君难臣死之节义。
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自编《戊戌奏稿》一书，录有「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建议清廷「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
不过，清廷内务府《杰士上书汇录》保存有康有为当年上书原件的抄本，其中根本没有所谓「立宪法」「开国会」的内容。康在戊戌期间真实的政治思想正与之相反，他主张君主专制，在呈送光绪的《日本变政考》中曾详言之。
此外，维新运动开始一个多月后的7月16日，康在《国闻报》上发表《答人论议院书》，公开反对设议院、兴民权，称言：「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
因此，《戊戌奏稿》中这篇「请定立宪开国会折」是不折不扣的造假，是事后欺蒙世人的伪作。幸好白纸黑字的档案尚存，使康氏的伎俩得以曝露天下。
二、康有为对权力的渴望，远超他对变法效果的追求。
康有为变法的总体政治设计，体现在他的《上清帝第六书》，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即制度局的设立。制度局将成为中央的政治决策机构，一切新政的政令将经其讨论决定后，交给其下属的十二个专局办理。
什么样的官员有资格进入制度局？按康的设想，光绪应擢用那些拥有变法思想的年轻小臣。在当时的京官中，谁符合这个条件？显然是康有为及其门徒。康企图通过进入制度局，而成为变法的领导者和决策者。
制度局一旦成立，军机处、总理衙门等固有的机构，将大权旁落、赋闲虚置。于是，针对制度局及其附属机构，「整个政治高层不顾光绪帝的旨意，决计阻挠，成为戊戌变法中政治斗争的核心」。
此后，康有为亲自上奏或为御史代写奏折，三番五次建议光绪设立制度局，并将变法成败系于此。设置大权独揽的制度局，属于高层权力的大翻盘，至为激进，必然招致朝中枢臣的集体反对。
将尚有转圜余地的变法之争推导到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不能不说，相较于改革成效，康更看重如何身居高位。
三、康有为变法思想中有大量荒诞、幼稚的成分。
康有为奏请废科举、办学堂、练新兵、兴商务等，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他一本正经提出的变法措施，常常包含荒诞、无厘头、根本不具备可行性的内容。
比如，早在戊戌变法开始之前，康有为预感中国即将在列强的侵略下灭亡，他「中夜屑涕，仰天痛哭，为免瓜分之祸，保中华之种族」，想出一个救世妙方：
「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乱离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而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八百万，若吾迁民往，可以为新中国。」
为了实现这一大计，康专门拜访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李答以等巴西派来使臣再商量，打哈哈将他礼送出门。
康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大行新政，此类事业约需款项五六亿两白银。钱从何来？《我史》称：
「以全国矿做抵，英、美必乐任之。其有不能，则鬻边外无用之地，务在筹得此巨款，以立全局。」
据时任翰林院编修夏孙桐记载，康有为曾游说协办大学士、光绪帝师孙家鼐，希望朝廷将西藏卖给英国，而孙「见其言荒诞，知不能为」，没有搭理他。
《我史》一书中，康有为还透露了一个比售卖边疆领土更为疯狂的「救国之道」：中日合邦。康说：「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
从康的叙述中，似可推测此事已由康与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进入操作阶段，但显然他是在朝廷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为之。
四、康有为非常缺乏政治经验，自树敌对势力，盲目搞斗争。
但凡变法改革，没有不遇到阻力的。当此之时，有经验的政治家就会尽量笼络人心，做好统战，争取支持、减少阻力。而康有为并不，他一定要分出个敌我来。《我史》说：「百事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在康眼中，朝廷上下都是维新变法的敌人。
戊戌年间，无论朝廷枢臣（如孙家鼐、李鸿章）、地方大员（如张之洞、刘坤一）、还是在野士夫（如郑观应），均发出变法自强的时代吁求。他们之所以与康有为为敌，（一）反对康的今文经学，（二）反对康的激进变法，以免威胁自身利益。
而在康的观念中，凡是不支持我变法的，或者变法思想与我不一致的，统统都是「老耄守旧」。因此，皇上应该杀几个一品大员警示，并且「擢用小臣」。
其实，慈禧绝对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变法同盟者。光绪帝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推动变法，是经过慈禧首肯的。但是，慈禧拥有帝国的最终决定权，这使得康自己的变法思想无法充分影响到光绪，于是，没商量，慈禧就成了敌对势力的代表。
更令人不解的是，9月18日晚，康有为草率地嘱托谭嗣同面见袁世凯，请袁杀新任军机大臣荣禄，并派兵入京围颐和园杀慈禧。此举充分体现了康有为缺乏政治经验的一面，恶化了帝后关系，加速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伪造密诏，声称自己「奉密诏向外国求救」。在逃亡至上海时，9月25日，康对英国领事班得瑞说，慈禧或将对光绪不利，自己有光绪两道密诏，请英国出兵两百人以救光绪帝。斯时，慈禧非常忧惧外国干预，未审而杀六君子即是出于这种担心。康在逃亡途中不停与外国官方接触，触犯慈禧大忌，使光绪的处境更加危险。
戊戌变法期间，康党成员、礼部主事王照（字小航）主张「调和两宫」。一日对康有为说：「太后本是好名之人，若皇上极力尊奉，善则归亲，家庭间虽有小小嫌隙，何至于不可感化。」康不悦，说：「小航兄，你于令弟（王照与其弟王焯政见不同）感化之术何如？乃欲责皇上耶？」康可能有意挟皇上跟慈禧对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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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兴起的洋务运动使得中国引入了大量的先进的观念和政治经济思想，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也极大的促进了中国向现代化社会推进的步伐。
李鸿章和恭亲王作为洋务派的重要领袖人物，因为他们的激进，他们的冒险，使得中国开始跟上了世界的步伐。但是当康有为提出变法的时候却遭到了李鸿章和恭亲王的强烈反对，这是为什么呢？按理说他们不是应该在统一战线上吗？
当时康有为提出实行变法，让中国人抛弃自己的传统习俗，去学习西方的先进位度，甚至想要效仿他国搞君主立宪和实行议院政治，这在现在的我们看来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当初这一想法实在是太理想化了，完全与当时中国的国情不符，而李鸿章和恭亲王正是看出了这一点，所以坚决反对康有为。要知道中国一直是以皇上为尊的，有句话说的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积攒了几千年的规律不是说改就能改的。而西方国家则不同，他们有基层民主制度作为保障，人民是有自己的权利的，概念不同。
如果说强行去效仿西方的那些会议制度会使这岌岌可危的大清王朝瞬间覆灭。李鸿章和恭亲王作为洋务运动的过来人深知这一点，他们知道犹如纸糊的中国已经折腾不起了，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即便是有效果也不能再实施了。
所以他们拚命的阻挡著康有为的那些行动，看到此时的中国，他们畏惧了，他们不敢赌了。如果说他们能够很下心来，鼓起勇气与康有为并肩作战，也许戊戌变法真的可以成功，也许如今的中国又是另一片天地，但是也有可能会被他国吞并，未来的事谁又能说的清楚呢！
诚谢邀请。
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前后的逻辑性不是太强。因为李鸿章和奕?是洋务派，康有为是维新派，他们本身就不是一个派别，互相进行一系列攻讦还是合情合理的吧。
按照历史课本上来讲，洋务派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维新派属于资产阶级。从宏观上来看，阶级利益不同，自然会产生矛盾。
但如果仅仅是从阶级矛盾上来看，恐怕会忽略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康有为在李鸿章、奕?的眼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奕?去世于戊戌政变之前，因此来说他是不知道戊戌政变的过程中康有为的一系列行为的。因此，有人分析说奕?是因为年龄大了，失去了年轻时期改革的热情了。但是笔者觉得这话不一定准确，如果奕?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气魄，那么他就不会在临死之前告诉光绪皇帝，不能用翁同龢了。因此来说，奕?对于康有为肯定是有别的看法。
首先说，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就有了一定的名气了。尽管公车上书不是他组织的，但是他也或多或少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之后又兴办强学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希图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
还有一点就是，康有为受到过翁同龢的举荐。奕?对翁同龢是很不感冒的，因此对于翁同龢举荐的人，自然也不会抱有好的态度。
而至于李鸿章嘛，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的名声一落千丈，因此他不会轻易的发表各种的言论，笔者孤陋寡闻，还未见到过在戊戌变法时候，李鸿章对于康有为的评价。只不过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李鸿章说过这么一句：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实际上，奕?无论是对康有为的评价，还是对光绪的忠告，都是希望他能够把步子放慢，欲速则不达呀。只可惜，光绪皇帝并没有听进去。奕?向光绪皇帝推荐用荣禄和李鸿章，好像光绪也没有听进去。
PS：有关康有为，我们经常谈到一件事，就是光绪安排李鸿章、荣禄等人和康有为商议变法事宜，荣禄说变法行不通，康有为说杀几个一品大员就行了。这事用以夸赞康有为变法的胆量和决心，不过史家考证，这事仅记载于康有为的日记里，大概率是康有为自吹自擂，历史上并无此事发生。
原因很简单：李鸿章和恭亲王的洋务运动是渐进式改革 康有为的维新运动是颠覆式改革 犹如北宋当年司马光和王安石新旧之争
虽然洋务运动经历甲午战争的失败，若没有康有为激进而有煽动力的维新运动方案，大清还是依然进行渐进式改革，不会因为维新运动而被打断。
洋务运动以1861年1月11日咸丰帝批准恭亲王和桂良等共同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为标志：
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富国强兵，是源于被英法联军击败的事实。
这也是为什么咸丰帝、两宫太后、同治帝、光绪帝都支持洋务运动的原因——重振大清国威。
加上之后的太平天国运动、捻军、陕甘回变等内部叛乱，大清自然是在军事、武器器械、工业、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
洋务运动基本上就做两件事：
一、外交。了解外部世界，接受外部世界规则。
二、军事。军事工业、改革军队、建设海军、教育、电报通讯等都是围绕著强兵这个军事主题进行的。
即：
洋务运动在1895年甲午战争之前，是以战争为驱动进行改革的。
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本来正是让进行30多年的洋务运动进行反思的事件。如果没有康有为的维新运动，1901年的庚子新政也就自然而然的出台了。
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本来是大清审视对洋务运动这个渐进式改革进行折转的时期，但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否定了洋务运动的功绩，导致了思想上的混乱。
慈禧太后对于维新运动虽然没有公开支持，但也默许——在维新变法期间，光绪帝向慈禧太后请安12次；从4月1日到7月28日这117天内，光绪和慈禧同住69天，请安68次，早膳32次，晚膳22次，听戏15次。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交流上十分密切。说慈禧太后反对维新变法是毫无道理的。慈禧太后若是反对维新变法，维新变法就不可能推出。
慈禧太后默许维新变法，本身就是对洋务运动的一个反思。庚子新政就是慈禧太后和大清朝臣对洋务运动的反思结果。
因此，大清原本的改革历程为：洋务运动前以战争为驱动力、力求强兵——甲午战争战败反思期——调整大清政治和社会的庚子新政。
先进行军事等硬体改革，再进行君主立宪等软体改革——这才是大清完整的渐进式改革。
如上所说，慈禧太后对于维新运动是支持和默许的。慈禧太后的态度，也是李鸿章和恭亲王的态度，同意和默许。李鸿章还公开支持。
为什么慈禧太后要中止维新运动呢？
早期的说法是维新运动损害到了满人的利益，慈禧太后才踩刹车。
但6月15日到24日，慈禧太后已经控制了京城的兵权，提前预防有可能发生的反叛，这说明慈禧太后已经有预判维新运动的进行有可能引起满人或汉人的反叛或兵变，否则她不会提前掌控兵权，预防事态出现。
维新运动对于满人最大的利益打击是满人大臣被罢官，但没有慈禧太后的默许，满人大臣如何能够被罢官？
慈禧太后中止维新运动并非因为满人利益受损，而是因为两点：
1、康有为意图刺杀兵变，处死或废除慈禧太后；
2、康有为同意并上书李提摩太的中美英日合邦方案。
第一点，让慈禧太后失去权力；第二点，让大清的军事、财税、外交等国家大权交给外人，失去国家自主权：
「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
于公、于私，慈禧太后绝对不能让康有为等人继续胡来，于是中止维新变法。
对于维新运动，从洋务运动角度而言，是对洋务运动的激进反思结果，因此并不完善。慈禧太后、李鸿章、恭亲王等洋务派并没有反对康有为的维新运动，而是默许和支持的。只是因为后期康有为的措施越来越荒唐，慈禧太后不得不中止变革。
刺杀慈禧太后以夺取，谋划中美英日合邦，是促使慈禧太后中止维新运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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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本质的区别在于洋务运动只是进入西方的科学技术，军事设施来增强清朝的国力，而戊戌变法就不一样了。戊戌变法是要废除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这在当时社会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必然引起渲染大波。
首先说说废除八股文，当时的朝中重臣，都是通过八股取士进入朝堂，而且八股制度延续了几百年，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取消的掉的。维新派太过急于求成，必然引起强力的反弹。
其次，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要知道，当时的朝庭上各派别势力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康有为区区进士，一入朝堂便大肆罢免别人的官职，而且波及范围之广，令人咋舌。这样贸然轻进，必然导致朝堂大乱。
光是这两点，就足以引起几乎所有朝堂大臣的极力反对。
慈禧太后作为当时的实际统治者必然要考虑全局，对维新运动施以镇压。
所以戊戌变法只维持百日，也不足为奇。
康有为是维新派，当时的统治著怕他推到大清的封建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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