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美元政策

  

美国联邦准备银行主席亚瑟.伯恩斯(Arthur F. Burns)的任期直到1978年3月，接著由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接手。米勒出身于奥克拉荷马州小镇的便利商店家庭。他的个性严谨且非常注重细节，不善于和朋友打成一片。虽然如此，他却有著厚实的经济专业背景，毕业于海岸警卫队学院及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自小受礼于人道主义的影响，因此，他特别同情少数民族人权，这也是后来他倾全力投注在「完全就业」的目标上，完全忽视打击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

米勒担任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执行货币政策的目标首重在就业，而经济成长及对抗通膨等其他目标，在他认为这则是其次的事情。在他的理念里，货币政策并非抗通膨最有效的方法，政府其他部门可以做得更好，不劳他费心。当1979年开始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两位数了。芝加哥自由经济学派，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还包括当时政府经济顾问葛林斯班，都强力支持紧缩货币政策，但米勒并未接受这样的建议，他认为拉升利率紧缩货币政策，将会损及就业成长。这样的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与其说是异数，还不如说他是个坚持己见，不懂得变通的理想家。

不可避免的，高通膨打击美元的汇率。外国货币价格愈来愈高，造成美国在欧洲和其他国家驻军的军费不断的飙高，变成难以承担之重。美元贬值造成国际间持续批评美国政府的不负责任。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开会讨论是否将油价挂勾在其他货币上；沙乌地阿拉伯及其联盟相互交换意见，是否将油元外汇储备大幅降低美元资产，转移到其他国家货币。一旦如此，连锁反应的效果将会让美元进入更加贬抑的恶性循环中。

各国对于美元的持续弱势渐渐感到不耐，开始想起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1969年进行第一次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修订时创立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又称为「纸黄金」，可以用于进行国际支付的特殊手段。但是，这个想法立即引发了更严重的议题。特别提款权价格订定是和「一篮子」货币挂钩，市值不是固定的，假如各国从现在开始持有特别提款权的话，当美元贬值时所产生的损失将由谁来承担？如果由IMF承担的话，存在ＩＭＦ的特别提款权帐户看谁持有美元最多，将会由一些持有美元少的国家转移到另外一些持有美元多的国家手上，换句话说这就是左手转到右手。如果由美元单独承担的话，沉重的负担这是美国政府无法接受，美国从来就不愿意让特别提款权真正的付诸实现。

就在这样的紧急关头，还好事情总算开始有了转机了。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1979年8月继米勒后接任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紧缩货币政策成为他与米勒的最大不同点。尽管沃尔克的过去曾经有过两次参与过美元贬值的历史盛会。一次是在1947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另一次是1973年史密斯森协议黄金总库的设立。然而这次不同了，这次是在国际金融领域上，他是米勒的最重要的反对者。一旦上任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后，沃尔克调整货币政策开始紧缩银根，打击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的风向转移，也让美元汇率开始回升，一旦压力消失，所谓的特别提款权的议题也就烟消云散了。但余波仍然存在，谁将要承担特别提款权内汇率的损失？美国极不愿意让这样的议题扩大，担心各国持有美元资产国家再次要求美国保证维护美元的强势。还好沃尔克担任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后，美元才渐渐稳定下来，在此之后直到2000年为止，强势美元成为美国重要的货币政策之一。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